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报告在其“战略环境”部分具体分析了上述“对手”所造成的“威胁”。报告首先表示，美国所面临的全球安全环境“日益复杂”，而这一复杂性，体现在对于美国领导的所谓“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公开挑战”，以及“重新出现的、长期的国家间战略竞争”。报告认为，中国正在利用军事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成果，“重塑印太地区的国际秩序”，并使之对中国更加有利。同时，俄罗斯寻求对其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决策进行渗透和干预，企图以此抵消北约组织的力量，并使得欧洲和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向对俄罗斯有利的方向转化。报告特别指出，俄罗斯在格鲁吉亚、克里米亚半岛和乌克兰东部地区所采取的行动，以及其新兴技术和核武器的发展是最引人注目的。而朝鲜和伊朗则是通过发展导弹和核武器来“破坏地区稳定”或“支持恐怖主义活动”。报告将中俄列为所谓“修正主义国家”，而将朝鲜和伊朗则视为所谓“流氓政权”。

　　从上述表述来看，恰如部分外国媒体所言，美国对于其安全环境的认知似乎有向“冷战”复归的趋势。与10年前发布的上一份《国防战略》不同，新的《国防战略》将从前被美国视为头号敌人的国际恐怖主义列为次要威胁，而将概念初现的“战略竞争者”视为目前美国面临的主要对手。从这一事实看，似乎冷战时期的大国间全面竞争的局面又有重演的趋势。

　　而在报告的“增强同盟和吸引新的伙伴”的部分列出的美国发展防务关系的几大重点，也聚焦于上述“对手”所在的区域。除稳定其“基本盘”西半球地区和防止恐怖主义力量向非洲扩散外，美国拓展防务关系的重点对象聚焦于印度-太平洋地区、北约成员国和中东地区。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美国希望加强与该地区国家的伙伴关系并建立“网络化”的地区安全结构，以“威慑侵略”和“保持稳定”，通过发展双边和多边安全关系来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体系”。在对北约组织的政策上，美国则期望加强北约组织成员国的防务支出和防务合作，来增强对俄罗斯的“冒险主义”行动、恐怖主义威胁和北约边缘地区（如波罗的海地区、东南欧/巴尔干地区等——笔者注）的不稳定局势的应对能力。在中东地区，美国则寄望于通过发展与该地区国家的安全关系，维护美国的贸易运输路线、能源安全，并打击该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

　　美国《国防战略》所关注的重点地区，在地理位置上与前述的“战略对手”重合。此举绝非偶然。美国试图在上述地区深化与本地区国家的安全关系的努力，也可以视为其通过发展和“拉拢”地区同盟者，与“战略对手”国家展开地区竞争，威慑遏制“对手”，甚至抵消这些国家的战略优势的一种策略。从这一现象来看，确实与冷战时期的对抗氛围有几分相似之处。

　　然而，尽管美国《国防战略》透露出了咄咄逼人的对抗前景，但笔者认为，其前景与冷战时期的大国间全面对抗相去甚远。首先，我们要看到，虽然美国政界长期抱有“冷战思维”，但在经历冷战后20余年的全球化和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后，美国与中俄等国家的关系已经与冷战时期单纯的全面对抗关系大相径庭。的确，美国与中国在亚太地区、与俄罗斯则是在欧洲地区存在分歧，甚至威胁到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重要安全利益，但在亚太和欧洲地区以外，美国与中俄（特别是中国）依然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前景。中美现存的贸易关系也不会因为一纸《国防战略》而倒退。同时，中国在亚太地区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也未必会使得中美在该地区构成零和对抗关系，而同样存在通过两国的互动和磨合达成新的协作机制的可能。美国《国防战略》即表示，美国发展对华安全关系的长期目标是“将我们两国、两军导向交流和互不侵犯的关系”。

　　从美国的角度说，新《国防战略》提出的“战略竞争”的观点，与其说是吹响了向冷战复归的“号角”，不如说是对现有安全形势的“追认”和“妥协”。在中美关系方面，自奥巴马时期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后，美国的军事力量即开始向该地区倾斜，并使得中美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出现了一些分歧和摩擦。新《国防战略》中提出的与中国展开“国家间竞争”的观点，更多的是调整其安全战略，使之与现实相适应，并加强对于其军事和外交行动的战略指导。至于其加剧中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的可能，笔者认为作出过分估计还为时尚早。

　　同时，我们还应认识到，美国新《国防战略》的出台，恰逢中国崛起而美国的国内政治经济领域出现诸多挑战的时期。在这一时间点转入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全面对抗，不仅在战略层面的意义不大，还可能虚耗美国的安全和经济资源，使美国陷入到得不偿失的困境中。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即表示，新《国防战略》具有“开眼看世界”意义，国防部副部长加尔比则认为新战略意味着“我们认清竞争已经开始的现实”，以及强调“好篱笆带来好邻居”的重要性。因此，笔者认为，美国新《国防战略》的政策主张，实质上是美国在其独霸世界的超级大国地位逐渐动摇的背景下，为保持力量优势和定义新的安全环境而做出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