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沒想做的三件事

徐徹

康熙帝做了許多對中華民族有利的好事。其中最主要的是，初步奠定了中國遼闊疆域的版圖。這也許是他對中華民族歷史最偉大的貢獻。

這些暫且不說，我想換一個角度去看看他。其實，他的在中國皇帝序列中執政時間最長的62年的歷史，頗堪玩味。仔細考量，這位偉大的皇帝，在漫長的62年的執政生涯中，有三件他沒想做的事。

這三件事是：一是沒有妄殺功臣；二是沒有迫害士子；三是沒有大興土木。

先說他沒有妄殺功臣。

作為一個皇帝，錯殺個把人或一些人，本不足怪，是其份內應有之事。即使是錯殺了一些功臣，亦不足怪，也是可以理解的。我想說的是妄殺，或叫嗜殺，就是有計劃分步驟地濫殺，而且矛頭直指功臣。

開國皇帝大都有這個癖好，或者叫惡習。其中，以明朝的開國皇帝明太祖朱元璋表現得最為突出。朱元璋是中國皇帝中惟一一位貧苦農民出身的。他是由農民起義領袖而變成封建國家皇帝的。他的皇位的取得是非常艱難的。這位貧苦農民，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貧苦。而是窮到衣不避體、食不裹腹的程度。全家9口人，一次饑荒就餓死了5口。家裡養不起，朱元璋只得於17歲時出家當和尚。誰知寺上也養不起，他只好走出寺門，作了一介雲遊僧。這一流浪，就是3年多。雲遊僧和窮乞丐沒有什麼區別。他嘗盡了人們的白眼，飽受了世間的饑寒。他是由社會的最底層一躍而為人世的最頂端。一個地獄，一個天堂，這個天淵之別，在他的心裡形成了極大的反差。他深知，他所享受到的一切榮華富貴，都是因為他登上了皇帝的寶座。要想子子孫孫永享富貴榮華，只有保住皇位。有了皇位，就有了一切；沒了皇位，就沒了一切。皇位就是一切。這個看法，應該說是正確的。但是，怎樣才能保住皇位呢？他的回答卻出人意料。他認為，只有把和他一同打天下的勛臣故舊斬盡殺絕，皇位才能保住。因為他對這些勛臣故舊瞭若指掌，深知他們在智慧、才氣和能量方面，都遠遠地高過他的子孫，因此，他便向他們下手了。

於是，朱元璋以莫須有的罪名製造了兩個大案，興起了黨獄。

一個是胡惟庸案。他是淮西定遠人，是朱元璋的故舊。朱元璋登基，任命李善長為左丞相，徐達為右丞相。左比右大。李善長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位高權重。朱元璋對他頗存顧忌，因此於他當左丞相4年後，以才58 歲的李善長年高有病為名，讓他告老還鄉了。李善長早已推薦並安插了胡惟庸，因為他們是同鄉。胡惟庸於洪武三年[1370年]進入中書省，任參知政事，後在7年內連升三級，即中書左丞、右丞相、左丞相。到洪武十年[1377年]，他已經變成了皇帝之下第一人，位極人臣了。

當了左丞相的胡惟庸，不知自重，專橫跋扈，結黨營私。這就對皇權構成了威脅。朱元璋設想，乾脆裁撤中書省衙門，不設丞相一職，以防皇權被竊。於是，在洪武十二年[1379年]，即胡惟庸當上左丞相僅2年時，朱元璋不動聲色地發動了一次大清洗。他藉故逮捕了左丞相胡惟庸、右丞相汪廣洋及一批官員。他們一被“雙規”，立刻變成了階下囚。善於猜測皇帝意圖的官僚們，一哄而起，紛上奏摺，痛揭胡、汪二位的醜行。有的沒的都說。結果，先處死了汪廣洋，第二年又處死了胡惟庸，連同被處死的還有一大批官員。朱元璋殺人，講究株連。不殺則已，一殺就是一家。他們二位的罪名差不多，都是專橫跋扈，植黨營私，蒙上奸欺，謀危社稷。但從揭發的材料看，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胡惟庸案處治的當年，朱元璋藉機裁撤了中書省，收回了丞相權。但是，胡惟庸案並沒有完結。此案一直遷延了10餘年。

朱元璋把胡惟庸案當作一個捕人的巨網，並不收繩。在以後的10餘內中，他隨心所欲地陸續往裡裝人。而且，他也明知，胡惟庸案根本構不成死罪。他必須羅織更多的罪名，把此案定成鐵案，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他可以作到心想事成，果然，又給胡惟庸添上了一個十惡不赦的通虜的罪名。說他勾結明朝的死敵蒙古和日本。所謂通虜，就是裡通外國。有人栽贓說，彭德懷裡通外國。當時不覺悚然一驚，元帥怎麼還幹這種事。也許當時明朝人的感受和現在是大同小異的，不可理解。前蘇聯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斯大林，就愛說某某是間諜，秘密逮捕，秘密處死。想要處死誰，這個罪名大概是最簡便的。

這個案子一直牽連到告老還鄉的第一任左丞相李善長。他被家中惡奴告發，說看到李善長和胡惟庸在一起談話，說什麼沒聽着。只見胡惟庸說話，李善長點頭。這也就足夠了。再加上點別的什麼。於是，在打天下時被朱元璋贊為蕭何的77歲的李善長被賜死。一族男女老少70餘口，滿門抄斬。還好，還留下了朱元璋的親生女兒臨安公主的丈夫，也是李善長的長子李祺，及其他們的兩個兒子。這也許是朱元璋大屠殺的惟一的一次例外。

胡惟庸案一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才算告一段落，網繩暫時收起。10餘年來，粗粗算去，共殺了大約3萬多人。

人們還沒等喘過氣來，運動又來了。朱元璋很不幸，他寄予全部希望的年僅38歲的皇太子朱標，於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一病身亡。這也許是老天爺對他嗜殺無辜的懲罰。這對於65歲的朱元璋來說，不啻當頭一擊。他左右權衡，最後選定了16歲的皇太孫朱允文[左加火旁]為接班人。朱元璋擔心皇太孫勢孤力單，便下定決心再進行一次大清洗。他要把功臣宿將收拾殆盡。

這就有了藍玉案。藍玉是朱元璋的一員戰將。因戰功累累，被朱元璋比喻為大破匈奴的漢代名將衛青和唐代名將李靖，並封他為涼國公。即是“誰敢橫刀立馬，惟我彭大將軍”。但在他回京上朝的當天即被捕，第三天就被處死。以後便是一連串的濫殺。因朱元璋年事已高，時不我待。這次是快刀斬亂麻，只用了兩個多月，就殺了1.5萬人。

除以上二案外，還處心積慮地處死了一批他認為是後患的耄舊老臣，如徐達等。

到71歲朱元璋死，功臣宿將幾乎被他殺光了。

朱元璋有一個理論，睡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別人還有一個理論，修正主義分子就在你的身邊，你怎麼辦？警惕性之高，有異曲同工之妙。

朱元璋在這個理論的指導下，殺人就不必手軟了。真可謂“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

我懷疑晚年的朱元璋神經有問題。但也只是懷疑而已。

但是，康熙帝沒有妄殺功臣。康熙帝的曾祖父努爾哈赤建立後金，祖父皇太極建立清朝，這兩朝是在東北。父親福臨進駐北京，在位雖18年，但死時也只有24歲。所以，康熙帝雖然不是開國皇帝，但是，他實質上是不是開國皇帝的開國皇帝。然而，他所實行的卻是開明寬鬆的政策。

康熙帝不濫殺人。對結黨擅權的輔政大臣鰲拜的處治，就是一個明顯的實例。康熙帝智擒鰲拜後，立即宣布鰲拜種種罪行，最後總結說：“貪聚賄賂，奸黨日甚，上違君父重託，下則殘害.生民，種種惡跡，難以枚舉。”[1]康熙帝既然作了明確表態，康親王傑書等議政大臣便以極左的姿態，毫無顧忌地上了一道奏摺，列出鰲拜的欺君擅權、結黨亂政的30條大罪，並提議對鰲拜等予以嚴懲。對鰲拜一族，鰲拜本人，革職立斬；其親子、兄弟亦立斬；妻和孫，罰為奴。家產籍沒。其族人有官職及在護軍者，一律革職。對鰲拜的同黨，如輔政大臣遏必隆等列出姓名的24位高官顯宦，則建議分別立絞、立斬或凌遲處死。

面對這一要求立即嚴懲的奏摺，康熙帝並沒有頭腦發熱。他再次召見鰲拜，儘可能地弄清事實真相。本着“法外施仁，區別對待”的原則，康熙帝對鰲拜一案作出了出人意料的處理。鰲拜，以功免死，終身軟禁。其兄趙布太、其子那摩佛，從寬免死，加以拘禁。遏必隆，“無結黨之事，免其重罪，削去太師及後加公爵。其原有一等公，仍准留與伊子”[2]。過了幾個月，又“特為寬宥，仍以公爵，宿衛內廷”[3]。有幾位還免罪留任，如山陝總督莫洛、山西巡撫阿塔、陝西巡撫白清額等幾位封疆大吏，就都留在了原任。內外滿漢文武官員，當時由於畏其權勢而不得不依附者，也公開宣示，不予查處。此一大案，僅處死了9人。

為防止株連，對互相揭發告密的，公開制止。同時，又對被鰲拜迫害的官員，一律平反昭雪。一場大案，只用十天就處理完畢。從中不難看出，康熙帝舉重若輕的處理複雜問題的才能。當然，他其時只有16歲。他的祖母孝莊太皇太后，肯定是起了關鍵作用的。

康熙帝對三藩中尚藩的裁撤，也是很講策略的。平南王尚可喜坐鎮廣州，轄廣東。吳三桂反叛後，尚可喜沒有跟着造反，依然忠於清廷。那時，西邊的吳三桂反，東邊的耿精忠反，尚可喜腹背受敵。但他毫不動搖，堅決聽命於朝廷。後來，尚可喜病故。其長子尚之信跟隨吳三桂反叛。再後來，吳三桂病死，尚之信又投降了清朝。最後，康熙帝處死了尚之信，但對忠於清廷的尚可喜則加以優恤。對他的妻氏和兒子都給予寬免。這種區別對待的策略，使他輕鬆地裁撤了三藩。
終其一朝，62年來，康熙帝始終沒有濫殺功臣。

他的心理素質是比較好的。

次說他沒有迫害士子。

士子，就是儒生，就是知識分子。有些皇帝就是看不慣士子。他們總是要找士子的碴，小則訓斥，大則治罪，直至砍頭。

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是在公元前212年的一大事件，距今已有2200餘年。前些年，有人煞有介事地分析道，什麼輕儒、重儒，什麼法家路線、儒家路線的。其實，道理很簡單，就是因為儒士們在下邊議論了他。他認為，是譏諷了他。這是對他的大不敬，一怒之下，就親筆圈點了460餘人，在都城咸陽公開處決，以儆天下。儒士們犯的是言論罪。議論的內容涉及到他，他不能容忍，故有此發作，與什麼主義、什麼路線無關。儒士們大可不必為他開脫。前些日子看一本什麼書，書名忘卻了。但書中有一句警世怪言卻記得清楚。有個當代一方諸侯出言不凡地說，知識分子就是賤，你三天不收拾他，他就肉皮發癢。在此鄭重聲明，我引的是原意，不是原話。是的，這些知識分子是有些賤，人家殺了他，他還給人家找理由。什麼主義、路線的。這不是發賤嗎？而且是發洋賤。是舶來品。

其實，秦始皇只坑了460個儒，算不了什麼。一個偉人就這麼說。比秦始皇成績大得多的皇帝，所在多有。而且，因為皇帝的智商絕對地高，殺人的理由也就十分奇特，一般人是難以想象的。明太祖朱元璋，對儒士文人就又利用，又殺戮。他大興文字獄。因為他當過乞丐式的和尚，雲遊時也許被人罵過盜賊，而且自己雖然當了皇帝，也感到不大理直氣壯，所以，對有些字眼非常敏感。比如，“賊”、“寇”、“光”、“生”等字，他都怕聽。朱元璋有喜慶的日子，讓人們呈表祝賀。這些賀表都出自各地學校的名儒之手。賀表上都是一些頌揚吹捧的語句。但是，誰也想不到，這些頌揚吹捧的語句居然也出了毛病。如“垂子孫而作則”、“作則垂憲”、“建中作則”，他雞蛋裡挑骨頭，硬說這裡的“則”是“賊”的意思，是在罵他當過賊。有一個賀表頌揚他：“天下有道，望拜青門。”他硬說，“有道”是“有盜”，罵他是強盜。“青門”是“寺廟”，譏他為和尚。有一個賀表稱“遙望帝扉”，他又看出了話外之音，說“帝扉”就是“帝非”之意[4]。最典型的是，有一個賀表頌揚道：“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富於聯想的朱元璋，聽罷雷霆大怒，斥道：“這個腐儒竟敢如此侮辱我！”他認為，“生”者，“僧”也，罵他當過和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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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筆下的阿Q就是這樣的：“[ 阿Q]本來幾乎是一個‘完人’了，但可惜他體質上還有一些缺點。最惱人的是在他頭皮上，頗有幾處不知起於何時的癩瘡疤。這雖然也在他身上，而看阿Q的意思，倒也似乎以為不足貴的，因為他諱說‘癩’以及一切近於‘賴’的音，後來推而廣之，‘光’也諱，‘亮’也諱，再後來，連‘燈’、‘燭’都諱了。”[5]

魯迅的諷刺挖苦，可謂入木三分。其靈感也許來源於朱元璋的文字獄。但其所諷刺的現象則決不止朱元璋個人。護短，對一個人來說，只是一個人的缺點；護短，如對一個民族來說，則是一個民族的毒瘤。

其實，論起文字獄，最富創造性的還是康熙帝的孫子乾隆帝。《清代文字獄檔》中所記載的乾隆六年至五十二年的大小文字獄有60餘件，遠遠超過了他的祖父與父親。有一案該檔未載，即“偽孫嘉淦奏稿案”[6]。該案緝捕達1000人以上，受處分的督撫大員就有10多人。

而康熙帝只處理了2起文字獄案。最典型的是對《南山集》案的處理。翰林院編修戴名世私下編撰了有關明末清初的歷史著作《南明集》，大膽用了南明永曆的年號，這觸犯了清朝的大忌。這是反叛清朝的鐵證。事發後，刑部提出要株連九族。康熙帝十分冷靜，他認為應從大局出發，處理過重，不利於團結。因此，只殺了戴名世一人，其餘原定處死的100來人改為流放寧古塔，一共處分了300多人。以後又起用了為《南山集》作序的古文家方苞，並任命他為武英殿總裁。

康熙一朝，對士子是尊重的，也是重用的。這和康熙帝熟讀儒家經典、深得儒家精髓，是緊密相關的。他對儒士文人是真正的重視，誠心的尊重，不是虛掛在口頭上，而是落實在行動上。在他執政的62年間，知識分子比較平靜，沒被折登。

後說他沒有大興土木。

皇帝大興土木，勞民傷財，往往搞得民不聊生。有時甚至促成了人民造反。

秦始皇修長城，築直道，營宮殿，造陵墓。到底動用了多少人力，史無統計。最近葛劍雄教授著文《秦皇漢武究竟徵發了多少人力？》[7]，對此作了精闢的分析。據他分析，秦時全國人口大體為4000萬，而被額外徵發的人力為100萬，占2.5%。好象是不重。但是，這100萬人服役的地點是在咸陽一帶和北部邊疆，當地無糧，必須由外地輸入。他認為，額外徵發和遠途運糧的人力加在一起，達2000萬。也就是說，全國人口的一半是去服徭役了。

我們假定他的分析是正確的。那就可以看出，秦時徭役有多麼重。無怪乎陳勝、吳廣要造反了。秦二世而亡，也就不奇怪了。

而康熙帝一朝，很注意人民的休養生息。他對於黃河肆虐、漕運阻斷，深為憂慮。主政之初，他就把河務、漕運和三藩等三件大事寫成條幅，懸掛在宮中的柱子上，時時提醒自己。由於康熙帝的重視，黃河水患終於得到了治理，運道也得到了改善。這就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人民的生活也較為穩定。在農業上，康熙帝鼓勵墾荒，推廣良種，輕徭薄賦，蠲免錢糧。尤其是實行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稅收政策，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國庫的收入也大大地增加了。總之，康熙帝沒有大興土木。

康熙帝是一個比較特別的皇帝。他受儒家思想影響很深。他主張“以德化民，以刑弼教”，反對不教而誅。對自己、對未來，他胸中有一個理想境界：“共四海之利為利，一天下之心為心。體群臣，子庶民。保邦於未安，制治於未亂。夙夜孜孜，寢寐不遑。寬嚴相繼，經權互用，以圖國家久遠之計而已。”[8]這是康熙帝心中的烏托邦，恐怕也只能部分地實現。

康熙帝沒有做的三件事，對官員、對士子、對子民，無疑是有利的，對國家則更為有利。

注釋：
[1] 《清聖祖實錄》，第29卷。
[2] 《聖祖御製文一集》，第1卷。
[3] 《清聖祖實錄》，第32卷。
[4] 萬明：《明太祖本傳》，第313頁。遼寧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5] 魯迅：《阿Q正傳》，《魯迅全集》，第1卷，第7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6] 陳東林 徐懷寶：《乾隆朝一起特殊的文字獄——“偽孫嘉淦奏稿案”考述》。
[7] 葛劍雄：《秦皇漢武究竟徵發了多少人力？》，《萬象》，第3卷，第5期，第92頁。
[8] 《清聖祖實錄》，聖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