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上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副司长

1963年，外交部调我回北京，担任第一亚洲司副司长，当时的司长是章文晋。不久，章文晋调出当大使，由副司长张彤任司长。第一亚洲司主管社会主义国家外的亚洲国家的外交事务，第二亚洲司则主管社会主义国家蒙古、朝鲜、越南、柬埔寨、老挝的外交事务。当时同我国建交的除社会主义国家外，亚洲与我建交国家最多，又多是邻国，因此事务很多。

1964年出了两件事。一是正当我们原子弹第一次爆炸成功时，赫鲁晓夫下台了。那时中苏关系因与赫鲁晓夫反华而走下坡路，他的下台和我核试验成功成为鲜明的对照。我们高兴得很，适逢章文晋动身出国，于是张彤、我同章文晋三人到江西餐厅痛饮一番，以示庆祝。我从来喝酒很克制，这次却几乎醉倒。

第二件事就是“四清”。从60年代初起，党中央、毛主席就提出要进行农村社教运动，清理农村中的四不清问题，这是当时极为重要的运动。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桃园村搞“四清”，创造了“桃园经验”。刘少奇很重视这个“桃园经验”，叫王光美做报告讲述“桃园经验”的内容及意义。这个报告只有副部长以上的干部才能听，外交部则受到特别照顾，司长也可以去听。当时有一种说法，没有去农村搞过“四清”的干部，将来不能当部长及中央委员。1963年张彤当了司长后积极地要去参加四清运动，把全司的工作交我负责。我们同他开玩笑说他要当中央委员了。

从1963年夏季起我就担负起第一亚洲司全司的工作。当时遇到几件重大国际事件。首先是苏加诺发起一个新兴力量运动会，以对抗那时的奥运会。他邀请新兴力量国家即二战后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参加。而一切主要具体事务如邀请参赛国家等，则先由我国外交部通过内部协商决定；各国运动员队伍去印尼的旅费，需要帮助时也由我国出，运动会则由印尼办。当时的一切运动用具，甚至连印尼运动员的用具都是由我国制作的。为这件事，我同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忙了好一阵子。中国体育代表团兼政府代表团团长是贺龙元帅，我们又向他汇报请示过几次。

巴基斯坦总统请求中国出兵援助

在亚洲司，我遇到的最重要的事件还是第二次印巴战争。

1965年5月，巴基斯坦与印度在巴印边界库奇兰恩地段发生争端并导致武装冲突，接着巴军在克什米尔发动大规模进攻，直攻到克什米尔首府斯利拉加附近，战局对巴有利。但不久印度从侧翼进击，军队直捣巴基斯坦的拉合尔，截断了巴军后路。巴军从克什米尔败退，集中全力守御拉合尔。一时间战事甚为激烈。

自解决中巴边界问题和1964年巴总统阿尤布·汗访华后，中巴关系较为友好。在这次巴印冲突中，中国政府于5月初发表声明，指责印度的扩张主义，支持巴基斯坦的抵抗战争，在外交上给巴以支持。但巴军在拉合尔的抵抗极为困难，军火与物资供给也很紧张。于是他们向我国求援。当时的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罗查三天五天来到外交部，并要求直接见周恩来总理。他除通报战争情况外，还转送巴总统的信件或口头要求，请中国给予种种援助。

巴大使见周总理时，每次我都在场。总理有什么指示，都由我回来向部领导汇报并转告各有关部门办理。有几件事令我至今难以忘怀。

在保卫拉合尔的战斗中，巴坦克部队在大炮和步兵之前向印军冲锋，结果损失严重，亟须坦克补充。巴坦克司令来到中国，并在罗查大使陪同下面见周恩来总理，要求中国支援坦克若干辆。当天下午，总理就命我乘专机陪同他们去我国某坦克制造基地参观考察。巴坦克司令见到我们的新制坦克后，亲自驾驶着开了一圈。他跳出车舱后，竖起了大拇指：“这种坦克好，我们就要它。”第二天返回北京，我向周总理作了汇报，总理向有关部门查问后，始知此种坦克存数不多，但总理还是命令从现役部队使用的坦克中拨出一部分支援巴基斯坦。此事使巴军及阿尤布总统万分感激。

现在的孟加拉国那时尚属巴基斯坦，称为东巴。东巴与西巴中隔着一个印度。印度向东巴进攻，西巴的援助不能越过印度大陆，只能绕行锡兰（斯里兰卡）海道，费时费力。后来，巴基斯坦改用飞机绕道运输支援军火、物资及人员。这样一来，巴空军疲于奔命。那时苏加诺在印度尼西亚执政，主张新兴国家集体反抗侵略。他对于支持巴军抵抗印军极有兴趣，乃派其空军司令秘密来华商谈，印尼如何支援巴基斯坦的问题。

这位印尼空军司令秘密来华时，周恩来总理命我从机场陪他直接到西花厅。总理亲自接见他，同其讨论巴印战争形势。总理告诉他，目前第三国不宜插手，而且印尼空军没有理由而且更无法参加战争，现在所能做的只有给以物资等援助。会谈结束后，周总理又请巴大使罗查和其武官来西花厅同印尼空军司令会见，并与他们共同进餐。此次会见时我一直在场，深深体会到周恩来总理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慎重态度。

正当第二次巴印战争处在关键时期之际，巴总统一再要求中国方面出兵进行支援，使印度处于两面夹攻之下。

面对出不出兵这个重大问题，周恩来总理曾召集有关部门特别是总参及各部讨论多次，大家认为支援是可以的，但如何支援则是一个重要问题。

毛主席拟定出兵援巴，周总理修改“最后通牒”

那一年的9月，适逢我国举行全国运动会，各省各军区领导都来到北京。在贺龙元帅宴请毛泽东及各大军区、各省市主要负责人的宴席上，毛泽东对周总理谈到援巴事宜，主席说，要出兵就应寻找与巴接界最近处出兵为好。这表明毛泽东已经同意出兵援巴。外交部经过研究，认为印度军队在最近两年内一直在西藏西部及中锡（金）边界挑衅，当时中锡之间已划定边界，而印军在边界山口如乃堆拉山口一带修筑大批工事，几年间共修有大小工事约有56个，肆无忌惮地破坏着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考虑到中锡边界以南为中印及东巴最近交接处，于是我国决定准备在此地区给印度以打击，以支持巴基斯坦；在此之前，先给印度政府下一个“最后通牒”式的照会。

9月15日晚，给印度政府“最后通牒”式的照会在西花厅拟好，周总理当即命我于当晚送交印度驻华临时代办梅达。我回到部里，在16日晨两点把梅达召来，当面递交了照会，限印度于三日内拆除它在中国锡金边界一侧和跨中锡边界线上的所有侵略工事，并立即停止在中印边界和中锡边界的一切入侵活动，保证今后不再越境骚扰，否则，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印度政府承担全部责任。梅达看了照会后，想向我提出辩解。我马上阻止他说，时间有限，请不要浪费时间，还是赶快将照会送回新德里。于是，他只好急忙登车而去。

自然，我们除提出最后通牒式照会外，还有一些军事上的安排。印度怕受两面夹攻，迅速按期拆除了它在中锡边界上的一切工事，退还了其掳劫的藏族同胞和牲畜等。这是我办理与印度边界交涉事宜以来最称心的一次。

在这个照会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印度政府在美帝国主义及其同伙的支持下，一贯对它的周围邻国推行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现在向巴基斯坦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中国政府一贯认为，克什米尔问题应该像印巴两国向克什米尔人民保证的那样，在尊重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利的基础上加以解决。这就是中国不介入印巴争端的含义。但是，不介入绝不等于不问是非，决不等于中国可以同意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利遭到剥夺，也决不等于中国可以同意印度借口克什米尔问题侵略巴基斯坦。中国的立场过去是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只要印度有一天还在压迫克什米尔人民，中国就一天不会停止支持克什米尔人民要求自决的斗争，只要印度有一天还在对巴基斯坦进行肆无忌惮的侵略，中国就一天不会停止支持巴基斯坦反侵略的正义斗争……。

这段话是周恩来总理指示我们写的，并经他亲自修改加了进去。在中国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给印度的照会中加入这一段话，似乎有些离题。这个照会在16日的《人民日报》上以头版头条新闻登出，它给世界各国的信息是很明确的。

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中，我们只向巴提供了一些飞机和常规武器

1971年又发生了印度出兵侵略东巴基斯坦问题。这时，我在“文革”中受造反派批斗审查后，刚刚被“解放”出来。我当时是驻尼泊尔大使，但我不愿出国再当大使。因为在大使馆执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大使（馆长）负责制，而那时的驻外大使馆党委成员里，有一批国内造反派派去的头头（多半是服务员、司机、翻译），他们动辄干涉大使的对外活动（内部事务更不用说了），而且还向国内他们的头头写报告，使得那时的驻外大使不能正常工作。所以我坚决辞去了驻尼泊尔大使的职务，表示再也不出国当大使，这样就留下来在部内参加亚洲司（原来的第一、第二两个亚洲司合并为一个）的领导小组，主管南亚各国事务。这次处理印巴战争的事自然又归我负责了。

1971年的第三次印巴战争情况较为复杂。东巴基斯坦（原称孟加拉邦）的居民多半是印度教徒。1947年英国人让印、巴独立时，把孟加拉邦一分为二，东孟加拉归巴基斯坦，西孟加拉属印度。巴基斯坦是伊斯兰国家，因为政治上、军事上的不平等，引起东巴基斯坦人的不满。1970年东巴基斯坦的穆吉布·拉赫曼坚持东巴基斯坦自治独立。于是，印度从西孟加拉邦出兵，在苏联的支持下进攻东巴。巴基斯坦在印度强大兵力面前，无力保卫东巴，于是求救于中国。

巴军总参谋长、海空军司令及巴总统叶海亚的特使连续来到北京，都由我陪同见周恩来总理。这时，全国正处于“文革”的混乱中。西藏同内地一样政治局势不稳定，西藏军区司令员被揪斗。但是由于印度的入侵，我们就不能不管了。鉴于当时我国的情况，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只有在政治、外交上给以支持，谴责并声讨印度对巴的侵略行动。我们在向巴基斯坦提供了一些飞机、常规武器，但像上次那样准备出兵的设想就谈不上了。印军侵占达卡后，即帮助拉赫曼成立孟加拉共和国，当时我们认为孟加拉是印度的傀儡，一直不予承认，直到1975年我国才正式承认孟加拉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