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5月以来，印巴核试验和印度人民党政府突然对中国发难，引起世界大国在南亚问题上一阵纷忙。这迫使人们对南亚问题进行思考，人们想问：在中印关系日益好转的情况下，印度却突然反目，它究竟想干什么?印度是南亚核竞赛的始作俑者，在制裁问题上，与伊拉克相比，以西方大国为主导的国际社会对印度如此软弱，这究竟是为什么?长期困挠国际社会的南亚问题的焦点及中国周边安全的重点是什么?南亚问题对世界和平的影响是什么?
1.印度在南亚的目的何在?
印度在历史上的孔雀王朝时期(公元前324—151年)，曾是北起喜马拉雅山，南到迈索尔，东抵阿萨姆河西界，西达兴都库什山的南亚大国；中世纪莫卧尔王朝时期(1526—1857)，印度的版图曾再次接近这一规模。英国统治印度期间，英国以印度为中心，使自己在亚洲的势力伸展到北至阿富汗和西藏部分地区，南至印度洋，东至东南亚的范围。印度独立后，尼赫鲁雄心勃勃，梦想以大印度“联邦”的形式全盘继承英帝国留下的“遗产”。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使尼赫鲁的“大印度”梦想首次遭到重挫。印巴分治后，尼赫鲁痛心地说：“巴基斯坦是一个具有不可能实现的神权概念的中世纪国家。它不应该成立，而且要不是英国人支持真纳的愚见，这件事决不会发生……总有一天合并必然会到来。[1]
中国是尼赫鲁实现其大印度“联邦”不可回避的邻近大国。尼赫鲁对华外交存在着他既想与中国联合又不想放弃控制西藏地区的企图这一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尼赫鲁认为：“不论从长远角度或是从短期的角度来看，中国和印度应作朋友，应该合作，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2]1949年12月30日，印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同时印度开始在中印边境线上默不作声地蚕食中国领土，以图造成既成事实来迫使中国政府承认。1950年中国进军西藏，年底印度三次向中国政府提出备忘录和照会，反对中国出兵西藏，要求中国政府用和谈来解决“西藏自主”问题；1954年印度与中国在联合公报中第一次公开提出按五项原则发展两国关系；但就在同一年，印度政府修改地图，并照尼赫鲁“应沿边界全线建立一系列的边境哨所，特别是在可能有争议的地方，必须建立边境哨所”[3]的指示实行“前进政策”。1959年，尼赫鲁在人民院发表讲话，公然支持发生在中国西藏的武装叛乱并鼓吹“西藏独立”。印度蚕食中国领土的行为到1962年达到高峰，中国政府被迫实行反击。
但是，尼赫鲁外交政策的内在矛盾及其失败教训不仅未引起印度后来政府的足够重视；相反，尼赫鲁的“大印度联邦”的思想却为印度历届政府所继承，并在其实践中以不同(温和或强硬)方式使之进一步转化为地区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和实践：1965年印度对克什米尔继1947年后再次采取军事行动；1971年由印度军事支持导致巴基斯坦分裂为巴基斯坦和孟加拉；1975年印度正式吞并锡金王国。80年代中期，由于印度国内经济日益下滑及国际斗争日益向经济竞争转化，执政的国大党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国内，为发展经济注意改善和发展对华及与其他邻国的关系。90年代拉奥政府改革使印度经济有了长足进步；90年代中期，经济自由化政策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加上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的影响，印度国内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绪骤然抬头，最终把反映这种情绪的印度人民党推向印度政治舞台中心。印度人民党原主席阿德瓦尼在1998年2月大选之初就声称：“印巴分裂不符合印度任何一派的利益。”[4]阿德瓦尼这句话与尼赫鲁的思想是一致的：在印度人民党眼中，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本应与印度是一个整体。
印度的所谓“国家安全”概念分南北两面。在北面印度要求要有对巴基斯坦—西藏—孟加拉一线实际控制能力，南面印度则要求对印度洋的实际控制能力。要实现此目标，就不能回避北方中国纯粹是由地缘因素产生的所谓“威胁”，而要解除这一所谓“威胁”的最根本的途径，就是促成西藏与中国（事实）分离。西藏独立可使中印之间出现一个缓冲地带，可使印度在避免腹背夹击的条件下，在南亚大陆继而在印度洋地区采取更为大胆的行动。明白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所说的“中国是(印度的)最大的潜在威胁。来自中国的潜在威胁要大于巴基斯坦”，笔者认为这句话的深层语义是：中国是印度推行南亚霸权主义的“最大”障碍；中国抵制印度南亚霸权主义的力量要大于巴基斯坦。
2.西方纵容印度的深层原因
印度在1998年5月11日—13日进行核试验，巴基斯坦又被迫于月底以核试回应。八国会议对印巴核试验予以遣责；在主席国中国的主持下，联合国安理会又通过1172号决议，要求印巴中止研制核武器计划，并作为“无核国家”无条件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和全面核禁试条约。但在制裁问题上大国间则很难保持统一的行动。不仅如此，印巴核试后，美国迟迟不宣布推迟或取消美国总统年底对南亚的访问，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只要印度给克林顿一个过得去的台阶，美国总统就会在年底如期访问南亚。俄国更是无所顾忌地和印度进行核能与军事合作。所有这些与国际社会对伊拉克的制裁相比，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这是为什么呢?1997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欧洲已启动了北约东扩计划，在太平洋地区美日又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了日美安保同盟及其作用范围。这两大部署在地缘政治上将从东西两翼对俄国和中国起到相当的钳制作用。环视摆在我们眼前的这盘国际“大棋局”，我们应意识到，西方亚太战略布署将在南亚封口。
20世纪美国外交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是19世纪英国外交策略和马汉海权学说及麦金德地缘政治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其要点是用不断促成大国分裂和制造小国的方法来确保海上运输线及战略资源地区控制在美国及其盟国手里。中东和中亚不仅是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同时也是国际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藏量最为丰富的地带。这又使得麦金德的欧亚大陆中心学说有了双重的即地缘中心与能源中心合二为一的意义。40年代，英国促成印度分裂；90年代，西方又促成苏联的解体。自从中亚五国出现并把俄国边界向北推移之后，在中东和中亚周围，已没了比中国更有潜力的大国。这样在21世纪，分离中国西部，具体说，就是事实上——不管形式(比如达赖的所谓“高度自治”)如何——分裂中国西藏地区，很可能是西方地缘政治战略的目标所在。把俄国推向北方之后，再在中国和中亚石油国之间设置一道像西藏和新疆这样的政治屏障，符合西方永久控制世界地缘和能源中心的战略利益，这与印度在中印间建立西藏缓冲区的政治图谋正好合拍。印度目前正在竭力向西方表明愿为西方实现这一目标打前锋，但条件是请求西方对其核选择采取绥靖政策。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核试当天给西方大国首脑写信解释说：印度核试是因为“有一个公开的核武器国家与我们接壤”，因而不会对美国“造成任何威胁”。瓦杰帕伊在信中保证：“印度将继续在一个多边或双边框架中”同美国合作，“以促进核裁军事业”。同年5月11日，印度总理瓦杰帕伊的首席秘书米拉什明确表示：印度核试验不是针对美国的，并“希望美国能理解这试验是为了印度人民的安全”。
对西方大国而言，今天的印度与80年代的伊拉克不同。西方曾利用伊拉克军事消耗伊朗，在伊拉克放弃伊朗并调头南下后，西方就利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机会，对伊拉克实行了最严厉的打击；这使得美国既捞到了和平卫士的桂冠，又为美国军队进驻海湾找到了借口。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之后，国际对伊制裁并未因此而中止，反而又在“核查”问题上持续了下去，致使伊残存的一些军事实力在制裁中也丧失殆尽。与80年代伊拉克把矛头指向伊朗的政治情势十分相似，目前印度的矛头已指向中国，印度所要实现分离中国西藏的战略目标也与西方一致。既然如此，西方就难于在核问题上对印度实行与伊拉克同等量的制裁。印度人民党看准了这个时机，在美国总统特使理查德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傅全有于1998年4月先后访印后没几天，就下决心向中国摊牌。印度人民党的谋略在于，印度在国际事务中要取得大国地位，就必须公开进行核试验并宣布自己为核国家，为此印度必然会遭到美国的反对；为了减轻美国的压力，印度必须向中国发难。这样印度便可达到三重目的：一是印度在自认为最有利的时机，向中国摊牌(他们认为这是迟早的事)；二是在西方压力较小的情况下使印度进入核大国的行列；三是在成为核国家的同时又换来西方对其以中国西藏为近期目标的南亚霸权要求的绥靖态度。现在看，印度人民党上台后的第一次政治冒险的确取得预料之内的结果：印度不仅使西方在经济制裁问题上作出相当的让步，而且在1998年7月底8月初召开的东盟地区论坛会议及南亚区域合作会议上还避开了会议的正式遣责。西方对印度的绥靖政策正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发展，然而，此时就必须指出的是，待到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的利用价值消失，届时西方大国就会像对待伊拉克那样以各种借口反手削弱印度的军事实力并迅速解除其核能力。西方无论如何也不会容忍在印度洋国际航海线北侧有一个核大国存在。
3.南亚问题的焦点与中国安全的重点
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时代，一般认为南亚问题就是印巴问题，南亚问题的焦点是克什米尔问题。印度尚不具备在国际舞台上“自立门户”的综合国力，因而南亚问题只能是美苏两强各自世界战略中的筹码。冷战结束后，中亚形势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苏联的解体和中亚五国的出现。俄南下印度洋的努力将面临着比冷战时更大的困难，这使克什米尔地区在西方遏制俄国战略中的作用下降了。二是印度经过90年代的改革，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印度在多极化的历史潮流中已发展为独立的一极。1995—1996年度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已居世界第十六位[5]；军事上，今天的印度已成为以核武器和高科技为后盾的军事强国，其空军自封世界第四，海军已挤入世界十大海洋强国之列。这一变化使印度的政治眼光不再囿于克什米尔这样的弹丸之地，印度所谋求的已是“在国际事务中要起到与其国土面积和实力相符合的作用并要得到相应的大国地位”。（参见印度人民党政府公布的《国家治理章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与30年代德、日及80年代伊拉克面临的两面夹击的形势一样，印度必须先从北方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冷战后迅速崛起的中国及其对中东和中亚能源的巨大潜在需求，就不能不引起西方战略家的关注。如前所述，西方现代外交的战略考虑是保证对国际能源重要产区(当然首先是中东和中亚地区)和地缘中心地带的绝对垄断和控制。为此，在中东中亚和中国之间建立一个像西藏这样的隔离带，符合它们的战略利益。这样，在冷战后的西方地缘战略中，克什米尔问题将逐渐让位于西藏问题——这与冷战时期西方为联合中国对付苏联而使得西藏问题让位于克什米尔问题的情形一样。印度一直反对克什米尔问题国际化，但希望西藏问题国际化。使西藏问题迅速国际化而不是与中国发生正面和全面冲突，在主权概念上用迂徊(比如达赖所谓“高度自治”)的方式而不是向中国主权概念直接挑战，这很可能是未来达赖集团、印度及国际反华势力达到实际分离中国西藏目的的基本策略[6]。中印边界问题本身就与所谓的“西藏问题”扯在一起，因此，从我国西南方向看，未来使西藏问题进一步向“国际化”方向升级的政治导火线之一，可能就是由印方挑起的中印边界冲突。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应对世纪之交的南亚问题有一个新的看法，这就是：冷战前，南亚问题的症结在于殖民主义制造的印巴矛盾及由此产生的克什米尔问题；冷战后南亚问题的症结则演变为印度地区霸权主义问题，与此同时，南亚问题的焦点将从克什米尔地区日益东移至西藏地区。
1997—1998年，在中国北方边境形势日益改善的同时，我东部和西南边疆的安全环境却出现逆转。其标志是：1997年9月23日，日美两国最终完成了对1978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双方进一步扩大了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合作范围。这对台海两岸良性互动关系的发展和中国的统一事业将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台湾统一阻力增大。其次，1998年印度公然以中国为敌对目标进行核试验；一些大国和地区组织出于遏制中国的战略需要，对印度的核试验采取绥靖态度，这对我西藏地区安全产生了潜在的威胁。西方遏华势力正在用迂徊策略向西藏逼近，而这恰巧又与印度分离西藏的图谋相合拍，这两股势力将把西藏这一中国国防安全的“底线”进一步推向“前线”。且不说西藏的存在使中国有了非常广阔的地缘战略纵深，仅就其极为丰富的水资源来说，在中国东部地区水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西藏地区安全就对中国未来发展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鉴于西藏在中国未来崛起中所具有的特殊战略地位，“东急西重”将可能是未来中国安全环境面临的新形势。[7]
4.南亚问题对世界和平的影响
事实上，只要印度全面开动争霸南亚的军事机器，印度就会面临几乎是来自整个大国世界的压力。因为印度是一个在大国包围钳制中的国家，而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又历来是大国必争之地。印度要想称霸南亚，在北方它必然要解决分离中国西藏的问题，这就不能回避与中国对抗。但即使印度在北方得手，也只是达到了目的的一半。印度霸权的最终目标是印度洋，而建立在马汉海权理论基础上的西方军事安全政策，历来把保卫自太平洋和地中海两线交汇于印度洋的海上运输线当作一项极重要的战略任务。如果印度有朝一日在印度洋面上与西方发生冲突与对抗，那时，印度的命运就远不是今天的伊拉克，而是1945年的日本；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南亚次大陆霸权主义的倒塌和印度几十年发展的成就的葬送。
和平与多极化时代并不是一种海市蜃楼式的幻景，而是由包括《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核不扩散条约》、《禁止核材料生产条约》、《导弹技术出口控制协议》等一系列条约以及保证这些条约不被破坏的国际合作力量构成的和平保障体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旦保障国际秩序的条约体系遭到破坏，而国际社会又无力阻止这种破坏行为继续发生，那么这个时代也就随之解体。
目前的印度似乎是在玩20世纪30—40年代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以及伊拉克在80—90年代玩过的冒险游戏。而在对待印度核试验及其南亚霸权要求问题上，西方似乎正在重复20世纪30年代的绥靖主义和“祸水东移”的错误。如果说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1936年德军进兵莱茵非军事区及意大利兼并埃塞俄比亚等未受国际制约的行动，标志着一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条约体系解体的开始，那么，今天南亚上空再次升起的磨菇云则是对维持这一时期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条约体系力量的公然挑战。如果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大国还不能汲取二战前欧美绥靖政策的教训，还是把本国的特殊利益置于人类共同利益之上，还是希望利用印度称霸南亚的野心来遏制中国，其后果不仅对西方，而且对印度来说也是灾难性的。如果由南亚开始的核试验在中东和东北亚地区引起连锁反应，世界将由此再次进入核恐怖的环境之中。况且印度称霸南亚的战略目标不仅在于要促成西藏独立，而且在于它要称霸印度洋。与40年代太平洋战争及80年代的两伊战争的起因和结果相似：印度称霸南亚的计划若从向中国发动战事开始，即使不在北方中印边境上失败，那么它也会在印度洋上受到惩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决不会容许一个有核力量的印度控制印度洋，届时美国还得寻求中国的帮助，以恢复和平。那时，失败后的印度已是一个破败的印度，世界就像又玩了场游戏。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画幕已在南亚撕开了裂口，世界大国是否能通力合作尽快弥合这道裂口，还取决于包括印度在内的大国，特别是中国和美国的政治家们是否有足够的远见。30年代如果西方大国能够早日采取联合苏联的政策，或德日意国内的和平力量能够及时阻止好战势力的上台，那么，世界就不会经历那场本可避免的劫难。正如希特勒进攻西方才使丘吉尔认识到联合苏联的重要性一样，当日本进攻珍珠港后，富兰克林·罗斯福才意识到扶持日本和怠慢中国都是同样的错误。今天中国正在崛起，有远见的包括印度在内的大国政治家，应当意识到联合中国对于维护当前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所具有的巨大意义。若西方大国不愿意在未来的印度洋面上再经历一场类似40年代太平洋战争那样的悲剧，那么，现在就应放弃分裂或变相分裂中国西藏的目标，以赢得中国的信任与合作；若印度不愿意重复40年代的日本和90年代的伊拉克因追求霸权而带来的惨痛教训，那么，它现在就应放弃地区霸权主义的追求，与中国改善关系，与国际社会共同把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推向21世纪。
注释：
[1]转引自姜兆鸿、杨平学：《印度军事战略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
[2]转引自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123页。
[3]转引自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
[4]见巴基斯坦《黎明报》1998年2月10日。
[5]司马军：《独立以来的印度经济》，《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11期。
[6]印度《论坛报》1998年7月27日刊，《如何对付中国》称：“随着5月核试验，我们已决定对付中国，或如印度人民党领导的政府所说的那样：我们的主要威胁不是巴基斯坦，而是中国。北京用传统边界线的说法予以反驳称：阿克赛钦——连同印度的阿鲁那恰尔邦——自古就是中国的；克什米尔是一块有争议的地区。在与北京的对抗中，新德里若想下大赌注，就应捡北京最脆弱的地方。我们应捡起西藏问题。尼赫鲁时期我们在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小心地使用‘宗主权’)问题上作出让步，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中国人侵略西藏时，成千上万的西藏人，包括达赖本人，被迫到我们这里躲避。中印间的缓冲区移动了，这使得中国在1962年非常容易地采取侵略行动。如果我们真要让中国为难，……我们就应当支持西藏的独立事业。北京可以声称克什米尔是‘有争议的地区’，我们就应提出当前的西藏地位和在那里发生的西藏人权问题。问题在于现政府是否有胆量这样做。”
[7]美国兰德公司受军方委托于1996年所作的报告(Sourceof Conflict in the 2lst Century——Regional Futures and U.S. Strategy)关于南亚部分作了这样的判断：“南亚地区正在摆脱长期以来与世隔绝的状态，开始融入亚洲舞台。各国越来越多地着眼于战略全局，而不仅仅是本地区。它们还正在逐步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背景下调整实力对比，其结果将是印度稳居霸主地位。按印度经济年增长5.5%的保守估计，2025年前它将成为世界第四经济大国，也将成为中国南翼的潜在军事威胁，还可能参加以美国为首的遏制中国战略。印巴之间的竞争目前是最活跃的，也是最危险的；但从长远看，中印之间竞争的重要性将越来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