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新世紀的中國內外形是與戰略方針 ——關於國內形勢與政策建議

本文寫於1999年9月15日，是呈報中央高層的一個報告。載《國史研究參閱資料》，2000年第46期。

（一）

自1978年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實事求是”原則，實施改革方針到今天，已21年。

21年，意味着一整個歷史時代。這是黨的第二代領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歷史時代。這是一個偉大的變革時代，在這個時代中，發展經濟、與民休息。這20餘年間，中國及世界面貌均發生了根本性的重大變化。中國初步擺脫貧困落後的狀態，實現小康目標，達到初步的繁榮昌盛。而在外部環境中，冷戰雖已結束，但換來的是美國一極稱霸的局面。國際共運遭遇重大挫折。昔日改革明星戈爾巴喬夫成為歷史丑角。俄羅斯及多數前東歐國家在走向私有化的體制轉軌中土崩瓦解，魚爛肉壞，內憂外患，難以自拔。這裡有許多教訓值得記取。以史為鑑，以他人的教訓為鑑，大有必要！在這種內外形勢下，中央提出“講政治”的原則，是央明而必要的！黨的十四大以來，確立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十年以來的實踐表明，江澤民同志不負所托，領導黨和人民取得了新的勝利。江澤民同志是黨和國家的傑出領袖和成熟的領導核心。

（二）

但是，國內外種種跡象表明，今後三五年間，我國內外形勢即將面臨極其嚴峻的局面，可能面對內外非常之變。內部發生動亂，外部遭遇侵華戰爭，甚至戰略性基地遭受西方敵對勢力先發制人的核心打擊（類似在南斯拉夫的中國使館事件），均有極大的可能。

近年來，外部敵對勢力為搞亂搞垮中國，對高層政治領導實施挑撥離間和分化伎倆。

一方面，近年通過國內、黨內所謂“民主派”，在其有影響力的報刊上，攻擊“個人崇拜”，反對“核心”論，反對政治權威的形成和集中。

另一方面，又通過境外媒體及國內某些民辦報刊，製造另一種個人崇拜和迷信。其目的是為了分裂中央，塑造或誘導出某種民粹主義的政治新權威。

在經濟上，由於政策存在某些失誤，經濟嚴重衰退，大批國企面臨破產。展望前景，有可能發生以下的四部曲：

1、大批國企破產；

2、大量員工失業下崗，生計無着，形成社會動亂形勢；

3、由民粹派領導人推出蠱惑人心的“民主化”政綱；

4、中央分裂，政權以類似1990年葉利欽奪權模式轉軌到非共產黨化及總統制，政治全盤西方目標實現。

由此，中國將失去社會穩定，陷入長期社會變亂和國家走向解體。

（三）

面對新的歷史形勢和內外潛伏危機，需要形成新的對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實事求是——即根據當前新的國情、新的國際現實，以及新的實踐經驗，對國家內外戰略及政策基本方針進行新的尋求、探索，包括改變和調整那些不再適應於新情況的既定方針和政策，已經提上日程。實事求是這一科學認識的基本原則不應當變。正是本着這種“實事求是”的原則，提出以下的思考。

（四）

20年前，中國經濟是短缺經濟。當時各類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嚴重供給不足並處於隱性通貨膨脹的狀態下。

這種供給不足是由於當時國家資本不足、資源不足以及勞動力過剩，同時國家對社會及經濟活動給予過多的、不恰當的行政束縛和約束管制而造成的。

在80年代，實施“改革、開放”的新方針後，這些不適當的約束和管制即行政命令經濟逐步被打破，隨着外部資本、資源和技術的流入以及勞動力資源的解放，中國的經濟發生了令舉世矚目的飛躍發展。

（五）

1990年11月我在《人民日報》發表的與日本S教授談話記錄中，在中國經濟學界第一次指出中國經濟正在由短缺經濟轉變為過剩經濟，經濟生活已被生產過剩所困擾。這個論點當時是破天荒之論，受到主流經濟學家的廣泛嘲笑（當時官方的口徑是“總需求大於總供給”）。現在，我國經濟中存在嚴重生產過剩重複建設問題，已成為人們的共識。

但是，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了如此嚴重的重複建設、不良投資以致產成品銷售不掉的嚴重過剩局面？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是由於國民經濟向自由市場機制轉軌不夠，是由於市場發育不良等等。但我的看法相反。我認為這正是由於國家經濟體制在向自由市場體制的轉軌中，經濟活動嚴重失序，特別是中央對各地、各部門的投資失去約束能力，國家對社會經濟的全局宏觀調控不良，甚至日益失去控制，以致國民經濟日益嚴重地陷於無政府的非理性狀態而導致的。其錯誤政策的根源，是由於指導改革的意識形態理念中深受西方新自由主義

經濟意識形態的誤導。

（六）

自1997年以來，中國經濟已陷入多年停滯和持續衰退（所發布的多項宏觀經濟指標許多不是實事求是和誤導決策的）。國民經濟的呆滯和危機有目共睹。銀行存款的節節上升反映了資本從投資領域的退出，即資本過剩，這正是經濟大衰退的重要標誌。與俄羅斯黑錢流出案相似，中國也存在着極其嚴重的資本外逃。其外逃總額可能並不少於資本流入的總額。當前，隨着國企日益陷入癱疾性的休克狀態。我國國民經濟隨時有面臨崩潰之勢。

在金融及外貿領域，形勢尤為嚴重！

（七）

多年以來，計劃經濟被作為與市場經濟相對立的不良體制而受到批判。以至計劃經濟成為一個壞名詞，但實際上，行政管制型經濟即統制型經濟不應當與計劃經濟混為一談。

計劃經濟是對國民經濟實施統籌安排、實施宏觀調控的理性主義經濟原則。（鄧小平說：計劃中有市場，市場中有計劃，他並不否定國民經濟的計劃體制）。它不應當是貶義的。它的對立面是純粹自由主義的，聽任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以及聽任國際資本擺布，即實施無政府主義的放任自由的非理性的經濟原則。這一原則在亞當·斯密及薩伊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中提出，但在西方發達國家從來沒有被認真實施過。因為它根本就是行不通的！

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美國聯儲及財政部對美國金融資本市場及宏觀經濟實施着強有力的宏觀調控與約束（利率是調控手段之一）。美國商業部對進出口貿易實施着具有明顯市場保護主義傾向的有力管制。在歐盟和日本，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管制功能更加細密和強大。發達國家本國的市場經濟並不搞無約束、無計劃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也不是無阻隔的全面對外開放的自由市場體制。

（八）

對西方來說，自由主義經濟原則乃是一劑用來誤導它國政策的迷魂藥。在70～80年代自由主義被西方作為改革方略推薦於拉美以及前蘇聯陣營國家。拉美和前蘇聯國家實施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方案所陷入的嚴重經濟政治困境，表明這種改革方案是走不通的。

市場經濟不等於非理性的、無政府主義的自由放任。理性計劃安排以及實施宏觀調控的原則，與適當寬鬆的自由市場體制結合在一起，才是真正合理的經濟體制。陳雲同志的經濟著作中，對此有深刻的論述，對我國經濟的統籌安排和體制改革方案有大量至今仍有意義的設想和規劃。但長期以來，陳雲同志實事求是的經濟改革思想未得到應有的估價、研究和認識。

我認為，為了解決中國的經濟困難，我們不應向世界銀行、向IMF以及美國哈佛、英國劍橋大這那些外國策士手中找答案，而應當認真研究立足於中國國情，從長期成功經濟實踐中總結出來的陳雲同志的思想和著作。

（九）

許多人已意識到，當前中國經濟存在嚴重的結構問題。而結構問題的原因何在？在於部門、資源及人力的配置失衡。結構失衡問題如何解決，可以依靠股市和市場的自動調節機制嗎？

實踐證明不能。這只能導致（事實上已經導致）國民經濟的嚴重泡沫化。被炒家稱為“發大獎”的1999年5·19股市大井噴。實際是令遭不景氣的國民經濟雪上加霜的一次內傷性出血。

當前中國整體經濟形勢極其嚴峻。幾乎在所有的實業、實體生產領域中，利潤率均下降到接近負數。出口外貿行業在市場外受美歐新保護主義政策的種種打壓，在市場上則由於高匯率政策而減弱競爭力。國內眾多生產型企業被模仿西方的稅制改革而帶來的複雜高稅率壓得抬不起頭來。

甚至泡沫經濟領域的房產及股市，也呆氣沉沉。最近市場上流行的民諺中有幾個“沒想到”：

——想炒股票，沒想到成了股東；

——想炒房產，沒想到成為房東；

——想泡小蜜，沒想到當了老公；

——想免費治病，沒想到入了邪功（法輪功）。

似乎除了寅吃卯糧，實施赤字財政和高額國債政策（實際是將巨額債務留給將來），即拿不出其他任何激活經濟的辦法。

（十）

手邊的兩份材料引人深思。

這兩份材料都發生在1999年8月份的《參考資料》上。一份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最近發布的一份報告。這個聯合國的報告指出：

“以西方國家為首提出的通過大規模私有化改變前蘇聯陣營國家經濟模式的努力，已使這些國家一億多人陷入赤貧，並使數以百萬的人完全失去了經濟保障。而實行大規模私有化正是西方大學、國際機構和政府的職業經濟學家提出的正式建議。”

這個報告又指出：

“西方經濟學家認為，人類是天生的資本家。他們認為，儘快破壞東歐和前蘇聯存在的妨礙資本主義的計劃桎梏將促使人們自動作出反應，創造資本主義繁榮。但事實證明這只是幻想。現在格林斯潘自己也承認，他曾認為共產黨統治的崩潰‘將自然而然地萌生出一個自由市場的積極向上的制度’。他本來認為實行資本主義是‘人類的天性’。但結果發現決定因素不是天性，而是文化，而文化不是經濟學家精通的領域。”

西方評論家針對此報告指出：

“在過去十年一直閱讀報紙的人，以及關注西方國家爭論對俄羅斯和前蘇聯陣營國家政策的人，都不會對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報告中的這種發現感到驚訝。然而，這個災難的規模之大，甚至會讓那些對這個政策提出批評的人也感到震驚。”

評論指出，“這個報告可以使對意識形態的肆力有懷疑的人從中學到一些東西。”

“政策建議的威力是巨大的，尤其當它們是餿主意時。”載自《大參考》，1999年8月31日，第48頁。

（十一）

同一天《參考資料》上還刊有《遠東經濟評論》8月26日刊載的一位美國教授魯迪先生的文章。這位教授強烈反對傳聞中的對人民幣適度貶值的傳聞。儘管他承認這對中國經濟可能有短期好的效果，但是，他堅決反對！

他鼓勵中國人民幣在當前如此嚴重的通貨收縮形勢下，繼續維持高幣值。他讚揚中國的一這政策為亞洲周邊國家帶來好處（據說這是中國的國際義務？儘管亞洲所有國家都將自己的貨幣貶值以減少損失，包括日本。為什麼其他國家不承擔這種國際義務，而只有中國來承擔？），他說中國的政策減少了亞洲金融危機的災難後果（而這一危機正是美國金融力量一手策劃和發動的），並且幫助美國抑制了美元升值的壓力（美國應該給中國銀行領導發大獎）。那麼解決中國當前經濟問題的辦法何在呢？這位美國教授的建議是快速全面私有化：

“中國必須對它組織經濟活動的方式進行重大的改變。現在正是採取這種強有力的解決辦法的適當時機。”

這位教授建議：

“中國向大型合資企業和外國直接投資實行開放，並鼓勵大力發展私有化將促進出現繁榮的局。不需要多長時間，金錢和對自身有利的主動精神就會在就業和生產活動方面創造出一個繁榮的局面。中國的錯誤一直就因為它依戀固有的公司制經濟結構，這種結構已經產生嚴重的不利後果，必須儘快予以廢除。”

我們看到，這位教授的建議，正是聯合國那個研究報告中所指出的“威力巨大的餿主意”。

儘管這種餿主意已使俄羅斯“一億人陷入赤貧，數百萬人失去經濟保障”，“其災難規模之大使那些曾批評這個政策的人都感到震驚”。但是，他仍認為有必要在中國也儘快推行！近兩年來，類似的建議在中國被不斷提出。當前我們已看到許多由於國企崩潰而造成的災難。

如不立即扭轉政策方向，可以深信，其災難的規模之大，有一天會讓上帝都感到震驚！

（十二）

目前，國內外的一些理論家再次把“改革”的目標集中到解散（即全面摧毀）中國的國有企業，特別是大型國企上。他們不顧俄羅斯私有化的經濟崩潰現實，竭力把中國決策者引導到重蹈俄羅斯覆轍的道路上。其原因和目的究竟何在？

西方勢力把對“改革”的目標集中在國企身上，這不是偶然的。

當前中國經濟結構的根本問題，出在投資無政府狀態所造成的市場無序競爭及投資的盲目性與重複性上。而與所有制問題無關。那麼，為什麼西方意識形態卻總要把中國的國企予以摧毀呢？這裡有一個大陰謀。

國企，大型國企乃是中國的國家壟斷資本形態。中國的國有制形態，是中國國民經濟的根本支柱和基礎所在，是中國國力與國家權威之所在！正是通過這種所有制形態，才能將壟斷性金融資本與壟斷性產業資本高度集中，才能形成有效的國內市場摒衛，通過與國家政治力量結合於一體，而成為外部勢力控制中國不可逾越的障礙。

很難設想，如果不在50～70年代形成這種強有力的、集中有限資源的國家壟斷資本形態，以當時中國那種落後的經濟基礎，中國可以搞出“兩彈一星”，可以形成強大的重工業和國防工業體系。

（十三）

中國的國有大型企業是否都是不合於歷史潮流的怪物呢？近期英國《經濟學家》雜誌有一篇文章指出：

“最近，世界上超越國界的超大規模企業合併一樁接一樁。德國的奔馳和美國的克萊斯勒合併；德意志銀行和美國的銀行家信託公司合併等。這種合併動向不僅表現在汽車、金融行業，也已經擴大到了化學、信息通訊、醫療、飛機製造、航空等廣泛領域。

世界各國有實力的企業一齊行動起來爭奪世界市場。世界進入了所謂的大競爭時代。要想在大競爭時代取勝，其戰略是：通過大型合併，實現經營效率化，把因此而產生的多餘資金投入到重點事業中去，以提高競爭力。”

為什麼西方跨國資本在把壟斷性跨國企業作大，而在我們這裡，卻誘導決策者不斷出台新政策，搞垮、搞散、“股份化”掉大型國有企業呢？很簡單，搞亂搞垮搞散的目的是為了便於外部跨國企業進入中國將它們分散而吞吃掉！

（十四）

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不景氣，惟有美國經濟一家獨秀。其手段主要是利用突出性的金融掠取。

中國在開放金融上所設置的市場屏障，以及金融與產業相結合的一體化國家壟斷資本形態，是美國金融突出力量進襲中國掠取巨額超經濟利潤的最大障礙。我們看到，在俄羅斯所謂改革派力量主導下，俄羅斯自我摧毀了這些障礙，於是導致俄羅斯國家資金的大規模外流，其規模遠遠大於進入俄羅斯的外國資金數量。

如果中國接受類似美國那位教授提供的大規模私有化和摧毀國有化體制的建議，接受美國金融開放條件，融入美國主導的資本市場，摧毀國有金融及產業體系，其結果只能是一個，中國走向社會動盪和動亂，最終是走向殖民地依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