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天后，印度撤了。立即有人说中国太软、太怂，甚至还有更严重的指责。这种指责在印度媒体洋洋自得地表示自己“获胜”、中国“让步”的言论衬托下，更显得义愤填膺，仿佛中国错失了扬威立万的大好时机。在这70多天里，有一部电影很火很赚钱，带出了一句话、一种情绪传遍各地：“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于是，很多人因为没能像电影里一样痛扁对手而深感遗憾。曾经充斥网络的好战言论，在收了不少打赏后，不知何时能消停。   “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这句话颇有来头，它源于二千多年前西汉名将陈汤给汉元帝上的一份奏疏。当时，陈汤刚获“郅支大捷”，将北匈奴首领郅支单于斩首，俘获千余人。但是，因为此仗是身为副帅的陈汤假传圣旨，擅自开战，这是死罪，皇帝要杀他。于是，陈汤联合主帅甘延寿给汉元帝写了一份自我辩护的奏疏，“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就是这份奏疏中的一句话。这话的确豪情万丈，说起来痛快酣畅。难怪汉元帝看完奏疏后，心情大爽，最终赦免了陈汤的“矫诏之罪”，还封其为关内侯。

   在时间长河里，二千多年是个模糊的概念，二千一百年，二千二百年，都能笼统地算作二千多年。但对一个人来说，一百年就是全部了。因而，进入历史深处，我们不该忽视“说与做”的时间差、时间线。西汉于西元前202年立国，陈汤在奏疏里写下“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话，大约在西汉立国160多年后。那么，在这160多年的时间里，西汉与匈奴之间发生了什么？   在陈汤写下“虽远必诛”之前八、九十年前后，汉武帝曾对匈奴及周边不安分地区发起多次军事远征，获得了名垂青史的一系列胜利。若无这些前人的功业垫底，近一个世纪后的陈汤估计也很难说出“虽远必诛”这样的豪言壮语。这样的宣示既需要当下的勇气，也需要可借鉴的历史功绩的鼓舞。因为，如果从汉武帝再往前推半个世纪左右，汉朝对于匈奴其实有点窝囊。   西汉建立之初，差不多就是匈奴冒顿（音“默读”）单于杀父自立的时候。当时，汉高祖刘邦曾率30多万大军御驾亲征，结果被冒顿单于的大军围困，情况危急。最终采取特殊手段，使得冒顿单于网开一面，汉高祖刘邦得以无功而返。由于一些驻守北方的汉将叛变，例如韩王信（与那个受胯下之辱的淮阴侯韩信不是同一人）投靠匈奴，汉高祖虽怒火难息，但面对立国之初的国力虚弱和实力差距，刘邦没有意气用事，而是对冒顿单于采取了“和亲”的缓和政策。一方面送公主和亲，另一方面又与冒顿单于以“兄弟”相称，实际是矮了辈分，说他“窝囊”不为过。   刘邦驾崩后，冒顿单于写信给汉朝政府，提出让刘邦的皇后、此时的皇太后吕雉嫁给他。依汉族礼法，这是一种侮辱。依匈奴习惯（北方民族很长时间里有娶嫂的习俗，甚至还有父亲死后子娶父妾的规矩，差不多到元朝时受中原文化影响才改变），这就是吞并汉朝的算计，恰似欧洲历史上国王或贵族的婚姻，领地作为嫁妆就合并了。吕后对此非常生气，有心发兵征讨匈奴。但经人相劝，自知实力不足以打败冒顿单于，便忍气吞声，称自己年老色衰，另选年轻宫女与冒顿单于“和亲”，并赠送贵重礼物，被匈奴视为贡品。   回溯陈汤之前的西汉历史，我们看到，西汉面对匈奴的挑衅，用今天的话也可以说面对主权被侵犯，并没有立即以牙还牙，而是在差不多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选择了忍耐。我们可以说这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也可以说这是“小不忍则乱大谋”。西汉立国160多年后，陈汤原话是：“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我们尤其要注意“强汉”的“强”字。若自身不强，一切都是枉然。

   然而，即便强如汉武帝，也是“战与和”两手并用。即便强如冒顿单于，在他自立之初，面对强大的东胡，也是隐忍许久，甚至将父亲的千里马、自己的“老婆”送给东胡。即便汉元帝之时，面对郅支单于的北匈奴，陈汤说到做到“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但汉元帝还同时对南匈奴的呼韩邪单于采取了“和亲”政策。而呼韩邪单于还恰恰是郅支单于的弟弟。只不过与刘邦送公主和亲又称“兄弟”相比，汉元帝送出的是宫女王昭君，呼韩邪单于则自请为婿。家国关系的对应在一个半世纪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因此，“虽远必诛”的确豪情万丈，但事实上，“战与和”一直被同时采用。“战”绝非唯一手段。而且，“战”也是有条件的，首先要自身“强”；其次要对“犯”，即侵犯主权有明确的判定；第三，“战”还要选择恰当的时机。最后，即便“虽远必诛”，今天的“诛”也不会再是陈汤那样的“斩首行动”，也就是说，“战”也要选择恰当的方式。西汉距今二千多年，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中华传统的某些原则依然有效，例如“战与和”的辩证关系。“战”只是手段，而且不是唯一手段。“战”更不是目的，“和”才是根本，此乃“和为贵”的意义。只不过我们不该忘记，在必要的时候，“和”必须借助“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