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国家防空体系存在的问题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朝鲜着手研发弹道导弹，80年代中期实战部署了射程为300千米的“飞毛腿-B”（朝鲜称“火星-5”）型导弹和射程为500 千米的“飞毛腿-C”（朝鲜称“火星-6”）型导弹（共计600多枚）。90年代末，朝鲜又实战部署了射程为1300千米的“劳动”导弹（200多枚）。

　　2007年，朝鲜实战部署了射程3000千米以上的“舞水端”中程弹道导弹（IRBM）。由此，朝鲜具备了对韩国、日本、关岛等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打击能力。从上世纪90年代金正日执政起，朝鲜开始着手研制洲际弹道导弹（ICBM）。1998年，朝鲜发射“大浦洞-1”号导弹，2006年和2007年发射“大浦洞-2”号导弹，2009年4月发射“光明星-2”号卫星。

　　金正日去世（2011年12月）后，朝鲜政权实现了平稳交接，并在2012年4月发射“光明星-3”号卫星。2017年，朝鲜又进行了“火星-12”、“火星-14”、“火星-15”等洲际弹道导弹（ICBM）和中程弹道导弹（IRBM）级战略武器试射（共计15次）。通过这些努力，朝鲜试图迫使其战略对手（美国）坐到谈判桌前。2018年，朝美首脑举行新加坡会谈。2019年，两国首脑又举行河内会谈和板门店会谈。2019年和2020年，为了避免引发关注并受到进一步制裁，朝鲜进行了不对美国和日本构成威胁的、以韩国主要核心设施为打击目标的朝鲜版“伊斯坎德尔”M型战术导弹、朝鲜版陆军战术导弹系统（ATACMS）及超大型火箭炮的试射活动（17次）。

　　具体来讲，朝鲜对韩国构成威胁的导弹有KN-02、“飞毛腿”导弹、“劳动”导弹、朝鲜版“伊斯坎德尔”M型战术导弹、朝鲜版陆军战术导弹系统（ATACMS）、大口径火箭炮1。预计有事时，朝鲜将综合运用导弹战力和炮兵战力，对韩国中部、北部地区的战略目标及南部地区的纵深目标同时发起连续打击，以实现战力运用的最大化。在此基础上，如果再加上核弹头、化学弹头及生物弹头，将会给韩国带来致命的影响。因此，韩国亟需立足于军队结构改革，制订量身定制型的应对之策。

　　随着韩国陆军防空炮兵司令部转隶空军（1991年），成为空军作战司令部麾下的作战部队，为海、陆、空三军共同使用防空炮兵战力提供基本理论、作战规定等的联合防空职能司令部消失。由于陆、海、空三军采用各自的作战理论、战术规定等，韩国国家防空体系的综合运用面临诸多实际困难。比方说，空军把特殊作战环境2下的双重武器使用概念3运用到所有空中状况之中，并将转隶空军的防空炮兵战力视为预备力量，防空炮兵战力的军需支援体系则是二元化的，其结果造成预算上的浪费。

　　需要强调的是，防空炮兵部队应由具备高度专业性的长期服役人员组成。可是，从现实情况来看，韩军防空炮兵部队以士兵为主，专业性非常之低。在转隶之前，陆军对防空炮兵还有所偏爱，防空炮兵可以获得优质兵员并发挥作用。但是，自转隶之后，防空炮兵成为不受待见的兵种，在确保优质兵员方面遇到诸多困难。特别是在研究防空炮兵部队的建设时，只在各军层面展开，忽视了以综合运用防空战力为基本原则的特点。因此，联合参谋本部在确定需求时，很难对防空战力的规模进行客观而有逻辑的验证。其结果，即使在联合参谋本部或功能层面上的优先级排序中靠前，但在各军的优先级排序中靠后，由于可用资金不足，将很难适时适度地推进防空炮兵建设。

　　举例来讲，在防空战力中，空军的中、远程导弹（M-SAM，L-SAM，“爱国者”等）比陆军短程防空武器（天马、飞虎）的优先级排序明显靠前。但是，由于陆军和空军都是在各自的可用资金范围内推进，防空战力建设优先级排序颠倒，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进而形成畸形的防空网。

　　其实，韩国国家防空体系潜藏的很多问题并没有暴露出来。原则上，所有部队在改编一年内都要对改编结果进行事后评估，并采取后续措施。但是，因部队转隶（从陆军至空军），再加上对军队改编经验不足，事后评估只是在出现问题（比如导弹爆炸事故等）的情况下被偶然提及，并没有谁会真正关心事后评估。在防空炮兵转隶空军的近28年时间里，国防部和联合参谋本部没有进行过相关的事后评估工作。在各种演习训练过程中，也只是将关注点放在防空领域的交战结果上，根本无法发现防空作战指挥流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

　　整体来讲，韩国国家防空体系最大的问题是把严峻的防空问题看作军种和兵种层面的问题，而不是国家防空体系层面的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国家防空体系在条件反射式地实施符合飞机、导弹防御作战特性的攻击作战和防御作战时，为了综合运用飞机（包括无人机等各种飞行器）、导弹防御作战中可用的所有要素，首先要遵循统一指挥原则。不过，从韩国军队的情况来看，将三维的立体空间划分为地区防空领域和局部防空领域，并确立了由杀伤链（Kill Chain）、韩国型导弹防御系统（KAMD）及大规模惩罚报复（KMPR）构成的三轴体系，从而犯下了指挥结构多元化的错误。

　　韩国国家防空体系改进方案

　　朝鲜有与陆海空三军并列的战略军和1000多枚可搭载生化武器的多种型号的弹道导弹。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和制裁，强行进行6次核试验。据悉，朝鲜或已实现核弹头的小型化、轻量化。为了维持政权和体制稳定，朝鲜正在大力发展核武器、导弹力量。

　　尽管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威胁，但是在部分学者和市民团体的主导下，韩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建设却引发舆论批判。在如此严峻的核武器和导弹威胁之下如果没有做好应对准备，可能会给子孙后代留下难以承受的祸患。这无疑是玩忽职守，是完全错误的。另外，每当朝鲜进行核试验或导弹试射时，韩国各大新闻媒体都会争相报道，打造特别对话场，或者举行相关的研讨会。但是，这些活动只是围绕部分学者展开，而直接负责导弹运用的专家却被排除在外。因此，其中有很多失误和过错。

　　为了稳步推进军队结构改革，摆脱完全依赖美军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构建韩国主导的、中央集权式的、能够发挥协同效应的韩国型导弹防御系统，现提出旨在应对核武器、导弹威胁的国家防空体系改革方案。

　　完善核武器、导弹应对概念：实现杀伤链（Kill Chain）、韩国型导弹防御系统（KAMD）及大规模惩罚报复（KMPR）的整合

　　在2013年举行的安全协商会议（SCM）上，韩美两国政府签署了针对朝鲜核武器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的“量身定制型遏制战略”。此外，在中、长期文件中也具体反映了构建军事应对手段——杀伤链（Kill Chain）、韩国型导弹防御系统（KAMD）及大规模惩罚报复（KMPR）所需的战力。问题是，本属于导弹防御和攻击作战范畴的Kill Chain4、KMPR被划入不同的领域。这样一来，本应一体化运用的作战要素，不得不在陆军、海军、空军中多元化使用，从而对作战的时效性产生影响。再者，战力需求也基于各军的可用预算来确定，因此出现了优先次序颠倒的错误。

　　针对朝鲜的核武器、导弹，韩国遏制战略的核心要素之一——Kill Chain是先发制人攻击的概念，而不是威慑的概念，只能在有确切证据证明朝鲜已经完成导弹攻击准备的情况下才可适用。不过，从导弹运用的特性来看，根本无法判断是朝鲜的导弹部队训练，还是进行作战准备，很难断定是不是导弹发射征兆。即使基于发射征兆进行先发制人攻击，如果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承认，那么就不是国际法上承认的先发制人打击（preemptive strike），而是预防性打击（preventive strike），从而被打上战争发动者的烙印。

　　由于很难克服上述军事上、政治上的局限性，再加上韩国总统或者被委任军令权的军事指挥官下达先发制人攻击命令的可能性很小，即使是执行攻击任务的Kill Chain也只能与KAMD共同实施防御作战。5

　　因此，应该由作战管制所综合运用攻击作战班（Kill Chain， KMPR）和防御作战班（KAMD）。此外，需完善核武器、导弹（包括核弹头、化学弹头及生物弹头）应对概念，将Kill Chain和KMPR概念整合至KAMD概念之中，并且由联合参谋本部或单一职能司令部统一提出战力需求。

　　确立韩国的导弹防御体系构建概念：末段多层

　　与以色列和日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尽管直接面对朝鲜的现实威胁，在研究应对“飞毛腿”导弹的措施时，韩国也曾进行过基础的概念研究（1994年），但是却深陷于一些反美主义者错误的政治主张，认为构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就会从属于美国。因此，一直以来韩国都在回避制订应对方案，后来选择的以末段下层防御为主的韩国型导弹防御系统（KAMD），也只是迫于无奈的权宜之计。其实，韩国应从军队结构的角度出发，研究“具体防御的对象（飞机、无人机、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等）是什么？”、“构建哪个阶段的拦截系统？”、“由谁组织实施导弹防御作战？”等有关国家防空网的问题。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立适合韩半岛的导弹防御体系构建概念与指挥结构，犯下只研究所需武器系统的错误，结果导致各军种间的矛盾日益增多，且浪费了大笔国民税金。

　　为了确立适合韩半岛作战环境的导弹防御系统构建概念，通过对美国、日本和以色列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进行分析比较，可以看出：

　　第一、从作战环境层面来看，美国和日本没有近距离的威胁势力，而以色列与威胁势力相邻。在这一点上，以色列和韩国一样，作战纵深短浅。

　　第二、美国、日本和以色列的作战指挥系统都是一元化的、中央集权式的，拥有2~3个监视侦察系统，可在第一时间发现来袭目标，且能够快速有效地应对弹道导弹威胁。

　　第三、就拦截系统而言，以色列在拦截周边国家的中、短程导弹最为有效的末段又划分出高层、中层、低层，并适用火箭防御概念。日本与周边国家隔海相望，有充分的反应时间，因此采用多阶段、多层防御概念。在弹道导弹飞行中段，日本利用海上的“宙斯盾”舰（SM-3）进行第一次拦截。若第一次拦截失败，在弹道导弹飞行末段，利用优先形成战斗力的“爱国者”PAC-3进行应对。为了提高拦截成功率，日本还在积极推进陆基反导防御系统（Aegis Ashore）和“萨德”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的引进工作。

　　为了免受导弹袭击，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采用可在导弹助推段、中段、末段全过程实施拦截的多阶段、多层复合防御概念。只不过，研发在导弹助推阶段实施拦截的武器，不仅激光技术有局限性，还存在太空武器化的危险。因此，就目前而言，助推段实施拦截依然还是停留在概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