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在仅三周的时间里便迅速侵占了平津地区，之后其野心膨胀，更是从关外、国内频繁调兵，一路沿平汉路、津浦路南下，试图把战火烧到整个华北平原。
为了给华北的中国军队作战减轻压力，南京政权虽然在上海一带策划会战，牵制了一部分日本海陆军精锐，甚至改变了日寇的主攻方向。可是，即便如此，黄河以北的抗战形势仍不容乐观，1937年11月，山西省会太原陷落，而后，日军一路南侵，接连占领临汾、运城等晋南城市，由忻口战场撤出的国民党军队在卫立煌统帅下，随即转战中条山区，并在那里建立了新的阵地，而同一时期，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主力，则在忻口血战后陆续化整为零，分散进入敌后大片土地上，积极在敌人控制薄弱的乡镇地带组织起抗日政权和自卫武装，来壮大自己，消灭敌人。
抗战初期急转直下的形势，让许多位于内陆的省份很快变成了抗日的前沿阵地，大部分位于黄土高原地带的陕西省，便是其中之一。在整个抗战期间，陕西（延安）不仅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还是当时国民政府在西北的战略要地，战争时期来自苏联等国家的军事援助，都要经此转运，输送至抗战前线，所以陕西在抗战中的意义非同一般。而也正是如此，日寇为了摧毁陕西的抗战基地，曾不断出动飞机越过黄河，进行轰炸扫射，给陕西军民带来了不小的损失。
不过，占领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大片土地的日寇，并未进一步西渡黄河，向西北渗透，而是把大量军队运往南方，从战争发展的角度来看，日寇当时已经占领了与陕西相邻省份的大片土地，而且敌军在河南战场也暂时占有一定优势，为什么却没有进一步入侵陕西呢？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简单探讨一下。
首先，造成日寇未能进攻陕西的第一个原因，是侵华日军力量有限，在抗战前期把战略重心放在了中国南方，也就是夺取南昌、武汉和长沙等华中大城市之上。而在后期，也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夺取战争所急需的石油与橡胶等资源，东京方面不得已将重心转向争夺美英荷在亚太的殖民地。这种战略措置，极大限制了日寇在华北，乃至于对黄河以西的用兵规模。
日方在武汉会战之前，一直误以为只要占领长江中游的政治、经济中心，就能促使以蒋介石为首的重庆政权退回到谈判桌上，因此在沿长江西进上可以说是"不遗余力"。
（武汉会战中的中国机枪手）
为了尽快夺取素有"九省通衢、华中枢纽"的武汉三镇，迫使重庆当局屈服于其兵锋。日本将当时的海陆军精锐四十余万都集中于此处，而这便必然带来一个结果，那就是日方在其他地区兵力捉襟见肘，仅能适当防御，而无法同时发动进攻。
结果，日方想错了，在湖北和江西战场，中方以伤亡35—40万人的代价，给予日寇沉重打击。据中方估计，在武汉，日军伤亡也达到了20万人左右。到这场会战结束之时，日方虽以疲敝之师草草攻占了武汉，但依然未能捕捉到中国军队的主力，更谈不上全歼，抗战由此进入到了相持阶段。
此后，日寇为了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继续向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带用兵，试图掠取粮食等战争物资，于是便有了后来"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鄂北会战"等大仗。而日军对于湖南省会长沙的进攻，更达到了四次之多。至于1944年夏侵华日军的"一号作战"（即豫湘桂战役），把目标放在打通湘桂和粤汉铁路，更反映出是侵华日军战略重心在中国南部，而不是包括陕西在内的西北一带。
（豫湘桂战役中的日军坦克）
不过，这些战争在1944年以前，大多以日方失败而告终，这一方面是由于战区的国民党军在南岳军事会议后，吸取以往作战的经验教训，逐渐调整了以往死板的阵地战的模式，改之以尽可能保存战略预备队，诱敌深入，然后从敌两翼或后方进兵，以达到全歼敌人的战略。第三次长沙会战，1943年的常德保卫战等均是此军事思想的体现。而也正是如此，日寇在1940—1943年中的大规模入侵，不但很难巩固对城镇的占领，往往还伤兵损将，收效甚微。
另一方面，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英对日宣战，在太平洋战场上，日本的联合舰队于中途岛海战败北，航母主力损失大半。为了支撑颓势，日寇不得不谨慎出击，同时又从本土与中国战场调兵前往太平洋各大岛屿驻防，以抵御美军可能的反攻。这样一种釜底抽薪的做法，自然更削弱了其在华的兵力投入，也相对减轻了长江中游国民党军的作战压力。
第二，虽说美英盟友的加入让中国战场的形势多少出现了可喜的逆转，可是在1942年之前，也就是日方还未和美国彻底撕破脸的时候，日寇为什么没能在进攻长沙等城市同时，分头进攻中国西北地区呢？原因其实也不难猜测，那就是陕西外围的国共部队的积极防御，牵制了日寇南下或西进的进攻。
在当时，进攻陕西大致有三条路径，一为从内蒙古西部（即绥远）迂回进入陕北，但是此方案风险极大，因为陕北地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经济发展程度不高，日寇即便占领了，补给匮乏的残酷现实也会让他们不战自退，更何况傅作义将军领导下的晋绥军主力活跃于此，更不会让日寇轻易得手。
（傅作义将军，左一）
第二条路径，就是从河南西部突破，进入陕西境内，这对于敌人来说，也是一步险棋。因为相邻豫西的中条山区是1941年夏以前国民党军在黄河北部的主要阵地，此处屯集着数十万重兵，打退了日伪军多次重兵进犯，从晋南方向牵制着日寇，使其难以轻举妄动。而河南的国民党军，又以胡宗南、汤恩伯和刘峙等中央军精锐为主，兵员和装备相对充足，所以日寇由此进兵阻力也不小。
最后，还有第三条路径，那就是由山西强渡黄河，攻打陕西。但这一方案也很快搁浅，因为八路军在敌后的主动出击，打乱了其军事部署，也暴露了日伪在沦陷区统治的虚弱。
在1940年初，当时中共的情报人员曾分析认为，华北侵华日军的频繁调动，是为了进攻陕西，好切断西北与西南的联络（事后证明仍然是对中国南方用兵），因此，彭德怀和左权将军指挥下的八路军正规部队近40万人，同华北地区的地方武装、民兵相配合，发动了以交通破袭战为主的"百团大战"，试图一方面打破敌人利用纵横相连的交通线进行殖民统治的"囚笼政策"，另一方面也能通过这次作战展现抗日决心，避免敌人觊觎黄河以西。
（百团大战中的八路军部队）
可千万不要小看了这种敌后交通破袭战，据统计，从1940年8月20日到12月5日"反扫荡"，被我军破坏的铁路累计长度达474公里，被挖断公路则多达1500公里。在战争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扒铁轨、烧枕木。炸毁桥梁和电站。同时还抓住机会，在娘子关和武乡以东的关家垴等处给予孤军深入的日伪军以重创，前后收复了三十多座县城，战果颇大。
为了修复被破坏而瘫痪的交通系统，日寇花了一月多时间方才勉强完成。这次"百团大战"给日寇造成震动极大，根据地军民的袭扰，不但让华北地区的敌军机动部队因战区交通的阻塞和混乱，难以迅速支援长江流域等战区的入侵，还迫使侵华日军高层又从其他战场调兵回援，以巩固其在华北的统治。
对于被游击战搞得焦头烂额的侵略者来说，稳住华北的局面尚且不足，又何谈西侵陕西呢？所以十四年抗战中造成日寇始终无法染及陕西的主要原因，归根结底还是日寇实力不足与中国军民的坚持抵抗。贪心不足蛇吞象，此言不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