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是一柄雙刃劍，即可傷人亦可傷已。



幾年前到美國訪問，當時正值“炸館”事件發生不久，國內掀起一輪激烈的反美運動和“說不”風潮，民族主義情緒隨之迅速提升；與中外友人晤談時局，多認為國內正在重新興起的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兩大思潮值得警惕，搞不好將會嚴重阻礙中國的現代化與民主化。2001 年初的“撞機”事件使得中美關係更趨緊張，民眾中的民族主義情愫進一步發酵。直到震驚世界的“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幾千名無辜生命慘遭毀滅（遇難者來自86個國家），對這一滅絕人性的惡魔行徑，世界輿論同聲譴責，而在中國卻出現了一些人為之叫好。在這一冷酷的事實面前，我們十分有必要追索其背後潛藏的社會心理原因及其與民族主義思潮的關係。本文以探討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結為主要線索，兼論“九一一”事件後部分國人幸災樂禍的社會心理原因。

一、中國近代以來的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nationalism）是近代從西方傳過來的一種社會思潮。一般認為，民族主義思潮最初發韌於十七世紀的西歐；也有人認為民族主義起源於十八世紀的英國和法國，以後推廣到整個歐洲，並經過美國的獨立戰爭擴展到美洲，到了二十世紀，則風靡到全世界每一個國家，其主要標誌就是民族國家的興起。

中國古代只有家族、宗族和種族的概念，而沒有民族的概念，“中華民族”這一概念是在非常近代的社會話語中才出現的。長久以來，中國處在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中，依靠黃河、長江和其它內陸河流的澆灌，很早就產生了穩定自足的先進農業文明，在此文明的基礎上中國自然而然地發展出一種“華夏中心主義”的環宇觀念。中國人一直以為世界只有中國及其周邊國家，以為中華文明與周圍向化之地即是全部世界。因此，直到1840年前後，中國只能以 “天朝上國”、“君臨天下”的態度去面對世界，去處理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後，西方列強紛紛入侵中國。腐敗守舊的清王朝在列強的新式戰法和堅船利炮的攻擊下，屢戰屢敗，不斷割地賠款，國家危機日益深化，被動地捲入近代化的潮流之中。正如香港中文大學的金耀基教授所指出的：中國的巨變並非始於自覺，而是在十九世紀末葉西方帝國主義堅船利炮的轟擊下開始的。中國現代化是中國在西方“兵臨城下”，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劣勢下被逼而起的自強運動，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所受最大的屈辱，過去一百年，即是中國的“屈辱的世紀”。天朝之敗於“西夷”，是一屈辱，一敗再敗，國將不國，則是大屈辱，敗於西夷，而又必須學於西夷，更是屈辱之至。故而，中國百年來之現代化運動，實是一雪恥圖強的運動。[1]

總之，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是一部充滿屈辱的歷史，這與它所擁有的號稱“五千年輝煌燦爛的歷史”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這種情形給中國人——無論是普通民眾還是社會精英心理上造成了嚴重挫傷和沉重壓力，使得中國人在情感上與行為上很容易趨向極端——從妄自尊大到極度自卑、盲目排外。這一點是西方人難以理解的，我在國外訪問時，與許多西方學者交換關於中國民族主義的成因，談到這個情結，他們大都感到困惑不解。[2]而了解這一情結對於了解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形成以及中國人對西方國家的感情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今之論者，多將辛亥革命作為中國民族主義的發端，而我認為可以追溯至此前十餘年發生的義和團運動。1899年至1900年間爆發的義和團運動以貧苦農民、傭工、赤貧無產者等社會底層民眾為主體，打着“扶清滅洋”的旗號，在清政府的暗中支持（實為利用）下，到處焚毀洋教堂，破壞鐵道和電線，攻擊外國傳教士和教徒，直至圍攻北京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處死德國公使……，最後在清政府與西方列強的勾結下，在八國聯軍的武力進剿下被鎮壓下去。這一發生在百年前的大規模、跨省域的民眾運動直接指向帝國主義的入侵，明顯具有“愛國”、“反帝”的性質，因而對此後的民間民族主義的勃興起到了直接的催生作用，對民族心理形成的影響也是長久的。但正如陳勤等人指出的，義和團運動的負面意義是不容忽視的：一是其“扶清滅洋”的口號表明其與封建專制統治者有着十分複雜的關係；二是其具有狂亂、盲目、非理性的排外主義色彩；三是其指導思想和意識形態中帶有中國傳統民間文化特別是戲曲文化與降神附體式的民間宗教迷信的濃厚色彩，顯得極為原始。[3]其中第一、二點至今仍像幽靈一樣，在中國大地和互聯網上到處遊蕩，第三點在中國民間仍廣有市場。

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帝國的腐朽統治，並於1912年1月1日建立了中華民國，從而奠定了民族國家的基本政治架構。革命的主要領袖孫中山早在1903年就師法美國前總統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思想，提出了全新的政治主張——三民主義，其中之一就是民族主義。孫氏提出的民族主義初始的含義主要是“反滿”，力求推翻以滿清貴族為首的專制政權，所謂“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這主要是為了順應當時的革命需要，但是明顯存在大漢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傾向。孫中山本人後來意識到這個問題，在辛亥革命後提出“五族共和” 的原則作為補救。他說：“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如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4]其後於1920年又修正道：“這五族的名詞很不切當，我們國內何止五族呢？應該把我們中國的所有各民族融合成一個中華民族 ”。[5]孫中山還在1921年提出了“民族自決”原則，並將其載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為中國民族主義的產生提供了充實的理論基礎。應該指出的是，孫中山提出的民族主義思想存在着一些嚴重的失誤，如他將“血統”當作民族形成的首要因素、混淆“國族”與“民族”的區別、晚年力主“大亞洲主義”等。

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在列強主持的“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遭到失敗，日本取代德國強行獲得在中國山東的特權。聲勢浩大的五四愛國運動於是爆發。為了解救中華民族的生存危機，五四運動提出徹底地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口號，主張進行社會革命、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從西方引進“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以喚醒民眾，救亡圖強。五四運動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次最重要的思想啟蒙與思想解放運動，可以說，經此一役，中國人的現代民族意識得到徹底奠立。

如果說五四運動主要是民族精英的動員，抗日戰爭則是全民族的總動員。面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和亡國的危險，一個整體仍屬前現代的落後農業大國，眾志成城，地無分南北，人無分長幼，在短時期內動員起全民的力量，集合起規模空前的數百萬軍隊，與裝備精良的日本侵略軍進行了長達八年的苦戰，最後在世界反法西斯聯盟的有力支持下，終於取得了100年來對外反侵略戰爭的第一次全面勝利。抗日戰爭的勝利極大地提高了中華民族的國際地位，極大地增強了中華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民族主義情結從此寄託。“從激發民族主義情緒的功用而言，中華民族符號系統裡還沒有超過抗日戰爭的。”[6]

以上對中國近代以來民族主義的產生和形成作了一個簡要的縱向的歷史回溯，意在說明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情境中發生的，因而具有自身的一些特性與功能。這些特性和功能有的可能與其它民族相似，有的則源於自身的文化積澱。我把它們分為消極特性與積極功能兩類。

中國民族主義的消極特性主要是：

1、妄自尊大

在中國文化中，中國就是“天下”，是世界的中心，其它地方都是“蠻夷”和“化外”， 是圍繞中國旋轉和朝貢的，所謂“中央之國，四方來儀”。這使得中國人的集體無意識中深藏着天朝情結以及妄自尊大的心態。孫中山曾指出：“中國為世界最古之國，承數千年文化，為東方首出之邦。未與歐美通市以前，中國在亞洲之地位，向無與之匹敵者。即間被外族入寇，如元清兩代僭主中國，然亦不能不奉中國之禮法。而其他四鄰之國，或入貢稱藩，或來朝親善，莫不羨慕中國之文化，而以中國為上邦也。中國亦素自尊大，目無他國，習慣成自然，遂成為孤立之性。”[7]魯迅也一針見血地說過：“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只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這就是文化競爭失敗之後，不能再見振拔改進的原因。”[8]連自輕自賤的阿Q也會說：“我們先前——比你闊多啦！你算是什麼東西！”時至今日，仍有人堅持認為“中國文明至高無上”；中國文明可以拯救世界、拯救人類；西方的科學發明、民主、法制，中國古已有之；“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等等。

2、排外情結

文化排外主義與文化自大主義是一對孳生兄弟。其主要表現是以正統自居，閉關自守，孤芳自賞，排斥一切外來的事物，蔑視國外的先進的東西，抗拒世界主流文明。中國落後不是從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是把問題都推給外國。從義和團運動中可以明顯看到摻雜在愛國主義精神中的這種成分的落後性、反動性和破壞性。[9]

3、國民劣根性

在兩千多年專制主義統治的摧殘下，中國人的性格存在很多不健康的成分，尤其是缺乏同情心、理解心，缺乏對公共事務的興趣與熱情，太多考慮私人利益。梁啓超在《新民說》第五節《論公德》裡說：“我國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10]梁啓超對中國人的私德評價也不高。他在《論私德》一節中，作了一個歷代民德升降表，從春秋至二十世紀初，總的趨勢是下降。孫中山和陳獨秀都直斥中國人是“一盤散沙”。魯迅對國民自私、愚昧、冷漠的劣根性更是痛心疾首，並在他的著作中給予無情揭露。他指出，中國的“看客”是十足的毫無血性的欣賞殘酷的動物。殺頭，有之已屬不幸，但更不幸的是殺頭在中國居然可以當成古董似的，可供看客們玩賞、過癮和作樂，而國民卻樂此不疲，在生命的悲哀處看出快樂和滿足，在頭顱和鮮血中得到娛悅和享受。[11]這種國民劣根性深深植入中國的民族性中，因此，出現這麼多人對“九一一”恐怖大屠殺表現出幸災樂禍的情緒也就不足為奇了。

正是因為其消極特性的存在，使得民族主義在許多場合成為中國現代化與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主要障礙。

客觀地看，中國民族主義的作用並不都是消極的、負面的，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抑或將來，它同樣具有相當大的積極功能。

它的積極功能是：

1、民族聚合，抵禦外侮

民族主義是強化民族自尊心、自強心和自信心的最有力的工具，有助於爭取與維護民族獨立，號召國民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民族主義提倡英雄主義和犧牲精神，可以在社會中造就一種奮發向上、團結一心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凝聚力。當中國面臨外敵入侵的民族危機之時，只有民族主義能夠很快動員起全民族的各種力量與資源，形成一種統一的民族意志，同仇敵愾，不怕犧牲，共御外侮。抗日戰爭就是這方面的經典範例。

2、保衛文化

民族主義有助於保存民族的文化傳統，豐富一個社會的價值資源和文化生活。民族主義強調自己民族在歷史、文化、語言甚至物產上的獨特性，因而有助於保存多樣化的人類文化遺產。對中國而言，在一定程度上， 民族主義有助於恢復和保存豐富而悠久的民族文化傳統，特別是在這一傳統由於受到長期的清洗和毀滅而幾近消滅之際。[12]

3、追求現代化

中國文化中素來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精神傳統。近代以來，由於長期經受專制政體的暴虐統治與帝國主義的掠奪，中國積貧積弱，國民生活困苦不堪。因此，中國的廣大民眾以及各界精英無不渴望民富國強，“振興中華”遂成為民族精神的核心，振興之道是實現現代化成為人們的共識。實現現代化不僅僅是工業、農業、國防、科技“四個現代化”，而是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與人的全面現代化，通過改革、開放、發展實現全面現代化是我們最大的民族利益。在中國實現全面現代化的進程中，民族主義比任何其它的意識形態具有更大的社會動員力量，可以有效地凝聚民心，充分調動各種社會資源。

對於中國的民族主義，我們應秉持理性、清醒的態度，注意克制其消極特性，發揚其積極功能，以促進中國的現代化與民主化。

二、中國新民族主義的崛起

1999年11月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和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召開了一次討論中國大陸與台灣兩岸民族主義的專門會議，對海峽兩岸民族主義的一些主要問題進行了研討。出席會議的學者提交的論文認為：1990年代以後中國大陸正在崛起的一波民族主義浪潮與五四運動為代表的民族主義浪潮的主題並沒有多大差別，都是追求富強。但和五四運動時期的民族主義相比，新一波的民族主義顯然面臨全然不同的制度文化背景，因此也具有了不同的意義，故而將19 90年代以後崛起的民族主義稱為“新民族主義”。[13]與會學者指出，在內政問題上，和五四運動時期那一波民族主義相比，新民族主義顯現出非常的保守主義性質。如果說五四運動時期的民族主義是對現存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激進批判，那麼新民族主義則是對現存體制的認同。這種認同在很多人那裡已經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在國際層面，新民族主義具有相當的進取性，其目的在於改變現存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建立一個符合中國民族主義情懷的和中國國家利益的國際新秩序。

到目前為止，新民族主義還不是一種統一的意識形態，它的內容與成份相當蕪雜，具有許多不同的版本，官方與民間的認知也存在着一定差異。官方的民族主義對外宣稱叫做“愛國主義”，其主旨是要求人民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民間似乎不太在意稱呼什麼，叫愛國主義也罷，叫民族主義也罷，反正是呼喚中國強大，反對美國和西方國家主宰世界。近年來，知識界有部分人認為民族主義有排外之嫌，也主張以愛國主義代之。在諸多的民族主義分支中，表現得最為激進的一支是為“說不派”，他們在《中國可以說不》一書中大聲疾呼：我們的青年應擁有這種自豪感：“我們要準備打仗。”“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14]王小東更提出，在新的極權主義統治這個世界後，李白詩中“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俠客行》）的那種俠客精神，“乃是未來人類的唯一拯救”。[15]明眼人不難看出，他們的極端主張與本.拉登和塔利班的“聖戰”理念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與國力的增強。自1980年以來，中國經濟以平均每年9%左右的速度持續高速增長。2000年中國GDP首次突破一萬億美元，躍居世界第七位；對外貿易總額達到474 3.1億美元，同樣居世界第七位。截止2001年10月中旬，中國的外匯儲備達到創紀錄的2000億美元，僅少於日本，居世界第二位。2001年11月，在卡塔爾多哈舉行的世界貿易組織第四屆部長會議上，中國獲准加入WTO；在體育方面，中國還獲得2008年奧運會的舉辦權；併入圍2 002年足球世界盃決賽階段的比賽。這些指標與事件，意味着中國的綜合國力與國際地位得到很大提升，大大刺激了中國民眾及全球華人的民族自豪感，強化了國人的“大中國”情結。

在中國漸趨強大的背景下，中國精英層提出了“大中國”構想，這一構想包括“政治中國” 、“經濟中國”和“文化中國”。政治中國是指擁有國家主權的、有領土界定的中國；經濟中國指分布在世界各國的華人，他們以經濟、商業為紐帶所連接的共同體；文化中國指有儒家文化傳統影響的地區。“大中國”的構想強調，二十一世紀是太平洋的世紀，在環太平洋國家中，中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21]中國新民族主義不再滿足於扮演自給自足、偏安一隅的角色，他要在更廣泛的國際事務中發出不同凡響的聲音，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爭取更多的權力和權益。

在中國國內，也有人對新民族主義的崛起持懷疑態度，並直斥為偽民族主義。朱智勇即指出：真正的民族主義應該具有價值層面的信仰與絕對的忠誠。而這種意義上的民族主義在中國是十分稀缺的，至少在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民族中是比較少有的。中國人歷來是非常個人主義、注重私利與講求現實的，從古到今為了某種價值而忠誠信守者都不多。在於己無害的情況下，人人都可以表達或渲泄一下民族情緒；一旦出現某種風險的時候，許多人會立即逃之夭夭或噤若寒蟬；而當有某種好處來臨之時，如出國留學、國外定居、外企任職，則趨之若騖，去無反顧。因此，這種所謂的民族主義是很不可靠的和多變的，並沒有多少真實的力量；與其說是新民族主義，不如說是偽民族主義。

1990年代以來中國民間的“托派”（指參加托福考試）人數呈直線上升之勢，許多在校學生在聲討完美國霸權之後，立即投入托福考試，千方百計爭取到美國留學。申請到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定居的人數也在迅速增加。據網上披露，1998年6月29日克林頓到北大發表講演時，當面抨擊美國內政外交的幾位“學生代表”如今多數都在美國生活，其中詞鋒最利的一位女生據說已嫁到美國，成為身體力行的國際主義者。

王力雄在論述“九一一”事件時寫道：西方國家不要被中國的民族主義表象所迷惑。“在我看來，當前所謂中國的民族主義只是一種‘足球流氓式’的宣泄——為己方球隊加油助威和起鬨辱罵對方球隊而已，沒有真值得世界畏懼的威脅。真正的民族主義是一種信仰，是要像 ‘九一一’死士那樣為之捨生取義的。而經過百年翻餅最終墜入全民逐利的中國，早已失去信仰立足的基礎，起鬨時可以比賽踴躍，上戰場則會找不到人影。一旦中國進入一個信息開放、言論自由的多元社會，中國今日展現在世界面前的不可理喻，很快就會發生變化。[22]

三、健康的民族主義與病態的民族主義

應該指出，“九一一”事件發生後，中國國內的反映並不都是幸災樂禍的，有一批知識界及其他方面的人士公開發表聲明譴責恐怖主義罪行[23]。國內頗有影響的報刊如《財經》、《南風窗》、《南方周末》等都發表了正面的意見。《財經》雜誌全體同仁呼籲：“面對敵視一切文明一切種族一切社會的邪惡，全世界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文明，聯合起來！”[24]《南風窗》國際問題觀察員莊禮偉在文中寫道：“恐怖主義不僅挑戰某個政府，更挑戰了人類社會的基本價值觀。今天是美國人，明天可能是俄羅斯人、法國人、埃及人、巴西人、中國人，在無辜的的亡靈面前，恐怖分子的‘主義’和‘真理’顯得非常狹隘、蒼白、野蠻。‘九一一’事件使全世界有了一個明確的共同敵人：恐怖主義。”[25]（發出正義聲音的人士與媒體還有很多，本文無法一一列舉。）反觀那些“叫好者”，卻鮮有署真名發表意見的，談事實講道理的也不多，絕大多數是匿名在網上亂罵一氣。

這種對壘分明的現象或許昭示着中國民族主義的分野。我們雖不能肯定雙方營壘中的每個人都是民族主義者，但至少他們都自認為是愛國者。分歧在於何謂愛國？愛什麼國？人權與主權孰最重要？以及對於自由、民主、人權、正義等基本價值的態度。儘管出現了象歐盟、東盟、獨聯體等各種形式的國家聯合的趨勢以及成立全球政府的呼聲，但是在可預見的將來，整個世界仍將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因此，民族情感和民族主義仍將得以寄託。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埃及人、阿根廷人、英國人、美國人以及所有國家的人都有自己的民族情感與民族主義。同時，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因其獨特的文明史和快速發展的態勢，其民族情感與民族主義不僅不會淡化，反而會不斷提升。面對這樣的現實，使我想到，在全球化與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時代背景下，十分有必要釐清兩種不同性質的民族主義，進而以一種正確的態度去對待世界。

國內有不少人自覺或不自覺地持有某些病態民族主義的觀念，這種現象本身並不可怕，危險在於某些具有國家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傾向的人物或集團，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煽動和利用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把本國人民和人類社會引向災難，就象二戰時的德、意、日法西斯一樣。德國法西斯主義“納粹”的德文原文是Nationalsozialismus，譯成中文就是“民族社會主義”（縮寫是Nazismus，故音譯為“納粹主義”）。希特勒用來欺騙與奴役德國人民、建造“第三帝國”、對外侵略擴張、並把全世界引向戰爭和災難的主要工具就是“民族社會主義”。納粹黨人的口號就是“民族利益高於個人利益”。希特勒說：“個人是短暫的，‘民眾’，是永存的。如果自由主義的世界觀在個人的神化之中必定導致‘民眾’的毀滅，在必要時，民族社會主義則不惜犧牲個人來保護‘民眾’。”[26]意大利法西斯頭目墨索里尼是用“國家”、“愛國”的概念來煸動民族沙文主義。日本法西斯主義則是利用天皇權威和忠君愛國思想推行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朱庭光等編寫的《法西斯體制》一書匯集了國內學者的研究成果，對法西斯體制與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關係作了深入地闡釋。我們可以從中看到拉登與“基地”組織、阿富汗塔利班及世界上其它極權勢力的影像。所以，病態的民族主義一旦被政治狂人操縱，就會演變成極端性、惡質化的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就會對人類文明造成毀滅性的後果，二十世紀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已經再清楚不過地告訴了我們這一點。發生在二十一世紀初的“九一一”恐怖事件再一次提醒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一定要對病態的民族主義保持高度警惕！

健康的民族主義是開放的、溫和的、理性的、尊崇個人自決權的民族主義。對外它能與其它文明和平共處，並學習和吸收各種有益的成分充實自己；對內它接受多元的價值和文化，在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制度架構內發揮作用，因而不致演變為盲目的排外主義。在經濟和文化的交流與競爭中，任何國家都只有勇敢地打開大門，師人之長，棄己之短，擺脫宗法自然經濟和專制政治的束縛，才能真正實現富強，捍衛自己的民族尊嚴。因此，對於一個尚未實現現代化的國家來說，英勇反抗外國侵略固然是愛國，維護與外國和平相處關係、開放自己的國家、促進與外國的經濟文化交流、推動本國的社會進步，同樣體現着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而且是更為複雜和艱巨的任務。[27]中國100多年來落後挨打的一個重要原因，正是由於奉行專制主義的統治者長期實行閉關鎖國政策。文革結束後的20多年，中國實行了對外開放政策，學習先進國家的現代化經驗，引進各種稀缺資源，結果是一改一窮二白的面貌，使得社會經濟發生了巨大變化，國家的綜合實力得到很大提升。因此，對外堅持開放，對內堅持改革，努力發展經濟，實行憲政民主，是古老的中華民族煥發新生與走向現代化的必經之路，舍此別外它途。

健康的民族主義是珍視自由與和平的民族主義。不同的民族主義所奉行的價值是截然不同的，健康的民族主義一定是珍視自由與和平的崇高價值的。如同匈牙利的愛國詩人裴多菲詩中所表達的，“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而和平與自由是密不可分的，因為任何形式的暴力在破壞和平的同時也在摧毀自由的基礎。尤其是針對無辜平民使用暴力，剝奪他人的自由與生命，更是不可饒恕的罪行。在當今世界，恐怖主義與極權主義已成為自由與和平的主要敵人，這兩者相互勾結，狼狽為奸，對自由與和平構成了致命的威脅，他們一旦掌握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如核武器與生化武器），大搞“超限戰”，將會對人類社會帶來毀滅性的危險（塔利班的外交代表就公開宣稱，他們沒有掌握核武器，如果掌握的話，這次一定會使用）。因此，各國健康的民族主義應在維護自由與和平的道義基礎上聯合起來，結成強大的國際力量，共同制止恐怖主義與極權主義對自由與和平的危害。

健康的民族主義是自覺匯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民族主義。世界主流文明已經歷了幾百年的發展，汲取了幾千年人類發展的歷史經驗，它決不僅僅是某一些國家和地區人們智慧的結晶，同時也可以說是整個人類幾千年發展的積累和結晶。在它的發展過程中，曾經遭遇到一系列問題的挑戰，而對於這種挑戰的回應，大多數已經以經驗，特別是以制度安排的形式積累了起來。而在中國進一步發展的過程中，類似於如何建立一種能夠合理配置資源同時又具有自我發展動力的經濟體制，如何建立一種以法治精神與法律體係為基本框架的社會生活的運行機制，如何建立一種能夠有效地管理國家並能夠有效地制衡權力、克制腐敗的憲政民主政制，如何在保證社會總體進步的同時最大限度保護個人自由，如何建立一種使科學和理性的精神能夠正常發育和存在的人文環境，所有這一切，迄今為止，還沒有另外一種文明能夠為我們解決這些問題提供更為成功的系統經驗和制度框架。如果採取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排斥世界主流文明，搞意識形態的烏托邦，是沒有前途的。[28]

總之，中國的民族主義如果被導向健康的、開放的、追求自由民主和現代化的道路，那將是中國與世界的幸運。反之，中國的民族主義如果被導向病態的、極端的、惡質化的和法西斯主義的道路，則將是中國與世界的災難。這是再清楚不過的事了。

中國人啊！一定要用心去辨識和選擇。

注釋：

[1]金耀基：《現代化與中國現代歷史——提供一個理解中國百年來現代史的概念架構》，載羅榮渠 牛大勇編《中國現代化歷程的探索》，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8—9頁。

[2]著名的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夫婦在《創造一個新的文明》一書中寫道：“許多高科技社會的人們很難理解極端民族主義者的動機。他們狂熱的愛國主義激情使人費解。”上海三聯1997年版19頁。

[3]陳勤 李剛 齊佩芳：《中國現代化史綱——無法告別的革命》，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20頁。

[4]《孫中山文集》上卷，團結出版社1997年版485頁。

[5]轉引自張磊：《孫中山思想研究》，中華書局1981年版39頁。

[6]徐迅：《民族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142頁。

[7]孫中山：《建國方略》，見《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187頁。

[8]轉引自沙蓮香主編《中國民族性》（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67頁。

[9]王培元：《華夏中心主義的幻滅與近代中國愛國主義的產生》，《知識分子立場——民族主義與轉型期中國的命運》，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302頁。

[10]《梁啓超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213—214頁。

[11]劉再復 林崗：《傳統與中國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年版266—267頁。

[12]劉軍寧：《民族主義四面觀》，《知識分子立場》13頁。

[13]參見林佳龍 鄭永年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4月出版。

[14]宋強 張藏藏 喬邊等：《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中華工商出版社1996年5月版41頁。

[15]房寧 王小東 宋強等：《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11月版375頁。

[16]參見《簡明社會科學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2年版524頁。

[17]徐迅：《民族主義》，54頁。

[18]見2001年11月12日《報刊文摘》、2001年第11期《傳媒》等報道。

[19]林秉賢：《社會心理學》，群眾出版社1986年版335頁。

[20]劉曉波：《壟斷輿論和灌輸仇恨的惡果》，2001年11月號《爭鳴》。

[21]徐迅：《民族主義》，153頁。

[22]王力雄：《武器消滅不了仇恨》，2001年11月號《開放》。

[23]如包遵信、劉曉波、任不寐等人發起的《致布什總統和美國人民的公開信》，先後有近千人簽名；還有朱學勤、徐友漁、秦暉等人發表的公開聲明等。

[24]2001年10月號《財經》。

[25]莊禮偉：《“9.11”事件與全球變遷》，2001.11上《南風窗》。

[26]引自朱庭光主編《法西斯體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版11頁。

[27]劉軍寧：見[11]16—17頁。

[28]孫立平：《匯入世界主流文明——民族主義三題》，《知識分子立場》372—380頁。

（文/張祖樺 摘自士柏諮詢網 限於篇幅，本文有刪節。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僅供參考，不代表本站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