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整整132年，廣袤的亞洲大地和綿長的太平洋海岸，都受到發自日本列島的火山和地震的搖憾。亞洲人反覆地問 自己：為何日本有如此大的蠻力，在這樣長的時間和這樣遼闊的空間，發揮着軍事帝國和產業霸主的影響？在無數的回答聲 浪中，本文也將嘗試一些新的視點。

武士道精神的發源

日本是東亞島國，面積３７.７７萬平方千米，由四大主島和３９００個小島組成。日本先民是由對馬島和庫頁島南下的 突厥——鮮卑（通古斯民族群）語系的部落和順菲律賓——琉球島鏈北上的馬來語系部族組成。其民風悍野，亦不乏纖秀。

日本地處西太平洋板塊的斷裂帶，地震、火山噴發、颱風、豪雨不斷，島民堅韌、質樸。自晉朝以後，日本深受中國文化影 響，在唐朝達到高峰。１２７４年和１２８１年，蒙元世祖忽必烈出動聯合艦隊，兩次渡海征日，由於天時（颱風季節）、 地利（一支從來不習海戰的大陸軍隊）、人和（中國和朝鮮軍隊不願效力）不濟，均遭慘敗。

蒙元王朝和日本之戰，對日本民族的影響，遠遠超過外國（包括中國）歷史學家對它的評估。大陸人難以想象島國和島國 人的心態。他們終年被汪洋大水困在貧瘠的海岸之內，任何外來的信息和刺激都將被放大許多倍，成為一個相當長時期內的 精神和物質內容。當北條時期的鎌倉幕府用後宇多天皇名義徵召全日本武士2０余萬人，英勇抗擊元軍並取得勝利後，連武 士們也不敢相信如颶風橫掃亞歐大陸數萬里、征服無數部落、民族、國家的戰無不勝的蒙古聯軍，居然會敗在自己馬下。

勝利激發出空前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遲早會產生一個民族振興的偉大時代。公元前波西戰爭激發希臘產生了伯里克利 黃金時期；１５８８年英國擊退西班牙無敵艦隊後迎來了海權時代；彼得大帝戰勝瑞典軍隊把俄羅斯推上了二百餘年的輝 煌。日元戰爭也是同樣。從此之後，武士階層脫穎而出，成為國家民族的基幹力量。

然而，武士要確定自己在一個和平年代的社會地位和作用，也非易事。武士在當時日本社會中，扮演地主、領主、大名 （大地主）的私人武裝力量。他們既不從事經濟生產，也沒有行政管理經驗，社會地位又高，終日佩刀遊蕩。他們需要社會 的動盪衝突，也就有了自己存在的價值。於是，他們始作俑者把社會投入動盪。

自日元戰爭以後，日本開始一個史稱“戰國時代”的漫長歷史時期，各領主、城邦、小國征戰不休，武士越打越勇，並且從 蒙古戰俘中學習了大量先進戰術戰法，在兵器上亦不斷改進。與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代相比，中國催生出燦爛的百家爭鳴 的文明之花，日本卻造就了各種驃悍的武士。長期統一的中國需要並造就了儒家、儒教、儒學，而長期分裂割據的日本則出 現了以菊花和刀為象徵的武士文化。武士的祖先是草原騎馬戰士，這個帶突厥戰鬥色彩的職業在西方演化成了莊園騎士階 級，在日本就蛻變成有刀無馬（因日本地形崎嶇，居民貧困，國土狹小，四面環海而馬匹有限）的武士。日元戰爭後，他們 在日本歷史上起着暴烈的作用，直至今天，還是如此，不過把戰刀變成了製造業公司。

武士們不僅有日本傳統的忠誠和悍勇，又從蒙古人那裡學來了詭詐、計謀和政治智慧。到豐臣秀吉時代，他終於集武士品 質之大成，成為統一日本的第一人。

豐臣秀吉（１５３6年—１５９８年）是一個世襲的武士，這種世襲制度很接近於蒙古的制度。和他的前輩及同時代人不 同的在於：豐臣秀吉終於悟出了蒙古經中的結盟技巧、等級制政治制度、戰利品分配激勵方式和軍事情報學。豐臣秀吉經過 南征北戰竟然統一了日本，而在他之前的日本，只有中國周朝那樣象徵性的中央政府。１５９２年，豐臣秀吉率２０余萬水 陸軍、７００余艘戰船，沿着當年忽必烈皇帝的舊路線，反方向從日本殺向朝鮮。很顯然，豐臣打算以朝鮮為基地進攻中 國，這也是忽必烈軍的反向路線。如果天假時光和運氣，就以中國為基地沿當年鐵木真之路征服世界。既然成吉思汗能行， 為什麼換上個日本統帥就不行呢？

豐臣遠征軍在朝鮮南方登陸，象電流一樣擊中了中國政府的敏感神經。早在公元６６３年（唐高宗龍朔三年），中國和朝 鮮的聯合艦隊就在朝鮮的白江海戰中擊敗了日軍的侵略艦隊。朝鮮地緣，對中國極端重要。中 國自唐以前，誰居關中谷地（進可攻退可守）誰就能控制中國。自遼朝以後，誰居滿洲平原（同樣進可攻退可守）誰就能 問鼎中國，滿清、北洋軍閥、日本、中共林彪部隊莫不如此。據朝鮮以吞滿洲，擁滿洲以侵中國，明王朝統治者自明其理。

明神宗萬曆皇帝遣重兵大將李如松協同朝鮮聯合艦隊司令李舜臣（李舜臣在朝鮮軍事史上的地位只有納爾遜在英國的地位可 比）進行了艱苦英勇的反擊戰，終於在１５９８年末全面擊敗了豐臣的艦隊和陸軍。其間爆發了激烈的玉浦海戰、泗川海 戰、閒山島海戰、露梁海戰等海上戰爭，日本海軍遭到朝鮮艦隊和中朝聯合艦隊極其沉重的打擊。露梁海戰是一場世界級的 海戰，日艦被擊沉或焚毀４５０艘，損兵數萬人。豐臣秀吉因兵敗憂鬱而死。

從歷史角度看，豐臣的北進西進戰略，與明治以後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路線是一樣的。這個戰略方向，利益巨大，阻力巨 大，風險更大。以當時豐臣所擁有的兵力和兵勢，竊以為擇南進戰略似更有利。

日本一路沿琉球——先島群島南下菲律賓東部諸島，另一路沿小笠原——馬里亞納群島南下西加羅林群島和印度尼西亞中 部群島，在遼闊的菲律賓海周邊建立一個殖民商業圈。在開始，的確無法收到足夠的商貿利益，但略加穩固之後就能通過帝 汶海和弗洛勒斯海各海峽前出到印度洋上，通過幾個精心選擇的珊瑚環礁足以建立可靠的印度洋航線，不在馬六甲與西班 牙、荷蘭艦隊爭鋒而在印度洋與西方商船交換，從事獲利豐厚的東西方貿易並隨時跟蹤西方產業、商貿、金融和科技文化進 展，將始終保持領先的勢位。這一戰略方向阻力小，時間長，但遠期利益很高，卻不是當代人所能採納的。其實，明末清初 收復了台灣的鄭成功父子，何嘗不能棄北進而改南進？今天，日本企業金融集團基本上就是沿南進戰略實施的產業外移，日 本從中獲得了難以估量的經濟和金融利益。只須指出到１９９８年，日本政府對印度尼西亞的援助貸款已達３.８２９萬億 日元（３６４億美元），而對中國的政府間貸款只有２.４８１萬億日元（２３６億美元——當前價）。

豐臣秀吉死後，日本進入了德川幕府時代，這一時代被後人扣上“鎖國”的帽子，明治維新後，對德川時代大加貶詬。二戰 後日本復興，日本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重新評估了德川時代，得出了大不相同的結論。

德川家康（１5４３年—１６１６年）原是豐臣秀吉的大將。今天看來，他在日本歷史上的地位不亞於漢高祖、唐太宗和 宋太祖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他出身城主，卻在敵對家族長達１２年充當人質，練就了豐富的政治經驗，使他完全不同於單 純的日本武士。他在日本諸侯兼併戰爭中，感悟到政治手段和謀略遠比軍事鬥爭重要。他讀漢書、寫漢詩、吃中藥，崇拜朱 熹和朱元璋，學會了人生權謀和政治權謀中最難、也是最重要的“隱忍”之術。豐臣秀吉對德川極為器重，臨死將兒子和霸業 全託付與他。

日本北侵朝鮮失敗後，武士政權面臨崩潰之局。如果在一個海島國家保留豐臣那一套蒙古式的中央集權制度，勢必引發王 族繼承權的血腥爭鬥，類似英國的紅白玫瑰戰爭，最後耗光日本武士的氣血，並且使日本陷入長期貧弱不堪的困境。德川比 誰都清楚豐臣秀吉之子根本無政治能力使日本走出困局，便當仁不讓地反叛。他欺凌豐臣秀吉留下的孤兒寡母，（日本有成 語“德川家康式的挑剔”）激起他們的反抗，引發了一場卵石之爭，把他們及所有王族斬盡殺絕。對於一個以忠義為本的日本 武士，德川的行徑是冒了天下之大不諱。１６０３年，德川成為日本最高行政長官——征夷大將軍。

一旦政權到手，德川家康便開始了迫不急待的改革。從歷史上看，一點兒也不亞於著名的大化改新（公元６４６年）和明 治維新。德川改革的核心是用法制分配權利和利益：幕府（日本的中央權力機構）領地約占全國1／4；其餘由大名（諸侯領 有），稱藩國；在中央機構中，將軍與老中（相當於中國宰相）、若年寄（相當現今國務院秘書長）、宗教界劃清權力和職 責。幕府有直轄地，在那裡垂直領導；其餘藩國，分權自立，對幕府保持形式上的尊重。從表面上看，德川時代的日本政 治，類似中國西周＋南宋的混合狀態。武士階層和他們的最高領袖，保持了形式上的領導和尊嚴，而具體的權力和利益，讓 與了封建主（大名恩）、城主、文官（日本式文官與中國儒家式文官不同）、宗教界和天皇等。這就保持了日本政治的基本 穩定，它與中國明清兩朝的集權式穩定完全不同。下層、藩國、武士各有自主權。日本表面“沉睡”，完成了明治維新前的准 備，就象歐洲中世紀後期完成了文藝復興的準備一樣。

日本武士始終活躍在對周邊諸國的武裝試探性攻擊中，這類中國稱“倭寇”的海盜性襲擊使以中國為首的東亞國家受害巨 深，日本武士卻得益匪淺。它使日本在一個較長的和平時期里，職業世襲武士和沿海民眾能保持相當強的戰鬥力，而國家又 無需供養一支常備軍。而常備軍又因無常年作戰滋生了腐敗，“倭寇”匪商合一，採用分散式的蒙古和日本結合戰法，內部組 織嚴整，多採用突襲伏擊游擊等戰術，過去的日本武士是不會這種蒙古技巧的，其情報工作極其優良，往往很少的“倭寇” 就迫使龐大的明朝狼狽不堪。直到神宗派戚繼光採用中國傳統戰法與游牧民族的戰法相結合的戰術（類似宋朝岳飛和岳家 軍戰法），才逐退倭寇。然而此時已到１７世紀初，明朝江山傾覆在即，日本朝野都看不起中國，為１８世紀的思想變化和 １９世紀向西方學習打下了理念基礎。

日本海盜與葡萄牙、荷蘭、西班牙船長商人有廣泛接觸，遠比閉塞的中國士大夫和下層民眾對西方的認識直接和真實。日 本的“鎖國”只不過一小撮貴族在王宮中研究書道、茶道、劍道和看看《源氏物語》而已，它的下層是完全開放的；而中國的 中央集權，上頭一僵硬，舉國皆成死棋。

從地緣上看，日本武裝試探的範圍主要在黃海和中國東海。這片海域最終成為明治昭和兩朝的日本人的搏殺戰場。

透視日本：從海洋帝國到產業帝國（二）

明治維新的新認識

在相當長的時期中，一些中國人把日本的明治維新同清朝中國的斷斷續續的改良相比較，似乎明治天皇的政策如何英明， 使日本一躍而成了東亞強國，能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我看起碼是不了解日本社會的結構和日本列島的地緣態勢。日本自始 就給地方以相當大的自主權，領主、貴族、武士等約占日本人口十分之一的精英保持着自己人格和思想上的獨立。日本武士 階層一貫有擴張外侵的傳統，這從國家最高統治者的冠名“征夷大將軍”——即遠征軍司令就可以看出。西洋殖民者強兵富 國，掃平四海的攻侵精神，與日本領主武士的悍野傳統一拍即合。日本中層上層對效法西洋早已彎弓蓄勢，天皇下詔，立即 成燎原之火，吹遍日本列島。

從地理上看，日本列島對海洋的依賴和喪失海權對國民的影響遠遠大於中國。日本的本土四島由西太平洋板塊與亞洲板塊 擠推而成，陸地雖有縱深，皆為山嶽地帶。山地高陡，平原狹窄，地區與地區之間的交通運輸量７０—８０％由近海舟船承 擔。這些舟船，受政府法令限制，一般噸位較小。１８５４年美國佩里准將的“黑船”艦隊是蒸汽機帆艦，占有絕對的航速機 動優勢。佩里的火炮是用鏜床加工的鋼炮和青銅炮，射程相當於日本火炮的４—１０倍，精確度高，並且使用了爆破彈，殺 傷力遠超過日本的實心彈。美艦火炮置於兩舷，每艘有４０—１００門之多，由於裝填改進，發射速率幾乎等於日船的１０ 倍，這樣，整個艦隊的活力和機動性，占有壓倒性的優勢。日本這個海洋民族，對這種海上實力極端敏感，設想外國軍艦控 制了日本沿海，幾乎所有藩國的生存都將受到影響，因為人口密集的沿海集中了絕大部分日本的生產和生活設施，美國艦隊 能造成驚人的破壞，海運被切斷，漁民無法出海捕魚，其影響如同中國南糧漕運的大運河和近海運糧被阻斷的效果一樣。鴉 片戰爭中清政府就是由於英國艦隊封鎖鎮江-揚州一段長江運河被切斷才屈辱簽約的。

答應美國條件，日本利大於損。虛設的幕府還政於虛設的天皇，僅僅走了個形式。改革維新的詔書只是一個信號，可以讓 地方和精英商人放手大干，日本的乾柴被迅速點燃，改革的阻力很小。其實在１８世紀末、１９世紀初，日本民間改革呼聲 甚高，本多利明等思想家早就提出多種方案。天皇的順水推舟之舉算不上大智大勇，有中等智慧的政治家皆可為之。然而， 其結果卻驚天動地，超出了日本人和亞洲人最大膽的預料。明治改革所釋放的日本地方和民間力量，在短時間內就徹底改變 了日本面貌，頗有幾分象中國這二十餘年改革開放的大形勢。

從美國等西方列強的殖民角度上看，日本很象一枚非常酸澀的苦果，資源貧乏、人口眾多、地域狹小，民風既強悍又刁 鑽，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都是無利可圖的硬骨頭。西方人是按利益和利潤原則行事的。日本沒有淪為象中國、印度式的半殖民 地和殖民地亦不足奇。

當年忽必烈的情報軍官也告訴他：日本悍地不宜攻之。元朝遠征軍攜帶了大批農具種子機具，準備屯墾。

日本的改革，帶有強烈的軍國主義色彩。１８７８年成立參謀本部，直屬天皇。不久，連政府的陸軍省也隸屬參謀本部， 連政府都無權過問軍令事項。這就使被德川弱化的武士型中央集權，加上西方包裝，重新強加於日本。１８８０年，參謀本 部長山縣有明匯集所有關於中國的軍事情報上呈天皇，指出當務之急是日中戰爭。他辯護道：“財政團不能成為擴軍的理 由，因為強兵是富國之本，而不是富國是強兵之本。”

曾被廣泛讚揚的日本普及教育，其動機也遠非人們所稱的那樣美好。它原本是天皇享有權利後，利用教育普及宗教，又利 用宗教支撐舊制度的利己動機，很近似於主教-教會-教會學校的一種宗教情懷。１８７２年，日本成立教部省，統管一切宗 教事務，要求一切神官、僧侶和儒教學者向人民進行精神宣傳，無條件服從天皇命令，結果阻力很大，教部省撤銷，無意插 柳的全民教育卻結出了豐碩的果實。

甲午再探

明治改革中重要的一條，是把類似元朝那種等級森嚴的社會制度，改良成華族（即貴族）、武士、平民三個階級，很大程 度上調動了全民族的士氣和革新精神，帶濃厚軍事色彩的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從１８８４年到１８９０年，公司資金從１３ ４０萬元躍增至１.８９億元，達１４倍；民間企業掀起類似英國工業革命早期的紡織業熱，紗錠數從５萬增至２７.７萬； 由紡織業積累的資金投到鐵路上，鐵路長度僅４年間（１８８６—１８９0年）就增加了１0倍。這種民間辦廠修路，政府把 錢用在建船造炮的局面，在當時的中國何曾有過？ 早在１８８０年前後，日本軍方就將進攻的矛頭選定在中國，它的一切計謀準備均針對此目標，唯一的顧忌就是東進的沙 皇俄國。日本民族目標專注，全力以赴。它利用英國擴張中與俄國的矛盾，尋求與英國結盟，讓它在遠東大打出手。１８９ ３年，日英改訂條約在倫敦簽字，當時英國外交大臣稱：“這個條約的性質，比打敗中國的大軍還有利。”

日本是個善於學習的民族，尤其在軍事和海戰這類它的擅長項目上。日本海軍選擇海洋霸主英國皇家海軍當老師，一招一 式都結合了日本的特點和它的對手中國的特點。日海軍認為清朝海軍的“定遠”、“鎮遠”是大艦巨炮主義的產物，必須先擊沉 它們才能取得海戰勝利。日軍沒有採用加大軍艦噸位和火炮口徑的傳統方法，而是改用快速巡洋艦提高火炮射速的方案。同 時，日海軍為提高射擊精確度下了很大功夫。日海軍的宗旨就是用火炮和魚雷儘可能準確地擊中敵人，儘可能首先命中。日 海軍的操練強度高於清軍數倍，從指揮官、軍校教官、隨艦工程師到士兵，全部心思都集中在如何擊中敵船。而由淮軍改成 的北洋水師，從官到兵不得不應付大量的人際關際，忍受整個封建制度和滿族日益墮落而造成的深重腐敗。一句話：日海軍 各級官兵的素質和整體素質遠遠高於清北洋水師。

承認日軍素質高於中國官兵，的確很痛苦，很沒面子。但事實如此。日海軍採用英軍著名的“海軍條例”中的線形隊形，非 常象納爾遜在特拉法加海戰中所完成的成功穿插，這要有極大的勇氣和自信。北洋水師採用了雁形陣列，卻象奧斯曼、土耳 其在雷班托海戰中的表現，是一種陸上陣地戰的海軍翻版。日軍一發現自己的炮彈無力穿透“定遠”艦的德國式厚裝甲，立即 靈活地改為分割攻擊清軍右翼的弱艦。清軍沒有應對方案，本應把強艦與弱艦混編成二隊，象中途島海戰中美軍航母特混艦 隊所作的那樣，在機動中截殺日艦隊後部弱艦。這樣在丁汝昌之下需要有兩名優秀的分艦隊司令，當時似也沒有想到這種變 化。丁汝昌一傷，幾乎不知該如何應對。這在有五百餘年海盜作戰傳統的日艦隊中根本沒有困難。此外，清海軍有多種戰術 可選，比如誘敵深入，圍而殲之；讓受傷的“致遠”等艦撤出戰場，由“鎮遠”殿後阻擊，海戰中的撤退是正常的戰術機動，沒 有什麼不光彩。 最令人困惑的是清海軍居然不採用密集的魚雷攻擊戰術。負傷的“致遠”艦上本有４枚魚雷發射管，其他大小艦艇上共有３ ２枚魚雷管，如果戰前能進行計算精確的集中魚雷射擊演習，選擇對日艦隊命中率高的方向齊射，絕不會一無斬獲，反而被 日艦魚雷所乘。中國官兵作戰英勇，但火炮命中率並不高，能否集中打敵弱艦,“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日軍反用了這一原 則）。“致遠”傷重應被掩護撤退，撞擊一法大可商量，現代海戰中幾乎沒有用此法成功的戰例。如此等等。我們總是過多地 比較日、清兩軍的艦艇噸位、火炮口徑，認為是 “旗鼓相當”。而較少地量化分析兩軍人員素質上的巨大差異。日本是海洋國家，有其海上的天然優勢，這種優勢勝過了軍 艦噸位和火炮。實戰中，這種差距在指揮、射擊、通訊、機動、戰術、變招、損管等方面非常明顯。一支素質高的海軍打敗 一支普通水平的海軍，在英、法幾百年的海戰中是很經常的。

中國打敗了，人們氣憤可以理解，然而沒有下工夫分析找出原因，並在一個長時期內下苦功大價錢改正，那就辜負了甲午 英烈的一腔熱血。

日本海軍的素質在日俄戰爭中再次顯現，並在二戰中予以發揮，讓一個大陸民族去深刻理解海洋民族是困難的，反之亦如 此。

日俄戰爭再評估

甲午戰爭後，日本獲得了清政府２億兩白銀賠款的大輸血，產業和資本急劇膨脹。１０年之間，工廠增加５.２倍，資本 金增加3.3倍，使用動力機械的工廠增加5.9倍，紡織工業增長尤快，產品和資本已開始輸出。１９００年，八幡製鐵所開始 投產，使用強制中國供給的大冶鐵礦石，初步形成把中國作為日本原料產地和輕紡市場的產業殖民戰略。１８９７年１０ 月，日本以中國戰爭賠款為基金，實行金本位制，雖然對外貿和商人不利，卻一步到位與西方列強的國際資本接軌，便利外 國資本進入日本。到１９０３年，日本的陸海軍工廠動力已經增加了５倍，１９０９年，又變成２４倍。日本已經變成由輕 紡工業積累資金突擊發展軍火重工的一個極端軍國主義的現代國家。

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擴張，與正在遠東擴張的沙皇俄國正面相撞。日本依然未能將北進調整為深遠南下，而堅決選擇了對俄 開戰一途。

整個日俄戰爭，日本海軍大占優勢，並且把這個優勢發揮得淋漓盡致，再度證明日本海軍的素質遠在俄國之上。無論炮 擊、魚雷攻擊、艦隊指揮、損害管制、士氣等海戰要素，日本都勝對方一籌。借用李鴻章當年的一句話：“彼系島國，以水 為家，船炮精練已久，非中國水師所能驟及……”

值得推敲的到是日本的陸軍戰略。日本海軍的武士道精神，精兵殲敵戰略與制海權理論暗合，集中兵力、集中火炮魚雷 （後來的海軍航空兵），是殘忍的刻苦訓練形成的高精度命中率，殲滅了敵人主力艦隊就控制了海洋。海洋再大，但敵方失 去艦隊就全歸自己了。而陸戰則不然。陸地遼闊，山川密布，人口民族眾多，殲滅一支敵軍他可以重新組建（軍艦打光了一 時難以再造）居民組成民兵游擊隊，山區是良好的游擊戰場。如果敵人軍隊撤向深遠後方，就必須分並占領廣大領土，保障 漫長的補給線網，同時鎮壓占領區的公開和暗藏的敵人，這就要消耗大量的兵力、物資，而為了保障這額外兵力，又要分配 大量人力和資源。隨着戰區的擴大，戰爭時間的延長，只要敵方不停止抵抗，戰爭就變成了日本人的無窮盡的絞肉機。日本 的軍隊、工業經濟、金融財政遲早要被消耗殆盡。這就是持久戰給日本投下的長長陰影，而招引敵方持久戰的是日本軍閥和 軍火重工集團無止境的貪婪胃口。

日本奪占朝鮮台灣之後，北上西進南下。意欲以中國東北為基地鯨吞俄國的西伯利亞和遠東，占領中國、印度，直至 印度，重溫７００年前成吉思汗祖孫三代霸業之夢。無論它怎樣徹底地進行動員，無論它的武士和民眾怎樣效勞效死，都是 極難作到的。這中間隔着巨大的空間、漫長的時間、人口民族文化距離，還有運氣等因素。日本想利用它現代化早走一步的 時間差，加上海洋機動性和武士決戰精神，只能得逞於一時，斷無長遠之可能。

日軍攻克旅順口要塞之後，又發動沙河戰役和奉天（即瀋陽）戰役，沉重打擊了遲鈍保守的俄軍，但把戰線推進到四平一 線就深感氣力不濟。１９０５年８月，俄軍在滿洲的兵力達７８.８萬，還有濱海區１５萬軍隊支持。日軍約為７５萬，卻 留出１５萬人部署在南滿和朝鮮北部，因而在一線部隊並無力繼續攻擊。即使渡過松花江占領哈爾濱，在西起齊齊哈爾東至 三江平原的遼闊戰場上，仍然無力大規模殲滅俄軍主力，最終解決戰鬥。只要西伯利亞鐵路一天不斷，俄軍就能源源不斷地 把兵力兵器從烏拉爾山以西地區調來，迫使日軍陷入曠日持久的戰爭泥潭。俄國沙皇與其說害怕日本人，不如說更害怕革 命。當軍事中心移向遠東時，空虛的歐洲部分隨時可能出現變局，在歐洲持續了一個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風暴如果真延及彼 得堡，那對一小撮皇族才真是毀滅性的。後來的１９１７年的事變也證明如此。沙皇簽約輸掉南滿，畢竟是中國之地，還有 報仇機會。而日軍和日本朝野則從日俄戰爭得出一個沒有任何時空限制的結論：只要日本敢幹，它就是天下的主人。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