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屠杀8000新四军的前因后果有多文讨论。 犬儒文人试图造假抹黑毛泽东徒劳无益。

我今天想说的是国军和新四军的战斗力。  顾祝同纠结了8万人，把新四军围困在狭小的区域内进攻很长时间，结果还有2000新四军逃出包围圈。 国军的战斗力实在太差。

并且，项英叶挺是共产党里对蒋介石最信任的军官。 毛泽东反复提醒项英国民定的危险，项英却认为他可以讨好蒋介石。 项英和叶挺甚至为了讨好蒋介石而杀了战功卓著的高敬亭，但是蒋介石没有放过叶挺和项英。 叶挺独自投降蒋介石而被蒋介石关押，项英被警卫给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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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古奇冤，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铁证如山——评《炎黄春秋》所刊<项英秘书扬帆谈皖南事变>》

关于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早在1937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已经确定了的，但项英一再顶着不执行。

　　1939年4月，周恩来来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总部驻地，进行了广泛调查研究，从中发现新四军军部一面临敌，三面受围，蜷缩在横宽约100公里，纵深不足五十公里的狭长地带：前方长江沿岸据点被日军占领，军部背后又是剿共最得力的国民党顽固派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部驻地，稍有不测，将没有回旋的余地。在分析上述种种困境后，周恩来在军部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号召新四军的干部克服种种困难，大胆地到敌人后方去：“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有阵地。”周恩来提出的这个方针，得到了新四军众多负责干部的赞同，陈毅、粟裕尤为积极执行，很快，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战绩。

　　1940年1月，刘少奇从延安来到中原后向党中央建议：抽调八路军一部南下，而在江南的新四军渡江北上，大力发展苏北。但是，项英仍然固执己见，要求留在皖南。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1月18日，延安举行了中央书记处会议，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经研究后，决定支持刘少奇的意见。2月19日，中央书记处致项英并东南局电，重申两年多前六中全会确定的，后来周恩来在新四军军部会议上宣布的“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有阵地”的新四军发展的方针。10天后，毛泽东和王稼祥又致电项英、叶挺，再次强调指出“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然非力争江北不可”，并要求他们“须秘密准备多数渡江，为紧急时用。”(毛泽东、王稼祥1940年1月29日致项英、叶挺电)

　　对于两年多来自己也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举手拥护通过的这个新四军发展方针，项英表面上没有反对，但在实际行动中他仍然坚持自己的错误方针，并将已经进入江南敌后的第一、第三两团又调回皖南，同时还把中央调来的，以及从前方抽去受训的干部留在军部，对国民党的种种无礼要求，仍然一味地迁就、退让。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在华中发动新的反共高潮(主要是对新四军——注)的严峻局势，在延安的毛泽东，再一次从关爱新四军的立场出发，当即发出了“摩擦中心转移至华中”的警告，并且及时作出了如下部署：“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毛泽东更是忧心忡忡地提醒处在国民党军队三面包围下的皖南新四军军部，深刻指出“顾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遭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毛泽东、王稼祥1940年3月29日致朱德、彭德怀、项英、叶挺电)。

　　毛泽东发出的这个警告，距1941年1月初秉承蒋介石剿灭新四军主旨的国民党顽固派头子、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发动皖南事变，要早上九个月。请问《炎黄春秋》杂志的决策者们，还有泡制《项英秘书扬帆谈皖南事变》一文的所谓“整理”者，这能说毛泽东、党中央对皖南部队不关怀、不公道吗?!

　　距上述毛泽东向新四军发出的这个警告电报才不过三天，1940年4月1日，在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中，心急如焚的毛泽东要求八路军立即抽调四万至五万人的兵力，在三个月内外到达华中，增援新四军，创建新的敌后根据地。毛泽东此举十分明显：缓解皖南新四军军部的压力!

　　仅仅过了两天，1940年4月3日，一刻不停日夜牵挂着皖南新四军安全的毛泽东直接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以绝对不可能?”等问题。稍后(1940年4月15日)，毛泽东又电告刘少奇，项英：“顾(祝同)有对皖南江南我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准备应付办法，唯决不可能先动手，应取自卫原则为有利。”

　　江南的新四军正处于万般险境绝地之中，但项英却要求江北的部队“急返江南，以应大事变。”而陈毅、粟裕则主张“皖南军部率部即向苏南靠拢。”

　　10天后，1940年4月26日，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十万分火急地强调：“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并再次重申一条重要原则：“在团结抗战期间，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

　　局势日趋恶化，而项英的迟疑犹豫更是雪上加霜。1940年5月4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南局及新四军的指示中，毛泽东对项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在应对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式，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

　　在这里，毛泽东还将对国民党蒋介石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与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上百万共产党人、革命人民的人头落地的血的教训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大量史实表明，毛泽东是高瞻远瞩的。

　　就在毛泽东，党中央接二连三为新四军解脱困境发出指示的同时，遵照毛泽东、党中央的部署，多支八路军部队迅速挥师南下与新四军会合。

　　1940年5月，黄克诚奉命率八路军第二纵队第344旅和新编第二旅共12000人，由冀鲁豫南下，6月下旬在皖北涡阳县新兴集与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合。七、八月间，八路军第二纵队与新四军第六支队，以及1939年5月南下创建皖东北根据地的八路军第115师苏鲁豫支队、10月进入皖东北根据地的原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等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和第五两个纵队。第四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兼政治委员，留豫皖苏地区执行向西防御的任务。而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第五纵队，则担负起配合已经度过长江北上的陈毅、粟裕所部东进淮海开辟苏北根据地的重要任务。至10月10日，由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在苏北东台白驹镇与苏北新四军胜利会师。

　　1940年11月，为统一对华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领导，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了华中总指挥部，由新四军军长叶挺任总指挥，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任政治局委员，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总指挥陈毅任副总指挥(叶挺抵达苏北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而项英依然为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这与刘少奇担任的华中总指挥部政委是两回事。刘少奇的政委职责仅限于江北。因此，无论是在“皖南事变”前，还是在“皖南事变”发生中，从来不存在《项英秘书扬帆谈皖南事变》一文中所言的“毛泽东把项英免职，由刘少奇同志担任政委时，部队归他指挥，……刘少奇先命令陈、粟部队北上到盐阜地区。……刘少奇命令一、二支队先到苏南，再往北进”诸如此类的情况。而所谓“刘少奇把一、二支队调走以后就发生了皖南事变”的说法更是不能成立。陈、粟部渡江北上开辟苏中根据地是1940年5月间的事情，是在接到毛泽东、党中央的紧急指示后执行的，与刘少奇后来的任职无关。而“皖南事变”发生在距陈、粟部渡江北上八个月后。刘少奇担任新四军政委，是在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悍然下令取消新四军后，党中央于1月20日作出的决定。下文另依据史料论述。

　　毋庸置疑，华中指挥部的成立，扩大了苏南、皖中新四军根据地，大大沟通了华北与华中两个根据地之间的联系，有力地握紧拳头打击日寇，也进一步遏制了国民党顽固派。及至1940年底，亦就是蒋介石灭绝人性发动旨在消灭新四军主力的“皖南事变”前夕，在两年多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中，东至上海，西至武汉，北抵徐州、开封一线，新四军共对日、伪军作战2700余次，毙伤俘敌55000人，而新四军部队也发展到近9万人。实践证明，毛泽东、周恩来、党中央提出的“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南巩固”的新四军发展方针是无比正确的。而大批八路军南下与新四军会合创建巩固的华中各根据地，更是证明了一个事实：所谓《项英秘书扬帆谈皖南事变》一文中杜撰的诸如“中央与我们皖南军队有点矛盾”、“党中央对皖南部队与对八路军不同”、“皖南事变”前“毛泽东把项英免职，由刘少奇同志担任政委”、“‘千古奇冤’……主要指我们内部，指毛泽东对皖南军队的不公道”的一系列说法，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事实：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共高潮，毛泽东、党中央一直将皖南新四军的安全时刻挂在心中。针对蒋介石欲图消灭新四军的图谋，昼夜不停地作着努力与安排。

　　请看以下史实——：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军参谋总长何应钦、副总长白崇禧致电(即历史上那个杀气腾腾的“皓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叶挺军长(他们从来不承认共产党军队的“政委”一职，而且，事实已经证明，短期内对围剿、消灭八路军是难于实现的，或者叫做鞭长莫及也可。除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盘踞区外，在华北，国民党基本上没有连片的区域，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应对着占80%正面日军侵华军队的有生力量。如果没有日寇主力部队的牵制，在发动“皖南事变”围剿新四军军部的同时，蒋介石也许会仿如七、八年前举百万国民党军队围剿江西红军一样，发动对八路军的全面攻击)，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进行种种攻击和污蔑。并强令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还蛮横地要求将50万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10万人。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顾祝同等准备向新四军进攻。其罪恶目的，妄图把共产党领导的绝大部分军队赶往黄河以北，会同日军前后夹击，消灭新四军、八路军。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就在何应钦、白崇禧发出这个杀气腾腾的“皓电”前十天，在叶挺指挥下，皖南新四军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将自繁昌、南陵、江县等地南下进犯云岭欲图一口吞掉新四军军部的5000多日军打了个落花流水，蒋委员长为此还向新四军颁发了嘉奖令呢!

　　早在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之前的一个月，中共中央在获悉国民党军令部向三面围合新四军的顾祝同部发出“扫荡”长江南北新四军的命令后，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叶挺、项英、刘少奇(请读者们注意了，中央军委的这个电报，项英排名在刘少奇前——秋石注)准备自卫行动，并嘱皖南尤须防备。

　　面对国民党咄咄逼人的欲图消灭共产党军队的“命令”攻势，针对20天前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的“皓电”，毛泽东起草了以朱、彭、叶、项名义的复电，严正要求国民党“中央对于时局趋向，明示方针，拒绝国际之阴谋，裁抑国内之反动，而对于联合剿共内战投降之说，予以驳斥，以安全国军民之心。”与此同时，毛泽东要求苏北的新四军“积极整军，沉机观察”，皖南新四军“认真准备北移”，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他还致电周恩来，要他在重庆加强与美、英、苏等国外交人员联络，并“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以图挽救。”为新四军尤其是皖南新四军的安危作着最后多方面的努力与安排。

　　然而，蒋介石要消灭新四军的决心已定，就在毛泽东、周恩来为新四军的存在作着各种努力的当口，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又一次电令，强横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调黄河以北，还丧心病狂地故意把新四军军部北移路线泄露给日本人，以便共同夹击。12月9日，蒋介石亲自发布命令，限长江以南新四军于12月31日前开赴长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941年1月30日前开赴黄河以北地区。仅仅隔了1天，12月10日，蒋介石又秘密下达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和《解决江南新四军方案》，同时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等全力调兵围歼新四军部队。

　　在延安昼夜不眠的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皖南新四军的日趋恶劣的处境，接二连三致电一直拖延北移的项英。在12月26日的电报中，他对项英尖锐批评道：“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不执行”。心焦如焚恨铁不成钢的毛泽东还指出：“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顽敌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

　　周恩来在重庆频频会见各方人士，包括国民党联络员张冲，竭尽全力，一次一次地作着为皖南新四军险境解困的努力，乃至在12月25日面见蒋介石本人……

　　12月27日，为新四军安危日夜操劳得茶饭不思的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要他继续向蒋介石交涉，要蒋介石命令李品仙部不得妨碍新四军北移;一面以朱德、叶挺的名义急电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副长官李品仙，恳请他们从抗战的利益出发，不要妨碍新四军的北移。

　　然而，此时的形势已经难以逆转，毛泽东、周恩来的所有努力，已经到了回天无术的地步。也正是由于项英的一再拖延北移，使得顾祝同从容部署兵力，得以全面完成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准备。不仅如此，国民党部署在长江以南的军队故意泄露皖南新四军即将北移的消息，日军接讯后迅速将长江封锁，烧毁大、小渡口全部船只，江心遍布舰艇，岸上岗哨林立。同时，顾祝同依照蒋介石下达的“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命令，集结起七个师的兵力，在安徽泾县、太平间布成袋形阵地，皖北则由李品仙部布防堵截，而冷欣部则负责封锁新四军到苏南的去路。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9000余人开始原定于一年前必须进行的北移任务。正是由于项英对国民党不切实际的幻想与犹豫不决，行期一再延误，国民党已经在新四军行进的必经地区埋伏下了重兵。而且，据一些随军部北移的新四军指战员事后回忆说，还是在新四军开拔，离开军部所在地云岭之前，身为副军长兼政委且大包大揽负总责的项英，全然不顾迫在眉睫被剿灭的危险，竟然滔滔不绝地向全体指战员作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所谓“政治动员”，把在一旁的叶挺军长急得直跺脚。项英的这个再一次贻误北移战机的错误，等于给蒋介石、顾祝同、上官云相“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铁壁合围部署又增加了一份保险。而且，项英的这个滔滔不绝的“政治动员”，竟然还做着“很快会回来的美梦”。不仅如此，项英依然不把党中央反复强调的由叶挺军长负军事总责的决定放在眼里，否决了叶挺依据实际情况作出的整个部队一起北移及后来受围时一起突围的安排(因军部各单位多老弱病残和非战斗人员)，而是自作主张兵分三路，从而给了国民党部队各个击破最终予以围歼的良机。

　　1月6日，当仓促北移的部队到达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受到了国民党第33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的七个师八万余人的严密包围和猛烈袭击，非战斗人员占多数的新四军顿时陷入了孤立无援的苦战中。

　　值得指出的是，在战斗打响后，身为军长的叶挺一直与前卫部队保护着军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站在最前列指挥部队突围。而项英却带着袁国平、周子昆二位领导和身边十来个参谋及警卫人员离开大部队私自突围……据说，面对全军将士的一片怒声载道，突围不成返回原地的项英这才表示了自己内心的忏悔，没有听从叶挺军长的主意，没有从云岭出发时把全部指挥权交给叶挺军长，否则，也不会走到四面楚歌的这一局面。

　　因为通讯被阻断，直到事变发生三、四天后，在延安焦虑万分的毛泽东才得到了有关皖南新四军的一些确实消息。毛泽东先收到的是中原局书记、华中指挥部政委刘少奇一月九日发来的两封电报，一封电报说：“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另一封电报则向党中央报告道：项英、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饶(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挺)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次日，一月十日，毛泽东才收到叶挺、饶漱石(时任东南局副书记，随军部行动)拍发的紧急求救电和突围不成又回到部队的项英自请处分的电报。为此，毛泽东当即决定，由叶挺、饶漱石指挥新四军，克服困难，继续执行北移任务。并要刘少奇、陈毅“就近随时去电帮助他们并加鼓励，惟项英撤职一点暂不必提。”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指示电：“中央决定(新四军)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

　　新四军军部的命运是那样紧紧的牵动着毛泽东的心。他心中唯一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把陷在国民党重兵枪林弹雨围困中的皖南新四军从九死一生的危难境地中给解救出来。一月十四日，他在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中深刻指出：这是救死问题，如不停止进攻，即将全军覆灭。请立即要蒋下令停战撤围。正是出于这种焦急不安的心情，中共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这个决定还指出，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军部，彻底解决华中问题。

　　由于力量过于悬殊，在奋战七天七夜后，皖南新四军终于因弹尽粮绝而告败。军长叶挺被俘，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遇难。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检讨新四军失败的原因。毛泽东指出：从我们自己方面来说，首先是由于项英、袁国平等缺乏反摩擦的思想准备，其次是指挥上的错误。但最主要的原因，乃是蒋介石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溶共、剿共政策造成的。应当肯定，项英同志在领导新四军的工作中有着不可抹煞的功绩。他和叶挺、陈毅等人一起，在短时期内把极为分散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进行集中整编，组织部队奔赴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积极进行部队建设，使得新四军不断发展、壮大，并领导了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但他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正确方针缺乏理解，贯彻措施不力，且存在着以皖南为中心，待日军向浙赣路进攻时向南发展，恢复红军时期南方根据地的不切实际的思想。1940年10月以后，当国民党顽固派进攻新四军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的时候，项英对皖南部队的北移，一再迟疑不决，最终丧失了迅速东进或北移的有利时机。在部队北移受阻后，指挥失当，既未能与叶挺军长一起随大部队行动，又未能粉碎国民党的围歼，致使新四军蒙受了重大损失。

　　一月十七日，蒋介石悍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将反共高潮推向了顶点。

　　一月十八日，与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剿灭新四军的残暴血腥罪行针锋相对，刊有周恩来“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题词及“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诗等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围剿新四军真相的《新华日报》，抢在各大报发出之前，送到了广大读者手中。

　　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被国民党顽固派囚禁的叶挺仍为军长)，张运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随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宣告成立，整编全军为七个师和七个独立旅，共九万多人，在大江南北坚持敌后抗战。

　　与此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改称中共中央华中局，同时成立新四军军分会，刘少奇为华中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委员为饶漱石、陈毅、曾山;新四军军分会委员为陈毅、饶漱石、赖传珠、邓子恢。

　　同一日，在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身份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毛泽东凛然宣告道：“中国共产党已非一九二七年那样容易受人欺骗和容易受人摧毁。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屹然独立的大政党了。”紧接着，毛泽东提出了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中共的十二条要求，受到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好评。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陈友仁等国民党元老联名致信蒋介石，谴责政府对新四军的迫害，要求释放叶挺。连从前怕共产党过于强硬会引起统一战线破裂的民族资产阶级首领陈嘉庚、张一麐等也为之仗义执言。冯玉祥、于右任、孙科等也纷纷表达心中的愤懑。冯玉祥将军慨然道：“只有共产党的十二条，国事才能解决。”在国际上，斯特朗、斯诺、史沫特莱等在美国报纸上发表报道和评论，向世界披露皖南事变的真相。

　　为迫使处于内外交困重重压力下的蒋介石接受这十二条要求，董必武、邓颖超等中共人士拒绝出席三月一日召开的三届一次国民参政会。

　　之后，历次国共谈判，中共都把恢复叶挺军长自由，释放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的全体新四军被俘指战员的要求，作为一个重要议题向国民党方面提出。此外，按照党中央及南方局、中原局的指示与安排，在上饶集中营所在地附近设立多处地下联络点，及时掌握集中营内的情况，策划并妥然接应越狱的被俘新四军人员等。

　　1945年日寇投降后，中共不断要求国民党方面释放政治犯和被俘的新四军人员。1946年春，中共方面以1945年秋粉碎国民党军破坏和谈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邯郸战役中被俘的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为交换，被蒋介石无理囚禁达五年之久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于1946年3月4日获释。次日凌晨，叶挺即致电延安党中央、毛泽东，庄重地表达了重新回到党内的热切愿望。

　　仅仅过了两天，1946年3月7日清晨，周恩来副主席给叶挺送来了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接受叶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批复电报。

　　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批复电报，内容如下：

　　亲爱的叶挺同志：

　　5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人民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以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

　　中共中央3月7日

　　笔者相信，倘若项英、袁国平等人不遭叛徒杀害而被俘的话，毋庸置疑，毛泽东、党中央也会如同营救叶挺一样，花大力气营救他们的。手心手背都是肉。经历了1927年大革命的严峻考验，在红军初创时期立下了不朽功勋的项英、袁国平等人，同样是党和人民军队的宝贵财富。尽管他们在执行党中央指示及新四军北移中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

　　事实：美、英、苏等国强烈谴责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后，国内外舆论几乎群起指责国民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并担心中国将因此爆发内战。外交上，美、英、苏等国都立即作出强烈反应，表示关切，甚至影响到对华的援助，令蒋介石深陷极度被动的局面。

　　最早向世界报道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毛泽东，出版了震撼世界政坛、文坛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以及与罗斯福总统关系十分密切，在华期间深入敌后，详细考察过共产党前线抗日军队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少校伊文斯·卡尔逊，他们先后在美国有影响的一些大报上发表评论，抨击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扬言中国将爆发内战。已经回到美国国内的美国著名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及附去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的命令后，立刻通过纽约的一些报纸和《美亚》杂志，详尽地披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还有在皖南事变发生四个月后回到美国的另一位著名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以其在新四军的亲见亲闻，及担任新四军战地医院医护救治工作的经历，在美国各地作了数十场演讲，痛斥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无能与制造摩擦攻打共产党军队，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围剿新四军。而国民党驻华盛顿大使胡适向蒋介石提供的报告，则更能说明问题了。他说：“新四军事件，美国人士颇多疑虑……其左倾者则公然批评我政府。”事实上，皖南事变发生后，海外华人舆论几乎众口一致在批评国民党。仅皖南事变爆发后的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有据可查的发给国民党中央的其海外党部和各有关华人团体的批评电报，就达数十通以上，期间充溢着惋惜激愤之词。

　　更重要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坐卧不安了，他，以及美国国务院，公开表示了对国共冲突的严重关切。二月七日，距皖南事变发生不过一个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出的特使居里来到重庆。在三天后同蒋介石的会见中，居里明确表示美国赞成中国统一，希望国民党和共产党能够真正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对抗日本，不愿内战扩大，主张政府改革，自下而上地开放民主。居里还向蒋介石声明，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美国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接到了罗斯福的来函，同样是要求蒋介石推行国共合作，而不是分裂。当蒋介石强词夺理地辩解说，他个人认为中共以效忠共产国际和苏联为首要目标。他还说，共产党并不希望看到中、美、英结为同盟。……然而，居里并不认可蒋介石的这个诡辩。他十分清晰地告诉蒋介石，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美国只有一个目标：即打败德国和日本。既然中共也是抗日统一阵线的一员，美国同样会把中共看成是朋友来加以对待。

　　四天后，居里全然不顾蒋介石的反对，坚持与周恩来举行了会见。针对美国因担心日本南进急盼中国内部团结抗日，以便牵制日本兵力的心理，周恩来向居里提供了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材料，并说明蒋介石如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将导致中国内战，有利于日本南进。居里同意周恩来的看法，并表示：美国赞成统一，反对日本。如果中国分裂，美国很难给予援助，如果内战扩大，抗战将更不可能。在离开重庆启程回国前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居里又一次对国民党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中国应有自下而上的彻底的民主”，必须改变腐败的政治机构，必须杜绝类似皖南事变清除异己的事情发生。

　　说实话，美英政府对蒋介石的反共限共政策本来是持赞同态度的，但当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后，又极其害怕会因此引起大规模的中国内战，不利于他们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目的。英国驻重庆大使卡尔请周恩来到自己家中面谈，详细地了解了皖南事变的真相，也由不得同情共产党，反对磨擦。随后，他又在同蒋介石的会见中劝告蒋介石采取有力措施停止国内冲突。英国政府在收到卡尔的报告后，给予了高度重视，致电蒋介石警告说：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进攻。英国政府的这个警告，虽说谈不上什么“及时”，倒是贴切的很：事实上，日本方面并不买蒋介石讨好他们清除共产党异己围剿新四军的账。他们更是反对蒋介石将所有八路军、新四军等共产党武装的有生力量赶至黄河以北与其正面对峙。战争爆发以来的大量事实已经证明，日军对付国民党一个集团军，远比对付中共一个师要容易得多。国民党军队腐败，士气低落，而八路军、新四军军纪严明，英勇骁战，以一当十，且远比国民党军队深受战区人民的支持。这也是日本军队为什么要在华北大规模推行“三光政策”的根本原因所在。发动皖南事变围剿新四军的一个严重后果是：距皖南事变结束不过十天光景，日军突然集结起整整五个师团的优势兵力，兵分数路对驻守河南平汉路以东的十五万国民党军队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这就是中国抗战史上著名的中条山战役。为此，猝不及防的国军损失惨重。自然，这也是给了蒋介石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反革命政策最有说服力的一个回报。日本人以血淋淋的事实，狠狠地教训了蒋介石一把。

　　不久，卡尔离任回国。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其送行时，卡尔将前来送行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赠送给他的一把日本军刀，告诉同样为他送行的国民党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将军说：这是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在皖南泾县御敌前线亲手缴获的战利品(此军刀系1940年10月上旬叶挺率新四军大败从繁昌、南陵、江县等地南下进犯云岭的5000余日军时缴获——秋石注)。在连声赞叹“太有意义了!”之后，他还质问道：“对了，叶挺不是还被你们关在监狱里?为什么要长期监禁他?”弄得陈诚好不尴尬。

　　而苏联政府更是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与立场：强烈谴责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围剿新四军。为此，苏中央机关报《真理报》还刊登了有关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火药味甚浓的抨击性评论。新任国民党驻苏大使邵力子原定于一月十七日晚举行宴会，此前，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已经答应出席。但很快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和延安中共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详细经过情况报送到了莫斯科。凑巧的是，也正是在这一天晚上，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了国民党军委会的通令和发言人谈话，污蔑新四军为叛军、匪军，悍然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宣布将叶挺军长交付军法审判……这样一来，更是大大地激怒了苏联高层!苏联外交部立即通知邵力子：宴会改期进行，这是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事。当邵力子奉命前往苏联外交部作混淆是非模糊事实真相的所谓“解释”时，洛佐夫斯基副部长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批评说：苏联人决不做可以使仇者快亲者痛的事。洛佐夫斯基还尖锐地责问邵力子道：请问大使阁下，日本人对此事高兴否?请转告贵国政府勿做敌人快心之事。在陪都重庆，苏联驻华使馆一直与中共负责人周恩来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多次会谈并了解情况。潘友新大使和崔可夫武官先后向前来“解释”(实为歪曲真相)、下令制造皖南事变的直接刽子手何应钦、白崇禧，强硬提出质问与批评。一月二十五日，潘友新大使在会见蒋介石时，代表苏联政府向他严正指出：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他还敦请蒋介石注意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

　　在国内外舆论的一片责难声中和美、英、苏三国政府的重重外交压力下，蒋介石突然发现自己在政治上已经陷入了异常孤立和被动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