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鲜名将传略之一武亭

-- 作者：海镜清

——这是一位曾经与金日成并称的传奇性的军事英雄：后者是著名的反日游击队领导人，而武亭则是中国共产党军队里的朝鲜人领袖。

武亭（Mu Jong）领导着中国共产党军队的炮兵和朝鲜义勇军，他在中国和朝鲜都创造了传奇性的军事成就。他一直是一位神秘人物，很少有历史学家能真正地了解武亭。他和他的朝鲜义勇军曾经被寄予很高的期望，但是他在北朝鲜的政治舞台上出现而又迅速地消失——就象一颗流星。武亭曾经在1946年被选举为北朝鲜共产党的第二号领导人，但是他的政治地位下降得很快，在新成立的国家中，他仅仅被任命了纯军事性的职务，而仅剩的军事事业也因为1950年的朝鲜战争而耻辱地结束了。

虽然他去世已经50年了，能找到的关于其个人的资料仍然很少，中国延边出版社曾于1994年出版了《武亭将军传》，但其发行量仅仅限于延边地区，而很少为人所知（本人也没有看过此书）。朝鲜除了最高领导人几乎不宣传其他其他人物，而韩国又因为他的共产主义者身份而有所保留。根据目前解密的文件显示，与其把他看成是韩国教科书所称的火炮专家，不如说他是一个职业革命家。

武亭于1905年出生在朝鲜咸镜北道镜城郡，在汉城长大，他的真名叫金武亭。由于家境不好，他在汉城一直是半工半读，以微薄的工薪来维持学业和生活。在14岁那年（1919年），他参加了著名的“三·一”反日爱国运动，这是他革命生涯的起点。而后考入了当时朝鲜最好的中学——中央高普（Seoul Central High School），考虑到他的家境，这相当不容易。他在这里结识了汉城的高丽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吕运亨（Yo Un Hyong，1885—1947），并深受其影响，为了从事革命活动，他在1923年退学，时年18岁。同年3月，为了寻求复国的途径，他渡过鸭绿江来到中国，经东北到了北平。恐怕他当时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将要在这个古老的国度呆上20多年的时间。(注：高丽共产党是著名朝鲜独立运动者李东辉于1921年5月在中国上海组建的马列主义思想团体，成员主要是知识分子）

他首先进入文化大学，学习汉语。1924年进入北方军官学校（一说是东北讲武堂），学习炮兵专业。当他还是一名军校学生时，他参加了中国北方军阀之间的南口之战，不久又在攻占天津时立了功。毕业后，被任命为炮兵上尉。他的军事才能过人，年仅22岁就成了炮兵中校。1925年，他20岁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该党还只是一个不足千人的小党，不过，由于吕运亨的影响，显然这也是他的必然选择。随后，他放弃了在军阀部队里的军籍，参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和北伐战争。1927年，蒋介石镇压共产党，对他也下了逮捕令，他被迫转入地下。他的秘密地下活动，使得蒋恨之入骨，屡屡悬赏缉拿。他又转到汉口继续工作，不久在武昌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可是，在武昌，有一万多名中国学生进行了示威游行，反对蒋的白色恐怖政策，并要求释放武亭和其他政治犯；加上武昌法院的法官中，有他的同志等原因，方得以逃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

在上海，他重新开始做共产党的政治工作。1929年他作为组织者之一参加了上海工人暴动，他虽然是外国人，但由于他的军事才能，被推举为总指挥。起义被镇压后，他被英国人逮捕，同年10月10日，被判刑2个月（这种象征性的判罚颇为耐人寻味）。获释后，他到了香港。此后辗转回到内地，参加了第二次国内革命（即土地革命）。他先是在彭德怀将军的麾下，由于红军在攻克湖南岳州后缴获了一些七五野炮和山炮，武亭有了用武之地。根据《彭德怀自传》称：“占领岳州后，英、美、日兵舰仍如黄石港一样，很猖獗，对城岸乱轰。我们隐蔽地架好了炮（当时，还只有我自己和一个朝鲜同志武亭会用炮），待敌舰逼近时，还击了几十炮，大概十发以上打中了兵舰，从此它们不敢抵岸射击了。”这是有关于武亭在中国红军里最早的作战经历，虽然记载简略，但是显然战果辉煌。

红三军团于1930年7月31日在湖南平江成立了军团山炮连。当年的老炮兵回忆称武亭于这年年底，从苏联学习炮兵技术回国（这尚无更多史料证实），先从事炮兵教练工作，后来成为该连第三任连长。1931年5月，红军中央军委炮兵团（有资料称是炮兵营）在江西陂头成立，由于首任团长有失职行为，武亭于这年6月成为该团第二任团长。在红军时期，战功赫赫的武亭升迁很快，最后竟进入中国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对于一个没有政治后台的外国人来说，这的确是破格的晋升。

从1930年12月到1934年10月，蒋介石对红军进行了五次进攻，到最后，中国共产党的苏维埃区的大部分，被蒋的军队所占领。

中国共产党为寻求从江西瑞金到达附近的安全地带，决定转移根据地。这就是有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从1934年10月14日开始，1936年12月12日到达延安的大行军。武亭作为中央军委直属的炮兵部队指挥官，是典型的救火队，不论是在进攻，还是在断后时，都广泛地担任了火力支援任务。一名老红军撰写的《罗元发回忆录》就曾提到过他的工作性质：“11月下旬，中央军委决定分四个纵队从新安、全州之间渡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这是长征开始以来一次最紧张最激烈的湘江战役。我们五师奉彭德怀军团长的命令，以急行军日夜兼程每天100余的速度，抢占湘江渡口。……师首长告诉我们，军委炮兵营武亭同志带领的炮兵营和你们一起完成这次任务，他会用火力支援你们。”不久武亭出任军委纵队第三野战梯队司令，指挥包括炮兵营、工兵营、运输第一大队和附属医院在内的技术兵种，后又改任红三军团炮兵营长。

关于武亭在长征中的重要作用还见于《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根据彭德怀的狱中自述，那时人们愈来愈担心两支红军队伍之间会发生冲突。……他担心会和第一军团失去联系。据他说，由于没有向导，第一军团在俄界附近被困了。因为密码已经更换，他无法进行联络。他编了一本新密码，交给了武亭——一个可靠的朝鲜族党员，还给了他一个指南针，让他去同林彪和聂荣臻去联系。聂荣臻记得，当时第一军团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接到的唯一电报就是原地待命。”显然武亭深受彭德怀的信任。

长征是一日也不休息的先后与蒋介石军队经过大小500余次战斗的饥饿困苦的行军。比较能说明问题的是：当长征开始时，这支红色军队中还有30余名朝鲜革命者，但是在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了武亭和杨林两个人，而杨林也在不久之后的战斗中牺牲了，因此，武亭成为了唯一的幸存者。武亭曾对一个知心朋友说：“长征结束后，我们于1936年2月渡过了黄河。那时，杨林和我是仅有的两个朝鲜军官。杨被挑选出来担任一支强渡黄河的突击队长，这是一个敢死性的任务。突击队冲过了河并建立了滩头阵地，但是杨被子弹击中了，那时的医疗条件无法挽救他的生命。他忍受了整整一天后，在痛苦的折磨中死去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杨林英勇的牺牲却挽救了武亭的生命。武亭回忆说：“杨林牺牲后，彭德怀在党委会上发言：‘太多的外国革命者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牺牲了。如果我们继续让他们在中国死去，还会剩下谁来为他们祖国的革命事业战斗呢？我们无法为那些已经死去的同志做些什么，但是我们不应该再浪费外国同志的生命了。’在彭的呼吁下，军委下了休息命令，让我进行学习研究。”这时，武亭正被胃肠病的恶化折磨着，彭救了他的命，所以两人成为了终生的朋友和同志。

1936年的余下日子里，武亭在红军大学进行战略学和党的工作研究。而后，他一面在红军大学学习，一面在军官学校上课。从红军大学毕业后被任命为八路军总司令部作战科长。1937年底，在接受了重组八路军炮兵的任务后，他作为八路军总部炮兵处主任建立了八路军的炮兵部队，并于1938年初出任八路军总部炮兵团长。在红军中，武亭作为炮兵的最高权威，是人所共知的。

武亭再次由于过度疲劳，健康受到损害，司令部再次命令他休息。在康复后，他担负了新的任务，负责集中为了寻求对日作战而来到延安的朝鲜青年，着手朝鲜义勇军的建军工作。即以土地革命时期尚存的十余名朝鲜革命者为骨干，把来延安的朝鲜青年、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的朝鲜青年、还有在东北活动过的、在莫斯科学习过军事之后来到延安的青年全部集中起来，实施了彻底的训练。1939年到了八路军前方司令部所在的晋东南，和八路军一起参加抗日战斗。朝鲜人自身的革命力量日益壮大。1941年1月10日，朝鲜独立同盟的前身——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终于成立了，武亭担任会长，是年6月，原属于重庆系统的朝鲜义勇队部分成员先后投奔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武亭把他们编为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与八路军一起作战。8月，在山西桐峪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成立了朝鲜义勇队干部训练班，武亭担任校长，专门培训从事抗日武装斗争的军事干部。接着，又在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成立了朝鲜青年干部学校和朝鲜武装宣传队。在10月26日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上，武亭的画像作为外国抗日领袖之一同毛泽东并列。

国际上史学家一般都认为此时的武亭已经离开八路军了，但中国的一段记载表明并非如此。在关于延安大生产时期开发南泥湾的资料中叙述道：“1941年1月末2月初，中央军委直属炮兵团团长武亭率领两个营开进南泥湾。大约用了半年时间，从榛莽丛中开出了一条6米宽的公路。以后南泥湾的粮食、副食品、工业品都是经过这条路，源源不断地运到抗日前线的。武亭团长率两个营克服了缺粮食、无房住等难以想象的困难，三、四月份就在开出的荒地上种上了庄稼。这以后不久，王震率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使垦荒队伍迅速扩大。以后许多部队及边区政府、中央军委等单位也相继开进南泥湾，形成了开荒热潮。”

由此可见，虽然武亭已经被外界认为是朝鲜反日力量的一派领导人，但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中，他的地位并没有什么改变，仍然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和八路军将领。中共让武亭负责组建朝鲜义勇军，其原因可以解释为：作为广泛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示范，从而保证从国民党政府麾下拉来更多的朝鲜人，同时，在对日本军队中的朝鲜士兵中做宣传时也有特殊的效果。也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意图不仅在于此，朝鲜问题专家司马路说，周恩来对中朝关系的未来具有很深远的关心。事实证明，武亭的传奇形象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原来在国民党控制下的朝鲜义勇队有89%的成员从洛阳、重庆等地辗转来到太行山。他们被编入华北支队的各个分队，分别前往冀鲁豫、晋察冀、太行山等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和瓦解日军的斗争，并参与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的建设活动。

武亭和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的威望越来越高，朝鲜著名的独立运动领袖金枓奉也慕名从重庆前往太行山；远在国内的吕运亨也派自己的联络员金命时（Kim Myong Shi，武亭的恋人）从汉城来到延安和武亭会面，商讨联合建国问题。

事实上，武亭的名字甚至传到了克里姆林宫。1941年7月，斯大林派遣一架飞机到延安，准备接武亭到苏联，名义上是仰慕武亭非凡的火炮技术，希望他前去指导苏联的炮兵部队（这个借口可真够蠢的）。但是毛泽东鉴于半年前的“皖南事变”，担心蒋会阻止这次旅行或制造事端，为了安全起见，没有让武前往苏联。虽然没有成行，但是斯大林派飞机的事件无疑大大提高了武亭在国内外的声望。

1942年7月11日，华北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成立。作为同盟中央执行委员和义勇军司令的武亭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特别是在组建义勇军方面。他辞去了炮兵团长的职务，专心训练和指挥这支还很弱小的队伍，相信终有一天会率领他们光复自己的祖国。而当时很少有朝鲜人从义勇军身上看到朝鲜独立的希望，他们认为朝鲜还会被占领许多年。但是武亭是乐观的，他坚信朝鲜的独立指日可待，因此从1937年开始就尽力经营他的部队。值得一提的是，武亭希望独立以后的朝鲜是一个所有爱国党派联合执政的国家，这显然是受到当时尚且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构思的影响。但是他的想法遭到了在延安的朝鲜共产党人中左派如崔昌益等人的坚决反对，由于独立同盟的政治领导权主要掌握在左派手中（武亭只负责军事），同盟未能就武亭的意见达成共识，这的确让人感到遗憾。1944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的覆灭已经是很明显了，武亭预见到苏联会设法控制朝鲜，此时，他更加痛惜在黄河岸边牺牲的杨林，杨林会说流利的俄语，意志坚强、足智多谋，他相信杨林能够处理好同苏联人的关系。此前，在他的建议下，朝鲜革命军政学校的全体成员自1月底起，从太行山出发，行军2000里，穿越日军三道封锁线，于4月7日抵达延安。这只是一个开端，华北的朝鲜革命者逐步集中到延安，进入军政学校学习，为迎接祖国的光复做准备。

1945年12月一个寒冷的日子，一列老式的蒸汽机车把70名旅客带到了平壤火车站。在这些旅客中，有武亭、崔昌益（Choe Chang Ik）、韩斌（Han
Bin）以及其他来自延安的朝鲜独立同盟干部。没有激昂的音乐，没有飞舞的彩旗，也没有热烈的人群来欢迎这些回国的革命者。只有几个接待人员上来和他们握手，没有寒暄就匆忙地让他们上了等待在车站的卡车，并迅速消失在黑色的夜幕中。苏联人并不欢迎他们，并曾一度阻止他们进入朝鲜，直到他们答应苏联将“非武装地”、“以个人身份”回国——不是以军队或政党的身份。更糟糕的是，他们的主力不得不留在中国，并卷入到中国的内战中去。

那是在1945年8月11日，八路军的朱德总司令签署命令，着武亭、朴孝三（Park Hyo Sam ）、朴一禹（Park Il Woo）率领朝鲜义勇军迅速北上，配合苏联红军光复朝鲜。但是日本三天后就宣布投降，使得这支军队失去了解放自己祖国的荣誉。日本宣布投降两天后，武亭带着100多名将士从太行山（朝鲜义勇军的主要根据地）回到延安，着手准备回国的旅途。武亭和其他干部为回国做了一些准备，但是由于时间仓促，基本上没有什么回国的详细计划，只是简单地规定在哪里集中然后出关，回朝鲜，每个人都很兴奋而又紧张，毕竟，他们中很多人是第一次回国，而年长的已经在国外待了20多年了。

一支300人的先锋队于9月5日从延安出发，接着是妇女和儿童，在到达东北后已经增加到3000余人，都来自各个敌后根据地，他们只有两辆装载补给品的马车，武亭和金枓奉（Kim Du Bong）以及其他少数人有坐骑，但是大部分人只能用双腿来进行这漫长的行军。在60多天的艰苦跋涉后，队伍到达了沈阳，这时已经是1945年11月初了，干部们住进了兵营，而其他人则分散到居民家中休息。11月7日，义勇军在一所朝鲜人学校召开了朝鲜义勇军军人大会，武亭告诉成员们与苏军交涉的结果：只有少数干部被允许回国，而其余的人按照中共东北局的指示，编成七个支队（实际成立了四个），一面继续参与中国革命，一面等待回国的机会。第一支队很快在南满成立，指挥官金雄（Kim Woong）、方虎山（Bang Ho San）和崔仁（Chu Yol）；第三支队在北满成立，指挥官李相朝（Lee Sang Jo）和朱德海（Chu Duk Hae，1911—1972）；第五支队在延边成立，指挥官李益星（Lee Ik Sung）和朴一禹（Park Il Woo）；第七支队在吉林成立，指挥官朴勋一（Park Hun Il）和崔明。后来，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陆续以个人身份或小规模地回到了朝鲜。

回国干部团于11月20日抵达中朝边境城市安东，但是他们没有得到进入朝鲜的许可，到平壤向苏联人申请入境许可的武亭被告知他们只有无武装、并以个人身份入境，显然，武亭没有选择。10天以后，他们渡过鸭绿江到达新义州，苏联人为他们安排了一列火车，将他们送到平壤。就如前一幕所介绍的，他们被卡车送到太平洋旅馆暂时安顿下来。这时的朝鲜独立同盟领导人们，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里：他们对平壤的政治氛围一无所知、他们没有未来的计划，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军队，在自己的国家里，他们就象一群过客，只能等待苏联人的安排。有些人陆续被安排了职务，离开了旅馆；但大多数人还留在旅馆里，等待他们不可知的命运。一天，金日成和一位苏联上校来到旅馆，与崔昌益等人会谈。金日成告诉他们，美国军队占领了南朝鲜，而且不打算离开，还谈到了将如何安排他们。到1946年1月，最后一位归国者终于被安排了职位，离开了这所旅馆。

武亭是朝鲜人民的英雄，但是在苏联人看来，他是个讨厌的家伙。苏联对武亭和他的义勇军非常冷淡，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他不熟悉，而他却又享有很高的声望，苏联人比较热衷于由文人而不是军人来担任朝鲜的领导职务，即使非要选个军人不可，他们也宁愿选比较熟悉的金日成。在武亭回国之前，1945年10月28日，新成立的北朝鲜五道行政局选举中，武亭被选为第二号领导人——行政局副委员长（第一号领导人是民族主义者曹晚植），武亭担任这个职务直到1946年4月，在这个月的选举中，他被排挤出领导层，与武亭同时回国的著名学者金枓奉被“选举”为第一号领导人，而金日成当选为二号领导人。武亭则被派去担任人民保安干部学校的炮兵教务长。1948年，他被任命为第二人民保安干部学校的校长。（注：人民保安干部学校不仅是培养朝鲜军事干部的学校，也是当时还未公开的朝鲜人民军的司令部，所以武亭的教务长职务实际上就是人民军的炮兵司令）

武亭非常缺乏政治斗争的技巧，或者准确地说，他并不擅长争权夺利。由于为人刚直，所以还在延安的时候，他就多次因为坚持自己的意见和独立同盟的其他领导人发生过冲突，以致于他与大多数独立同盟干部不和，很多人非常讨厌他，最后中共为了避免内斗，不得不让他专门负责义勇军，而把独立同盟的政治领导权交给比较和蔼的金枓奉。当他担任第二号领导人时，他又受到广泛的指责——把中国来的干部安排在比较重要的位置上，而排斥国内的以及来自金日成游击队的干部。当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首相金日成和副首相朴宪永（Park Hyon Yong ）都有自己的政治集团，在夹缝中的武亭更加失意了。在1946年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武亭压抑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了，他扯开自己的衣襟，向震惊的观者展示自己的枪伤弹痕：“看看这些伤痕吧，这都是我为了朝鲜而付出的代价，为什么你们现在只赞美另一个人（指金日成）呢？”很显然，这种感情上的发泄对他的政治生涯是极其有害的。

1948年2月，朝鲜人民军成立，武亭正式担任炮兵总司令，中将军衔。同年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武亭被任命为民族保卫省副相（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仍兼任人民军炮兵司令。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7月10日，因为计划执行不顺利，武亭接替金光侠任第二军团军团长，平壤希望这员红军虎将能够挽回局面。武亭一面反复地以局部包围、迂回和切断退路等手段将据守小白山中的美国第八集团军击退，一面前进，７月末前后进至金泉——尚州——醴泉——安东——盈德，准备抢渡洛东江。当美韩军队构成了釜山防御圈后，金日成元帅看到从美国本土来的增援部队即将到达釜山的情况，便前往位于忠州南侧水安堡的前线总司令部，下达如下战斗命令：“在朝鲜解放第五周年纪念日的８月１５日以前，必须夺取釜山。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渡过洛东江占领釜山”。

通过与美国人近一个月的较量，武亭深知人民军和美军的实力差距太大了，对“八月攻势”很不以为然。但是金日成固执己见（实际上也有背水一战的意味），任命武亭为人民军东线司令官，指挥6个师担任八月攻势的主攻任务，从金泉北侧向盈德展开，计划占领大邱、永川、浦项。具体计划为：
　　 第15师：在善山附近渡河，经游鹤山进攻大邱。
　　 第13师：在洛东里附近渡河，经多富洞进攻大邱。
　　 第1师：迅速占领军威，在第13师左翼配合进攻大邱。
　　 第8师：迅速击破义城之敌，进至永川，尔后准备向庆州或大邱进攻。
　　 第12师：插入太白山脉，迅速推进到浦项，尔后准备经延日或庆州向釜山进攻。
　　 第５师：迅速夺取盈德后进至浦项，尔后协同第12师准备向釜山进攻。

另外，武亭还特别命令第766游击团从蔚珍出发，破坏安康里桥（架设在安康里东面兄山江上的桥梁）和清道隧道（位于大邱南面清道附近的1500米长的铁路隧道）。

战斗从8月5日一直持续到24日，虽然人民军解放了盈德、军威，并一度占领倭馆，人民军的炮弹已经落到了大邱市内。第12师最为成功，将韩3师的1万多人团团包围在浦项，但是由于无法封锁海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韩国人大摇大摆地从海上撤走。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由于在山岳地带作战和联军的空袭严重妨碍了后勤工作，东线的人民军部队部队自8月12日以后没有补给一粒米，而且在山峦重叠的当地征收不到给养，所以从15—16日以后就没有行动的能力了；有时候甚至为了获取弹药而不得不强行实施勉强的作战。武亭曾寄予厚望的第766游击团，没有按命令执行规定破坏清道隧道以截断联军后路的任务，原因是“第766团团长认为‘分散渗透也不能保持战斗力，因而不能突破南朝鲜方面的警戒网。所以，必须作为正规部队实施突进，”。结果使这支擅长游击战的队伍由于在安康里走廊实施正规作战遭到重创，愤怒的武亭因而将该团解散，并入第12师。在联军优势的火力（人民军称其为“残暴的毁灭性战术”）和兵力不断反扑下，缺乏后劲的人民军不得不退到洛东江右岸。

八月攻势先胜后败，人民军心有不甘，想再进一步向前推进，并准备了九月攻势。客观地看，战争形势发生了逆转，北朝鲜军队的兵力已经到了不宜发动攻势的限度，除侥幸之外是不能期待胜利的，简直是赌徒的孤注一掷。这次武亭所部仍然担任主攻，他的计划为：
　　 第3攻击集团（第1师、第3师、第13师和第105装甲师主力）
　　　　 突破美第1骑兵师和南朝鲜第1师防线，占领大邱。
　　 第4攻击集团（第8师、第15师、和第17装甲旅）
　　　　 突破南朝鲜第6师和第8师防线，占领河阳和永川，尔后向大邱或庆州突进。
　　 第5攻击集团（第５师和第12师）
　　　　 突破南朝鲜首都师和第3师防线，占领浦项洞和延日机场，同时准备由庆州走廊向釜山突进。

9月2日夜，武亭指挥所部开始大规模的夜间进攻，战事开局非常顺利，特别是第12师表现突出，接连击溃韩国首都师和第5师，在联军的东部战线上撕开了一个约12公里的缺口。到9月5日，美国第1骑兵师和韩国第3师也相继败下阵来，浦项洞被占领；8日，永川也被占领；第八集团军司令部和韩国军队司令部都从大邱撤向釜山。但是，由于西线的人民军遭到挫败，所有的压力都突然集中到了东线，武亭开始支撑不住了，正当他竭力抵挡来自四面八方的反扑时，9月15日，仁川登陆开始，南方人民军的灾难降临了。

人民军不得不撤退。一接到大撤退的命令，深悉游击战之道的武亭在安排了各师的撤退路线后，就切断了所有的无线电联系，结果不但美国人，就是平壤也不知道他去向何方。所以，他位于韩国安东的司令部未受多大挫折便经原州回到了三八线以北的金化，他部下的几个师除了第13师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外，都比较顺利地回到了北方，并保留了骨干力量。但是，这一必要的行动却让平壤颇为恼火，因为他们很长时间失去了他的消息，苏联顾问就曾公开批评这一“个人主义”倾向。接着，他被命令保卫平壤，但他手下只有两个不足万人的预备师团，武亭不甘心被围歼或当俘虏，他在政府北撤后只做了比较轻微的抵抗便率部撤走。从后来的结果看，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联军已经准备用空降团来截断他的后路，由于撤退的及时，只有最后的一个团受了损失。但是轻易放弃首都的行为无疑将严重打击他的声望，再加上其他一些小节，例如他任命官员未经过正常的行政审批手续等。最后，他被调职，担任一个预备军团——第七军团的军团长，对一个军人来说，这意味着失宠。1950年12月21-23日的朝鲜劳动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他因为“战争中的严重错误”受了处分。凭武亭的个性，他必定会觉得愤懑不平，也许就是因为政治上和战场上的双重失意，才造成了他后来的悲剧性结局。

当第七军团驻扎在满浦时。一天，武亭带着一位受伤的军官来到医务所，他是武亭在八路军时期的部下。武亭要求正在忙碌的医生立即来照顾他的朋友，那位倒霉的军医刻板地告诉武亭：伤员很多，他的朋友必须排队等候。这一“傲慢”的态度激怒了武亭，他掏出手枪当即把医生打死。这一罪行是严重的，他立即被解除了指挥权，后来又被开除军职。不久以后，他在长征时期的旧疾胃溃疡剧烈发作，正在朝鲜指挥中国志愿军的彭德怀立即把他送到东北最好的医院，由罗马尼亚人在长春开设的一家医院，但是已经无力回天了。武亭最后的愿望就是能够死在他的故土——朝鲜，于是，在1952年10月，他被接回朝鲜，不久以后，在一间普通的军人医院里去世。他死后，朝鲜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武亭以坦率和勇气闻名，他性如烈火，勇敢无畏。是一位坚韧不屈、无私奉献的革命家和杰出的指挥官，在朝鲜的将领中，他是坚决果断、精力充沛和才能卓越的。他精通炮兵专业，培养了人民军的第一批炮兵指挥员，是人民军的创建者之一。但相对于他在战场上的勇猛和优秀的炮兵技术，他在政治上的能力却连二流的政治家也不如。就他在朝鲜战争的表现来看，颇有可圈可点之处，由他来承担南方的失败是不公平的。

附录1：

杨林:

　　曾用名杨州平、毕士悌，原名金勋。1898年生于朝鲜平安北道爱国人士家庭。在平壤读中学时便是学生运动领导人。1919年流亡中国东北，入新兴武官学校，参加朝鲜反日军在延边地区对日军的战斗。失败后转赴云南讲武堂。1924年毕业后到广州黄埔军校任教。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到叶挺独立团任三营营长。1927年赴苏联，入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1930年到东北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1932年赴上海开会后调中央苏区工作，任劳动与战争动员委员会参谋长。1934年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任干部团参谋长。1935年秋到陕北后，调任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参谋长，翌年2月在东渡黄河的战斗中牺牲。
　　毛泽东曾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灿烂的五星红旗上，染有朝鲜革命烈士的鲜血。”在中国艰苦卓绝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旅华的千千万万朝鲜人也投入于这场伟大的革命，以杨林（毕士悌）的名字而闻名的那位来自东邻的英雄，便是其中一个光辉代表。
　　原名金勋的朝鲜志士杨林在上中学时，正值日本在1910年以“日韩合并”之名吞并祖国后的动荡岁月。他的全家都投入了民族运动，他自己在平壤也成为中学里有影响的学生领袖。1919年，朝鲜爆发了几十万人参加的争取独立的“三一”起义，遭到日本军警血腥镇压，成千上万人被杀。金勋的父亲遇害后，他本人也遭缉捕，被迫流亡中国延边。在那里，他进入朝鲜反日团体所办的新兴武官学校，学习几个月后又担任了教员。
　　1920年秋，日军发动“珲春事件”，以万余人入侵延边“讨伐”当地朝鲜反日军。金勋指挥一个连参加和龙县青山里伏击战，击毙加纳联队长，轰动一时。不过，双方力量相差悬殊，反日军领导人在危急关头又逃往俄国远东，部队因此瓦解。此刻金勋把复仇的希望寄于中国，决心再认真学习军事知识。他认为云南讲武堂颇有名气，又距日本势力范围远而隐蔽安全，便经万里跋涉，经上海、越南再入滇境，徒步行走上千里，在1921年6月到达昆明。
　　云南讲武堂（此时已改名讲武学校）为留学日本号称“士官三杰”之一的蔡锷创办，主持者见这位朝鲜青年报考成绩很好，便接收其进入第16期。此时，日本将领事馆建到了昆明，校内也有日籍教官，如发现通缉的朝鲜人必引起外交纠葛。于是，金勋改名杨州平，对外称“华侨”。后来的东北抗联领导人周保中此时也在校内，据回忆，这位朝鲜同学每天早上都背着砖头跑十里路进行锻炼，生活俭朴，说话不多却待人热情，在全校无论学科和术科都获第一名。教育长背着日本教官，也号召同期生都要向这位“有志的高丽学生”看齐。
　　 1924年，抱着反日复仇理想的杨州平从讲武学校毕业，谢绝了校方留其任职的邀请，到广州进入黄埔军校任学生队上尉队长。在那里，他改名杨林，由于经常聆听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报告，认识到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相结合的道理。随后，杨林率学员参加了东征战斗，并在校内左右派斗争中立场坚定。1925年夏，杨林被秘密发展为中共党员。
　　 同年11月，共产党领导的叶挺独立团在肇庆成立，杨林被党组织调去担任第三营营长。半年后，他因技术好又被黄埔军校调回担任中校技术主任教官。1927年国民党反共后，杨林离开军校，受党组织委派到苏联，第三次进入军校──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了两年。
　　 1930年夏，杨林携夫人李秋岳回上海，原定到老上级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委工作，恰逢这时满洲省委请中央派遣军事干部，中央便把杨林派到他比较熟悉的东北地区。杨林去后马上组建了省委的军委，并担任书记，并于1930年冬赴延边发动以朝鲜族农民为主的群众建立工农赤卫队，打土豪和镇压日本走狗，在东北大地上首次打出“苏维埃”的旗帜。
　　 延边暴动遭到东北军阀和日本警察镇压后，杨林返回满洲省委。这时中央军委又调他回去，省委则以工作离不开为由要求免调。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占领全东北。杨林马上赴吉林磐石，组织中心县委以原来的“打狗队”为基础，发动汉族、朝族群众建立游击队。1932年7月杨林离开时，南满游击队已具规模，成为后来东北抗联第一军的前身。
　　 1932年夏，杨林回上海汇报情况，临时中央根据军委原来的决定，让他去已经迁往中央苏区的机关。在地下交通员“接力”式的分段带领下，杨林经广州、汕头，又穿越粤东闽南山间小道到达赣南。周恩来见到他很高兴，马上让他到劳动与战争动员委员会任参谋长。此后一年多，杨林作为周恩来后方工作的助手，主要负责训练和补充新兵。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作为朝鲜人代表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当时在红都瑞金，杨林和红军炮兵负责人武亭作为朝鲜同志而受到特别关心。一次，毛泽东遇到杨林，问起他的夫人，他回答说还在满洲省委工作。毛泽东马上嘱咐中央交通机关要想办法把她从东北调到中央苏区来。1934年春，军委考虑到杨林曾三次进过国内外军校，便调他到红军大学主管教务。有的同志私下讲，他是叶挺独立团创建者之一，在红军中算是最老的资格，又是中央政府的执行委员，安排到红大职务太低。杨林本人却从不计较这些，上级安排什么任务就默默地干好什么。为了身份不过于引人注目，他又改名毕士悌。
　　 长征时，红军大学改为干部团，毕士悌担任团参谋长。四渡赤水时红军减员太大，全由干部组成、原准备尽量保护的这支特殊队伍也参加了战斗，他又同基层指挥员一样亲自在火线拼杀。1935年4月末，中央决定从滇北抢渡金沙江，周恩来、刘伯承亲自到干部团下指示，一定要在“五一”前完成奇袭占领绞平渡这一有战略意义的任务。毕士悌等亲自带前卫连一昼夜强行军180华里，在守渡口的敌军鼾睡时如神兵天降般到达，不费一枪不损一人便占领了渡口并缴到船只。为保护渡口安全，次日晨，他又率一个排迅速北上通安镇，以伤亡12人的代价便击溃敌一个团，俘敌数百，得到军委嘉奖。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这位红军中老资格的朝鲜同志同普通干部战士一样用双腿走了两万里。
　　 到达陕北后，徐海东所率的红十五军团向中央要干部，杨林便被派到第七十五师任参谋长。他一面把中央红军的训练和作战方法介绍到来自鄂豫皖的这支红军队伍，一面在战斗中身前士卒。1936年2月，红军东渡黄河时他率一个营作为先锋首先登岸。在向纵深突破时，他的腹部被碉堡中射来的子弹打穿。杨林昏迷后一度苏醒，关心的仍是前方情况及毛主席是否已过河，而未交待个人私事。不久，他便因抢救无效而永远合上了双眼。

附录2：

朱德海(1911-1972)

原名吴基涉。吉林省延吉人。生于俄罗斯东双城子，1920年3月迁到我国吉林省和龙定居。朝鲜族。贫苦农民家庭出身。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团支部书记。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1932年任黑龙江省宁安县东京城于家屯共青团特别支部书记、密山县锅全村党支部书记。1934年任抗日联军第四军二团后方留守处党支部书记。1936年去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39年9月回到延安，任八路军三五九旅八团特务连指导员和八团供给处指导员。1941年在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海外研究班学习，并参加整风运动。1943年参加延安朝鲜革命军政学校的筹建工作，任校党委委员、总务处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随革命军政学校开赴东北。12月，任义勇军第三支队政委，配合兄弟部队担负消灭土匪、发动群众、建立和巩固后方根据地的任务。1948年4月调任东北行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处处长。1949年3月，任吉林省延边公署专员和中共延边地委书记。1949年6月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并当选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952年9月延边朝鲜族自治区成立，当选为中共延边朝鲜族自治区区委书记、自治区主席。1
955年12月延边朝鲜族自治区改为自治州，任州委第一书记、自治州州长、延边军分区第一政委、州政协主席等职，同时任吉林省副省长。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66年1月任中共吉林省委常委。他长期主持延边地区工作，重视维护民族团结，坚持与大汉族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作斗争，重视发展民族文化教育事业，为延边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打击和迫害，1969年被迫下放到湖北农场劳动。1972年7月3日逝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延边自治州州委作出决定，为他平反，恢复名誉。

附录3：

武亭的脾气之暴躁在张英(朝鲜战争时的志愿军炮1师？政委)的回忆录中也有佐证，张回忆说在延安时炮团的干部纷纷要求调走，因为武亭动不动就掏出手枪挥舞着要枪毙人。

朝鲜义勇队于1937年在武汉成立，大部是国民党军校毕业生，是国民党军委会组织的一只外籍抗日友军，后来左右派分裂，左派由朴孝三、王子仁(崔仁)带领转移到华北，和武亭、朴一禹等合为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后在东北发展为几个支队(包括著名的李红光支队-166师-人民军6师)，其成员绝大部分陆续回北朝鲜；右派并入韩国临时政府的光复军后回南朝鲜，这样在接下来的朝鲜战争中演出了一场义勇队兄弟相残的悲剧。关于义勇队超星上有文献介绍，崔洪彬 , (book://ss10220092/!00001.pdg)中的2篇文章：崔春风的“朝鲜义勇队史论”和张水福的“浅谈解放战争时期李红光支队的历史贡献。

朝鲜义勇军到东北成立的第三支队政委朱德海可能是为数很少的没回北朝鲜的领导人之一，他后来一直任延边自治州州长，在中国是朝鲜族的代表人物。原来在超星图书馆上我看过朱德海传，但刚刚搜索也找不着了，延边大学学报上有篇文章，将就地能看：“记共产主义战士朱德海”(book://qk4.5read.com/diskbxb/bxb85/7802/000034.pdg)

参考书目：
中国共产党援助朝鲜独立运动纪事（1921—1945），石源华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深厚的友谊，潘石英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
关内地区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资料汇编，杨昭全等编，辽宁民族出版社1987年
朝鲜战争，日本陆战史研究会

北朝鲜名将传略之二金雄

——本文介绍的人物，是一位威名远震而又扑朔迷离的将军。他的事迹似乎很明显，但他的经历确实又很模糊，鉴于无法收集到更多的资料，笔者只能在现有的基础上，作出一些简单的描述和推断。

金雄，大约在1914年出生于韩国庆尚北道，30年代初来到中国。现在无法得知金雄少年时的求学经历，只知道他跟当时许多朝鲜流亡爱国青年一样，决心学习军事知识，作为光复祖国的一个途径，所以他于1933年9月，考入了南京中央军官学校（注：她的前身就是大名鼎鼎的黄埔军校），在第十期步兵班学习。因为日本人的干涉，当时军校里的朝鲜学员都不能公开自己的身份，纷纷改名为比较中国化的姓名，金雄当时的名字是王信虎，从此，这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名字伴随他十余年之久。

与金雄同班的有两位朝鲜同学，一位是信仰共产主义的朝鲜义烈团员崔仁（注：化名王子仁，后任朝鲜人民军第7师师长、第12师师长长），另一位是来自上海流亡大韩民国政府的崔德新（注：崔德新：出生在反日独立运动者家庭。1936年从中国黄埔军官学校毕业后任朝鲜民族主义者武装力量光复军军官。光复后在南朝鲜历任南朝鲜军军团长、外务部长官，积极进行反共活动。1977年1月亡命美国，1986年9月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永住，历任天道教青友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副委员长。1989年11月16日去世）。来自一个共同的国度，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在异国学习，三人的关系自然是很亲密的，但是闲暇之余，崔仁和崔德新却为了朝鲜光复的途径和未来的社会制度争吵不休。金雄此时还没有接触过多少政治理论，他总是在一旁倾听，当两人吵得实在太过火时则加以劝解。当时，这三个人恐怕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以后会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会面对完全不同的命运。

1936年，军校生活结束了，崔仁继续回到朝鲜义勇团的后继—朝鲜民族革命党，崔德新也继续回到流亡政府麾下，后来成了一名光复军军官。而金雄却悄悄前往中国的红色之都——延安。

1937年，金雄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l940年10月作为军事教员随八路军第2纵队南下苏北，后来又成为新四军第3师敌工科的干部，每天忙着侦察、审俘、破译。这时的他仍然不是什么风云人物，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抗日战士，没有专门的记载，只有一鳞半爪的信息。他在1941年，和同为敌工科干部的朝鲜人李成镐建立了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在苏北根据地的分会；1942年，他担任了抗日大学第五分校的教育长，并分管外籍学员队（主要是朝鲜人）；1942年8月，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发展为朝鲜独立同盟，他自动转为独立同盟的成员。他担任过3师8旅作训科副科长、科长、22团参谋长；参加过盐阜地区反“扫荡”作战、黄营战斗、单家港战斗，以及讨伐伪军徐继泰部战役；翻译过日军的《步兵射击教程》。1944年1月，他协助李成镐组建了朝鲜义勇军的华中支队。

日本投降之后，3师奉命进军东北，而在此同时，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也进入东北。其第一支队初期仅有60余名干部，尔后经抚顺、本溪等地赴通化地区扩军。1945年底，由通化、柳河、清原3个朝鲜族中队和集安、桓仁2个朝鲜族大队，正式合编为朝鲜义勇军南满第一支队，支队长就是金雄的老同学崔仁。1946年2月16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将该支队易名为李红光支队，任命金雄为司令员，崔仁为副司令员。做出这个任命是煞费苦心的，由于苏联禁止义勇军回国，他们现在只能留在东北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活动；而朝鲜义勇军在过去对日作战时，可以作为盟军使用，可现在面对的是中国人的内战，他们并没有义务要参加这场战争。国民党特务的活动很猖獗，他们想尽办法要瓦解这支归心似箭的朝鲜武装。金雄是新四军的团级干部，又是中共党员，而且由于地区隔绝，与延安的朝鲜人没有什么私交，任命他来统率这支力量，不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让人信得过的。

可以说金雄并没有辜负上级领导的期望，他虽然在职时间不长，却成绩斐然。李红光支队成立后即在通化一带担任保卫地方和剿匪任务，到1946年7月为止，不到半年的时间，匪患已经全部肃清。国民党的策反也屡遭失败，其特务慨叹：朝鲜人是中共队伍里最坚强的一部。当中国内战全面开始后，金雄率领该支队主要在南满进行独立作战。1947年4月，该部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的夏季攻势，从三源浦、柳河出发，进攻沈长铁路中段之敌。为了保证南满3纵9师解放山城镇，在梅河口阻击敌国民党182师，最终保证了9师全歼守敌，并且控制了清源至梅河口之间的铁路100余里，切断了沈吉线敌人相互之间的联络。战役过后不久，由于朝鲜人民军建设急需军事干部，金雄把支队留给了自己的老战友，奉命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回到朝鲜后，金雄主要担任了人民军的训练工作，1948年2月人民军成立后他任总参谋部的少将训练局长。不过很难想象他到底能够为塑造未来的人民军发挥多大作用。当时人民军的军官中，来自于东北抗日联军国际旅的还好点，要那些来自于苏联红军的理解中共军队的战术理论是非常困难的事。而庞大的苏联顾问团需要打造的是一支“苏化”的人民军，可以说与金雄的建军理念有很大区别。为了躲开苏联顾问的干扰，金雄万般无奈之下，只得经常下基层，设法影响那些年青的下级军官。但是对第4师影响有限，因为这个师的军官基本上都是苏联回国的。不过，金雄制定的严明纪律等管理性制度还是得到了普遍认同，在具体执行中甚至更过火，可以说在人民军中体罚现象相当普遍，等级也极为森严（当然，韩国军队也一样）。

1950年6月10日，人民军召开师长以上将领的秘密会议，部署了解放战争的计划，并组成第一军团司令部，金雄被任命为中将军团长。一军团的任务是作为消灭韩军主力、攻占汉城的铁锤，金雄把部队弧形配置在汉城北面，对汉城做向心攻击，具体安排是：
第6师：攻击瓮津、开城，如进展顺利则从西北方迂回汉城
第1师、203坦克团：攻击韩国的临津江防线，占领汶山，迂回汉城
第3师、109坦克团：沿抱川公路攻击议政府，并进取汉城
第4师、107坦克团：沿东豆川公路攻击议政府，并进取汉城

由于战役发起的突然性和人民军在人员、装备上的优势，开战的第一天就战果辉煌。6师轻取开城和瓮津半岛，4师突入纵深八公里，3师突入纵深十公里，1师也突破了临津江防线，进抵抱州。金雄希望在韩国军队的南部集团到达以前，占领议政府。他认为，越对汉城施加压力，韩国军队就会越往汉城北侧投入兵力，从而越容易达成在汉城歼灭韩军主力的战略目标。因此，在第二天即26日，他便指挥第3、第4师并2个坦克团，企图一举攻占议政府。人民军的士气高涨起来了。

次日的进展仍然比较顺利，人民军在26日傍晚就完全占领了议政府，第3、第4师合一，采取了逼近汉城的态势。金雄如果立即进击汉城，或许能在这天夜间进入汉城。但是，那样不符合当初的计划，所以他指挥人民军停止在议政府，等待第6师向汉城西南方迂回及春川正面战况的发展，准备第三天实施进攻。

韩国军队的反应正中金雄的下怀，手忙脚乱的韩国陆军部因议政府正面反击的失败，把逐次到达的第2师的后续部队和第5师，甚至连缺乏战斗力的首都师还有士官候补生、步兵学校教导队等部队也都投入到议政府公路方向。这些部队名义上是直接在陆军部的指挥下战斗，实质上却是由各部队七零八落地分散实施反击或防御。胜败的战局已很明显了。无论投入多少部队，也不可能阻止住因胜利而自豪的人民军的前进；因为这些部队不具有反坦克手段，没有比敌人优越的炮兵，也并非训练有素的部队，更缺乏预有准备的阵地。猎物已经全部进入笼子了，人民军即将进行致命一击。

27日下午7时30分许，人民军第3师第9团同坦克一起突入汉城的东北角，这引起了韩国陆军部的严重恐慌，虽然人民军后来被击退了，但是28日上午，陆军部炸毁了汉江桥，匆忙南逃，后路被断引起了大溃败。28日中午以前，汉城的各部队知道了汉城市内东大门附近的防御线已被突破及汉江桥被炸毁的情况，便争先恐后地撤退到江岸。然后，利用筏子和渡船，或者游泳渡过汉江。不过，几乎丢弃了所有的装备，成了光杆兵。韩国军队的主力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土崩瓦解了，实事求是的讲，其原因固然是由于受到人民军第一军团的强大压力，但是，自己过早地切断退路则起了决定性作用。开战时，拥有9.8万人的韩国军队，到战争第四天的6月28日，在韩国陆军部掌握下的兵员已减少到2.2万人。金雄也没有想到，自己一心想要达到的围歼韩军主力的目标，竟然是以这种方式实现的。

28日下午，人民军第3、第4师和第105装甲旅完全占领了汉城。但是，战争只是刚刚开始，很明显的，美国已经决心进行干涉，最高司令部认为必须在美军来增援之前强渡汉江，突破汉江南岸的阵地，全歼韩军主力，解放平泽、安城、忠州、堤川、宁越等地区。于是，人民军决定，把“在水原以北地区包围残存的南朝鲜军队的主力”作为直接战术目的，紧急渡过汉江。一军团的部署是集结在永登浦周围，准备沿着汉城——大田——釜山的主攻路线实施进攻。7月3日拂晓，主力在从金浦迂回的6师协助下，强渡汉江，占领了永登浦。4日占领了韩国政府临时所在地水原。

一军团以后几天的行动基本上就是以坦克为先导，不停地猛进。虽然美国人不出所料地出现了，可是他们的表现并不比韩国人更出色，几乎没有给金雄的部队带来多大麻烦。7月20日，3师和4师攻占大田，美24师遭到重创。丧失大田并没有让美国人退却，他们利用新到的援军在锦山、永同等地区和洛东江北岸一带极力加强防御。在中部战线的重要地区布置了美军第1骑兵师、第25师和第24师，同时在中部地区集结了整顿后的韩军2个军5个师，增大了防御的密度。金雄知道，7月末从美国本土调来的增援部队到达釜山。而且知道，假如不在这些增援部队登陆之前占领釜山，就会错过战胜敌人的机会。对于人民军来说，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怎样迅速完成攻占大邱、釜山的目标呢？虽然人民军前线司令部从7月21日起，以大田～金泉方向为主攻方向，发起了总攻击，但是部队自开战一个月以来频繁激战十分疲劳、战斗力即将枯竭，而敌人却越来越多，硬攻对朝鲜人是十分不利的。不过金雄仍然对完成任务充满信心，因为他早就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

如果把我们的视线从激战正酣的汉城——大田——大邱这条韩国的中轴干线上移开，我们可以发现，在韩国的西南部，有一条可以接近釜山的道路。缺乏战略地理眼光的人根本不会把这条在群山中弯来绕去的简易公路看成是通向釜山的捷径，的确，如果是前往釜山旅游的话，从上述那条近乎笔直的公路走是最方便的，但在1950年的朝鲜战场上却并非如此。天安→礼山→群山→全罗道→釜山，这里配置着南朝鲜第7师的数百名官兵、海军陆战队以及从北朝鲜越境到南方来的人组成的武装民兵队等，只是一群乌合之众。金雄经过军校的严格训练、也经历过战争的残酷考验，他十分敏锐地感觉到这条路的重要性：从那里可以攻击敌人没有防备的左翼。

现在关键是挑选哪支部队去执行这个任务。3师和4师都是全军之翘楚，可惜他们树大招风，“汉城师”的鼎鼎大名会让最迟钝的人也变得象猎狗般警惕，而金雄要求的是秘密的行进，致命的一击。1师在与韩1师的作战中消耗很大，师长负伤，正在咸昌整编。只有6师，虽然它开战以来接连攻占了瓮津、开城、金浦、仁川等地，但还未与敌人（尤其的美国人）有过比较大的接触，不会引起注意；而且这个师的前身就是李红光支队，现任师长是金雄任支队长时的支队政委方虎山少将，金雄非常了解方，也非常信任他的老部队会不辱使命。

6师在到达天安之前一直在第4师后面跟进，没有捞到什么仗打，部分因为它虽然久经沙场，但是装备在人民军中最差，多是日式武器；另一方面，军团长亦有爱惜之意，这让6师上上下下都憋着一股气。因此，一接到命令，6师行动迅速，他们7月8日从天安向西南前进，７月13日通过礼山，接着占领了群山，20日攻占全罗北道的首府全州。阻挡该师前进的只有第7师等的残兵败将，跟没有敌人一样。该师夜以继日地前进，23日进入全罗南道的首府光州。在此兵分三路，把13团派往木浦，14团派往宝城，15团派往顺天—丽水，控制了各港口城镇。由于有关资料朝鲜方面未曾解密，6师当时浪费宝贵的时间去占领这些港口城镇的目的到现在仍不清楚，比较符合逻辑的解释是：方师长由于担心来自海上的敌人切断自己的后路（因为美国拥有整个制海权），所以去拿下了所有的港口以掩护后方。

不管原因是什么，战机永远地失去了。美国人已经意识到有一支北朝鲜部队向他们的软肋杀来，虽然他们对番号（以为是4师）和部队规模（营或团）都判断错误，但他们毕竟发现了6师。美国人仅有的预备队、正在休整的24师受命前往掩护晋州至金泉（直线距离110公里）的左翼。新上任的师长查奇将军立即命令位于金泉的第19团急行至晋州，接着在26日又命令位于军威的第34团防御居昌，并且把司令部转移到了陕川。这些地方都是小白山脉东麓的交通枢纽。6师的快乐时光过去了，他们面临着一场旷日持久的血战，而且注定永远无法完成金雄军团长交给他们的任务。

金雄不会预料到这些变化，但作为一个深通兵法的指挥官，他并不放心让6师孤军深入，因此在大田战役之后，当面敌情比较缓和之时，他一面让3师沿汉城—釜山干线攻击永同，以到达金泉完成与第二军团的会师；一面让4师通过锦山—镇安进攻小白山脉东麓的要冲安义、居昌，以配合6师攻占晋州，共同攻击釜山。这样一来，人民军以两个师对美军一个师，形成了暂时的优势。7月31日，4师和6师联手攻占了晋州，逼近距釜山仅45公里的马山。但是，美国人的反应也很迅速，美国资料称：“沃克将军确信：‘马山地区防御的成败是决定集团军命运的关键。’将军判断：‘敷衍搪塞的办法不能对付此种危机。’决心于8月1日将第25师转用到马山正面，决心把整个战线撤退到洛东江一线”。美韩军各师根据8月1日黄昏下达的占领洛东江阵地的命令，2日开始后撤，3日至4日晨转移到指定的阵地，构成了所谓“釜山环形阵地”，与人民军形成了隔江对峙的局面。至此，金雄的大迂回战略彻底失败。

既然包抄战略已经失败，就只有强攻一条路了。金雄被任命为西线司令官，指挥4个师，计划占领密阳、釜山的同时，进攻大邱的背后，配合东线的主攻。具体安排为：
　　 第6师　迅速进攻当面之敌，经马山——三浪津，占领釜山。
　　 第4师　迅速渡过洛东江，经灵山夺取密阳，切断釜山——大邱的道路。
　　 第3师　迅速在倭馆南侧渡过洛东江，协同第10师进攻大邱。
　　 第10师　迅速在倭馆北侧渡过洛东江，协同第3师进攻大邱。

6师的进攻恰恰与美军的“基恩作战”同时发动，双方战得难解难分；其他方面，8月6日第4师向灵山、8月9日第3师在倭馆南侧、8月11日第10师对玄风西侧的突出部和龙浦进行了渡河作战。很难理解金雄为什么让本已分散的兵力在相隔如此长的时间里分头进攻，须知，如果这3个师能够同时进攻的话，将会给联军造成更大的威胁。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金雄还没有认识到由于联合国军构成了连贯的阵地线，以往作战的战术即在正面牵制敌人，以一部或主力进攻敌人侧后的方法已不适用了。他想用4师来牵制敌人，给3师和10师创造突破的机会，而这样一来，联军可利用自己阵地内发达的交通线，机动地打击发散进攻的人民军各师。结果，除了6师依靠战术粉碎了“基恩作战”外，其他3个师都损失惨重，不但使攻势失败，而且元气大伤。

在紧接着的九月攻势中，人民军前线司令部考虑到联军在机动能力和兵力上占优势，决定沿着所有接近路线进攻，如果能在某一个正面上获得成功，就能从其成功的正面上扩大战果。西线的部署是：
　　　 第1攻击集团（第6师、第7师、第105装甲师的一部和第104治安旅）：突破美第25师防线，按顺序占领马山和镇海，尔后准备占领釜山。
　　　 第2攻击集团（第2师、第4师、第9师、第10师和第16装甲旅）：突破美第24师（其实24师已经由美2师换防）防线，经昌宁和灵山推进到密阳，切断大邱一釜山公路。

金雄在8月31日午夜命令所部发动进攻。到9月5日，人民军在优势敌人面前消耗尽了攻击力量，。虽然总的战略指导思想有误，但如果一直按兵不动的第10师能够按计划进攻的话，应该是可以造成突破的。至于10师为什么在这样长的时间内不动，是金雄的指示还是师长自行其事？由于朝鲜方面没有解密相关资料，现在还难以知晓。但作为西线司令官，金雄难辞其咎，因为如果10师师长抗命的话，他是可以作出处理，使10师参加战斗的。

仁川登陆后，9月18日，人民军前线司令部命令金雄所部首先从最南翼的兵团开始逐次撤到锦江一线，以构成新战线。根据命令，金雄将军首先命令最南翼的第6、第7师撤退，然后逐次命令北面的师后退。为了保障潜入美第25师后方不断进行游击性攻击的第7师顺利后退，他要第6师的第14团占领江北岸一线进行收容，要第6师主力自18日夜晚起开始后撤。另外，还命令其北翼的第9、第4及第2师，于20日夜间，以居昌为一般方向后撤。但是，正面的10多万联军在全力地反攻，19日黄昏，成为西线人民军后撤枢纽的倭馆地域的防御瓦解了，东线人民军也出现了溃败的迹象。9月21日，全线崩溃已成定局，北朝鲜军队陷入了难以收拾的状态。22日美军师全部渡过了洛东江，人民军最高司令部遂于该日放弃了在锦江——小白山脉一线构成新战线的企图，23日命令全军后退。

但是，这个决心已经下晚了。沿京釜公路突进的美第1军，27日晨已与仁川登陆的部队会合，而且沿晋州——安义、居昌地域后退中的西线人民军的退路已被切断了。金雄一面指挥各师的后退一面沿京釜公路北上，于9月27日抵达乌致院附近。可是该地已被捷足先登的美第5骑兵团切断了退路。金雄认为部队已不能集体行动，便解散军司令部，自己带着数名参谋进入太白山中，好容易才回到了北朝鲜。而西线各师也损失惨重，除了一部分留在韩国山区打游击之外，很少有人顺利地回到朝鲜。

回到朝鲜的金雄过了一段短暂的冷清日子，他的部队几乎覆灭，作为败军之将受尽了冷眼、抨击，他没有了职务，只是跟着最高司令部一路北撤。不过他的生活注定不会这样无聊下去，上天又给了他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

那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之后，中朝军队互不相识，作战当中又不协调，经常出现造成矛盾和误会，甚至有误把对方作为敌军的情况。此外，中国军队的后勤运输只能靠汽车，因敌机轰炸，损失极大，而朝鲜的铁路又实行管制，中方无法利用。第二次战役开始后，12月3日金日成到北京与毛泽东会面，才解决这一问题，决定建立中朝联合司令部。12月7日金日成回国后与彭德怀商谈了具体办法。金雄出任联合司令部的副司令员，同时也是人民军前线司令官，负责指挥前线作战的人民军部队。为什么朝鲜会让金雄出任这个职务呢？当然，他是中共老党员，精通汉语，与志愿军容易沟通。不过他并不是负责联络而是负责作战的，人民军在此时有1、2、3、5四个前线军团，这是南下作战人民军部队硕果仅存的，非常珍贵，是不能轻易断送的，必须得挑个合适的人来率领。目前只能理解为朝鲜领导人仍然比较信任金雄，毕竟他是和联军真正交过手的，而且曾经战果辉煌，所以由他出任这一职务。

金雄上任后不久就面对即将发动的第三次战役，于是奔赴东线组织金雄指挥部（简称“金指”），手中的三个军团（1军团位于西线，由志愿军指挥），每个军团下辖3-5个师，每师3000人、4000人、5000人不等，苏联顾问认为现在的人民军是“稀松的、不坚强的”。不过彭德怀也没有打算让人民军承担什么重要任务，给金雄的命令只是由杨口、麟蹄间突破，向洪川方向攻进，配合志愿军左纵队围歼位于春川的韩国第3军团第7师；由于担心人民军的突破能力，还让42军派一个师佯攻韩5师，以策应人民军南进。

金雄可不甘心只当配角，他对自己的部队了如指掌，当然明白靠现在这点力量，很难和美国人较一日之短长，不过韩国军队从来也没有别他放在眼里过（虽然他也是南朝鲜人）。他的进攻设想是，预先将一个军团渗透到沿大白山脉一线，先占领沿春川—原州—大邱的中央公路上的各个要点，以保障1月1日发起攻势的主力部队能顺利地突进，这是为了适应缺乏攻坚力量的人民军所创造的带有浓厚游击战色彩的渗透攻势。12月22日，担任先锋的第10师突破昭阳江岸韩国第3师阵地后，背着能够背的补给品，分散进入山区，行动没有引起联军的注意。接着，第2军团的主力跟随先遣的第10师，以主力完成在平昌—宁越地区的渗透，各以一部向丹阳和安东附近南下，主力等待发动进攻的时机。

1月1日，第三次战役开始了。金雄指挥第3军团和第5军团向以春川—原州道路为中心的中线猛攻，遭到其主攻的韩国第3师，全纵深同时腹背受到挟击。紧急赶来的韩国第7师刚要封闭突破口，春川以北的韩国第5师和第8师也被压了下来。韩国第2军和第3军企图恢复战线，但退路已被切断，增援部队遭到了伏击，补给线多处被切断。这是人民军第2军团为了同主力的攻势相呼应而采取的行动。当志愿军的攻击暂时在三七线停顿下来的时候，韩国各师却在原州以北遭到了包围，所以美第2师为了援救他们而发起了攻击。美第2师和法国营、荷兰营依仗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击溃了切断韩国军队退路的人民军，其援救作战获得了成功。但这天夜里，人民军的第2、第9和第31师等3个师从东西两个方向开始对原州进行挟击。1月7日夜里突进了原州环形防御阵地。美第2师在巷战过后，于1月8日不得不撤退到原州南面的高地一带构成新的阵地线。

在原州血战正酣时，由从原州东面的间隙潜入的人民军第10师和原来的游击队会合而成的游击部队，多次袭击了永川—义城—安东—荣州—原州的补给线，造成了韩国第3军和美第10军右翼的补给中断。1月11日，联军李奇微司令官下决心起用作为第八集团军唯一的预备队，在马山地区紧急重新编成的第1陆战师，并且命令该师在安东—盈德一线阻止正在南下的敌人，同时担任主要补给线的掩护任务。从起用誉为最精锐的陆战师进行反游击战这一点，可以看出金雄的渗透作战是有效的。此外，李奇微将军指挥面前的第10军，对北朝鲜军队的突破口的翼侧进行反击。到1月15日，人民军的东线进攻全部停止，接触线停留在原州—堤川—丹阳一线。

第三次战役中，担任主攻的志愿军由于补给问题和彭德怀制定的有限进攻的战略，在1月8日就基本停止了进攻。也就是说，金雄指挥的人民军与比他们强大得多的敌人孤军奋战了一个星期，而且一直打到三七线的丹阳，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也要看到，中朝军队之间缺乏配合意识，这是联合作战的大忌。在缺乏西线主力配合的情况下，打那么久、那么远实际上已经没有必要了，反而容易为敌所乘。这除了中朝军队缺乏沟通外，应该也有金雄和人民军将士急于洗刷耻辱的原因在内。

第四次战役开始后不久，第8集团军为了不给中朝军队以重新编成的时间，为了使逐渐激烈的水原正面的进攻能够顺利地进行，于1月31日命令美第10军进行大规模的战斗侦察。彭德怀决定西线坚守、东线后退，待敌人一部突出、侧翼暴露时，再集中主力实施反击，以动摇其战线，粉碎其攻势。根据这一部署，金雄的3个军团和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指挥的4个军，在东线横城地区于2月11日开始战役反击。金雄指挥第3军团和第2军团前后夹击后退到平昌东西一线的韩国第3军，同时命令第5军团迂回过原州，进至堤川以北，原州右侧后和堤川施加压力，以配合在横城反击成功的志愿军攻击原州。但由于砥平里的惨败，原州方向的志愿军鉴于战机已失，遂于15日晚停止进攻北撤。已经攻占平昌、突入40多公里的金雄部队也只得逐步北撤。在第三次战役中深入敌后的第10师也于3月17、18日从韩国南部一直突破韩国第3师和第9师的防线，回到金雄麾下。

第五次战役的第一阶段主要是打击西线敌人，所以金雄集团没有多大行动；在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后，鉴于敌人由西南伸向东北的斜线防御态势，而且整个东部战线由韩国6个师防守，位置突出便于各个歼灭，彭德怀与金雄协商决定，金雄集团和志愿军9兵团歼灭麟蹄东南县里地区的韩国第3、5、7、9师，志愿军3兵团负责阻击美10军。5月16日，第5军团与志愿军20、27军直插敌人纵深，并于17日合围县里的韩3、9师，韩5、7师也被击溃。18日晨，被围韩军开始突围，20军由西向东、5军团由东向西，对其两面夹击，将其击溃，而韩军采取化整为零的战术，丢弃全部重装备，分散进入深山，中朝联军虽然缴获了4个师的装备，但山高林密，搜剿困难，未能达成全歼韩军4个师的目标；而美第3师、韩第8师又迅速来援，于是在21日结束了第二阶段作战。

7月10日停战谈判开始后，战场形势一度缓和，金雄深知不管是美国人、还是韩国人，都不会善罢甘休，所以利用这段难得的时间整顿部队，把东线人民军的每个军团整编为辖3个师，精简下来的军官和士兵补充到其他编制不全的师中去，这样使每个师达到了7000人，部队的凝聚力、战斗力增强，以应付未来的战事。

果然，李奇微批准了新任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的“魔爪战役”，以人民军为主攻对象，准备拉直从金化到东海岸杆城的战线。但实际上“魔爪战役”一直没有执行，原因是仅由韩1军和第10军发动的有限攻势就已付出了十分惊人的代价。7月底，为了拿下一个丁字型高地，韩国人用了3个师，一直打到8月27日，才终于夺占了该高地。美2师、韩3师、韩5师和美陆战1师为了攻占983高地也花了3个星期时间。范·弗里特不得不面对人力、物力的巨大消耗，认为“魔爪战役”难以成功，于是在9月8日下了新命令，强调要进行有限目标的攻势。但是，有限攻势在851高地又失败了，美2师、韩7师、法国营在这里血战了两个星期，损兵折将，最终于9月27日被迫停止进攻。在金雄集团寸土必争的决心面前，联军终于难以承受如此大的伤亡，败下阵来。当然，人民军也损失巨大，其中5军团被迫撤到后方休整。战役期间正是雨季，洪水为害、运输困难、粮弹两缺，人民军没有先进的武器、只有死守阵地的意志，以血换血、以命搏命，终于耗尽了联军的斗志和血气，获得惨胜。这里有金雄不可磨灭的功劳，他仅仅上任半年多，在不断激战之中，就把这支几遭覆灭、斗志消沉的部队锻炼成了如钢似铁的雄师。

此后的近两年时间里，金雄继续指挥前线人民军和志愿军密切配合，基本上人民军阵线前未发生较大规模的战斗。1953年2月5日，崔庸健次帅接替金雄担任中朝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金雄则因为其赫赫战功，被晋升为大将，出任民族保卫省副相。1956年3—4月，金雄大将率人民军代表团访华，中国方面派张爱萍上将接待他。张上将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新四军3师副师长兼8旅旅长，是金雄的顶头上司，故友重逢，感慨万千，回忆起往事和在历次战争中牺牲的战友们，两人唏嘘不已。临别时互道珍重，当时两人都没想到此一去却成阴阳永隔。

金雄回到朝鲜以后，便断绝了音信，后据朝鲜流亡者称，金雄于回国后遇刺，数日后伤重不治。消息可靠程度难以估量，但金雄确实在回国后即从朝鲜政坛上消失。真相为何，惟有期望今后朝鲜方面的解密资料了。

西方资料称金雄为朝鲜最有才干的将领，也说他性格粗暴，部下都敬而远之。金确实是一名优秀的野战指挥员和战术家，也称得上是合格的战略家。同时，他又是一位能干的组织者和行政专家，是人民军的创建者之一。他富有勇气和洞察力，具有强烈的荣誉感和爱国精神。虽然既有汉城、大田的辉煌，也有洛东江的耻辱（这并非完全是他的责任），总的说来他的军事生涯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