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烈火徹底地被扇動起來了。

　　青年學生年輕幼稚，血氣方剛，本來就易於驅動。加上這批人受革命教育和紅色薰染多，容易參與反“四舊”之類的活動。當時，升學機會已經被剝奪，學生也沒有什麼好干的。最初，很多人希望以積極參加文革獲得良好的政治評語，以便將來參加升學考試，或者入黨入團。再說，學生出身大多是平民，對秩序和等級本來就反感，他們不滿現實，鬥爭貪官打倒掌權者，可以緩和對官僚與社會的不滿。毛澤東對這種一舉兩得的情況，是早就琢磨清楚了的。利用紅衛兵製造大亂，毛澤東胸有成竹。

　　紅衛兵的綱領其實只有一句話：跟毛主席幹革命。青年人將下面的口號看得比生命還重要：關心國家大事，防止修正主義；革命不是繪畫繡花；青年人要到大風大浪中鍛煉；鬥爭可以免疫；不要怕犯錯誤。

　　不難看出，他們在形式上是自由的，但精神上還戴着沉重的宗教式的枷鎖。

　　最初的組織成員是講究出身成分的，尤其是官辦紅衛兵。後來，動亂需要更多的人，組織上就不能管了，誰想參加都能參加，不准參加紅衛兵誰就是壓制群眾。稍微有點組織能力的，都可以自由地組織紅衛兵團體，只要寫明該組織的任務是革走資派的命的就行。基本上沒有批准手續，只要有名稱、旗幟、袖章就行。後來有了派別，才產生了聯合與上下組織掛鈎的關係。

　　當時紅衛兵的主要的派別有：造反派，保皇派，消遙派三個派別。

　　紅衛兵做了什麼？前期破四舊活動中，紅衛兵熱衷於更改地名、人名、校名，焚書、毀廟、打擊出身不好的教師等，還有很多抄家打人行為等。這些其實都是在工作組的指揮下干的，後來清算造反派，也都算在個人身上。所謂立四新，主要是搞毛澤東的崇拜，語錄、像章、請示匯報，打擊小業主，反對服務中的等級，如澡堂不分雅座遲座、理髮店不燙髮，飯店不准辦酒席等。不准賭博、遊戲、穿高跟鞋等。不准穿奇裝異服，不准住太大的房子，三輪車工人要減少；報紙雜誌不能發稿費；黑五類要下鄉勞動改造；結婚不能送彩禮，戴耳環墜子也不行；戒煙戒酒，嚴禁叫洋名稱；使用簡化字。等等，不一而足。

　　工作組撤銷以後，紅衛兵的曾經忙於串聯，到處旅遊取經，熱鬧了好一陣子。毛澤東所希望的文革局面，是從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工作組全部撤出大中學校後才正式開始的。這個階段的最重要的特徵，是自由結社。

　　如果說文革還有些價值的話，這個“結社自由”是其中之一。雖然，可以說那種結社還是按照毛澤東的意圖進行的，但是那主要是內容。結社這個形式本身還包含着更豐富的意義。它象徵着一種權利，紅衛兵從中得到了這種權利意識。它是一種自由，使用這個形式的學生和工人、農民、市民、幹部，都享受了這個東西的味道。同時，它又是一種難以清楚的抗體，當集權和專制的病毒重新加諸他們身心時，這個曾經起作用現在仍然在身體內的抗體就會抵抗，保護自己的身心權利。

　　這個自由結社的靈魂占據了文革整整一代青年，甚至更多的群眾。儘管它是中共和毛澤東無心插柳柳成蔭，甚至是利用學生參加攪亂社會的活動，但是政治權利的出現和行使，都是在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用中進行的。毛澤東得到了毛澤東的，學生得到了學生的。毛要在動亂中打破劉少奇的秩序，奪取劉少奇的權力。青年人可以在自由結社中渲泄被集權制度壓抑的苦悶，他們沒有必要為了劉少奇而犧牲這種權利。

　　自由結社所動員起來的政治熱情、權利意識和反抗力量，使那一代人對文革難以忘懷，這也是統治集團中最保守的分子始終不敢放心那一代人的原因。陳雲三番五次地告誡，不要使用那些當年當過紅衛兵，組織過造反社團的人作了接班人。他們，所有的中共貴族都視自由結社為洪水猛獸。只要允許自由結社，這些社團之大多數都是難以為中共控制的。自由是專制的天敵，是中共的咽喉所在。中世紀貴族在持劍上陣前，首先要用盔甲保護咽喉和心，社會也是這樣。

　　上海的自由結社，造就了幾個甚至幾十個規模龐大的群眾組織。這樣的組織在上海首先出現，是不足為奇的。那裡的自由意識是跟着殖民者的船隻、西方宗教、資產階級文化一起進來的。他們得到的最早，而且多次實踐過，一有機會，就會做得象樣。

　　攪亂秩序，奪取權力，這是毛澤東的戰略安排。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各群眾造反團體聯合起來，奪了原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權。參加奪權的，有幾百個組織。當時的主要領導人是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

　　張春橋是市委幹部，文革開始前就已經得到毛澤東的信任。姚文元更是早已在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後名揚全國。王洪文當過兵，後來在工廠里當保衛幹部，是文革中所謂直線上升的典型，不符合貴族規定的上升秩序。他們整理的材料說，王在部隊裡目無紀律，散漫，出外不請假，甚至在戰爭中一人出去抓魚。領導上批評他，他就頂撞。他害怕艱苦的生活，困難時期曾偷吃老鄉的鹹菜和土豆。去過朝鮮，不敢打仗，灰心喪氣，要求到樂隊吹喇叭，極力要求回大陸。在上紡十七廠當學徒時，師傅教他技術，他不學，說他將來要吃政治飯。在保衛科當幹事，想當副科長不成，文革就造反。

　　這些材料顯然目的在於誣衊醜化王洪文。但是也能多少看出來，王不是個循規蹈矩的人。當時在自由結社時期參加並領導造反組織的，大多是這種對舊秩序不滿的人。還有很多人是多年來就感覺受壓，迫切希望改變環境，希望輕鬆一下，所以參加運動的熱情很高，行動起來也相當堅定。

　　上海奪權是毛澤東的得意之作，單單張春橋、王洪文是不敢做出那樣大的事情的。

　　毛迅速批示了上海奪權的報告，立即向全國發了消息，肯定上海奪權是革命風暴，並號召全國學習上海。但他不同意將奪權後的執政機關稱為“上海人民公社”。他知道這樣的上下一起奪權，是會刺激很多人反抗的。沒有軍隊參加，不可能取得勝利。於是毛澤東指示：軍隊應當支持奪權。軍隊、幹部和革命造反派應當聯合掌權。那個權力機關的名稱，以叫“革命委員會”為好。

　　以成立革委會為目的風起雲湧的奪權風潮席捲全國。最先成立革委會的一批省市是上海、黑龍江、貴州、青海、山東、內蒙古。兩報一刊為它們發表了熱情洋溢的社論，從東北的曙光到西南的春雷，都給予極高的評價。這個奪權風潮迅速擴大，上到省市自治區，下到生產大隊、車間和商店，都在奪權，連軍隊院校也奪權了。毛還嫌不夠，幾次發出可以向國務院奪權的呼籲，所有的堡壘差不多都拿下來了。

　　半年之內走完了這兩大步，動亂與奪權。毛澤東很高興。先前，他認為整個官僚體系都是為劉少奇說話，被劉少奇控制的。現在看來，那個盤根錯節的大體系已經頃刻瓦解，全面垮台。政治的威脅原來沒有那麼大，人民還是聽我的。他自己把敵人想得太強大了。這樣大的戰役，這樣猛烈的炮火，這樣巧妙的障眼法，一定是把老劉同志弄昏了。毛澤東不由得可憐起劉少奇來。他此時想找劉少奇談談。

　　一月十三日深夜，毛讓秘書去接劉少奇前來談話。

　　毛已經搬進大會堂的浙江廳，不住中南海了。有人說那是毛澤東故意離開那裡，讓紅衛兵去折騰中南海，揪斗劉少奇。但是也有人說當時全國情況變化很快，毛又處於政治的歡暢情緒下，不想在豐澤園，而要到大會堂去指揮整個文化大革命。

　　劉少奇來了，清秀的劉少奇已經瘦削不堪。他蒼老了許多，完全失去了先前的精神。

　　他知道，這很可能是最後一次和毛澤東談話了，也許是最後一次在這個院子裡走動。所以，在走進那個四合院前，他注意留心看了一眼那裡的樹木、房屋顏色和地上的花草。他不能停止，也沒能夠記住任何東西。

　　“由於我的世界觀……”劉少奇先檢討自己的路線錯誤。

　　毛澤東安靜地聽着。他好象不很注意劉少奇的檢討，隨便地抽着煙。

　　“我承擔這些責任。”劉少奇誠懇但無可奈何地說：“我要求辭去一切職務。”

　　“這個要求，等中央開會時再討論吧。”毛澤東象一個獵人扒拉着獵物的皮毛欣賞勝利似的，顯得輕鬆而自豪。他看着劉少奇暗淡無光的眼神，劉少奇馬上就躲避了。毛澤東說：“很多人都希望對這個國家盡到責任。可是到底誰的藥方適合病人，就不是個簡單的事情了。這不是我們兩個人之間的事情。群眾掌握了真理，就會選擇，這是很殘酷的。我們一起共事好多年，希望你能夠把事情想清楚。對黨有什麼要求，也提出來商量。”

　　“我有兩個要求。”劉少奇瞥了一眼毛澤東，口氣溫和而軟弱：“我希望能夠回老家，或延安種地，安度晚年。第二呢，希望這樣能夠促成文革早日結束。”

　　這話的意思顯然就是：你搞這個絕戶文革，不就是要整我劉少奇下台嗎！我現在想清楚了。你早就想這樣的，我還以為是意見之爭呢。為了中國的生存，為了黨和黨的幹部少受折磨，我現在就退下去，你的文革也儘快收場。那我就謝謝你了，謝謝啦！

　　毛沉吟了一會兒，說：“有些話，你還是不十分理解。好好讀些書，多思考點問題。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這麼窮，要想跟着別人的路子走，是沒有出路的。一種生活方式沒有理由譏笑另一種方式，所以我們不必怕資本主義。後人會誤解我，說我是為了打倒你，剝奪你的權力等等。可實際上不是這樣的，我們的道不同。你比我實際，但我更喜歡創造。我們黨是保守了，現在似乎可以叫做保守黨了，我看得改造。文革就是第一副藥物。以後也許治不好病，那就只好死掉。也可能會吃另外的藥，病治好了，但是黨和國家變化了，也等於是死。我是對什麼都不抱希望的，但是我又渴望勝利渴望成功。我有點性急。這方面，你比我好些。你不要灰心喪氣。如果我的處方不行，就讓你試試你的辦法。所以，你現在也不要馬上想到延安去到湖南去。先在家裡讀書，過去這一陣風，再說。”

　　劉少奇實在沒有興趣聽毛澤東這些夢中囈語，更沒有爭辯的興趣。即使不是這種政治處境，他也不想和毛爭論。劉少奇對毛已經失去了興趣。在劉少奇尚未拋棄毛澤東的時候，這種打擊很叫人難過。可是現在不同了，他已經厭倦了毛，拋棄了毛，無論毛澤東怎樣說三道四，都無所謂了。他失望的是，他的辭職並沒有換來文革的收場，沒有得到毛澤東的諾言。當然，即使那就是毛的目的，他也不會說出來的。即使收場，也不會這樣說明。

　　臨行前，劉少奇已經沒有任何怨憤了。

　　毛送劉少奇出門。這是對老戰友，對新敵手的禮遇。

　　受到與沒受到現代進步思想教育，是如此不同！在劉少奇離開毛的房子前，他有過一陣激動。無論怎樣，只要還有一點對中國社會的責任心，還有關注民生的熱情，不論使用什麼方法，劉少奇都認為是同行是戰友。他相信毛澤東搞文革，有與他劉少奇的權力之爭，但也有思想的衝突。劉少奇承認，兩個人的治國方針就是不同。毛澤東憑藉理想，要把中國弄成一個奇怪的東西；劉少奇則按照經驗，想把中國變得富強繁榮，和平、發展、繁榮。這都是理念。有理念的人總歸是有社會價值的。所以，劉少奇臨行前對毛的一瞥中含有這樣的意思：老兄，既然你覺得你的處方好，就按照你的做吧。但願你能成功。

　　劉少奇的內心還是那種謙謙君子的風度。他不記恨同事，更不記恨戰友。

　　和劉少奇的想法完全不同。毛看着劉的遠去的背影，感到了極大的滿足。一個國家主席，一個羽翼豐滿的在上層有着盤根錯節勢力的劉少奇，就這樣被我一下字搞掉了。原來打算的就是一年半到兩年，如今一年就實現了。我還是毛澤東。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閒庭信步，今日得寬餘。

　　毛澤東得意洋洋地說：“今天，我要喝點酒！”

　　警衛問道：“主席今天喜歡什麼酒？”

　　“五糧液！”毛澤東叫道。

　　奪權結束，軍隊全面介入革命委員會，武裝力量的地位大大升高了。

　　劉少奇政治生命的完結，預示着林彪地位將當然地上升，取代劉少奇。

　　然而這時的林彪，卻變得緊張不安起來。毛家灣的人都注意到了這個變化。林彪近來急躁、敏感、經常發火。他對毛澤東和江青，對造反派，甚至對家族內部的事情，都表現出極度的敏感，有時甚至很脆弱，沉不住氣。這些，都不是他的性格特點。

　　林彪學着毛澤東，對紅衛兵相當客氣，說過很多好話。可是一九六七年，正當紅衛兵吃香的季節，林彪第一次對紅衛兵發火了。原因是空軍的造反派揪鬥了邱會作。林彪聽說邱會作被紅衛兵抓起來批鬥了三天，大發雷霆。他立即簽發了一個小紙條，命令馬上釋放邱會作。林彪的作戰風格就是不惜犧牲一切。如果紅衛兵不聽話，說不定林彪會採取什麼措施。他要保護自己手下的將領。所有的大將都是這樣。

　　為了執行方便，葉群沒有直接執行林彪的命令。女人有女人的缺點，比如說話羅唆等，但是女人有女人的長處。她們做事往往比男人細緻，容易被人接受。男人講究目的，女人更講究手段。葉群先去找陳伯達，讓他代表中央文革在林彪的指令上也簽了字，然後帶着聯合指示去找紅衛兵交涉。

　　林彪知道了這件事，把叫葉群喊過去，嚴厲地命令道：“你給我說明情況。”

　　“首長的命令，當然是一定會執行的。但是現在呢，不是要講究軍政軍民團結嗎？我當時多了個想法，如果陳能代表中央文革簽個意見，就更順利是不是？我們的東西，如果和中央文革一起發，就更容易執行。”葉群說。

　　林彪說：“沒有必要！”

　　葉群不了解林彪為什麼對中央文革的人那麼反感。是根本看不起那些人呢？還是知道將來會和他們發生什麼矛盾，預先得有所戒備。古代的功臣一般都和朝廷內戚有衝突，不知林彪和江青他們一夥也有這種天然的芥蒂。再說，當時軍隊中的老將對中央文革都是嗤之以鼻的。這會不會影響林彪的想法？

　　葉群弄不清楚。但她不煩惱，因為想不清楚的事她就不再想了。

　　葉群依然和中央文革來往頻繁。林彪一旦知道葉群在江青、陳伯達那邊，會馬上把葉群從釣魚臺十一樓叫回來。他不要葉群和江青、陳伯達接觸。林彪十分反感那些到處投靠，喜歡串門子尋找勢力的人。他不喜歡依賴，也不需要投靠誰。這個個人英雄主義者非常自信。他在政治上非常小心，靠經驗和智慧處理問題。他知道，被任何一個倒霉集團牽連進去都很危險，而且這樣的年頭誰知道哪個集團會在哪個時候倒霉！再說，中央文革也在覬覦軍隊的權力。林彪對軍權可不是不在乎，他不願引狼入室。

　　然而林彪不願將這些想法告訴葉群，他不信任女人。

　　得不到直接指點的葉群沒這種悟性，所以並沒和江青斷絕來往。

　　江青後來要到了軍隊總政治部文化顧問的職務，還是葉群為她做了些工作。

　　一天，葉群在釣魚臺十一樓給秘書打電話，叫秘書向首長反映重要情況。

　　“最近，總理建議召開一次軍級幹部會議，主席同意了。事後才報告首長。”葉群在電話里說：“首長主持軍委工作，又是國防部長，這樣大的事，為什麼不先報告首長再報告主席呢？如果什麼事都這樣搞，那不是架空首長嗎？這事是康生同志發現和提出的。此例不可開啊。”

　　林彪問秘書：“葉群在哪裡打電話？”

　　“釣魚臺康生處。”秘書說：“十一樓。”

　　“不要跟那個康生來往。”林彪命令：“叫她馬上回來。”

　　葉群只好馬上回來。林彪一見到葉群就說：叫你不要和康生來往，可是你不聽。”

　　“還不是要多了解點情況！”葉群不服地說：“剛才的情況，對我們不是很重要嗎？如果老是不接觸，就不會知道。”

　　“對人的評價，要看很多事。我告訴你，那個康生是個老鬼，你就是聽不進去。你自己不會看人，沒有悟性，別人說了也沒用。古人說：與善人交，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之化矣；與壞人交，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康生就是鮑魚。”

　　林彪好象很煩很累，歪在沙發上，不願多說了。

　　林彪說了這麼多話，葉群也很感動，好象聽進去了。

　　林彪和葉群談了大約半小時，話也說得差不多了。談話結束了，林彪要休息。在他走向床前時，突然覺得軍級幹部會議確實是個大事，就約康生一起去看毛澤東。毛澤東接見了他們，並且談了很長時間的話。

　　次日，周恩來來信說：“敬愛的林彪同志：關於那個會議的事情，完全是誤解。是主席偶然地徵求我的意見。我即興式地提了個建議，而且當時特別請主席一定讓您知道後，再做決定。主席說，他會告訴林副主席的。此事完全是誤會，當然也是我辦事不經心。必要的話，本人願登門解釋……”

　　林彪聽完總理的信後自言自語：“總理是什麼意思呢？”

　　葉群說：“就是說，他根本沒有越權的意思。”

　　林彪呵斥道：“如果只是這個，還用得着你說！”

　　葉群自言自語道：“難道我們上了康生那個傢伙的當了？”

　　林彪決定給總理寫一封信。

　　他把秘書叫來，口授道：“總理：看了你的信，我深受感動。也許，在我們黨內，有些玩弄把戲的小人在挑撥離間。我們得注意。總理的謙虛坦率……”

　　信寫好了，但葉群不讓把信發出去。她怕留下文字證據。

　　林彪想了想，同意由葉群給總理打電話，表示感謝。

　　亂世英雄起四方。

　　大大小小的造反組織，形成了空前動盪的局面。在充滿荒草的山原上，到處是熊熊的野火。當大火變成烈焰的時候，連青綠的莊稼和花卉也燃燒了。有的被烤焦，有的其實是自焚。在所有的呻吟中，知識分子的聲音最痛切。可是因為瘦弱，他們在殘酷的青煙中無聲地倒下了。只有官員，試圖反抗。

　　對他們來說，造反猶可忍，奪權受不了。

　　在毛澤東的文革浪潮衝擊下，大大小小的官僚都靠邊站了。

　　形勢發展太快，還沒容許他們摸清情況，烏紗帽就不見了。不僅烏紗帽保不住，連這一生革命的榮譽都快完結了。不僅沒有榮譽，還有被戴上走資派的帽子，那簡直受不了！從來的運動都是整別人，土改整理地主，三反五反整反革命壞分子，公私合營整資本家，現在倒是整開自己了。而且一整到底，什麼都失去了，成為牛鬼蛇神王八蛋，不僅自己難堪，連孩子也受到污辱。過去的一切都沒有了，不能坐汽車了，不能享受看文件的待遇了，不能去高幹俱樂部和特供商店了，不能上大會上講話了，不能接受下級的匯報和上級的任命了，不能擁有整理和管理人的權力了……

　　新貴族為失去權力發瘋了。

　　各地都發生了幹部被奪權後的可笑反應，有的下場悲慘。

　　北京的上層人物，本來對文革就持反對態度。礙着皇帝的面子，他們不敢背上個二心亂臣的壞名字，忍耐再三。一直到上海奪權風暴刮起來，而且全國都被革命委員會控制了，他們才意識到昨天的東西可能永遠地失去了。

　　劉少奇和毛澤東談話的事情迅速在上層流傳，一個司令部的首領宣告投降。這個消息對那些副總理，各部部長、大區書記、元帥和將軍，都是很大的刺激。他們還來不及咀嚼這裡面的深層意義，就得接受這個事實。毛主席為什麼這樣干？總理為什麼不說話？林彪這東西要把軍隊帶到哪裡去？我們這些人還要不要？難道我們幾十年革命奮鬥的成果，就被那些玩筆桿的秀才們一下子拿走了？

　　最先將這種不滿表示出來的，是那些貴族的子女。他們組織了一個組織，叫做聯動。林彪將那個組織堅決地判定為反動組織，謝富治迅速執行了那個指示，將聯動鎮壓下去。很多高級官員的子女被投入監獄。看見自己的幼崽被奪走，被監禁，無論是從貴族的尊嚴，還是從一般生物的護犢之情，都會發出吼叫。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下午，中南海懷仁堂。

　　由國務院各部門負責人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參加的關於生產的碰頭會，開始了。這是歷史上一次重要的會議。一邊是陳毅、李富春、徐向前、聶榮臻、李先念、譚震林、葉劍英，還有谷牧和余秋里；另一邊是康生、陳伯達、江青和其他文革小組成員。陣線很分明。他們在落座的時候一定都先分清了色彩，而且知道自己人是誰。

　　周恩來主持會議。

　　周首先強調，革命對生產力的促進作用將很快顯示出來。現在暫時有點亂。為了保證國計民生的正常狀態，我們還肩負着很重要的生產任務。我們要抓革命促生產……”

　　總理講話以後，康生和陳伯達都講了話。他們肯定文革將使生產得到大發展，可是沒有說出切實的理由，只是從概念化概念，從邏輯的轉移中得到鋼鐵、糧食、科技成就和日用雜貨。

　　葉劍英早已不願聽這些胡說八道了。他沒有站起來，但是很氣憤地說：“你們這些人，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垮了，現在又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下去，你們到底想幹什麼？”

　　康生那邊幾個人，陰陽怪氣地喳喳嘰嘰。

　　張春橋說：“幹什麼？搞文化革命。亂是革命過程中必然出現的暫時現象。”

　　軍委文革組長徐向前憤怒地拍着桌子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是我們黨賴以生存的基礎，把軍隊搞亂，難道叫蒯大富來領導軍隊嗎？”

　　副總理譚震林大聲指責張春橋：“上海奪權，也不通過政治局討論，你們就那樣胡來，誰知道了？說我們不讀書，不看報，不懂得馬列和巴黎公社原則，你們懂？你們要是懂，那就解釋一下為什麼不要黨的領導吧！”

　　一方面義憤填膺，一方面有恃無恐，兩下里鬧得不可開交。

　　周恩來好象樂得他們鬧一鬧。他平靜地傾聽各個發言人的情緒化意見。一個會議開成這個樣子，如果主持者實現毫無思想的或者其他的準備，很難安靜地對待這種非關會議主題的辯論。那些牢騷發得那麼整齊，好象有人預先鼓勵過，至少是預先串聯過了。也許周恩來正期待發生這樣的情況，他可以借詞向毛澤東匯報，既不是自己發難，又可以避免表態。如果是不好聽的話，他會用別人口說出來；如果是好聽的話，他也會贈送別人立功，但會告訴那功勞是他送的。周只做事，解釋事，儘量叫人覺得不生事。出身官僚，深知紹興師爺和上海白相人，又熟悉蘇聯特務機構，對官員和土匪都非常了解的周恩來非常自信，他希望一石兩鳥：既將老幹部問題反映上去，又顯示書生們的無知無能，而自己不擔任何風險。藝高人膽大，周恩來也不怕亂子大。

　　三天以後，會議繼續進行。

　　開會前，譚震林遇見張春橋，劈頭就問：“陳丕顯來了嗎？”

　　張春橋陰陽怪氣地說：“他倒是想來的，可是群眾不答應啊！”

　　譚震林說：“什麼群眾不同意？即使群眾一時不了解，你可以做工作嗎！”

　　張春橋說：“你以為什麼事都那麼容易，一切都靠做工作？連根本不行的事，做做工作就行了？我告訴你，走資派壓制群眾，打擊人民的革命積極性，早已激起人民群眾的憤怒。平時那些所謂的做工作，還不是依仗權力，對反對一件威脅利誘！做工作，哼，太蒼白了！有些幹部為非作歹，享樂腐化，大家有氣。”

　　譚震林追問：“犯錯誤有什麼要緊，改了就好。人沒有不犯錯誤的。”

　　張春橋冷笑着說：“你說得倒是輕鬆！群眾就那麼愚蠢？今天你錯了，指出來，承認了，官照當錢照拿，可就是不改。難道因為人人都會犯錯誤，就得老讓那些犯錯誤的幹下去？改不改誰能管着他們？群眾就這樣老是被你們愚弄？機會就老是你們的？誰規定走資派只要改正錯誤就行，群眾永遠只有提意見的份兒？人家現在要自己干。他們不放心。”

　　譚震林結巴着說：“黨組織會監督的，我們是民主集中制。出了問題要靠黨組織。”

　　張春橋不耐煩地說：“黨組織早都不管事了。科長以上的一律都靠邊站了。”

　　所有關心陳丕顯的老將老同志都被張的話氣得發昏。這還了得，簡直是反了！

　　會議一開始，譚震林接着他的話題說：“老是群眾群眾，這是形而上學。還有個黨的領導呢！我們四十年的老革命，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個下場公道嗎？見了我們的子弟就抓，是第一把手就斗，這不是反動是什麼？這是黨內鬥爭最殘酷的一次。”

　　譚震林越說越氣，最後氣得連話都說不出話來了。他的雙手哆嗦着，指着對面那些文革勢力，那正在向上鑽的一夥，渾身光打顫，就是說不出一個詞兒。張春橋冷笑着對康生說：“他們失去了天堂，就歇斯底里，要吃人。”譚震林問張說什麼，張大聲說：“我說你要反撲！”譚震林氣得一時說不出話來，索性夾起皮包，不開會了。他怒氣沖沖地朝外走，邊走邊憤憤地說：“照這樣下去，我不幹了。說我跟不上，跟不上就不跟！讓你們這些人干吧，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

　　周恩來招呼譚震林：“不要走。不要走。”

　　陳毅提醒道：“咱要留在裡邊，好跟他們斗。”

　　譚震林一點就明，馬上停下來。他說：“我，講就不怕，怕就不講。哪也不去啦！”

　　陳毅針對康生說：“延安整風，整錯了很多人，有些人現在還有意見。別人不記得，你應當還記得吧。歷史已經證明了誰對誰錯，是不是？誰反對毛主席，將來還會證明。”

　　康生冷笑着說：“革命的內容是不會重複的，形式也隨內容的變化而變化。”

　　葉劍英講：“我們黨有着光榮的傳統。批評和自我批評，一要教育二要團結，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哪能一有錯誤就打倒？這樣人身都沒有保障，還怎麼工作！”

　　康生不在乎地說：“教育批評，是要看性質的。性質變了，反對毛主席，成立黑司令部，難道還要留下來，姑息養奸？這些人有了保障，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就沒了保障。二者必居其一。”

　　余秋里大聲說：“這樣下去，我不幹了！“

　　謝富治說：“也不能……”

　　沒等說完，李先念就打斷謝富治的話，說：“你不要和稀泥！”

　　譚震林頗為激動地說：“我從來沒有哭過，可近來我哭了三次。有秘書，有家屬，連哭的地方都沒有啊。這麼多老幹部被打倒，這象話嗎？說我們是貴族，走資派，我們貴在什麼地方？我們走的難道不是社會主義道路？幾十年了，都是跟着毛主席走的。我們的幹部經常吃蔬菜，經常下鄉，和工人農民談心，我什麼時候脫離群眾了？”

　　謝富治說：“要從大局着想，不要從個人利益出發。”

　　“他哭是為了全黨！”李先念吼叫道：“老幹部都打倒了，你看不見嗎？還有什麼大串聯。看了《紅旗》十三期社論，我大哭一場。打倒一切，全面內戰，我們共產黨不就完蛋了嗎！我們的江山是犧牲了幾千萬烈士換來的啊！”

　　周恩來問康生：“那篇社論你看過了嗎？”

　　康生搖頭，說沒看過。

　　聶榮臻說：“不能為了打倒老子就鬥爭孩子。孩子有什麼罪？鬥爭聯動，有人落井下石，不安好心。”

　　紅朝的老將和新相們，各執一端。尚未得到足夠好處的和既得利益者鬧得不可開交。

　　當天晚上，康生就開始整理碰頭會記錄，然後到毛主席那裡匯報。

　　“我想知道，”毛澤東問康生：“那些反對文革的人，是不是有組織的？”

　　他最敏感的就是以集團形式否定他。而康生正是利用了毛的這一點。他說：“一個元帥府，一個副總理府，其實是一個俱樂部。陳毅是這兩部分人的聯絡員，余秋里、谷牧是這個集團小夥計，李富春是‘俱樂部主任’。文革一起來，他們就不高興。現在司令部完了，如喪考妣。”

　　毛澤東憤怒地說：“張天師三年不到，磚頭瓦塊都成精！我們黨不怕犯錯誤，但不准搞集團，尤其是高級幹部，絕對不準搞陰謀集團。”

　　康生有了尚方寶劍，高興得哼起京劇小曲來。從二月二十七日到三月十八日，他一直在整理所謂“二月逆流”的材料。他說：“毛主席發怒了，是那種無產階級的義憤，是革命領袖的震怒。你們現在就想為劉少奇、鄧小平翻案，反對毛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

　　於是中央文革以“破壞農業學大寨”為名，先將譚震林打倒。

　　反對“二月逆流”的運動在北京首先發動起來，老將老帥，老幹部，都灰溜溜的。

　　社會上各個層次大體都有這種現象。其實就是老幹部發牢騷，哪裡有什麼組織？上邊這樣一反，各地的造反派跟着吆喝，就形成了全國性的“反二月逆流”運動。

　　反對“二月逆流”的運動雖然打擊了老幹部，但是人民並沒有獲得任何好處。只有那些新貴族得到了比較鞏固的地位。他們贈送給人民的，是比原先的執政者更殘酷的法律。康生奉毛澤東之命，為中國人民制定了這個臨時法律。六七年一月全國紛紛奪權時，康生就說：“國防部不能奪，公安部也不能奪。要制定一個法律，就象《大明律》那樣，也就是刑法，至少要有個臨時的刑法。”不久，他就把臨時刑法制定出來了。這就是後來的《公安六條》－－－一個臭名昭著的比世界上任何政教合一的制度還要黑暗一百倍的毫無人權可言的極端專制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