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穩定性是中美關係發展的基本特徵之一，這種不穩定在布什政府上台後表現得尤為明顯。筆者認為，對中美關係的發展不能抱不切實際的過高期望，要以平常心來面對風風雨雨。

　　中美都是世界大國，決定了摩擦與合作是雙邊關係中的常態。中美雖然有很廣闊的合作領域，但結構性矛盾同樣深刻，自始至終都存在。在冷戰期間，兩國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被抗蘇的共同戰略利益所掩蓋，對中美關係的衝擊有限。冷戰結束後，社會制度的矛盾依然存在，另一個結構性矛盾又日益顯現：美國出於維護霸權地位的考慮，開始防範和遏制中國。

一邊摩擦一邊合作

　　這兩個結構性矛盾都涉及兩國的核心利益，無法被現存的任何共同利益所掩蓋和超越。“建設性合作”和“求同存異”強調的都是擱置和忽略分歧，它只是一種權宜之計，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兩國間的分歧。

　　的確，中美在很多方面都有共同的利益基礎，有很大的合作潛力，但是這種共同的利益基礎能否發揮積極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兩國政府是否有意願和動力將它們轉化為實際合作。中國一直都比較強調共同利益，合作意願也比較強烈。相比之下，美國的態度就要曖昧和消極得多。

　　美國自恃是超級大國，認為中國對它的需求遠遠大於它對中國的需求，因此在合作上缺乏主動性，甚至有意無意地忽視共同利益，往往要等到在一些重大事件直接威脅到美國利益時，才會意識到合作的重要性。比如在經歷1996年的台海危機、2001年的撞機事件和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對華政策都逐漸走向緩和。美國永遠只會從自身利益出發來考慮和處理中美關係，中國不能指望美國不做損害兩國關係的事。對美國而言，如果中美關係直接威脅到其霸權地位，美國會毫不猶豫地犧牲中美關係。

　　為了遏制中國，美國不會輕易停止在台灣問題上的各種動作，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的較量將長期存在，甚至還有有激化的可能性。布什上台後，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的分歧出現增加趨勢，一方面，這是因為布什政府認為“台灣牌”是有效的遏制手段，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美國的其他遏制手段已逐漸失效。在人權領域，美國年度人權報告遭到中國政府每年發表《美國的人權狀況》報告的反制，效果大減；其在法輪功問題上的攻擊也沒有得中國國內民眾的認同；加上去年美國失去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席位，無法提出反華提案，所以利用人權對中國進行遏制走上了黔驢技窮的道路。

　　在經貿領域，由於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美國無法每年利用最惠國待遇做文章，貿易摩擦將在世貿架構內解決，而且美國對中國入世後巨大經濟利益的期待也使經貿手段逐漸退出政治紛爭。在西藏、軍控等領域，美國對華遏制的效果也都差強人意。

要有決心，也要靈活

　　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敏感的問題，正是因為它的重要性和敏感性，美國才覺得它是最有效。“一個中國”政策、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與台灣關係法》構成了美國對海峽兩岸政策的基本框架，美國是否堅守“一個中國”政策已經成為考驗中美關係的最後一塊陣地。美國並非不了解“一個中國”政策在中美關係中的重要性，目前也不敢貿然放棄這一政策，但是美國從來沒有停止過挑戰“一個中國”的試探性舉動。這些舉動一方面可以試探中國維護“一中”底線的決心，伺機尋找可以得寸進尺的空間，另一方面也通過不斷的騷擾，使中國疲於應付，破壞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和內部安定局面。

　　在目前態勢下，中國首先應該拋棄幻想，不要指望中美關係能夠在短時期內得到根本的好轉，也不能認為僅僅依靠領導人的互訪和有共同的利益基礎，就能夠使美國一些人改變其根深蒂固的思維。

　　中美關係發展的歷史表明，中美關係的每一次進展都是在經過鬥爭後取得的，特別是在原則性問題上，中國一定要有鬥爭的決心和意志。如果中國沒有讓中美關係倒退的心理準備，那就沒有《八一七公報》；沒有1996年的台海導彈演習就沒有中美“致力於發展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共識；沒有中美撞機事件就沒有“建設性合作關係”的最終確立。

　　但是，中國沒有必要對美國的每一個舉動都做出大的反應，在非原則性問題上的過激反應會產生一些反效果。美國一些人正在努力尋找將中國作為敵人的依據，如果對美國的任何舉動都做出激烈的反應，中國就正好落入圈套。

　　美國並非沒有弱點，中美關係的全面破裂同樣不符合美國的利益。因此，中國就能夠掌握一定的主導權，該斗的時候一定要勇於斗和善於斗，該避的時候一定要巧妙地避。“斗而不破，避而不讓”，是中國處理與美國關係的最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