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19年。这一年注定是我国近代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已经诞生了八年的北洋政府刚刚换上了第四任总统；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宣告结束；也是在这一年，我国首次以胜利者的名义站上了国际大舞台。
而在此之前，我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便一直遭受着列强的欺辱，国土也几乎被各种不平等条约瓜分殆尽。而除此之外，我国民众们希望中华复兴的情绪也被压制到了最低处。
可是，到了1919年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一年我国成了“一战”中的胜利者。也是因此，那些饱读诗书的学生们看到了中华崛起的曙光。
但有时候，总是会事与愿违。
随着“巴黎和会”的召开，学生们心中“中华崛起”的希望也被破灭了。
会议上，西方诸国准备将德国在中国的权益全部转交给日本。尽管当时的北洋代表团以在全力驳辩，但还是没有任何效果，西方仍以蛮横的态度逼迫中国在合约上签字。
签完字，等消息传回国内后，国人的不满情绪爆发了，其中最特别是那个时代的学生们。因为他们刚刚接受民主思想，对西方列强的做法十分厌恶。于是，学生们便开始集会、游行、示威，并大肆宣扬“中国就要亡了”。
这个时候，俄国的“十月革命”已接近尾声，并已传进中国。
“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摆在眼前，学生们仿佛也已经看到了新的希望。于是，“暴力”便成了部分学生绝望的呐喊。一部分愤怒的学生冲进了章宗祥的家，痛打了章宗祥一顿；有的学生则进了曹汝霖的家，放火烧了他的院子，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火烧赵家楼”事件。
这一天，刚好是1919年的5月4日，也是在这一天，一场席卷整个中国的运动开始蔓延。
其实，当时的北洋政府是命令禁止游行活动的。
既然如此，那北洋政府为什么没有采取抓捕的行动呢？
比如在学生们殴打章宗祥时，章宗祥就曾求救于他边上站满的那一排军警，但这些警察却没有帮助章宗祥；再比如在“火烧赵家楼”一事中，围墙边上就站满了真枪实弹的军警，但在事情发生后，军警们还是选择取下了刺刀，退出了子弹。
这一切的一切，其实都跟北洋政府的“私心”有关，北洋政府希望学生游行引发国民舆论。因为只有这样，北洋政府才能在国际的谈判席上获得主动。也是因此，北洋政府才能以“国民反对过激”为由，拒绝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
言归正传，前文提到了“五四运动”的起因是因“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把德国在中国的权益全部转交给日本，这才引发了学生们大肆宣讲“中国要亡了”和五四运动。
但笔者认为，以这个作为理由而发动“五四运动”是不充分的。
因为“巴黎和会”本来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会议。
当时，参加会议的国家被众列强分为三等，第一等国家可以派5个代表开会；二等国家可以派3个代表；而三等国家却只能派2个代表。虽然说，当时的北洋政府去了5个人参会，但最后还是被列强告知中国是三等国，只能派两个代表。
简而言之，就是说当时的中国在列强眼中就是一个三等弱国，是注定分不到胜利果实的。
当时，能够涉及到中国利益的主要国家是日本。可是，日本却是当时西方列强眼中的一等国。
前文所提的“西方列强把德国在中国的权益”其实就是指德国人手中的中国青岛和胶济线铁路权，也就是在山东的权益。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要求把山东权益收回，自然是十分正确的。但以当时的情形来看，作为强国的日本会向中国妥协吗？自然是不可能的。
另外，这“山东权益”实际上早在1915年时就已经被日本从德国手中抢去了，日本人也已经控制了将近五年的时间。
换个角度来说，其实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并没有失去什么，只是说没能拿回失去的“山东权益”而已，中国也不会因这五年前失去的权益而亡。
所以说，当时有些学生大肆宣扬“中国就要亡了”，其实是不符合当时的实情的。
实际上，当时学生们出来闹，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北洋政府在外交上没有达到国人的期望，是政府并没有在公开场合向列强表达过强硬的立场。也就是说，学生们的愤怒是出于中国政府外交上的软弱。
但没办法，弱国无外交，积弱的中国在当时也不可能会有太多的话语权。
民国，如果就以文明来说，这绝对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因为这是东西方文明发生直接碰撞的一个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