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疫情亲历记：从李文亮事件看无效批评意见的特点

　　老田

　　在李文亮事件中间，他本人的不幸遭遇所激起的民众同情，被公知和各路意见领袖作为“传播放大器”，而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但李文亮事件本身所映照的体制缺陷和真问题，却被舆论潮流回避了。此种现实，反映了舆论平台上意见生产供给侧的严重不足：对于民众的政治不认同和客体化体验引发的不满或者怨气，给予了充分关注和迎合;但对于民众的现实改进意愿则完全无视了。

　　在李文亮事件激发的批评浪潮中间，虽然实现了较为充分的舆论动员，其结果却对现存的体制缺陷却触动不多。在这里可以看到，各路意见领袖对于民众的客体化体验或者政治不认同而采取的投机经营策略较为成功，能够就此发起或者引导一次又一次批评浪潮，去批判各种大而无当的靶子;但是对于引导民众去发掘真问题和完成有针对性批评两方面却投入过少，甚至根本不加关注，结果无论多么强大的批评舆情，其效果终不过是清风过水，一阵波澜过后就无影无踪，对于体制缺陷的揭示和触动均严重不足。

一、我们为什么会在缺乏针对性的方面耗费过多的批评潜能

　　原文的第一部分是对一个组织分析框架的粗略介绍，理论性较强，可读性较差，故作为附录放在最后，不感兴趣的网友可以直接忽略。那部分内容，涉及到大规模政治组织运作的真实决策依据与规则，及其相关信息和知识方面的“有限理性”局限问题。也涉及到至今依然流行的传统时代有关圣贤与明君的过时想象力——这个想象力往往以各种不受知识和信息不完备局限的超人有关，这些人能够不依赖组织分工协作而实现的集体理性，就能够在个体理性的基础上做出最优决策。这些过时的错误想象力，往往会被各路意见领袖极为成功的投机经营策略所运用，去结合民众在现代社会的客体化体验和政治不认同，反复兜售各种缺乏现实针对性的批评意见，结果使得民众的不满以及由此支持的批评潜能都被无效地浪费了，无法对改进体制缺陷做出应有的贡献。(参阅老田旧文《为什么批评公知的“投机经营策略”很重要》)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间，人们对于公共领域(官府决策与行为)的诉求和批评较为明确和强烈，对于市场化部分(医疗体系平台的状况)那个私人领域的关注反而很有限，此种批评压力的不对称分配方式，与拉斯韦尔发现的“寻找责任人难度”的不同有关。与此相关，在武汉疫情激起的批评浪潮中间，对于卫健委的一贯表现(体现为产业化的医疗体系塑造过程)以及由此决定的医疗系统平台的一般状况，批评就严重不足;同时，虽然缺乏官府决策过程的相关信息，无法据以做出准确的判断，但这个方面还是集中了过多批评意见。结果，批评意见的潮流虽然很大且很有声势，但针对性严重不足，这就显著地浪费了批评火力。

　　普通民众其实并不缺乏与医院打交道的经验，也不缺乏对卫健委主导改革方面的一般性体验(对“新三座大山”的体验：“医疗改革是提前送终”)，这一部分批评意见反而格外少。而认真的批评，不仅需要追问官府的即时决策过程与本次表现，还需要追问医疗平台的能力与一贯表现，结合这两者去看待武汉疫情期间的应付失误，才较为全面。

　　应该说，民众在针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两方面，所具有的批评潜力有所不同。这个差距，与股票市场的状况接近：大户掌握信息多善于进行短线操控牟利，而散户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较为有利的选择是进行长期投资。而普通民众，对于医疗平台一贯表现的评判能力，要强于对官府即时决策的评判能力，但是在各路意见领袖的无形引导之下，我们反而对极度缺乏信息的行政决策过程，“空对空”地说了过多，对相对了解的卫健委主导的改革所塑造的医疗服务模式问题，却又说得过少，这相当于大家都被引导到跟大户炒短线去了，这个状况实在是诡异，这就留待另外一篇文章去专门展开了。

二、李文亮事件的具体经过与批评潮流的错误指向

　　李文亮于12月30日，只是在微信群发发信息，就被公安局训诫，这明显有点小题大做。而且，此种过激反应，推测是被识别为维稳对象了，而维稳各种做法往往不是一般的违法乱纪。这个需要认真地好好反思，败坏相关机构形象最多的公众舆论事件往往出于过度维稳，以及严重越界的各种维稳手法，对压力维稳体制的滥用和误用才是李文亮被训诫背后的真问题。

　　公知和各路喷子，以李文亮的正确意见与决策层颟顸迟误进行对照批评，反而不是真问题，甚至还缺乏必要的“科学依据”，也缺乏我们在附录综述的决策过程对有效信息和相关知识的甄别标准。李文亮本人，在《南风窗》记者提问“吹哨人”时回答说“没有想那么多”，应该说，这个回答是诚实的，也是准确的，李文亮得到的信息和他选择的传播渠道，都与决策过程及其所依据信息的采集过程无关，相互之间也没有可比性。

　　依据财新的深度调查，在12月下旬，国内多家基因检测机构第一批拿到病毒样本，几家没有测错基因序列的机构——如深圳华大基因、广州微远，都只是确认发现了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对其传染性和严重性方面的表现，出于对新病毒的未知，都保持了沉默。12月30日，北京博奥的测试结果通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因基因测序有误，导致误认为SARS病毒，依据这个错误的测序结果，仅仅有博奥一家说对了传染性方面的定性和严重性，事情实在是太诡异了。

　　最后合成的后果是：只有北京博奥从错误的道路出发，打开了最正确的那道门;这个就跟瞎猫碰死老鼠差不多了。而李文亮发布的信息，发生在北京博奥的错误基因测序结果到达之后。此外还有一些医院呼吸科相关医务人员，从经验出发判定过SARS疫情。认真说来，依据正确的基因测序结果，这真的要算谣言了。而李文亮传播有关SARS疫情的信息，就出在博奥错误测序结论的延长线上，反过来，作出训诫李文亮的决定并认定其传播谣言，也不是依据正确的基因测序结果。

　　很显然，李文亮本人及其遭遇——先被训诫然后感染病毒且丧失了年轻的生命，客观上形成了一个传播效果的“放大器”——这就在公知和喷子那里获得了很强的利用价值，用以汲取民众的同情，然后扭曲地解释事件本身，去随心所欲地对照他们选定的坏制度或者坏人。李文亮被充分事件化之后，在各种传播平台上真正起到了“传播放大器”的作用，由此形成的强大舆论潮流也就塑造出了特定的利害关系结构，与各路人马都紧密勾连起来了：“政府希望他活着，反动派需要他死，媒体需要流量……，当初给他训戒单的人彼时最希望他救治成功，给他捧以吹哨人的人巴不得立即宣布救治无效。”

　　【转引自：http://www.cwzg.cn/politics/202002/55049.html】

　　后来，李文亮果然被提前数小时宣布死亡，然后据此论定说最后关头的抢救措施毫无必要，只具有政治性，还是亵渎死者遗体。不过，若政府在舆论面前采取如此过度反应以挽回影响，真个直接下令进行不必要的抢救，那不是从反面说明对批评意见回应非常及时甚至过度吗?这难道是一个高度民主、且还具有从高层直接贯通一线临床环节的高超执行力的政府?如此这般作为的政府，即便是不够理想，那也肯定与公知和喷子们描述的第一个模样差距太大了。喷子喷到最后，一定会出现逻辑上的相互否定，体现出各种无脑症症状。

　　在这样的舆论狂欢中间，李文亮事件本身所揭示的真正具有可批评性的体制缺陷，却被轻轻地放过了。这些真正的体制缺陷问题，在老田看来有二：

　　一是压力维稳体制下识别维稳对象的任意性和匿名性，你被毫无道理地识别为维稳对象了，还不知道是被谁依据何种原因被识别的，对此你甚至还无法申请复议或者投诉损害你的那个人。过度维稳的随意性以及严重越界的各种维稳手段，这个方面可批评的问题本身涉及到压力维稳体制下有关对象界定的随意性，而不是具体去训诫李文亮的那个穿着警服的执行人。

　　二是在李文亮的遭遇背后，还折射出一线医生在相关技术决策过程的话语权过低问题，结果导致合理的技术决策迟迟无法做出，这个方面的不足集中体现在新冠肺炎诊断标准方面。李文亮虽然不是呼吸科医生，但他的遭遇却正好揭示出相关问题的严重性，正是因为忽视一线医生的临床经验和声音，专家组所定的标准又不太靠谱，相关决策就不可能有靠谱的信息和知识作为依据，也由此导致合理的诊断标准长期无法确定下来，结果判断传染严重性和感染人数统计也就缺乏前后一贯的切实依据。结果在主疫区武汉，至今谁也拿不出疫情发展进程的可比数据。

三、确诊标准应该如何厘定：在专家组的严苛标准与一线医生的临床经验之间

　　就一线医生经验的有效性，以及在确诊标准方面的话语权而言，对照专家组的专断，两者之间如何相互结合与合理分配，始终未能解决好。而这个要害问题的可批评性，应该说李文亮事件讨论的应有之义，但却始终处在喷子们的批评眼光之外。

　　新冠肺炎识别标准的转换，最初是专家组界定的三条最严苛标准——要有发热症状、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以及核酸测试阳性，还有一段时间核酸试剂盒测试要在北京完成，后来试剂盒下发到武汉之后又遭遇到检测能力不足，这些都导致实际的确诊人数过少。而一线医生的临床经验显示，专家组界定的发热症状和试剂盒检测标准都无法涵盖全部患者——始终有相当部分患者没有相关症状且多次核酸检测阴性，最后表明还是要回到临床一线医生的经验上——“CT双肺磨玻璃影”诊断。

　　一个具体的诊断标准，先后花了两个月时间，最终还是回到一线医生的经验判断和常规诊断手段上来了。这个问题需要好好展开讨论一下：院士级别的高级专家组的话语权，跟一线临床经验的大数据经验之间，应该确立一个怎么样的相互关系?如果有冲突，到底应该谁听谁的?武汉疫情期间的表现，怎么看都是整一个“专家误国”“专门坏事”的反面案例?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呼吸科的一线医生，早在1月10日和18日就两次上报异议意见，说专家组划定的诊断标准过严。遗憾的是，社会上如此强烈的批评浪潮，始终没有介入这个至关重要的技术决策环节，去支持正确的一线经验。批评意见或者舆论压力，始终缺席理性诊断标准的形成过程，从最初阶段专家组的最严格标准到最后回归一线医生的务实经验标准，花费的时间过多，明明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数据推翻不合理的严苛标准，但完成这个转换却过度拖拉，最后还是在行政的“自主调节”作用下完成转换的。

　　因为缺乏建设性批评意见的参与，一线医生在专家组意见的强势面前，显著很孤单和无助，合理诊断标准的形成过程就相对拖后，结果有关疫情严重性的评估以及病人数目统计，都没有合适的标准作为依据，两个方面的技术判断都长期做不出来。而行政调节的决策过程与技术决策过程和逻辑，有所不同，但都得依靠靠谱的信息和知识，在相互关系上，合理的行政决策应该基于靠谱的技术决断。但在武汉疫情期间，在这个具体的诊断标准问题上来回反复、久拖不决，花费时间过多，不管官员们实际上是否在乎专家意见——因为技术决断久拖不决，行政决策就始终找不到技术决断方面的合理依据，专家意见就等同于直接缺席了行政决策过程，官员们确实就此获得了全部的决断权力。而行政单独决断的改变，往往总要等到行政调节条件被完全满足的那个最后时点，有人不无挪揄地评论说，最后还是得依靠离任审计，才最后解决了前任的“欠账”或“假账”问题。

　　说白了，各路公知和喷子消费李文亮，把他抬高为吹哨人什么的，即便不是别有怀抱，也往往是为了充分利用人们对其遭遇的同情，以促进劣质意见的销路。各路意见领袖引导的民众批评压力，始终没有引导人们深入到事件本身的内在逻辑中间去进行思考——专家们执掌的那部分技术决策权力，应该如何合理地使用与配置，这对于武汉疫情期间合理诊断标准厘定至关重要;因为这个关键技术决断长期被延误的巨大缺陷，使得行政官员真正获得了不受专家意见左右的独断权力;但这个真实决策过程中间发生的真问题却被批评潮流放过了，结果各种投机套路出来的批评潮流，虽然声势浩大却毫无力量，当然也就缺乏介入缺陷纠正过程的可能性了。

　　四、劣质意见生产的供给侧缺陷分析

　　其实，就消费李文亮而言，不仅可以正向消费，反过来一样可行——喷子所喷的对象也不缺乏这样的智慧。但事件所折射的两个方面缺陷和问题——维稳对象选择的随意性和一线临床经验的合理地位，到了最后阶段，不要说得到解决，就连触及真问题都还差得很远。

　　应该说，正是对压力维稳体制的滥用和误用，才导致各种违法乱纪手段层出不穷，李文亮被不合理地训诫就肇源于此。记得人大学生向俊伟，甚至还被一个小资本家启动了维稳机制识别为维稳对象，还被自己的班级辅导员不讲道理地维稳过。类似的舆情不止一次发生，虽然累遭批判但体制缺陷却纹丝不动，除了继续进行顽固性指责之外，难道我们不应该反省一下：如何提升批评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吗?

　　这一次李文亮事件的舆情中间，我们清晰地看到喷子们的散弹枪攻击目标广大无边，结果各种抱残守缺的体制缺陷守护者承受的火力甚小，真正应该承受指责的那部分人和那部分缺陷就这样反而得到“火力分散”的掩护——近乎被大面积平均分摊过的舆论压力过小，对他们这块反而基本上无所触动。

　　看起来，如果体制缺陷守护者不想要改正错误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有一个次优的选择方案：把批评火力进行大面积分摊，使自己所承受的批评压力强度最小化，这样，他们就能够更久远地抱残守缺了。很遗憾的是，我们看到公知们的执政地位批判或者纯左派的阶级统治批判框架，都“体贴”地做到了批评火力的极度分散化——把整个政体或者整个统治阶级拉出来作为靶子打，预先就最大化地分散了批评压力。这样，各种抱残守缺的体制缺陷守护人，不由得松了一口气，至少在你们完成全部的颠覆事业之前，他们还是安全无比的。

　　如同小钱德勒在观察企业管理结构时所发现的那样：管理结构中人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只要是还能够维持就不思改进，除非遭遇到生存危机就不会主动多事。而无效批评带来的压力分散化，正好可以消极地帮助他们维持稳而不动的惯习。

　　如果只确立一个极小的批评标的，例如不要求取消压力维稳体制，仅仅要求公布界定维稳对象的选择过程——什么人依据什么原因选择了李文亮作为维稳对象，然后要求给予选定的维稳对象进行投诉或者提出行政诉讼的权利——这一次是李文亮应该享有有知情权和申诉权;那样的话，就能够把巨大的批评力度，集中于这两个小小的方面去起作用——如同毛爷爷所说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那么，李文亮事件所动员的巨大舆论压力，应该比现在更能够起到建设性的改进作用，同时也透过他的不公正待遇给其他的潜在维稳对象争取到一个较有利的地位，敦促体制背后的匿名权力掌控者更为谨慎地运用此项权力。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改良实在是太难了。不说那些抱残守缺的顽固势力，对改良不感兴趣，就算是极具批判性思维的意见领袖，也往往提出一些大而不当的靶子，就民众的客体化体验和政治不认同进行投机——由此给出种种缺乏可行性的整体批判意见导向。因为总是被引导出总体批判而非有针对性的局部批判，结果即便是动员了很强大的民众批评舆论，其火力也大为分散，打击效果和批判强度均小，那个最坏的缺陷局部反而由此得到了掩护，最后，各种最糟糕的体制缺陷还是得不到合理的揭示与触动。

　　在李文亮事件所动员的巨大舆论浪潮过后，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不管是维稳对象选项的随意性、还是一线医生临床经验的技术决策地位问题，不要说解决，连一个都没有正确地提出来过，两个缺陷一个也没有受到起码的舆论压力。除非体制内贤明的官员进行主动改变，否则事情还会是老样子，哪怕真有贤明的官员想要有所改变，但受制于钱德勒发现的那个管理结构内部的保守性惯习，能够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那只有天知道了。

　　二〇二〇年三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