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优越感根深蒂固 帝国论花样翻新

　喧嚣一时的帝国论

美国向来把自由、民主奉为立国之本。然而，美国的外交行为却给人一种与其国内自由、民主原则南辕北辙的印象，说美国搞霸权主义是好听的，有的干脆称它为帝国主义，连其欧洲盟友对美国的行为也颇有微词，“文化帝国主义”的指控首倡于法国即是明证。

近日美国一些颇有影响的学界和舆论界精英以赞赏和自傲的口吻谈论所谓“美利坚帝国”，认为美国不仅仅是当今超强霸主，而且是一个与当年罗马帝国和英帝国完全一样的帝国。保守派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称：“事实上，自罗马帝国以来，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哪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无论在经济、军事还是在文化和技术上都处于主宰的地位。”《华尔街日报》编辑马科斯·布特声称，“‘9·11’恐怖袭击不是因为美国对外卷入太多，而是因为美国对外卷入远远不够，美国的决心和抱负太小，解决之道是美国在制定目标时应更具扩张性，在贯彻目标时更加积极”。他甚至主张美国应该军事占领阿富汗和伊拉克，发挥当年英国在这一地区发挥的作用，因为“阿富汗和其它麻烦地区需要类似过去英国那样的开明的外国统治”。10年前曾预言美国会毁于过分的帝国式扩张的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也认为美国目前具有历史上任何帝国从未有过的无与伦比的实力，至少在形式上美国与历史上的庞大帝国没有什么两样。他津津乐道：“美国在40个国家拥有基地和使用基地的权利，在对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攻击中，我们的战舰从英国、日本、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频繁进出。”美国著名记者罗伯特·卡普兰出版了《勇士政治学》一书，提出未来的史学家在回顾21世纪的美国时将会发现，美国既是一个共和国，也是一个帝国，而且是一个与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和其它帝国截然不同的帝国，因为它是“良性的和善意的”。言外之意，美国不是通过残酷的武力，而是通过经济、文化和政治手段来管理这个帝国的。简言之，人们久违了的字眼“帝国”又重新频频出现在美国媒体和讲坛上，一时间“帝国论”甚嚣尘上。

历史上的帝国幽灵

美国的行为何以如此“内外有别”？一个以自由民主原则立国的世界“最古老的共和国”（孙中山语）何以会在外交中背弃自由民主原则，甚至追求建立早已臭名昭著的“帝国”？

其实帝国论并非始于今日，作为一种思想在美国由来已久。早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美国的开国之父们如本杰明·富兰克林和约翰·亚当斯等人就提出“伟大帝国”的思想，认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将从欧洲转移到美洲，美国将占领整个北美，成为一个伟大的帝国。杰斐逊在建国后更是提出，美国要扩张到太平洋沿岸，把欧洲的专制和独裁制度赶出北美，因为美国发明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制度，在新获得的领土上不是像欧洲国家那样建立殖民地，而是让新领地以平等的身份加入联邦，因此美国的扩张就是共和制度和自由的扩展，美国将成为一个“自由帝国”。

在整个19世纪，美国在北美大陆的扩张都是打着扩大自由和传播共和理想的旗号，相当多的美国人也真诚相信，美国的扩张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也是为了扩大和传播共和与自由理想。1898年4月，美国对西班牙宣战，开启了其建立海外帝国的进程，美国打出的旗号是“解放”古巴。但是美西战争及后来美国占领菲律宾在美国社会激起一场空前的外交大辩论，反对者提出美国征服海外领土背弃了建国理想，也危害了国内自由。此后帝国思想一度收敛。威尔逊总统在一战后虽然继承了杰斐逊建立“自由帝国”的雄心壮志，但公开提出来的口号是美国“领导世界”。二战后，美国更是把“领导世界”和“捍卫自由”联系在一起，帝国之梦掩藏在以“捍卫自由”的名义进行的对苏冷战之中。大体说来，美国把追求“帝国”和传播“自由”联系在一起，这看似矛盾的做法并非完全自欺欺人或故弄玄虚，而是基于美国人自己独特的自我形象和世界观。

美国人自我形象的核心是“美国例外论”，这一思想在美国建国之初就已形成，在一定意义成了美国人深信不疑的“公民宗教”。美国人在很早的时候就认为美国是一个独特的民族。美国独立战争前，这种独特性来源于宗教上的优越感。早期清教徒为了摆脱欧洲的宗教和政治压迫而漂洋过海到达北美大陆时，他们就自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北美是上帝赐予他们的一块净土，远离欧洲的专制、狡诈、腐败、堕落和无休止的争斗，他们要在此建立一个“宗教理想国”。美国独立后这种优越感转移到世俗方面，美国成为有别于欧洲君主专制社会的共和国，它声称要摒弃欧洲的君主制、贵族制、等级制、贫富分化和阶级冲突，“宗教理想国”演变为一个世俗的理想国。当成千上万的欧洲移民逃离欧洲的压迫和贫穷，在美国找到了他们向往已久的机会的时候，美国人认为，整个世界最终采纳民主制是不可避免的，美国的经历就是一个极好的样板，美国负有传播自由与民主的特殊使命。

伴随这种独特性产生的是一种“道德优越感”。很多美国人认为不能用衡量其它国家的标准来衡量美国，而必需用一套完全不同的标准，美国对外所扮演的角色与其它国家也是大不一样的。

欧洲攫取海外领土是为了征服，而美国攫取海外领土并不是帝国主义，“美国将以善良的方式照顾这些不幸者”。美国人被告知，1898年美国对西班牙宣战是为了把古巴从西班牙“屠夫”的残暴统治中拯救出来。而一战中，美国从中立转向参战是为了“使民主更加安全”。二战后，美国的这种独特性的自我认知促使美国要承担所谓的“世界责任”。早在1927年，参议员海厄姆·约翰逊就曾这样说：“在其充满鲜血和征服的肮脏国际生涯中，欧洲国家从未有过一次理想主义的、利他的和无私的国际行为。”言外之意，只有美国是无私和利他的。直到今日，美国仍然宣扬自己是“例外的”。一位美国政治家曾这样说，“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哪一个国家扮演承担世界责任的角色但却不是为了保卫和维持一个世界帝国。我们发现我们在世界历史上处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地位。”一位学者曾这样概括美国对自己外交行为的评价：美国是清白无辜的，美国是乐善好施的，美国是例外的。美国的自我评价与别国人对它的看法可谓有天壤之别，但这却成为支持“帝国梦”和“领导世界”的理由。

帝国论剖析

很多美国人认为上述言论并非自欺欺人，但事实却提供了相反的例证。美国在向西扩张过程中对印第安人的驱赶和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篇章之一，美国的西进对白人来说是“自由的扩大”，而对印第安人来说则是家园的毁弃。菲律宾人在美国占领初期也是饱尝了杀戮和歧视。越战更是美国外交史上最可悲的一页，它几乎摧毁了美国的立国基础和道义神话。其实，帝国就是帝国，不论它是以“捍卫自由”的名义还是声称为了完成所谓“白人的责任”，必然伴随着征服、奴役、杀戮和歧视。

美国例外论和道德优越感还导引出一个灾难性的“理论”：目的总是能为手段提供合法性，尽管美国也经常使用不道德的手段，但都是可以原谅的，因为“美国的事业是高尚的，它的心灵是纯洁的，它的愿望是好的”。这一“理论”为美国在追求帝国目标过程中的横行霸道大开方便之门，为美国在“自由”的名义下侵犯他国的自由找到了借口。对此，保罗·肯尼迪指出，无论美国与其它传统帝国有多大不同，美国的行为经常与征服性帝国没有什么两样。他说：“从第一批移民从英格兰抵达弗吉尼亚和开始向西迁移之日起，美国就是一个征服性的民族。”肯尼迪说的无疑是事实。不论美国人多么想建立一个帝国，也不论19世纪“帝国”一词是多么荣耀，但当人类进入20世纪下半期的时候，“帝国”一词早已声名狼藉。第三帝国和大日本帝国的恶行早已把“帝国”一词与野蛮、残暴联系在一起。正是有鉴于此，美国一般不再提建立帝国之说，而更多是自称“自由世界的领袖”，相反，倒是常把苏联称为“帝国”。里根总统将苏联斥为“邪恶帝国”，其意与不久前布什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的“邪恶轴心”差不多。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帝国不是昙花一现，也没有一个帝国不留下骂名，在这一点上美国决不会是一个“例外”。历史上庞大帝国兴衰的教训尤其值得沉醉在“帝国之梦”中的人汲取。当然，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各种奇奇怪怪的声音都可以有一席之地，相信大多数美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对美国的走向会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世人对“帝国论”虽然需要警惕，但也不必过分忧虑，毕竟时代已经发生巨变，人类早已迈出帝国时代。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人倒是应该温习一下他们的一位先贤、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说过的话：“美国恰当的外交政策应该是真诚希望所有人都获得自由，但只能是自身自由的捍卫者，美国不能到处去寻找恶魔加以消灭，如果那样美国就会卷入因争夺利益、阴谋、个人的贪婪、忌妒和野心而导致的，却以自由的名义或盗用自由的名义而进行的战争之中，美国可能会赢得这些战争，但结果却成为整个世界的独裁者，甚至连自己的自由都无法保持。”

《环球时报》 (2002年04月15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