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頭頂的毛澤東之劍

　　從整合社會的角度，意識形態的效果遠遠超過權力、法律、金錢、強力 那些有形力量。那些力量無論怎樣 “加大力度”，也難免遺漏，防不勝防， 意識形態卻可以讓全社會自覺服從和“奉獻”。對執政集團而言，意識形態 除了提供其統治合法性，還有凝聚隊伍、駕御精英、教化民眾和裁判異端的 功能。完成這些功能，意識形態本身是否體系完整具有首要作用。

　　毛澤東時代，中國意識形態達到登峰造極地步。那時代的中國人匪夷所 思地變成了一個思想，並非全是後來所說中國人沒有獨立人格，在相當程度 上，也是由於毛澤東意識形態體系之完整，以及由那完整而生出的魔力。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意識形態成了虛假的同義詞，功能方面也被認為毫 無用處，僅僅是虛偽宣傳或空頭招牌。然而對中國這樣一個經歷過徹底意識 形態化的社會，毛澤東的意識形態是揮之不去的，即便想與它告別，它也可 能自己找上門來。 　

　　　　　　　　　　　完整的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不是個有深奧理論的人，但他把自己形容為“馬克思加秦始皇”， 卻比大部分理論都準確。簡單說，馬克思就是經濟公有制，秦始皇就是高度 的政治專制。看上去，一東一西且相差兩千多年的秦始皇和馬克思似乎無法 相加，然而二者卻一度在中國結合得天衣無縫。

　　公有制經濟是專制政治的最有力基礎。但凡經過那時代的人對此都會深 有體會，所有人皆一無所有，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皆來自權力所賜。達到那種 程度的權力，歷史上一切權力都望塵莫及。

　　把延續了幾千年的私有制轉變成公有制，需要講出道理。馬克思把人類 歷史解釋為剝削階級剝奪勞苦大眾的階級鬥爭史，私有制是維護那種剝奪的 制度，因此改變不公正的社會，唯有把私有制變成公有制。

　　馬克思是從理性和邏輯中推出其理論的，而毛澤東在那種以西方理性推 導出的理論背後，還看到了存在於冥冥中的“天道”。 “天道”是中國傳統 政治中最根本的合法性來源。有“天道”支持，就是不可質疑和不容競爭的。 在人類理性昌明的二十世紀，“天道”不能再從古代迷信中去找，不能再是 神靈、龍或宿命一類東西，具有濃厚科學色彩並得到世界性傳播的馬克思主 義，恰好提供了新的來源。

　　馬克思主義展示的人類未來前景，是一個消滅了一切剝削階級、人民徹底 解放的美好社會，那是一個有如宗教之天堂的社會。馬克思以其理論雄辯地 論證了那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不可抗拒；同時論證了近代產業 工人是帶領勞苦大眾通過階級鬥爭實現那天堂社會的領導階級，而共產黨則 被定義成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即“領導階級”的領導，也就是“人類 歷史發展規律”的最高代表。

　　不難發現，這個“歷史發展規律”與中國傳統的“天道”何其相象，加 上“先鋒隊”之意象，可以輕易地完成“天道”的現代化包裝——“先鋒隊” 代表“先進階級”，繼而代表不可抗拒的“歷史規律”， “先鋒隊”則必然 應該成為中國的領導者，而“先鋒隊”的領袖，也就無條件地成了全民之“救 星”。

　　為符合這種“天道”， 儘管出身農民的毛領導的階級鬥爭更像是農民起 義，他卻言必稱是無產階級革命，把以農民成員為絕大多數的中共稱為工人 階級政黨，並且終生都以不屑“農民習氣”和“小農思想”自居。革命後的 中國曾長期以階級血統劃分人群，亦是源自西方理性的階級鬥爭學說變成中 國式宿命論的典型例證。毛澤東善於用中國聖賢的大同理想描述共產主義， 把馬克思的艱深理論簡化為殺富濟貧的造反故事，靈活地把西方科學與中國 民間思想通俗結合，加上運用意識形態的動員能力，使他領導中國革命贏得 了中國大多數人民的擁戴，最終奪取了江山。

　　毛澤東具有雙重性。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既是他動員民眾以及確立自身合 法性的工具,也是他的信仰。他確信“天降大任”於他，要他把人類帶進那個 天堂。他先把中國變成一個幾乎沒有任何私人財產的社會。全部經濟都屬於 國家，當然也就不需要市場，計劃就成了必然。這在邏輯上是清楚的。公有 制加計劃經濟，給了他的“無產階級專政”以雙倍偉力，使他能夠進一步隨 心所欲地改造中國社會。

　　在他的意識形態中，“私”是萬惡之源。他認定人類社會的徹底改造須 是化私為公。實現經濟公有制只是這個歷程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消滅人頭 腦中的“私”——這也是公有制經濟所需要的，沒有為公的意識和奉獻之心， 只關心一己私利的人怎麼可能在公有經濟中努力勞動？毛澤東在他的烏托邦 式社會實踐中痛切地感受到了這一點，他的解決辦法就是要在人的“靈魂深 處爆發革命”，其“抓革命，促生產”的綱領，正是這種思路的寫照。

　　他極其警惕並痛恨任何想使人民從通向無私之路後退的企圖。他熟知人 性之劣根，向建立“公”意識的每一點進展都需要付出巨大代價，而每一點 鬆動卻可能導致相反的一瀉千里，前功盡棄。在他看來，與他一塊奪取權力 的那些戰友在這方面多是鼠目寸光，只看到就眼前經濟而言，利用人“私” 的一面將會產生高得多的效率，然而那正是他認為應該被消滅的一面。從這 個角度，“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並不荒謬。一時的物質 所得不過是蠅頭小利，怎麼能為這點小利失掉建立一個人類新世界的偉大理 想！任何統治者都能治國，他要的是從根上改造人性，那才是真正的歷史偉 人之所為。為此，他不能容忍打下天下後穩穩噹噹坐天下的庸人思路，這是 他同一塊打天下的那些戰友之根本立場的不同。

　　毛澤東自言他一生做了“兩件事”，第一件——“把蔣介石趕到那個 海島上去”，不過是 “王朝周期”的重複；第二件——“文化大革命”才是 最能體現他的意識形態之獨特之處。文化大革命的核心被概括為“斗私批 修”。“斗私”指的是改造每個人乃至全體人民的人性，“用無產階級思想 戰勝利己主義”；“批修”則是針對他以往的戰友和部下。在他眼中，他們 已經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搞的一套（三自一包、物質刺 激……）總是圍繞着“私”字打轉，那正是修正主義背叛共產主義理想的根 本所在。何況他們自己的“私”也在日益膨脹，正在蛻化為脫離群眾、享受 特權的官僚老爺。毛澤東晚期的驚人之語——“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 闡 述的就是這樣一個判斷。

　　在毛澤東思想中，群眾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一直自命為代表底層人 民和多數群眾。在他的一貫話語中，給了群眾極高的地位。這是他的“天道” 邏輯中一個不可缺少的部分：人民至上，他代表人民，因此他就是最神聖的。 但是在這種合法性中，也存在一種交換，即必須時刻高舉“為人民服務”之 旗，否則從何代表人民？“先鋒隊”的“天道”邏輯也就沒有立足基礎，包 括不能解釋公有制即是全民所有的邏輯。毛澤東正是這樣要求他的下屬的， 他讓“為人民服務”五個字成為共產黨人掛在嘴邊幾十年的口頭禪和他的國 務院總理戴在胸前的座右銘，從而使它直到今日仍然是檢驗共產黨合法性的 公認標準，群眾至上與群眾天然正確，幾乎成了不言而喻的公理，而對群眾 利益的任何忽視都被視為嚴重犯罪。

　　在忠於人民利益方面，毛澤東並不相信他的執政集團。他寧願認為這世 界只是他一個人在帶領億萬人民走向美好的彼岸，其他人都會在獲得權力後 陷入腐敗。然而在現實中，他又離不開一個從事社會日常管理的行政集團。 這使他對那集團有一種無奈——那是夾在他和人民之間的、熱中特權並隨時 可能變質腐敗的龐大既得利益集團，他深知靠他一個人的眼睛看管不住他 們，因此他必須尋找一種方式，能夠讓廣大人民群眾參與監督和制約，形成 以多制少的局面。才是打破官官相互、真正防止腐敗的保證。為了達到這個 目的，他做了許多努力和嘗試，深入地分析他執政後的所作所為，這實在是 一條最深層的貫穿脈絡。

　　歸納和總結他的嘗試，他最終企圖建立這樣一種結構解決他對執政集團 的擔憂：高高在上的他只需要提供“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指導思想，將其通 過現代意識形態手段普及給下層廣大群眾，轉變為群眾手中的“思想武器”， 再以群眾作為他的思想之運用者，按照他的理念對夾在他和人民之間的官僚 集團進行監督和制約，最終達到防止權力集團背叛和腐敗的目的。

　　文化大革命就是他這種嘗試的集大成。他從天安門城樓超越中共和權力 集團直接向紅衛兵揮動軍帽，就是他設計的結構之典型寫照。為實現他設計 的結構並使之保持長期有效，他給了底層人民“政治掛帥”的理論根據、“工 人階級是領導階級”的護身符、“造反有理”的合法性、“四大”（大鳴、 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鬥爭武器直至進行“全面奪權”的可能性，號召 他們都要變成“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反潮流勇士。在他的結構中，官僚 集團頭頂將始終籠罩着“群眾運動”的威懾，並且通過“七八年一次運動” 對官僚進行“吐故納新”，保證其不蛻變為“修正主義”和“新生的資產階 級”。

　　這種烏托邦不能不承認其理想在底層群眾中 曾經具有並且現在仍然具有相當的道義感召力。毛賦予人民的造反意識和斗 爭手段，被那個年代的群眾廣泛接受和普遍使用。從年齡來講，對那一套最 為熟悉和善用的一茬人，恰恰就是今日淪落困境的“絕望者階層”。他們對 那個時代的意識形態保留某種程度的懷念，不僅由於他們曾居身虛幻的“領 導階級”地位，還有至少那個年代，他們眼睛所能看到的基層官僚確實大多 夾着尾巴做人，今日的滿目腐敗在那年代少而又少。而毛以一人之力希圖超 度幾億中國人成為賢哲（“六億神州盡舜堯”）的想象力和勇氣，也使他在 一部分中國精英眼中始終保持着超凡脫俗的人格魅力。

　　毛澤東以犧牲中國人的生命為代價，進行他力圖成為名垂萬古 之歷史偉人的社會試驗。為了證實他的“天道”，他不 吝惜犧牲個人.....也許對於只見森林不見樹木的“偉人”心理，“天道”應該比“人道”重要， 歷史結果更高於眼前情理。毛澤東心目中的“人民”是沒有個體的，只不過 是給其偉業提供宏大基礎的抽象概念罷了。法國大革命的名言：“自由，多 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換上他的“為人民”也是一樣的。不過這裡暫不 進行價值判斷，僅從對統治穩定之利弊的“技術”層面綜觀毛時代的意識形 態，應該承認它是有相當說服力的，當時中國社會的政治體制和經濟制度亦 與之高度符合、相互平衡並彼此加強，因而當時的整個中國才能被那意識形 態征服，其對統治穩定起到的效果，......其政權還照樣保持着令世界瞠目的 高度穩定。

　　做為一種意識形態，毛澤東思想的失衡不是在其體系之內，而是在其 體系與客觀世界之間。他要把人性改造為完全無私的，這註定只能是一個沒 有希望的幻想。......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不管其意識形態一時顯得多麼強大，最終一定不能堅持下去。 　

　　　　　　　　　　　分裂的鄧小平理論

　　鄧小平應該說是一個沒有理論的人，中共“第三代”推出 “鄧小平理論”， 目的純粹是在理論之外。從意識形態的角度，我們可以借用這個概念分析鄧 小平的政治路線，只是談他的實踐。

　　改革開放使中國人的生存狀態獲得巨大改善。在這方面，鄧小平的歷史 功績不可抹殺。然而，從意識形態的技術層面上看，所謂的鄧小平理論卻存 在一個根本性分裂——那既是鄧小平時代造成諸種社會矛盾的根源，也將在 鄧後時代繼續構成越來越危險的挑戰——即，在繼續供奉毛澤東“天道”的 同時，鄧把毛的“共產經濟加集權政治”（馬克思加秦始皇）前者換成了資 本主義經濟，而保留了後者，這種組合不但不能與毛的“天道”相合，恰好 是被那“天道”所不容的。

　　即使在毛澤東時代，對於毛追求人類社會化私為公、將所有社會成員改 造為大公無私之人的理想，領導層中的務實者也是不以為然的。他們在治國 的具體實踐中體會到，每當給人的“私”開放出空間，經濟立刻就活躍，效 率也就立刻大提高，一“私”就靈，千真萬確。所謂黨內兩條路線，一般用 “左”和“右”的概念進行劃分，在執政以後的分歧，說到底就是如何對待 “私”。被歸為“右”的務實者寧願相信經濟是社會的主體，而經濟的發展 即使不是永遠離不開“私”的動力，至少在“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也需要 對其加以利用。

　　這不僅僅是哲學上的分歧，“右”的路線代表者們並不在理論上爭執， 但是他們利用實際掌握的治國權力，或砍合作社，或反冒進，或搞“三自一 包”，一有機會就按自己的意思暗中修正毛的虛無幻想。他們追求實際而不 是浪漫，看重眼前進展而非長遠神話。在毛死後，一旦務實派領導人掌握了 中國的大權，中國出現本質性的改革是必然的。

　　雖然有錯綜複雜的過程和理論上的種種曖昧，但改革的主幹是清晰的， 大部分改革集中在對毛之化私為公的逆變——即化公為私。改革思想的靈魂 就是以“私”為槓桿，推動經濟發展：打頭陣的農村改革，所謂的“一包就 靈”完全可以把“包”字換成“私”字；解散“人民公社”是從“一大二公” 向私有小農經濟的回歸；城市改革也是首先起於對個體經濟的鼓勵和開放； 國有企業的改革則首先從獎金、計件等“物質刺激”手段開始，而後的自主 權下放是個把“大公”不斷分解為“小公”的過程，最終通向股份制和私有 化； “對外開放”則是逢迎海外資本家的“私”，以種種利益轉讓和政策優 惠吸引他們到中國來投資掙錢；而一旦私有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企業也已 經自主，計劃經濟就再也不可能不轉為市場經濟了……

　　鄧使中共從毛時代的原教旨意識形態黨變成了一個以發展經濟為主要追 求的實用主義中共，本來是一個向現代國家和政府轉變的進步，也是對毛澤 東思想的根本修正，然而鄧卻保留下毛意識形態的外殼，當中國民間發出否 定毛澤東的強烈呼聲之時，他針鋒相對地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充當了 毛的捍衛者。他之所以這樣做，原因就在於他要保留毛澤東的另一半——政 治集權。如果徹底否定毛，就必然否定集權制度，對共產黨以及他本人的權 力形成直接的挑戰，這是他不允許的。

　　雖然鄧小平人格中具有的集權特色很明顯，他親自領導“反右”運動把 中國幾十萬知識分子打入人間地獄，也不惜。。。。。。，但是我們暫不從他的個性而是從共產黨的共性去尋找其捍衛毛澤東的原因——由此也就能看出今天已處於“鄧後”時期的中共“第三 代”，為什麼仍然要繼續保留毛意識形態的外殼。

　　這和中共繼承的歷史遺產是分不開的。儘管世界不乏資本主義經濟加集權政治的社會結構，但只有中國有這樣的現象：中共的各級黨組織理所當然 地把持着社會大部分機構的最高權力。其所以理所當然，合法性就在“先鋒 隊”和“歷史規律”所代表的“天道”。這種絕對命令的不可挑戰和不可競 爭，中國人已經習慣於不假思索地給予默認。而如果沒有了“天道”佑護， 這種天然地位就失去依據，由國家無償撥款給黨派和本是納稅人供養的軍隊 卻由黨指揮等一系列中共從來享受的特權，也會受到質疑（包括它將為其各 級組織多年占有的龐大房產交房租）。失去“天道”的護身符，一直被黨控 制的政府也不再具有不可觸犯的神聖，只不過是為納稅人提供公共服務的機 構，公眾自然會按照顧客至上的原則對其進行評價，並必然提出自己選擇誰 來擔任政府官員的要求，選出的政府就不一定再歸中共所有。

　　不難想象，中共當然不願意看到這種局面，因此無論是鄧小平還是“第 三代”，都不能不按照毛澤東的意識形態繼續把中共標榜為代表“歷史規律” 的“先鋒隊”，宣稱其天然地代表人民利益。只有這樣，它才可能保住其神 話，以及被那神話所承載的一切特權以及打擊別人的權力。哪怕在誰也不相 信那神話的時候，它也不能改口，因為靠着成千上萬遍地重複積累，那神話 已經具有了話語上的霸權以及名正言順的特性，只要它不改口，就有維持下 去的慣性。

　　然而“天道”不改，以資本主義手段對中國經濟實行的改革，就要與那 “天道”之間產生出不可彌合的分裂，出現意識形態與現實生活的脫節。雖 然以“私”為槓桿大大促進了經濟發展，但代價是失去以往“大鍋飯”式的 經濟平等，導致社會兩極分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是之所以能 夠使毛後中國產生經濟活力的前提。然而按照邏輯展開，社會的寵兒和主導 力量就要變成那些富起來的人、企業主和高級管理人員。原來被譽為“領導 階級”的工人階級以及其它勞動者，在經濟秩序中只能回歸服從命令的下層 位置。將重心轉到經濟發展之上的政府，為了實現經濟發展目標，不管口頭 說法如何，實際上只能更側重維護工商社會秩序，與“先富者”站在一邊， 並且還要取消已經成為經濟發展沉重包袱的福利政策，同時沒收毛澤東時代 賦予群眾的特權，打消群眾自以為至高無上的幻覺。

　　這樣的實踐，與毛澤東之“天道”的分裂是一目了然的。

　　改革初期的經濟迅速發展階段，由於毛時代對“私”一概拒絕利用，從 而使太多有效的經濟手段白白閒置。那本用不着什麼智慧去“設計”，都是 人類自古一直使用的，只要意識形態的限制一放開，隨手拈來都會產生巨大 效果。所以在改革初期，改革成本極低而效益極高，貧富分化只體現為相對 差距，全社會普遍得利，因此這種分裂表現得還不明顯，群眾也有容忍的余 地。不過那並不意味群眾不能認識到其中的分裂，只是暫時不提而已。毛澤 東的意識形態在每個中國人的心目中都打下深深的烙印。一旦到了改革吃光 肥肉、只剩骨頭的時候，絕對貧困開始成為大眾面對的現實，就業、醫療、 養老等原有保障化為烏有，人心惶惶，前景渺茫；另一面卻是富有者的驕奢 淫逸、權錢結合和對公有財產的巧取豪奪，現實與“天道”之間的分裂就成 了展現在整個社會面前的現實，毛澤東的意識形態也就將回到群眾的意識層 面，他們將用中共供奉的“天道”去挑戰其自身。

　　　　　　　　　　　　　毛何以不死

　　。。。。。。為什麼毛沒有。。。。遭到普遍唾棄，反而今天在相當廣泛的範圍中又被中 國民眾重新視為精神偶像了呢？鄧小平應該是此狀況的始作俑者。其實文革 後的中國對毛澤東的否定在整個八十年代幾乎一直是社會思潮和人們心理中 的主流。社會各階層在那時對苦難記憶猶新，如果抓住時機。。。。。。徹底從體系上解構毛，是有可能從此在中國歷史上消滅毛澤東神話的。但是，鄧小平沒有那樣做。

　　不做的原因前面已談，為保持共產黨以及他本人的權力，他對毛的 否定只能是部分的，用他的話說叫“三七開”，否定三，肯定七。這樣一個 比例可以使他從兩邊各取所需，既能保持住毛的集權主義主體，又能否定毛 的“文革”以及對“黨內走資派”（包括鄧自己）的批判。

　　不觸及集權根源的“思想解放”，把一切曾經發生的罪惡都推給“左” 去承擔，“左”成了集權制度的替罪羊，也就成了集權制度的擋箭牌。。。。。。一個“左 ”字，給人傳遞的內涵不是必然，而是一種選擇，是以個人為代表的一條路線。有選擇就意味着有別種可能存在，批“左”的誤導就在這裡——有“左”的路線，也有“正確”路線，所以問題不在制 度，而在於錯誤路線，只要執行了正確路線，就仍然可以“偉大、光榮和正 確”。

　　即使是劃給毛錯誤一面的“三”，也被歸結為林彪、“四人幫”的欺騙 利用。這樣，本來不可分割的一體，被人為地分離成兩部分，其在實踐中必 然產生的惡果被推給非必然的“左”擔當罪名，而其思想中動聽的口號和不 可實現的烏托邦仍然歸於毛。“三七開”割斷了二者聯繫，人民大眾因此就 不能明白毛的理想與其結果在專制結構中的必然相關。當時間使他們淡忘了 往昔痛苦的經歷，尤其是新的社會現實使他們產生不滿時，他們就會為毛時 代和毛思想中那些能夠打動他們的部分而產生懷念，而把發生在那時的災難 視為偶然——只要不再有“左”的路線搗亂，一切都會很好。甚至當年那些 罪惡也已經被長年塵封的黑箱所消隱，留存在記憶中的只剩下一些個別人的 小故事。

　　鄧小平在毛的意識形態外殼下繼承了權力。但卻無法掩蓋他在經濟 方面與毛背道而馳的分裂。他採取的方法一是提出一個似是而非、毫無哲學 根基的命題——“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唯一標準”；二是發出一個被他自 詡為“發明”的思想領域專制命令——“不爭論”。前者是他的“貓論”（抓 住老鼠就是好貓）之體現，後者是他的“摸論”（摸石頭過河）之延伸。“貓”、 “摸”二論，即為“鄧小平理論”的基本構成。鄧精於解決眼前問題，卻缺 乏長遠戰略。這或是因為他不屑瞻前顧後，也可能是他缺乏構建體系所需要 的哲學意識。他是個不設計的“總設計師”，有一個無理論的“鄧小平理論”。 他生前成於此，身後也將敗與此。長達二十年的鄧小平時代幾乎沒有思想建 設。不立不破，新的意識形態不產生，舊的意識形態就不會讓位。僅僅靠淡 化過去的意識形態是不能最終解決問題的。過去曾經那樣廣泛和頻繁地運用 意識形態自上而下地運動過群眾，如果不能成功地將那種意識形態解構，一 旦形成相應的社會條件，就不能避免群眾用同樣的意識形態自下而上地進行 運動。

　　89年天安門運動雖不能說全屬於這種性質，其中也有相當成分。在民主 的口號之下，毛澤東的意識形態其實是那洶湧海面之下的最大潛流。而在六 四以後，隨着改革進一步“深化”，“鄧小平理論”的分裂就更加清楚地擺 到中國人民的面前。

　　歷史表現出的幽默感，在於它往往製造一些南轅北轍的邏輯和結果。六 四之所以成為轉折點，既不是中共“左”派趁機掌握主導權，使中共回歸毛 澤東意識形態的原教旨，也不是民主派期望的藉此喚醒人民推翻專制政權， 恰恰相反，它的轉折卻是“左”派從此更加被排擠出中共權力核心，中共在 行為上更徹底地與意識形態分離，而民眾不但沒有從此心向民主，反而開始 懷念起遠比鄧小平更為集權的毛澤東。

　　六四後的中共一度確實有回歸意識形態原教旨的跡象，那時的經濟改革 處於停滯，“左”派借六四得勢，民眾也的確因為流血與政權更加對立。 鄧小平在那段時間沉默地思考，不管他對外說的是什麼，他內心深處一定凝 聚並撞擊着巨大的痛苦。。。。。。，對現代世界的任何一個政治家都 是犯了天條，何況他還是一個一生把“為人民”掛在嘴上的老共產黨人。面 對全世界的指罵，他無法不產生被釘上歷史恥辱柱的恐懼。像他那樣的人， 已經別無所求，圖的不就是名垂青史嗎？如果落得一個遺臭萬年的結果，無 疑等於一生慘敗，那是視榮譽為生命的他不能容忍的。

　　因此，他必須為改變即將蓋棺的定論最後一博！既然已經發生的不能再 改寫，他就只能去向世人和歷史證明，他在六四做的是對的——中國社會從 。。。。。。得到的是巨大進步！不管這多麼不合邏輯，他必須做到這一點。

　　那證明不能回到毛澤東的老路去尋找，雖然那肯定可以得到大量理論上 的支持，但那是屬於極左派的專利，回去就是向極左派投降，等於承認以前 的改革開放錯了，是導致風波的原因。真正的證明只能來自於一個確鑿的事 實——中國經濟進一步飛躍。改革開放為世界矚目的歷史功績本來就是經濟 發展，因此只有讓中國經濟在六四後發展更快、取得更大的成績，才能在以 經濟論成敗的世界面前挺起胸來，理直氣壯地說：如果不是當時果斷地保持 了社會穩定，中國就不可能取得這樣的發展！

　　“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就是結論。1992年春天，鄧小平以近九十的高 齡到象徵中國新生資本主義的深圳去“南巡”，打破意識形態的冰封，重新 把中國推上資本主義化的進程，而且更加徹底、廣泛和迅速。如果說八十年 代鄧的經濟改革還難免顧忌意識形態，還是半遮半掩地搞資本主義，這一次 則是徹底放開，怎麼能讓經濟發展得最快就怎麼來，再也不顧及其他約束。 對於想親眼看到證明六四之正確的證據擺到世人面前的鄧來說，他的高齡已 經沒有再兜圈子的時間。他仍然讓毛意識形態牌坊立在那，但除了“貞潔” 二個字留在上面，其他的不貞全都可以在其下赤裸裸地大操大辦。

　　他一方面進一步加強“黨的領導”，“加強無產階級專政”， “兩手硬” 地“把一切不穩定的因素消滅在萌芽中”；另一方面，還必須同時抵擋極左 派對進一步經濟自由化的反擊。 他成功地將黨內極左派清除出權力體系。從 極左派今天只能以“地下萬言書” 發表意見的情況看，他們落到如此與權力 絕緣的地步，在中共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鄧小平的這種苦心，終於被他的後任者領會（雖然其在六四後一度以“反 和平演變”為己任），並且看出推動經濟高速發展不僅是鄧小平自身的歷史 證明，也是其自身的合法性所在。因為後任者的權力來自鄧，鄧的歷史地位 就是其權力基礎。。。。。。。。。的。。。。已經從過去的信仰集團徹底轉變為利益集團，他們必然會一如既往地堅持鄧的路線， 經濟上繼續推行資本主義，政治上既反“右”又反“左”，因為只有這樣才 有利於保住他們的權力，而其他任何變化都潛藏着風險。

　　六四以前，中共幾十年歷史從來都有“左”的路線存在，“左”派也始 終有代表人物處於權力中心。這使得“左”派一直可以以黨內鬥爭的方式表 達自己，以往的“搖擺律”——循環地一“左”一“右”——除了是一種內 耗，也起到平衡作用（意識形態的純潔性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即是靠此種搖擺 獲得平衡）。當極左派被徹底排除了權力核心外以後，避免了黨的路線發生 時“左”時“右”的搖擺。這無疑表現為一種穩定，但也同時產生出另外一 種危險—— 當“左”派不能再以黨內鬥爭的方式表達自己，其能量就會下移 到黨外，通過在社會上充當人民群眾代言人的方式進行表達。

　　就在“左”派下移到黨外之時，92年後加速的資本主義化開始更為嚴重 地造成社會問題。一方面以“致富”為唯一目的的行為受到最大程度的放縱， 另一方面建立民主法治的制約遲遲不能推上日程，這種失衡關係必然大大促 進權錢交易、官場腐敗及社會不公的程度，加上改革成本已到支付期，開始 出現眾多社會成員利益受損。曾被定位於“領導階級”的工人已經淪為今天 最失落的階級。懷念毛澤東的思潮就是伴隨着92年的“改革”高潮開始流 行的。不死的毛澤東重新回到人們心中，成為底層社會表達不滿的理論根據 和捍衛自身利益的思想武器。人們不再去記得過去時代的政治壓力，而是為今天所失而去懷念那個時代的對應物——社會平等、生存保障、意識形態賦予群眾的地位、對官僚主義造反有理的權利，以及社會的相對廉潔等……時間距離使那些幻象被美化，他們寧願相信他們願意相信的。在這 種情況下，下移的“左”派正好可以給這種思潮提供思想指導，“左”派的 能量因而得以通過民間放大。這其中蘊涵的威脅，不僅是他們不斷在理論上 發起挑戰，更大的危險還在於：隨着社會條件的進一步發展，極左派與民眾 的結合非常容易催化出動亂式的社會運動。

　　　　　　　　　　空殼意識形態下的集權與腐敗

　　曾經被充分意識形態化的中國社會，保持穩定離不開意識形態的支撐， 而執政集團的內部也需要靠意識形態凝聚。今天中國看似穩定，但是意識形 態的空殼化本身就已經是嚴重的危機。不錯，如果可以給社會各階層不斷提 供充分利益，即使失去意識形態也無所謂。然而，當已經沒有利益繼續提供 的時候，再靠什麼保持社會穩定呢？

　　只剩下強力。

　　強力是什麼？首先就是國家機器的“內部人”，他們靠有效的組織和對 武器的壟斷，才能以鎮壓之力維護對社會的治理和穩定。那麼，這種穩定的 前提首先在於內部的穩定，只有當“內部人”能保持忠誠並效力時，國家才 具備可以用來穩定社會的強力。

　　而“內部人”的忠誠靠什麼維繫？顯然，沒有比意識形態更有效的因素。 具有信仰性質的意識形態可以造就高度的意志統一、形成堅強的信心和維持 強大的團結、以及產生敢於犧牲和樂於奉獻的精神。這些品質對一個集團來 說，是可以立於不敗之地甚至無往而不勝的基礎。當年的。。。曾在這方面 曾達到過登峰造極的地步。然而今非昔比，它今天已經喪失了這種寶貴資源。

　　在其意識形態的解構中，意識形態的空殼化起了重大作用。把“實踐” 奉為唯一標準所導致的掛羊頭賣狗肉，對於迴避行為與意識形態的分裂固然 聰明一時，卻由此腐蝕了意識形態之所以可以立身的基礎──信仰的真誠。 “不爭論”進一步導致了說一套做一套的言行不一，形成近年中國官場之一 大特色——集體心照不宣地“打左燈向右轉”。犬儒主義成了主流價值觀， “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把戲被當作公開的遊戲規則。官員們兩副面孔毫 無障礙地輕鬆轉換，風氣則是把任何對信仰的真誠和對理論的認真都視為可 笑。

　　沒有了意識形態，還能靠什麼保證。。集團“內部人”的忠誠和效力呢？ 於是又得回到利益。在不能給社會各階層同時得利的時候，就得更加倚重“內 部人”的強力，也就是必須要用更多的利益去交換其效忠。如果有足夠的利 益，這似乎也是一條可行的路。然而問題一方面在於，原有的意識形態雖然 已經成為空殼，卻仍然存在，並仍需經常在口頭上當作原則宣稱，那就使得 至少在形式上不能有太多利益，否則就不能與“人民公僕”和“奉獻”的宣 稱相符；另一方面統治機器規模越來越大，提供太多的利益財政也不堪重負。 所以現實的情況是，“內部人”從正常渠道得到的利益並不比普通百姓多很 多。

　　那麼用於維繫忠誠的利益從哪來？不難想到的就是腐敗。追求利益者的 效忠效力，吸引他們的不在於那點工資，而是附加在權力之上的利益。那往 往是工資的百倍甚至千倍。那些利益有合法的（符合規定的各種待遇），有 非法的（貪污受賄、權錢交易），也有介於合法非法之間的“灰色”部分， 但總之都是權力帶給他們的。這一點不奇怪，官員首先是人，當整個社會都 在使用“私”的機制時，唯獨要求官員“一心為公”，在邏輯上是不通的。 然而對失去了意識形態之自覺約束的官員，如果再沒有一套完整的制度約束 取而代之，那是不可能不腐敗的。

　　無疑，當今高層認識到腐敗的危害，也在不斷加大反腐敗的“力度”， 所抓的“大案”、“要案”無論在規模和數量上都是空前的。但是在目前體 制下，反腐敗只是自上而下、以少制多，那是無法最終奏效的。即使歷史上 的封建帝王也一樣反腐敗。朱元璋的“剝皮實草”之暴烈遠超過今天對腐敗 懲治的“力度”，又何嘗阻止了明朝成為最腐敗的王朝之一呢？

　　何況反腐敗只能是有限度的。原因在於既然必須用利益“羈縻”失去了 意識形態凝聚的“內部人”，如果再不讓他們得到利益，只要求進行“奉獻”， 他們憑什麼進行效忠就成了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如果真能徹底制止了官場 腐敗，結果必然是智商超過40的人都會投身別處去尋找私利滿足了。這是 失去了信仰維繫的社會之所以不能真正消滅腐敗的根本原因所在。

　　腐敗失去民心，這是當前高層對腐敗問題的主要擔憂所在。其實還有另 一個至少值得同樣擔憂之處，即腐敗會導致政權的“內捲化”。這個數學上 的術語形容這樣一種情況：政權面對不斷增強的社會壓力而需要增強控制 力，控制力的增強靠擴大國家機器，然而由於組成國家機器的“內部人”之 腐敗謀私，擴大機器並不能獲得成正比的控制力，大部分用於擴大機器的支 出將被新增加的腐敗吞食（經常抱怨的“費大於稅”即是“內捲化”之典型 現象），新增加的人相當於又在內部增加蛀蟲，由於擴大機器得到增強的控 制力，很大部分又必須消耗在新增加的腐敗所引起的那些矛盾和問題上。

　　如果說失民心還只能在理論上描述腐敗對政權瓦解的趨勢，更多地是道 義否定，而不能定量地分析必然性，“內捲化”卻可以非常清楚地說明為什 麼腐敗一定瓦解政權。“內捲化”是一個惡性循環的邊際效益遞減過程，將 使政權保持控制力的成本高到負擔不起的地步，引起財政的破產甚至整個社 會的經濟危機。而且達到一定時候，即使還有繼續投入的財政能力，加強控 制力的效益也會接近於零，再也起不了什麼作用。而若這時社會的不穩定還 在繼續增加，超過國家機器所能控制的程度，後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執政集團喪失意識形態忠誠和信仰，還有另一個特點，那就是“內部人” 的唯利是圖所產生的投機性質。在有利可圖時，似是鐵板一塊，一旦有一天 沒了利益，就可能頃刻之內眾叛親離。這一點，從共產黨高官一夜變成共產 黨掘墓人的葉利欽式人物，在蘇東變化中豈非比比皆是？

　　　　　　　　　　“經濟文化大革命”

　　今天，中國社會已經進入了繞不過去的“深水區”，“貓”、“摸” 方式埋設的隱患開始浮出表面，到了要為前面的“便宜”償付代價的時候。 其中，國有企事業職工下崗失業和失去社會保障是最突出的問題之一。對於 中國，那不僅僅是一個難以解決的經濟問題，還構成了一個巨大的社會變遷。

　　有社會學家認為，從社會功能的角度分析，國有企事業單位的職工相當 於毛澤東時代中國社會的“中產階級”。他們具有與西方社會中產階級相近 的特點——收入可靠，生活穩定，生老病死都有保障，並且認同社會的主流 價值。這種中產階級構成社會的主要穩定力量。毛澤東時代之所以穩定，當 時占城市人口絕大多數的國有企事業職工是主要基礎。

　　然而今天，這個“中產階級”在中國已經淪落。國有企事業職工失去了 以往的優越之處。他們中間很多人收入低下，飯碗朝不保夕，生老病死失去 保障，對今天社會的主流價值也不再認同。同時中國社會卻沒有產生一個新 的具有足夠規模的中產階級取而代之。雖然當今出現了少數市場經濟的成功 者和比例極小的白領貴族，但在數量上卻遠遠承擔不起穩定社會的功能，因 而社會等於失去了保持穩定的基礎。

　　一方面是舉世矚目的經濟高速發展，一方面是原有的中產階級淪落，新 的中產階級遠未形成，這一事實從側面說明了社會分配存在的不公——經濟 發展的成果大部分被少數人的“暴富”吸納而去。這一點，凡對中國社會的 現實有所了解的人都十分清楚。

　　造成少數人暴富的機制初始可以促進經濟發展，到一定時候，卻會走向 反面，成為限制經濟繼續發展的因素。多數人收入低下會造成社會消費力萎 縮，導致市場蕭條、開工不足，企業進一步虧損、更多職工失業下崗、“絕 望者階層”擴大和生活貧困狀態蔓延，不幸的是，中國目前已經進入了這樣 的循環。

　　伴隨着自身地位下降和前途失去保證，國有企事業職工的心理失衡也與 日俱增。對比權錢合污的腐敗和國有資產被瓜分，很容易使他們回想起毛澤 東的論斷和當年的術語——“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新生資產階級”、 “資產階級法權”、“走資派還在走”……在今天已經是活生生的現實。

　　毛澤東時代的專製程度雖然遠高於鄧小平以後的中共，但毛出於其改造 社會之理想，卻給群眾對官員表達不滿和進行監督設置了日常渠道。如果說 “反潮流”或“造反有理”還屬於抽象鼓勵，“七八年搞一次運動”的允諾 也有點鞭長莫及，“大字報”卻是從憲法上給予保證的權利。雖然那頂多算 是小範圍的言論自由，卻因為隨時可以被每一個人運用，由此而對各級官員 （尤其是基層官員）構成了相當的威懾。以至在那時的絕對集權甚至高度恐 怖的大局之中，群眾的確可以在局部對官員行為進行頗有效的監督和約束。

　　文化大革命的痛苦經歷使執政集團在毛死後立刻從各方面採取措施，一 方面推行程序化、制度化等“黨內民主”，防止再出現黨的領袖超越黨的機 構直接發動群眾整肅黨自身的現象，另一方面則是堵塞了毛澤東給群眾設置 的渠道，“大字報”等憲法權利被取消，群眾被重新歸位於權力金字塔的最 底層。

　　當然，今日人民獲得的自由與當年不可同日而語。這種進步主要來自於 階級鬥爭被放棄。官僚集團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廣泛衝擊都是在階級 鬥爭的名義下，這使他們從過去專門用階級鬥爭整人變得厭惡階級鬥爭。而 一旦“天天講、月月講”的階級鬥爭不再籠罩在社會頭頂，政治就失去了在 人民日常生活中賴以存身的位置，恐怖也就沒有了針對每一個社會成員的手 段，這是中國社會之所以變得自由寬鬆的根本原因。

　　然而今日為了維護經濟社會的秩序，勞動群眾不僅被要求遵守法律和制 度，更是絕對不被允許“造反有理”的。如果他們違反此規則，寬鬆就不再 存在，而且要動用。。。。。。這時的群眾雖然從階級鬥爭被放棄 獲得了日常自由，但因為以否定階級鬥爭的方式取消了他們的“領導階級” 的地位和對“當權派”進行監督制約的權力，他們反而會認為階級鬥爭正是 當年他們的曾經擁有的政治權利，是他們今天所能想到的唯一可以用來為自 身利益而鬥爭的武器。這種事過境遷使得過去受階級鬥爭之苦最多的群眾， 今天反而有了再進行階級鬥爭的衝動。

　　這應該成為一種提醒，堵塞群眾表達不滿的渠道，並不能消除不滿。 如同把鍋爐的出口焊死，最終結果只有爆炸一樣。當群眾的不滿無法通過程 序化的方式得到解決時，最終的出路就剩下造反。而對造反，無論從動員、 方法以及指導綱領上，都沒有比毛澤東思想更合適的意識形態，那又恰恰是 這一代中國人普遍熟知、親身經歷並且目前又重新有所思念的意識形態。在 新意識形態闕如的情況下，什麼能成為凝聚社會不滿的旗幟，什麼能成為動 員群眾的政治共識——不幸地，目前唯一具有整體整合能力的，只有一個毛 澤東思想。

　　中國社會如果有危機發生，十有八九將以經濟危機發端。中國的經濟狀 況發生以金融危機為先導的經濟危機不是沒有可能，且可能性並非很小。一 旦有一天，經濟危機使多數社會成員陷入困境甚至生活無着，那時的中國人 將不僅限於擠提存款或搶購，更可能的是，還要用毛澤東思想進行清算！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尤其是國有企事業單位的職工——從來都被 告之，國有資產屬於全體人民。在這種前提下，他們多年只拿極低的工資， 主要的勞動成果轉化為國有資產——那是他們自己的資產，至少在理論上他 們這樣相信，因此他們的生活穩定、房子、醫療、養老以及相應的福利，也 都應該由國有資產支付和保證。這種合理性就像把自己的錢存進銀行到期後 再提取一樣。然而在改革的旗號下，國有企事業單位的職工被告之，以前是 國家養活你們，並且用大鍋飯慣壞了你們，現在改革了，你們從此得自己養 活自己，國家也再不承擔過去許諾的保障了。而在職工痛切地感受被拋棄的 同時，國有資產（被職工們認為是自己的財產）卻在大量地被揮霍瓜分。如 果生活還有起碼安全，人們對這種不合理可能僅停留於抱怨，然而若是基本 穩定和起碼安全也喪失了，積累的不滿和對未來的恐懼就可能一塊爆發。

　　可以想象，一個合理的思路就是人們將要求在國有資產中得到自己該有 的份額，作為應付危機的資源和未來生活的保證。那無論是以私有化的方式， 還是以建立保障基金的方式，或者是回到毛澤東時代的國家負擔方式，都需 要對國有資產有一個重新核算。如果上面不進行這種核算或者其核算不被群 眾信任，各企業的職工完全可以自己組織起來核算自己的企業，甚至在這個 旗號下接管企業。然而只要是脫離了黑箱的核算，現實情況立刻就會昭然於 天下——所謂的國有資產只剩下了一個空殼，裡面已經被淘空（甚至連幾萬 億的居民儲蓄都被貼在了裡面）。其實不用核算也已經看得很清楚，絕大多 數國有企業目前已經是這種結果。

　　那時會怎麼辦？對重新舉起毛澤東意識形態的中國民眾而言，最為順理 成章不就是早已耳熟能詳的老辦法——剝奪剝奪者！

　　“反腐敗”將成為最初的啟動，對這種義正詞嚴的要求，沒有什麼理由 敢於和能夠阻擋。各地各單位的群眾很可能自發形成形形色色的“接管”組 織，解決本地本單位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不用再詳細設想運動會怎麼發展， 凡是了解群眾運動的人都不難立刻在腦海展現一幕幕熟悉的場景。以“鬥爭” 哲學為核心的毛澤東思想一旦重新被舉為旗幟，在那旗幟下凝聚起來的群眾 運動，其走向只可能是造反、批鬥、哄搶、群眾專政、紅色恐怖……把當年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內容換成經濟內容（當然也會延伸到政治），那將是一場 重演文化大革命的“經濟文化大革命”。

　　而到底誰是應該被剝奪的剝奪者呢？那將跟文化大革命一樣，是不會 分出青紅皂白的。當年的意識形態早就提供了這樣分明的邏輯——天下烏鴉 一般黑。只要是有錢人，錢就肯定來得不乾淨，不是靠腐敗，就是靠瓜分國 有資產！最終結果將是再一次窮人對全體富人的剝奪；已經把侵吞的資產轉 移出境或揮霍一空的人要以命還債；剛在中國發育的企業家階層會就此剷除 一淨；而各級官員（用老百姓的話說“哪個屁股上都有一堆尾巴”）也將大 部分被打成“腐敗份子”、“新生資產階級的庇護人”和“走資本主義道路 當權派”，重溫文化大革命被批鬥、打倒和群眾專政的滋味。

　　這種清算將會迅速波及到中國社會其他階層，與農村基層政權一直尖銳 對立的農民也有可能在失控的狀態下發泄他們長期積累的不滿，報復自身受 到的迫害，清算幹部對集體財產的貪污和揮霍，進而波及到“先富起來”的 群體，當年“土改”斗殺地主的方式有可能再現，“痞子運動好得很”的造 反精神將再次橫行鄉里。

　　毛澤東哲學中的破壞性、。。性和烏托邦特色，對舊社會可以破壞，但 對新社會卻很少有建設意義。利用毛澤東的意識形態框架，即使僅僅只為反 腐敗和反不公，走下去的步驟也必然會重現毛意識形態的其他事物——階級 鬥爭、公有制、計劃經濟、大民主、反西方等，都會一環扣一環地再現。那 無疑將是中國又一次劫難，因為即使毛的一套在中國還有思想基礎，卻已經 沒有可以令它全套體系回歸的社會基礎和經濟基礎，也不可能再靠它實現社 會穩定，其結果因此只能是天下大亂。

　　回歸毛的意識形態將是中國的災難，那麼繼續固守其意識形態空殼之不 智也就十分清楚。也許那從執政便利的角度可能還有用，問題卻在於儘管只 剩空殼，卻一樣可以被群眾當作旗幟，並且成為他們以虛幻檢驗現實的尺子， 所以這種護符之便利是以飲鴆止渴之隱患為代價的。

　　事實上，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樣自上而下地進行煽動和放縱，群眾從 來都不會是樂於“造反”的，往往走投無路才被逼到那步。群眾運動的最大 受害者從來是群眾自身，能夠避免群眾運動本身就是群眾的最大受益。從這 一點出發，只要通過政治體制的民主化，給群眾提供表達意見的合法渠道， 使他們能夠地參與選擇和對權勢集團的監督，就應該能夠避免“經濟文化大 革命”那種可怕前景。人類已經創造出的民主法治之現代文明，已經具有使 中國從“造反”老路上解脫的理論，不需要非讓中國民眾再度去選擇毛澤東 式的“大民主”。

　　。。領導者本能地對毛澤東保持血緣關係上的不設防心態，將西方民主 視為主要威脅。。。後，。。把風波根源歸結為西方民主思潮，確定了全力 鎮壓民主活動和醜化民主形象的戰略。它在這方面做的相當成功。蘇東轉型 後的經濟困難和社會危機幫了忙，民運內部的分裂和醜聞也起了作用。中國 大眾本來對民主就不甚了了，容易被“民主－動亂”一體論迷惑，為“生存 權”而寧願放棄“民主”。在九十年代的進一步資本主義化過程中，中國知 識精英已不像八十年代那樣被排擠在外，有了分羹可能。他們原本對民主的 追求就有相當成分是因為未從改革受益，因此相當多的人放棄了八十年代的 激進立場，開始唱革命有害論和民主過早論的調子。

　　然而，。。將群眾從民主之路引開並促使其產生反西方（包括西方民主 制度）情緒和對異議人士（包括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厭惡，卻不能同時消 除人們對社會的不滿，也沒有使民眾成為它自己的同盟，這時別無選擇的人 們只能把解惑和尋求出路的視線投向僅存的毛澤東，通過毛澤東的方式去發 泄不滿。

　　。。應該明白，89年天安門運動中群眾一方的極端和激烈並不是出自民 主，恰恰是出自毛澤東。毛澤東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滲透在中國廣大民眾的血 液里，成為集體無意識，隨時都可能暴烈地發作。民主卻被千年集權與中國 民眾隔絕得太遠。天安門運動打着民主旗號，民主因素在其中卻實在只如鳳 毛麟角。仔細分析，找出六四時那些真正屬於民主的因素，會看到它們無一 不是在呼籲理智、妥協與尊重法律的。如果從天安門運動中看到危險和感到 恐懼的話，應該做的絕不是消滅民主，相反，是更應該用民主去消滅毛澤東。 那才是真的中國福音。

　　對今日中國來講，重歸毛澤東其實遠比從事政治改革更為可怕。改革畢 竟是理性的、寬容的、尊重法律和具有秩序的。在這方面，中國的上層階級 和精英階層尤其應該意識到主動進行政治變革將給他們帶來的安全和穩定。 民主制度對私有財產的保護、法治原則、民意表達的程序化過程等，將同時 有利於中國社會的各階層。不錯，民主和法治將不再允許一黨專政，但是它 同樣不允許群眾專政，而對當今中國的上層階級來講，總有一天群眾專政的 威脅要大於一黨專政對他們的保護。那一天已經不遠。可以說，只有中國向 民主與法治社會儘早的自覺轉型，能夠讓他們在不久的將來免於身受“經濟 文化大革命”的疾風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