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豫中乡村。警备队小队长孙毛旦骑着借来的“东洋车”、挎着借来的盒子枪，回到村里催缴给日军的粮款。他家是村中大户，他本人曾经是副村长。

面对家人对“汉奸”的些微质疑，他很敏感也很愤怒，拍着盒子枪说：

“你们这个也说日本，那个也说日本，好像跟了日本就跟偷了汉子一样！日本是那么好打的？……早晚，中国是人家日本人的天下！跟了日本不光荣，将来都成了日本的臣民，看你们还说什么！”

——作家刘震云笔下的孙毛旦，是如假包换的汉奸，是抗战八年间几与日军等量的100多万伪军中的一员。

在谈到汉奸现象时,孟子的话时常被人援引：“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

汉奸孳生的土壤

一位在国外讲学的中国学者曾有过这样一次令他心中五味杂陈的经历。

两名博士论文主题为“关于中国电影与国民性”的日本人，专程就《地道战》、《地雷战》中的一些情节向他请教。《地雷战》中的伪军官和中野队长一起搜捕“土八路”；《地道战》里民兵队长高传宝传达情报时说，来犯的有“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

两名日本人提出的问题让这位中国学者有些尴尬：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汉奸？这和中国的民族性有关吗？

南京市社会科学院学者付启元撰文说，抗战时期部分国人像一盘散沙，崇洋媚外，长于内斗而拙于团结对外，以致汉奸泛滥成灾，给抗战带来了严重危害。

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这种被孙中山称为“一盘散沙”的状况，却为外国侵略者对华推行“以华制华”和“分而治之”的政策提供了便利。面对日本的军事压力和利益诱惑，一些人可能就会选择投降的道路。

独裁统治，吏治腐败，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造成社会离心力的加剧，使政府缺乏亲和力和号召力，为汉奸思想的流行打开了通道。

部分民众思想意识里只有一家一姓，没有国家民族。一些人卖国求荣，卖身投敌。

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落后，人们生活水平的极端贫困对汉奸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很多下层汉奸迫于生计，而不得不为日军服务。

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屡次战败，使国人中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发展，抗战爆发后敌强我弱的现实，使部分人丧失了抵抗的信心。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迅速崛起也使中国人深为佩服，赴日留学生对日本有亲切感和崇拜感。这部分人容易被侵华日军所利用，成为汉奸。

有学者曾对汉奸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作过简略统计：留日比例较高，在被统计的144人中，有留日经历者54人，占38%。

伪军：强势竞逐下的卒子

1945年春，豫东最大的集团伪军头目张岚峰，同意中共派人进入他的军队，意在双方互通情报，以免彼此消耗实力。

而在此前半年，这个在1938年就被日军委任为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豫东招抚史的私家军队统帅，已作为“曲线救国的将领”被蒋介石秘密委任为新编第三路军总司令，负责安抚华北各伪军，并与汤恩伯部协同剿共。

张岚峰这种首鼠多端、倾向模糊的行止举措，正是当时伪军典型的生存方式。

身处国、共、日三方缓冲地带的张岚峰，为壮大个人实力，与各方都有来往。对于国民政府，他表示希望中央原谅他的“苦衷”；对中共则不挑衅，避免冲突，对于自己部队内的中共地下组织也不处理。

台湾研究伪军的学者刘熙明认为，伪军经常务实地依附其他强权。相对于国民党、中共、日本等强势力量，伪军各部队只能算是小卒，在各方势力的竞逐中游移，在夹缝中求生存，必然需要与各方都保持关系。

伪军的形成除了地方势力之外，主要来源为国民党军队降日。同时，伪军也成为一些下层百姓的谋生手段。

伪军建立后，同蒋介石军队之间从未真正作过战，蒋汪两军双方“互不侵犯”。抗击伪军的主要任务都是中共的军队完成。1943年8月24日的《解放日报》曾公布了“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共产党在抗击了全部侵华敌军共36个师团60万人的58%的同时，又抗击了全部伪军62万人的90%以上，国民党仅仅牵制伪军不足10%。

汉奸的当代悖论

不久前，广州番禺两座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建筑能否申报文物保护文物文单位，一时成为争论的焦点。尽管专家认为东涌炮楼和“蝴蝶楼”无论建筑水准还是历史价值都可圈可点，但它们却因与大汉奸李辅群密切相关而令地方政府部门踌躇。汉奸别墅该不该被当作文物进行保护，引发舆论激烈争论。

事实上，在中日关系的语境下，“汉奸”这个指称对于中国人来说犹为沉重和危险。尽管抗战已经结束一个甲子，但是这个严厉得无出其右的指控，却仍然频繁地出现在现实生活中，“文化汉奸”、“经济汉奸”的帽子并不鲜见。

而史家却已在追索几十年前“汉奸”的真相。

1938年1月，爱国侨领陈嘉庚的提议“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由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通过，并被后人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据说，当时主和派的汪精卫在念到这个提案时脸色发白。

但有学者指出，拿这个说法往抗战的历史上套时，第一个被网住的就是因枣宜战役殉国而广为人知的抗日英烈张自忠。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北平落入日军的掌握之中。张自忠在那时当了第一任北平市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和冀察绥靖公署主任。

尽管他曾指出自己留在日据的北平不是要当汉奸，而是“希望能够打开一个局面，维持一个较长的时间，而使国家有更充实的准备”，并表示为此不计毁誉，但是“汉奸”帽子和四处涌来的鄙夷唾弃，令他耿耿于怀。

1940年5月的枣宜会战中，国民党方面指挥作战的是时任国军第33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日军调集了两个师团集中攻击他。5月16日，他在南瓜店十里长山被包围，身中七弹，战死在杏仁山脚下，成为“抗战以来，以上将衔集团军总司令职亲临前线，战死沙场”的第一人。时年49岁。

有学者认为，张自忠在战斗中的“求死”倾向是希望“以死明志”，与当年被扣上“汉奸”帽子的刺激直接有关。

学者们在检视这类有关“汉奸”的历史片段后称,不能仅仅根据一个人的言论就说他是“汉奸”,“汉奸”的帽子要慎用。所有的人只能用同一种方式爱国,是危险的。

一个汉奸翻译官的神气与死亡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朱国栋 (根据嘉兴栖真当地老农吴珍宝、缪新官口述整理)

1934年夏，江南水乡太湖平原遭遇百年不遇旱灾，百日无雨，赤地千里，稻麦枯焦，蝗虫泛滥。

嘉兴海盐人陈阿伯带着儿子和童养媳，和许多当地绝收农民一起，一边行乞，一边沿着塘河(即京杭大运河)向北迁徙。最后，他在沪杭铁路边的仲家湾定居下来。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11月，日本人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仲家湾，这个滨水小村的宁静，也被日本人的铁蹄踏破。

占领嘉兴之后，为了保护沪杭铁路与京杭大运河的安全与畅通，日本人决定在栖真建一个炮楼，派驻二三十个日本兵驻扎。

在铁路边种闲田的陈阿伯，就近被日本人拉去做了伙夫。但不久后，日本人惊奇地发现，这个白胖的中国农民，居然还能用日语和他们交流。

日本兵喜出望外，自此，陈阿伯为日本人担当起第二种职责：翻译。

在当时，只要是为日本人做事的，皆是汉奸，尽管老百姓表面上不敢这么说。

成为翻译之后，陈阿伯几乎掌控了一切。他说，大先生(日本人)是聋子，农民是哑子(哑巴)，只有靠我大阿伯才能让他们不聋不哑。

久而久之，陈阿伯成为沟通两方的惟一渠道，日本人和农民，惟一必须听从的就是陈阿伯。

淞沪战事平息之后，日本人驻扎在栖真，任务就是保护京杭运河的畅通与沪杭铁路不被国民党游击队破坏。

事实上，当地根本没有武装力量能与数十名全副武装的日本职业军人相抗衡。日军驻扎的几年里，几乎没发生过什么战事。但长期的和平并不能阻止日本人的胡作非为。

日本人惟一不敢随便欺负的就是陈阿伯的乡邻们。乡邻们在田里插秧，日本兵只能站在岸边看看；乡邻们要出船经塘河运货，陈阿伯一点头，日本人就放行；乡邻们要到嘉兴去置货看病，经过日本人的铁路关卡，陈阿伯说放行，日本人就不搜;陈阿伯的乡邻中的女人，见到日本人来，也不需像别的女人那样换男装、擦烟灰。

陈阿伯的存在，保证了乡邻与亲友们的基本安全。

陈阿伯每次回家，他都身穿绸袍，拿着扇子，面带微笑，说话细声细气。乡邻自然也要巴结这位得势“红人”，时鲜的水果，当地的土产，鸡蛋，都成了孝敬陈阿伯的礼物。陈阿伯也不客气，来者不拒。

从此之后，陈阿伯已不再是灰头土脸、人见人欺的乞丐，而是被当地人尊称为“南头大阿伯”的头面人物。

陈阿伯的儿子陈道，和父亲一起行乞到仲家湾后，借着父亲的势也威风起来，他休掉了童养媳，另娶了媳妇。

即使是60多年后的今天，乡民们还是不明白，这个从海盐要饭来的大阿伯，做了“汉奸”翻译之后，可以呼风唤雨，但他为什么从来不杀人，甚至没打过人？他们还不明白，这个从海盐逃荒来的乞丐，为什么长得白白胖胖，说话细声细气，穿着绸缎，拿着扇子，一副书生相？他们更不明白的是，这个给日本人烧饭的乞丐，为什么会懂日语，甚至能把几十个杀人不眨眼的日本人，整治得服服帖帖？

乡民惟一知道的是，这个陈阿伯，在日本人投降、离开炮楼的第二天，全家男丁都被人杀死，惟独他儿子新娶的媳妇幸免。

大阿伯死在屋里的床头，脑袋则滚在庭院里，嘴里衔着草；他儿子陈道死在孔家桥下，身着白色绸衣，浮在水上；大阿伯的两个孙子，死在了门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