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成功就是美國的威脅

作者: GEC R , Jul 04,2005,12:08 回貼 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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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成功就是美國的威脅

買賣從來就不祇是簡單的交易行為而已，有些買賣還果權力和意識形態。在這個權力和意識形態並不對等的世界，有些買賣即難免在權力和意識形態作祟下，衍生出“買賣戰爭”。

美國曾讓日本經濟崩盤

這種事情，日本人當有最沉痛的經驗，祇是他們自己大概已經忘光了，因此今天他們才會陷入敵友不分，找不到國家立場和世界角色的困境中。猶憶一九六○至七○年代，日本在戰後復興之初，由於尚未挑戰到美國的霸權，因而美國遂出現以哈佛學者傅高義為主的“日本第一論”；但到了一九八○年代初，日本經濟達到頂峰，日本公司及個人攜帶着大量美元，前往美國收購土地、大樓、公司的股權，甚至天價的藝術品，尤其是買下了紐約的洛克斐勒中心，這些買賣雖然祇是簡單的交易，但在有些美國人自我中心和自我優越的世界觀里，“祇有我買你的份，那輪得到你來買我？”於是，日本的“買美國”遂掀起了排山倒海的“修理日本運動”〔Japan-bashing〕。

美國的《大西洋月刊》以連載方式對日本的威脅展開圍剿，國會和其他媒體跟進，甚至著名的大眾小說作家克萊奇頓〔Michael Crichton〕也寫了一部《旭日東升》暢銷小說。把到美國的日本商人描寫成貪婪、腐敗、好色、偷竊美國科技，與黑道掛鈎、犯罪、造假的妖魔。該部小說後來改編成暢銷電影，對“日本威脅論”和“妖魔化日本”之發揮了極大吹風煽火的作用。而煽起“日本威脅論”和“妖魔化日本”，其實是一種“防衛機制”。藉着醜化對手，而可以合理化自己向對手所做的一切打擊。

於是，在這樣的操作下，迫使日圓大幅升值的廣場協議，以及一系列打擊日本的動作遂告展開，非把日本搞到經濟崩盤、房地產市場成為泡沫為止。

布希再以中國為假想敵

而除了經濟打擊外，當時的美國中情局局長是羅伯．蓋茲〔Robert Gates〕，在他手上，中情局也完成了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職權調整，那就是把外國經濟視為“國家安全事務”，蓋茲當時還表示，特務系統監控外國政府及公司的活動，把情報交給本國公司分享，並非違法。

於是，人們所謂的“軍─產複合體”，進一步演變為所謂的“軍─特─產複合體”。它最佳的表現，乃是美國國安局透過代號Echlon的監控計劃，知道沙烏地阿拉伯正和法國洽購價逾六十億美元幻象機的計劃，於是搶下這筆生意，法國事後指責，美國惡言相向，對美法關係的惡化，這件事情可算里程碑。而除了監控和偷竊商機外，外國公司經常被特務假冒的人員拜訪，謊稱要推銷科技機密，勾引對方中計的“設局”〔Trapping〕，也開始成為一種例行手法。

而今，“日本威脅論”和“妖魔化日本”，早已在日本對打回原形後煙消雲散，而新一波完全如法炮製的“中國威脅論”和“妖魔化中國”，則正在加工製造中。

近代學者，無論從歷史或理論上來研究，早已證實了一個鐵律，那就是“民主必須要有敵人”。當有了敵人，民主所釋放出來的衝突能量，才可以被導向到外部，而不會在自己家裡引爆。因此，民主的花朵從來都需要用敵人的鮮血來灌溉。這種“民主必須要有敵人”的操作模式，早已成了美國的基本邏輯之一，這也是在後冷戰時代，以前的敵人蘇聯早已瓦解，美國已必須尋找新敵人的原因，否則即不能合理化它那經過精算後，每年事實上為七千六百億軍費的原因，布希第一任就職後的三個月內，即通過以中國為假想敵的軍事發展計劃，並在南海軍機誤撞事件上達到衝突邊緣。

祇是以軍機事件為動武藉口，形同侵略，美國才在後來自行收斂。接着的“九一一”，美國打擊目標轉移，美中關係始告緩和。但到了二○○四年底，由於大體上美國已征服並震懾住了中東，並且靠着在東歐、波羅的海，以及裏海的擴張，有效圍堵住了俄羅斯，於是更有計劃的對付中國遂告展開。

包括以中國為目標的新航空母艦和戰術核子武器已開始着手建造；五角大廈、國會、右翼智庫如藍德公司，傳統基金會等，加上極右媒體如華盛頓時報的動員等都已從二○○四年底起就開始為“中國威脅論”加溫，有關人民幣升值、紡品設限，以及炒做間諜案等，都是這波“中國威脅論”大合唱的一部分。

媒體已被美國政府收編

美國在歐盟解除戰禁上施壓，目的也是在替將來入侵時，不致遭遇到致命反抗營造有利條件。美日強化軍事同盟，也同樣是這種布局的一部份。美國在一九七○年代後期，曾對媒體做了一次大整編，以“軍產複合體”為核心，透過股權交換與企業聯姻，將原本具有獨立性的媒體全部收編。

最近人們談“水門案”、“深喉嚨案”、“五角大廈密件案”，其實都疏忽了一個關鍵，那就是這些代表了新聞自由黃金時代的案件，都是美國新聞及司法進步時代的產物，到了今天，由於媒體和司法皆已被收編，這類案件已不可能再出現，媒體已不再是表達自由的“第四權”，而是國家“製造同意”的意識形態機器，這也是美國每次一決定找誰當敵人，即可以立即展開動員和群眾思想教育，讓這個敵人很快就變成真正敵人的原因。

在美國的“中國威脅論”和“妖魔化中國”已如排山倒海般展開之際，兩起中國的公司對美國企業的購併案，當然成了“證明”“中國威脅論”的樣板。儘管就公司購併的角度而言，它祇能算是小中型的案件。這兩起案件分別是：

其一，乃是大陸最大的家電製造商“海爾集團”的美國公司，出資十二八億美元，要購買美國家電大廠“美泰”〔Maytag〕。海爾的出價為每股十六美元，比對手Ripplewood Holding 出價每股十四美元，整整多了兩美元。

其二，則是大陸在香港上市的“中海油”〔CNOOC〕，擬出價一百八十五億美元，購併以加州為基地的美國第九大石油公司優尼科〔Unoca〕，而它的競標對手，美國第三大的“雪佛龍”〔Chevron〕則出價一百六十四億美元。

企業購併變成意識形態

這兩起購併案，在國際每一季動輒千億美元以上的購併市場上，祇能算是小案，就以今年第一季的亞洲購併市場而言，購併金額即已達一千一百九十億美元，但購併和入股乃是一種意識形態，例如最近美國銀行入股大陸的“中國建設銀行”，乃就不是問題，但若中資進入美國銀行，那可就是不得了的大事。前述兩起購併案，引起超過了它規模的注意，即是權力和意識形態在作祟。

自從二○○○年上半年起，一方面由於自有企業已成長到一個高峰，必須追求進一步的國際化，以學習大市場的操作與管治，另一方面也可藉此消化外匯，減少人民幣促升的壓力，於是北京遂大幅放鬆企業的對外投資，包括種類、標準、金額、審核時間等皆大幅鬆綁。

於是，中國大陸遂由吸收外資的階段，跨到了一個新的資本輸出的階段，在過去這一年多里，大陸公司對外的購併極多，如“上海汽車”購併南韓第四大的“雙龍汽車”和收購 M.G. Rover的智慧財產權，大陸電訊華為公司入股英國Marconi；中國的電視公司TCL收購法國Alcatel手機廠和Thomson電視公司；有許多大購併案，則雖提出，卻未成功，例如要以六十餘億美元購併加拿大最大的礦產公司Noranda，“中國移動”要以十四億美元購買巴基斯坦通訊公司等。

而在稍早前的購併案里，最重要的當屬聯想集團以十七五億美元收購IBM的個人電腦部門了。該案發生時，“中國威脅論”的大合唱尚未全面展開，但它卻仍被用“國家安全”的理由，嚴密的審核拖延三個月以上。以前都是“美國買中國”，現在變成中國也可以買美國，這種心理障礙已大到必須用“國家安全”這個理由，始能加以平衡。

正因為有着這重障礙，在“中國威脅論”大合唱已展開的此刻，海爾及中海油的購併案就變得更複雜且困難了。

海爾購併案被美方打壓

首先就“海爾集團”的購併案為例，海爾為大陸最大的家電集團，它在二○○四年創下一千○一十六億人民幣的業績〔包括出口收入十億美元在內〕，它在全球有五萬八十八百個銷售點，市場擴及一百六十國，在大陸有十三個工業園，以及八個海外設計中心。它是北京當局期勉，要在二○一○年成為第一個進入全球五百大的公司，因而亟謀擴張，不但業務擴大到手機製造，也希望能快速購買品牌，加速成長。

於是，已到了難以為繼程度的“美泰”求售，遂獲得海爾的青睞。“美泰”在黃金時代的一九九九年，每股仍值七十美元，目前已跌到十五美元左右，但它二○○四年仍有四十七億美元的業績與二萬名員工。以海爾本身的實力，就商言商，此起購併案尚屬合理，海爾也可因此而在業績上大幅增加，有利於它進入全球五百大的美夢。

海爾出價購併美泰，乃是單純的生意，也不涉什麼高科技。問題在於，目前美國的“中國威脅論”當道，這是一種獨特的思考模式││別人的成功就是我們的威脅，因此阻止別人成功遂成了我的責任，我對別人無論做出什麼樣的事，就都有了可以合理化的理由。

在這種論述下，中國人在美國所開設的三千多家公司，遂被定義成了是以竊取機密為目的之“前線公司”〔Front company〕，中國官員每年訪美一萬五千人次，觀光客三十萬人次，以及十五萬留學生，似乎個個頭上都貼着“間諜”的標籤，最近中國留學生在美國求學不准去讀某些課程、不准進某些實驗室，即是“中國威脅論”最好的證明。當公司都被有色眼鏡看成是“前線公司”，它不被打壓也就變得不可能，這也是海爾購併案這麼一起小案，也未被渲染，最後可能會被搓掉的原因。

中海油購併案千難萬難

而當海爾案都可能被搓掉，規模更大的“中海油案”就更困難了。“中海油”乃是中國於一九八二年成立，以境外油氣探勘交易等為主的公司。近年來，由於中國能源需求快速擴張，在全球各地包括非洲、拉丁美洲、東南亞、中亞、甚至加拿大，俄國、東海尋找油源，許多工作即都由中海油出面。例如，最近中海油、三菱、英國石油合作在印尼參與六十億美元的Tangugah計劃；中海油斥資一億五千萬加幣，在加拿大貝塔省參與油砂計劃；：：等，都是主要工作。

但就商言商，中海油出價一八五億美元，要購併優尼科公司，卻顯然不是個好生意。就實力言，中海油是上游公司，它在二○○四年的營業額僅七百○九億兩千萬人民幣，公司總資產約為二百二十五億美元，而這起購併案除了出價一百八十五億美元外，它還必須概括承受優尼科的十六億債務，以及五億給早先出價的雪佛龍，做為補償金，全部加起來，已和它的總資產相當。因而設若它真的購併，必須大量依靠借貸，而使它未來的利息負擔、財務調度和營運上增加困難。最近，油氣股在中國及香港股市皆一路上揚，祇有中海油下挫，顯示出投資人對這起投資案的不樂觀。

其次，中海油也知道，它的出價競標，必將有極大阻力，而為了化解阻力，它在出價時也表示將來購併後，不會改變組織人力，不會改變營運方針，這意謂着造成優尼科公司難以為繼的條件，都不可能改善，其短中期的持續虧損即難改善，而相對是雪佛龍出價一百六十四億美元，卻有公司改善、精簡人力和支出的計劃。這也就是說，對中海油而言，這實在不算是個好生意。

那麼，中海油為何還要出比別人都貴的價錢來購併這個公司呢？答案祇有一個，那就是油源考慮。優尼科的投資探勘，迄至目前被證實以及可能會被證實的儲量如為三十億桶，其中，在泰國的占二六％，在印尼的占二七％，在孟加拉的占十％，在亞塞拜然的占十二％，在北美的祇占二一％。其中，東南亞即占六○％，這對油源的地緣性，乃是極佳的條件。而除了油源的地緣利益外，雪佛龍出價一百六十四億美元，其計算基礎，乃是將中長期油價訂在每桶三十美元，但中海油則將中長期油價訂在每桶四十美元，因而它遂可以出得起更高的價格。

不過，儘管中海油出價較高，所承諾的條件也較優厚，甚至有點在做短中期的賠本生意，但多數人皆心知肚明，這起購併案的通過，可謂千難萬難。最近，加州兩個共和黨眾議員朋博〔Richurd Pombo〕與杭特〔Duncan Hunter〕祭出萬靈丹“國家安全”，意圖阻止這項購併案，祇是暖身而已。更大的阻攔註定將會繼續出現。尤其是，最近國際原油價格再度飛漲到超過每桶六十美元，在油價上漲的時刻，也就更不利於這起購併案。

油源掌控成為全球戰場

我們都知道，在二○○二年之前，國際平均油價都維持在三十美元價位之下，由於低油價，當然造成了低投資，於是從二○○二年下半年起，原油消費在需求急速擴張下，立即出現給幅性的需求大於供給，油價以準直線的方式上漲，也就難以抵擋。以目前而論，全球每天用油需要八千八百萬桶，而供給僅八千三百五十萬桶，有四百五十萬桶的缺口待補。

這種結構性的供需失衡，祇是油價上漲的推動力量，而一旦突發性的因素表面化，如最近的挪威罷工，奈及利亞的動亂，則會造成推波助瀾的飆漲，這乃是油價在最近已一舉破了每桶六十美元的原因。

而對於原油的控制，一向為美國最主要的政策思維目標。由於美國用油持續增加，尤其是住宅及車輛用油不加節制，在一九七○年代，進口油祇占它石油消費的三分之一，今天已增至五六％，到了二○二五年將達到六八％，這乃是它在全球持續展開以控制石油為主要目標的戰略與政略活動的原因。

由於美國的石油戰略已使得最重要的中東地區日益動盪，國際原油的供給穩定性出了問題，因而全球遂在美國帶頭下，展開了全球性的開闢油源活動，這是個國際原油秩序出現大動盪的時代。

而在美國掌控石油的戰略里，中國則不明言地成了它的對手，它認為中國的崛起，儘管目前每天僅用油五百五十萬桶，但到了二○二○年，將增至每天一千萬桶，其中的百分之八十皆將仰賴進口，而美國屆時每天將進口二千二百萬桶，中國已成了美國的“能源競爭者”。

也正是基於這樣的石油戰略思維，美國才會力阻裏海原油不通過俄國，直接經過它能完全控制的喬治亞，而後直達土耳其，進入地中海的BTC計劃；進一步將透過中亞秩序重編，將中亞石油掌控納入手中，由於美國在全球展開石油控制的活動，新興的用油國如中國、印度，也都被迫必須極力開展油源。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美中的能源競爭才日趨激烈。中國目前超過一半仰賴中東原油，但中東秩序已被美國攪亂，隨時可能出現大動盪，中國已必須開發多元油源，甚至連提煉成本必須在三十美元以上才合算的加拿大油砂，也都在投資之列。在這種情況下，中海油尋找油源找到了美國家裡，美國自然不會接受。它違背了美國掌控石油資源這個最基本的利益，這也就是它所定義的“國家安全”！

因此，現在全球已進入了新的結構性高油價時代，油源的掌控已成了最主要的爭場，中海油出價購併優尼科會引發爭論，所反映的不過是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