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註：改革開放的第二年，陳院士隨航空工業部考察團隊赴歐洲考察，在德國參觀了“狂風”戰鬥機，並首次接觸

　　國產殲轟-7殲擊轟炸機的總設計師陳一堅院士，被人們譽為“飛豹”之父，是國產殲擊轟炸機這一機種研製和技術的開拓者。上世紀70年代末，他帶領航空603所的研製團隊，在國內航空工業技術基礎薄弱、從未接觸過殲擊轟炸機這一機種設計研發的大背景下，篳路藍縷，克服重重困難，歷經10年艱苦研發，於1988年12月14日將“飛豹”戰機放飛藍天，隨後大量生產裝備海軍、空軍航空兵部隊，填補了國產對面攻擊飛機的空白。而今距離“飛豹”國產殲擊轟炸機首飛已經過去了30年，30年後，我們與已經88歲高齡的陳一堅院士再談“飛豹”，聊起關於“飛豹”的一些鮮為人知的內幕故事。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飛豹”是我國從蘇聯標準轉向美國標準的第一型國產飛機。

　　據陳一堅院士回憶介紹，要設計“飛豹”殲擊轟炸機，首先面臨的第一個大問題，就是是選擇什麼設計標準（設計規範）的問題。

　　當時世界航空工業業界經過多年的技術發展和經驗總結，從50年代起，主要有兩種飛機設計標準和規範。所謂規範，就是按照規矩辦事，按照規範來設計飛機。其中一種是蘇聯人的標準規範，也是我們國家從建立航空工業之初就一直學習和使用的設計規範，它主要是基於經驗總結積累起來的一些東西，在具體條文和內容上相當粗糙簡單。另一種是美國的一套軍用規範、MIL“美軍標”，它們的條文有厚厚的一大摞，各個子系統、各個條目，要求非常詳細細緻和規範，強調從數學物理方式出發進行推導計算，技術上很嚴格，和蘇聯人完全是兩個思路。

　　蘇聯的飛機設計規範標準，我們當然很熟悉，蘇聯是中國航空工業的老師傅，中國航空工業在改革開放前，走的一直是學習蘇聯的路。但是美國的標準和飛機設計規範，我們在改革開放前由於技術封鎖，從來沒有接觸過。那麼陳院士是什麼時候首次接觸到美國標準的呢？

　　據陳院士回憶，改革開放後的1979年春，航空工業部組織代表團訪問歐洲，陳院士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和名義造訪了德國，參觀了德國MBB公司（該公司是當時西德最大的航空工業企業，全名叫做梅塞施密特-伯爾科-布魯姆公司，集合了梅塞施密特、容克、布魯姆福斯等德國當年大名鼎鼎的航空工業企業，後來先後通過合併重組，加入了梅賽德斯-奔馳宇航公司和EADS歐洲宇航防務集團公司），還參觀了與我們當時希望研製的殲擊轟炸機相近的“狂風”Tornado戰鬥機，當時該飛機已經設計製造完成了。正是在德國，陳院士首次見到了美國飛機設計規範的標準文本，雖然只是簡單閱讀和接觸，但技術業務精湛的陳院士敏銳地察覺到，美國標準規範跟蘇聯人完全是兩條路子，而且完全從技術角度出發，要規範、細緻得多。

　　回到國內，陳院士通過渠道收集到美國飛機設計標準的文本，並進行仔細的研究和學習。隨後，陳院士組織“飛豹”設計團隊的技術人員，按照美蘇兩種不同規範大概計算了一下，結果發現，用美國規範計算出來的結果，要比按照蘇聯規範計算出來的精細得多，效益提高了20~30%。

　　陳院士提到當初最終選擇美國設計標準的大膽決策時這樣說：“究竟是採用落後但十分保險的蘇聯規範，還是冒着風險採用先進的美國規範？當時讓我們糾結了好一陣子，因為選用蘇聯規範很保險，不會有錯，但是這個飛機可能完成不了軍委給的一大堆指標。經過多從討論，我們最後還是決定用新的美國規範。實踐證明，我們選擇美國規範設計出的方案，不但完全滿足軍方給我們下達的一系列性能指標要求，而且要比以前先進得多。”

　　陳院士進一步指出：“‘飛豹’是第一型在新設計規範指導下成功的型號產品，當時我們說要保證它20年不落後，事實上也做到了。這是我們之所以能夠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還按照蘇聯那一套干，現在的‘飛豹’肯定達不到這樣高的水平。”

　　“飛豹”首次借鑑採用美國飛機設計規範標準來進行新型國產飛機的設計，創造了中國國產飛機的第一，同時它的成功也成為了此後我國飛機設計標準變革的先導。此後，我們借鑑學習美國MIL國軍標，推出了包括飛機設計在內的一系列我國自己的標準規範即“國軍標”，隨後包括殲-10飛機等在內的各種先進國產武器裝備，都在新的標準指導下設計研製出來，使得我國的軍事工業技術水平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飛豹”作為“吃螃蟹”的第一個，可謂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