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富汗戰爭結束之後，美國的戰略策劃者隨即順水推舟，趁機在中亞和中東地區擴大戰略利益，其勢之洶，不可阻擋。但是，在推進戰略攻勢過程中，美國清楚地知道，橫在前面的最大障礙仍然是伊朗。伊朗一日不能征服，美國就一日不能安心。

　　因此，華盛頓打着“反恐”的正義旗號，試圖對德黑蘭予以最大限度的國際孤立。其中有兩個主要手段，一是殺傷力極大的“妖魔化”策略，其表現形式就是“邪惡軸心”論；二是以近乎威嚇的手段，試圖迫使其他國家與伊朗保持距離，其表現形式就是“非白即黑”論：不支持美國的國家，就意味着與恐怖分子為伍。

　　在這種國際背景下，我們再來觀察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剛剛結束的中東之行，特別是對伊朗的訪問，也許就能更清楚地領會其中奧妙。首先必須承認，北京與德黑蘭加強接觸和合作，其長遠目的是要在中東地區鞏固自己的地位，特別是要加強與石油生產國之間的關係。但是，在針對“邪惡軸心”的一片喊殺喊打聲中，中國獨自頂風而行，其政治用意已經不言自明。北京要通過與德黑蘭的親密接觸，來表明對華盛頓的蔑視，同時更要用行動證明，它不會永遠買美國的帳。

　　進一步地說，江澤民在這個敏感時刻訪問伊朗這個敏感的國家，無異於公開挑戰美國的戰略利益，故意攪亂它的如意算盤，使其在國際事務中不能為所欲為，輕易得手。

　　中國對美國的上述態度和策略，與幾個月之前的情形截然不同。在布什總統出席上海亞太經合峰會以及此後訪問北京期間，中國雖然對美國的很多做法也感到不滿，對其戰略意圖同樣存有疑慮和擔憂，但卻一直保持寬容和忍讓，甚至在必要時採取策略性的模糊與默契。北京的基本方針是，只要自身的根本利益不受損害，那就繼續以中美關係的大局為重，非原則性問題可以小而化之，鞭長莫及的問題可以超然處之。

　　現在，北京的態度完全改變，其根本原因不在於美國咄咄逼人的擴張行動，而在於布什政府出爾反爾和自相矛盾的台灣政策。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如果不是雙方在台灣問題上再起爭執，如果不是華盛頓最近在台灣問題上作出了一連串使中國失望和憤怒的動作，那麼，中國現在可能還是與人為善，至少是不會直接挑戰美國在世界上的戰略意圖的。

　　很顯然，北京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換言之，既然美國不放棄打“台灣牌”，故意刺痛北京，中國也要打“中東牌”和“伊朗牌”，使華盛頓的政治神經受一些刺激。如果美國在台灣問題上跟中國過不去，那麼，在美國推行其關鍵的戰略構想時，中國也要毫不猶豫地予以拆台。

　　值得指出的是，江澤民對伊朗的訪問，是在中國國家副主席胡錦濤首次正式訪美之前進行的。雖然這兩個事件在表面上毫不相干，但其實卻有着密切的聯繫。對中國而言，雙邊關係中的任何事情都好商量，唯獨台灣問題沒有妥協的餘地。因此，在胡錦濤在訪美期間，台灣問題是無論如何都迴避不了的。如果說北京手上增加了什麼新的籌碼，可以藉此加重胡錦濤在美國說話的分量，那麼，“中東牌”或者“伊朗牌”恐怕就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