总的来说，康居之战在当时，是一场非常冒险的战役。所冒的最大风险并不在于军事，而在于政治。因为当时汉帝国的国策，已经不支持这样的远征了。更何况郅支单于的势力，看起来还没有对汉朝造成影响。这场战争之所以让陈汤名垂千古，是因为敏锐感觉到战略风险的他，集结兵力发动远征时，并没有得到汉庭的同意。甚至说他的直属上司西域都护甘延寿，都是在木已成舟后，才不得不和他一起赌上一把。
　　所谓“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至于说这种自作主张是否被汉庭事后所认可，更多只能靠结果来决定了。当然，整个战役前后的过程也证明，陈汤并非是在赌博。一则他没有耗费帝国中央的力量，完全靠西域都护府就完成了这次远征。“以夷制夷”（征调西域十五国之兵）的做法，让汉朝所承担的风险降到了最低；另一方面，在远征过程中，以政治手段分化康居与匈奴之间的联盟，也大大提升了成功率。并且不至于在击败郅支单于后，让康居成为汉朝的敌人。
　　外交为主，军事为辅的战略指导思想，是两汉经营西域的核心思路。换句话说，具备外交思维的将领，才能够真正维护汉朝在西域的利益。后来投笔从戎，携三十六壮士重返西域的班固，也正是秉承这一思路，帮助东汉帝国恢复了对西域的控制。
　　基于上述考虑，尤其是对比了当年李广利耗举国之力，远征大宛的惨淡结果（那种情况，还大受封赏）。汉庭最终还是褒奖了陈汤、甘延寿的这次远征。而这次远征在战略上，除了消除匈奴在西域开辟第二战场的隐忧以外，还极大的震慑了身居漠北的匈奴本部。三年之后，呼韩邪单于再一次前往长安，提出愿累世称臣，希望汉庭能够同意和亲（公元前33年）。
　　在此之前，由于草原内乱不休，汉庭虽然在战略上已经和匈奴达成和解，但却并不愿意以和亲之举，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到底支持谁）。现在，呼韩邪单于终于成为了匈奴帝国唯一的单于，并且显示出了自己对漠北的控制力。汉庭再拒绝和亲的话，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只是今时不同往日，一个宫女（王昭君）就把呼韩邪单于给打发了。
　　现在，汉朝的边境看起来终于迎来了真正的和平。在此之后，西、北边境也的确在长达44年的时间里，未再燃起烽火（至公元10年）。实际上，如果从公元前62年，虚闾权渠单于最后一次，陈兵十余万于光禄塞外算起，汉朝的边境在匈奴陷入内乱后，所迎来的和平时间长达70余年。然而从地缘角度看，这一微观历史中的和平年代，并没有足够的地缘支撑。因为抛开那些表层政治之后，我们会发现，此时汉、匈双方的地缘格局，与汉武帝后期并无二致。也就是说，仍然据有整个漠北草原的匈奴，在休养生息之后，依旧会成为汉帝国的隐患。
　　这其实也不仅仅是汉帝国所面临的困境了，在中央之国二千年的所谓“封建史”中，农业文明的中原王朝，始终没有办法渗透漠北。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匈奴帝国成为了过去式，草原之上也依然会前扑后继的出现各种力量，继续他们与农耕区的恩怨。相比之下，能够以外长城防线，锁定阴北草原的汉帝国，已经算是做的相当不错的了。
　　事实上在和亲之后，汉庭就对外长城防线（主要是光禄塞）是否还要维护展开的争论。在匈奴人和支持放弃者（汉朝方面）看来，既然大家已经和解了，就应该尊重各自的地缘特点，以农牧分割线，也就是内长城来确立双方的控制区。这个理由看起来也的确充分，特别是在这样一条草原长城，本身就在中央之国地缘控制力之外的情况下（意味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然而这样做的话，相当于又让匈奴人回复了最初的控制区，并且可以直接对农耕区造成威胁。因此在经过庭议后，对游牧民族的不信任，以及居安思危的想法还是占据了上风。也就是说，汉朝并没有因为暂时到来的和平，而放弃外长城防线。只不过出于外交方面的考虑，自然是不能以这样的理由用来回复呼韩邪单于的。为此，汉庭特意派出使者表示，汉朝需要这样一条长城，并不是防范匈奴，而是为了防止国内的不法之徒，出塞祸害匈奴。匈奴人当然不会真的相信这样的理由，不过相不相信都已经不重要了。对于匈奴来说，他们已经没有筹码来要求更多了。
　　将阴北草原保留在汉朝的直接控制区，并继续让乌桓人游牧于燕北草原（虽然他们有时也会南下捣乱），的确能够让汉朝获得足够的安全感。不过这也并不代表绝对的安全，既然汉朝自知无法渗透漠北，那么让漠北草原保持分裂状态，就是最好的选择了。只是当下汉匈之间已经达成了和解，汉庭看起来暂时并没有必要，去动摇呼韩邪单于及其继任者的权威。
　　最终进一步分裂匈奴的想法，是由那位超前的改革者“王莽”来实现的。在取代汉朝，建立“新朝”后的第三年(公元10年)，王莽不仅对内尝试了诸多改革措施，也对“前朝”略显保守的外交政策作出的重大改变。具体的做法，就是将呼韩邪单于的十五的儿子，尽数立为“单于”。
　　王莽的这一做法并非首创。当年汉武帝正是以“推恩令”来分裂、削弱国内诸藩王势力的。以结果来看，王莽的这一做法，也的确让匈奴又一次陷入了内乱。不过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一做法所引发的直接后果，就是对“新朝”直接插手内政感到不满的匈奴人，再一次南下攻击汉境。也就是说，汉匈之间维持了数十年的和平状态，就此打破。
　　由于王莽的介入，中央之国就此陷入了长达三十年的内乱期。虽然名义上，东汉帝国的开创者——汉光武帝刘秀，在公元25年就结束了王莽的统治，以洛阳为都城复建了汉帝国(都城东迁，是为“东汉”)。但这场内乱却使得匈奴得以有机会，反过来介入中央之国的内政。由于匈奴人的介入，东汉帝国直到公元40年，才收复阴山一线的五个边郡（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而在此之前，这一地区是由一个假称汉武帝曾孙的诸侯“卢芳”所割据的。
   在地缘的技术条件没有大变化的情况下，历史看起来就是一次次轮回。在西汉帝国建立之初，似曾相识的情况也同样在此发生。那时试图依附匈奴图谋自立的，就是那位也叫“韩信”的“韩王信”了。不过地缘关系类似，但结局却是不同。刘邦在击败韩王信之后，旋即在大同盆地陷入了“白登之围”。鼎盛时期的匈奴帝国，让汉帝国又花了一甲子的时间，才有机会开始着手解决北方边患。
　　相比之下，刘秀和他的子孙，面临的局面就要好的多了。西汉帝国对匈奴的连续打击，不仅留下一笔巨大的政治遗产（人心思汉，包括匈奴也是打着恢复汉室的名义南下）让他得以有机会重组汉帝国，更让匈奴帝国就此一直处于崩溃的边缘。
　　在汉帝国重新控制长城防线之后不久，在天灾人祸的助力下（遭受天灾的同时，还遭受乌桓等国的攻击），匈奴又一次陷入了内乱。而这一次内乱的直接后果，就是呼韩邪单于的一个孙子（时为日逐王）率部南下，希望仿效他的祖父，依靠汉帝国的力量重返漠北。为了显示自己与归附汉朝的决心，这位单于甚至直接继承了“呼韩邪单于”的称号。
　　既然有前例可循，汉庭自然不会反对这位小“呼韩邪单于”留在阴北草原休养生息了。不过这一次，漠北匈奴的控制者，却并没有如郅支单于那样，“战略性”的西迁。有鉴于此，匈奴帝国开始进入了南、北分立时代。而与归附自己的南匈奴联合，进攻身在漠北的北匈奴，也成为了东汉帝国的首要任务。
　　有了南匈奴的加盟，只据有漠北草原（最重要的是，没法从农耕区获得补给了）的北匈奴，基本上没有翻盘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北匈奴所面临的新挑战（汉朝之外），并不仅仅是来自漠南草原的兄弟部落。当年被匈奴所攻灭的东胡系游牧民族，也开始了战略反攻。除了一般盘据于燕北草原的乌桓人以外，一直在大兴安岭北部蛰伏的鲜卑人，也开始进入匈奴左翼，试图从崩溃的匈奴帝国身上分一杯羹。
　　在多重打击之下，北匈奴的崩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仅仅是在公元83年至85年，先后就有七十三批匈奴人，从漠北南下附汉。公元91年，在苦撑43年之后，北匈奴终于重复当年郅至单于的选择，向西跨越阿尔泰山，开始尝试建立“西匈奴”了。
　　如果这又是匈奴内部的一次轮回的话，接下来南匈奴应该回到漠北，重建匈奴帝国了。然而这一次，情况又略有不同。因为抢先一步填补空间的，是从肯特山之东发起攻击的鲜卑人（留在漠北的匈奴人，都融入鲜卑部了）。也就是说，在北匈奴迁入准噶尔盆地及其以西地区后，整个蒙古草原的地缘格局，变成了南匈奴与鲜卑，南北分立的格局。
　　从东汉帝国的角度来看，这种格局未尝也不是一件好事，毕竟让草原由两个不同部族控制，更符合分而治之的原则。有了鲜卑人在漠北，南匈奴也就只剩下依附汉帝国这条路了。为了进一步控制这些匈奴人，他们后来甚至被允许进入长城以南地区。对于汉帝国来说，有了南匈奴取代长城护卫北方边境，固然是一件省力的事，但这也对中央之国内部，造成了巨大的地缘风险。至于风险是什么，相信已经不用我多说了。
　　现下，我们更关心的是退入准噶尔盆地的“北匈奴”，又去往何方。从地缘结构上看，如果他们真想重建匈奴帝国的话，就必须南下吃掉乌孙、控制西域，就象郅支单于当年所尝试的那样。然而由于汉帝国的存在，这一尝试依旧未能获得成功。公元119年、124年、126年、137年、151年，汉匈双方围绕着巴里坤山南北，在巴里坤草原和哈密盆地，前后进行了五次战役。最终，即无法吞并乌孙，又无力渗透西域的匈奴人，选择再一次西迁。
　　以地缘结构来看，匈奴人再一次西迁的方向，只能是康居人的领地的。唯一不能确定的是，这两支有共同敌人（乌孙）的游牧民族，是否又一次把联盟的基地，设立在了乌孙之南。由于在后来的历史中，中央之国内部开始陷入内乱，并最终因为游牧民族的渗入，陷入了长达四百余年的内乱状态。因此天山南北，再发生些什么，已经不是中原史家所能够关注到的了。
　　我们能够确认的是，不管你叫这支西迁的匈奴人叫“北匈奴”还是“西匈奴”，他们从此之后与中央之国再无交集。公元五世纪中叶，一直明显来自亚洲草原的黄种游牧部落，在征服南俄草原之后，开始攻击分裂之后的东、西罗马帝国。
　　在对照中央之国的历史之后，这股被西方人称为“匈人”的亚洲游牧势力，与西迁之后的匈奴人对上了号。如果这一切都是事实的话，那么北匈奴在脱离与汉帝国的接触之后，花了三百年的时间向西渗透。以地缘逻辑来看，在这一过程中，康居人在哈萨克丘陵一带的领地，以及阿兰人所占据的南俄草原，都曾经被匈奴人所统治过。
　　不管最终攻击东、西罗马帝国的阿提拉，是不是匈奴人的直系后裔，都意味着公元五世纪中叶，在东亚大陆处于因游牧入侵，所引发的大分裂时代时（南北朝），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也被迫开始接受来自亚洲草原力量的影响了。在此之前，“世界岛”的另一端，以罗马帝国为最终表现形式的欧洲文明，也已经依托地中海文明圈，独立的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体系。
　　鉴于现代文明体系，是由欧洲人所开创的，所以长期以来地中海文明圈，被理所当然的被视为人类文明正源（华夏文明及其它文明，就被视为旁支了）。所谓“世界史”也被看作欧洲史，及欧洲史的延伸。当然，作为华夏文明继承者的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从大历史的角度反驳这一观点，并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中央之国对现代文明体系的贡献。不过出于知己知彼的需要，在大致了解亚洲地缘结构之后，我们接下来还是很有必要把视线投向欧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