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说几句题外话：

　　我在日报社上班，说起来还是一位所谓的领导。报社工作人员尤其是党报的编辑记者，在有些人的眼里好象颇受敬畏，置身其中方知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个人甚至认为，张扬正义，疾恶如仇，个人意志强烈的人，似乎不适应做这份工作。
　　我刚来报社时，分管通联部的工作，经常收到一些读者来信，其中反映不少令人义愤填膺的事情，于是强烈建议赶快派人去采访落实，然后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或向社会呼吁。但别的领导好象并不着急，甚至有人私下对我说：老潘，你是才来，慢慢你就习惯了，这些事情啊，其实有关领导都知道，我们管不了的。
　　被他不幸而言中！现在的我似乎很少热血沸腾，也见怪不怪了，甚至还觉得自己那时是何等可笑。为什么同情心和正义感离我渐行渐远？是我的灵魂被阉割了吗？或我的灵魂只是麻木但依然存在？我无法回答自己，空有难言苦衷。
　　有人不无嘲讽地说：报社呵，尤其是党报，除了日期和地址是真的，其他的全靠不住（意为都可能是假的）。但要我说，此言还差矣，因为有时候连日期都是假的！顺举一例：去年上半年，我们这个城市到深圳开招商洽谈会，所谓的宣介资料之一，就是提前二十天印好的开幕那天的本地日报。标注是“特刊”，通篇除了主要领导致词，就是本市经济形势投资环境，以及风土民情等各方面情况介绍，唯独没有当日社会新闻。
　　倒是有一形容党报的顺口溜，虽“反动”却颇形象：“我是党的一条狗，蹲在政府大门口，党说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咬几口”，真是道尽了目前以党报为代表的中国主流新闻媒体的无奈。至于谈到“记”妓同行，更是何其哀也。
　　
　　我们报社一位记者随领导下乡看望贫困户归来，在采访手记里这样写道：

　　“被走访的贫困户/照例一贫如洗/街门破旧/房门矮小/我们只得弯下腰鱼贯而入/
　　不是疑难重症/就是鳏寡孤独/生活好象“公房”/在他们走来的时候/关上所有的门窗/
　　他们的目光越来越暗/腰越来越弯/使霓虹灯下的城市不能不尴尬/不能不如梦初醒/繁华矗立的背后/原来如此艰辛/
　　炕前没有桌椅/走访的领导坐在炕沿/院子里没有家禽/却总有鸡粪之类粘在鞋底/多日挥之不去/
　　他们照例木讷/嗫嚅着不说什么/到了我的新闻稿里/是我的笔让他们说/感谢党感谢政府/”

下面言归正传：

　　去年八一节前夕，我代表单位和市直有关部门的领导到下面乡镇去慰问几位老伤残荣誉军人。在一位叫王家浩的老人（三等乙级伤残军人）家中，墙上挂着的镜框里，有不少他多年前的旧照片。我和随行的记者出于职业关系，颇有兴致地靠前想仔细看看。无意之中，我非常吃惊地看到，其中一幅几个军人在沈阳的合影，其中竟然有我父亲！（我父亲也保留有一张和这一模一样的照片。）我之所以印象深刻，是我父亲曾多次指着像片向我们讲过这些人的故事。

　　我激动万分，立即取下镜框，指着像片上的我父亲对王家浩老人说：“大伯，这个人您还记得吗？”老人认真看了看，又想了想，有点茫然地对我说：“姓什么记不清了，是个南方蛮子，我们部队入朝前补充来的，后来好象是调铁八师去了。”又问我：“这位领导，怎么？他？这个人，你认识？”我说：“王大伯，他是我父亲！”“真的？你姓啥？”“我姓潘，我父亲叫潘XX啊！”“哦，是的是的，想起来了，他是姓潘？你父亲现在在哪？”“退休了，在湖南”。大家见状都围过来，纷纷对我说：潘总编，真巧啊，遇到父亲的老战友了，那你在这多待会儿吧，我们先到那几家看看，车回头再来接你好不好？

　　王家浩和他老伴也激动不已，非常热情，忙着张罗要我留下来好好聊聊。我拿出手机很快接通了父亲的电话，告诉他我今天的奇遇。父亲说要和王老通话，我把电话给王老递了过去。我看见他们两个在电话里说得好象小孩子一样，又是哭又是笑的，心中也是百感交集。他们说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我的手机没电。中午，我和记者就在王大伯家吃饭，饭菜简单但吃得很香。

　　在我和记者随后进行的采访中，王家浩老人精神爽朗，非常配合，他老伴说他从没说过那么多的话，我们挖掘出他许多鲜为人知的惊险故事。打开陈旧却保存完好的功劳簿，里面记载着他曾经的战绩：那一枚枚军功章虽已暗然褪色，但仍闪耀着昔日的辉煌，闪耀着这位山东汉子当年英勇征战，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
　　他今年82岁，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经历了解放战争，在潍县战役中两次立功；1950年5月入朝作战，参加了二次、五次战役，一直打到三八线。52年在朝鲜因头部负伤昏迷好几天，后送往朝鲜军医院二队治疗养伤，至1953年回国，55年复员回乡务农至今。他曾荣立大功一次，特等功一次，二等功三次，三等功9次。
　　王家浩老人对我们讲起往事，话语中透出他对当年戎马生涯的深深眷恋。80多岁高龄的他虽然白发苍苍，耳朵不大好使，言语也有些困难，但当拿出他的军功章时，他的眼里顿时闪出光亮。说起他的征战岁月，神情里全是对战友的怀念与思念之情。
　　复员后，他被定为三等乙级伤残军人，现在享受一年2000元的优抚待遇。每逢重大节日，上面领导都会来看望他。虽然硝烟战火已经远去半个多世纪了，但累累的伤痕仍然留在他的身上，他的胳膊上，胸前背后全是伤。脱下袜子，露出的是在朝鲜战场上冻坏的脚，十个趾头全部被冻掉了。尽管战时之伤时时作痛，有几处已成重疾，以致生活不便，而且他老两口身体都有病，家里开销很大，日子过得很艰难。但是老人很想得开，他说，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自己活到了80多岁，虽然生活清淡，但应该知足。他还说，我是没当官，可文革中也没挨斗啊。

　　我指着那照片中一位浓眉大眼宽脸庞的汉子问王家浩老人：“这位姓丛的伯伯您可还记得？我父亲不知多少遍讲过他的故事，说他是真正的英雄，也是咱山东人不是？”“‘丛大标’啊，黄县的，可惜！早死了！是个实在人，不会说个话。不说他，不说他，伤心！”

　　关于这个“丛大标”，我父亲曾对我讲过：若论功，他可以与任何一个“志愿军战斗英雄”齐名；上甘岭战役中，他作为机枪排长，在几乎全连覆没的情况下，抱着一挺机关枪，守着一个“一夫把关，万夫莫开”的山口，一个人顶了两天两夜，击退敌人几十次进攻，毙敌无数，直至增援部队到达，为取得那次战斗的胜利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来是推举他作为一级战斗英雄回国到怀仁堂接受毛主席接见的，但他在接受志司总部的记者采访时，话说得太“孬”，上级认为他觉悟低不能当此重任，于是临时换了一个也是他们连的另一个幸存者（个头很矮小，因战壕深伤不着，未放一枪，未投一弹，只是运送弹药的）作为代表回国受接见，那人后来官至铁道部副部长。

　　“丛大标”说错了什么话至使命运突变呢？据说是当记者（主要是当着军师首长们的面）问他：“作为一名‘孤胆英雄’，你英勇的力量从哪来的？是什么精神使你一个人坚守了两天两夜？（大意）”
　　他当时竟然这样回答：“什么精神不精神！谁????顾得了那些？老子打红眼了！48年在四平，那时我还是国军，不也是一挺机枪顶了两天多？如果不是城南失守，我还当不了俘虏呢！”（他是从原国民党军队解放过来的老兵，战斗经验丰富，又不怕死，所以作战非常勇敢灵活）。结果“丛大标”后来只立了个二等功，获得一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金星勋章”，回国后也转业回乡了，据说是病死于“三年困难时期”。

　　临走的时候，我给王家浩老人拍了几张照片，准备捎给我的父亲。我们称他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老英雄，老人谦虚地笑着说我不是我不是。他站在院子里，用一根拐杖和自己的骨头支撑着身体，挥手欢送着我们，门口的一株梧桐树正花香四溢，显露着顽强的生机。

　　胶东半岛，昆嵛山下，是英雄辈出的地方。斜阳草树，寻常巷陌，四间旧屋，乃是英雄暮年居处！

　　我们的车行在返城的路上。车窗外，残阳似血，青山依旧。我心如潮涌：回想壮士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如今虽繁花似锦，他们却晚景苍凉。

　　有一句话我如鲠在喉：国旗上有他们的鲜血，共和国愧对他们！

　　　　　　　　　　　　　　　　　　　　　（二）

　　既然文章的题目是《父亲和他的老战友》，按理说应该先写父亲，然后再写他的那些老战友，可我难也就难在这里。那就是，到底写不写父亲呢？说实话，我本来是只想写父亲的那些老战友而不准备写父亲的。原因有三：一、父亲在这些“从朝鲜回来的人”当中，晚年境况属比较好的，与本文想要表述的主旨不符；二、同这些战友相比，父亲算是一个“另类”，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一个不太受战友欢迎的人；三、父亲如果知道这篇文章，肯定坚决反对写他，我不想违背老人家的意愿。可犹豫再三，我还是不能不写父亲。父亲也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军人，没有他的见证，我不可能知道这些志愿军老战士们悲壮感人而又饱含血泪的命运。更何况父亲----他不仅仅是他自己----我认为。

　　我父亲，湖南湘西人，今年整73岁，出身贫苦。他1949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51年4月随部队赴朝作战，53年底回国，1978年转业到南方某铁路公安处工作，1985年因病退出工作岗位。父亲本来没有文化，参军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他刻苦好学，在部队开展的“扫盲运动”中还立过一次三等功，所以能简单地写点东西。他因为出身好根子正，对上级绝对服从，故一直很受组织上信任（这也正是他此生悲剧的根源）。父亲平时寡言少语，极讲“原则”，从我记事起，几乎很少见他说什么话，但脾气很坏，我小时候没少挨过他的揍。后来才知道，这与他的“工作性质”（职业）有很大的关系，他实际上是干了一辈子中共的“契卡”（肃反工作者），人称之“老专案”。按现在通行的说法，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整自己人”。

　　父亲在朝鲜战场上没负过伤（他的岗位是在离前线较远的师部），但身体一直不好，有很严重的胃病和心脏病。父亲从给南下进军湖南的解放军带路（他那时正在湘北岳阳一家造纸作坊做学徒）参加革命开始，以管理教育志愿军归国战俘为起点，参加了中共建国后历次残酷的政治运动。“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打‘老虎’”、“反右”、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三支两军”、“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他一次不拉，“处处在场”。父亲经手的所谓专案中的人和事，有许多自己根本无法记清楚了。尽管文革结束后，平反冤假错案审查时，证明父亲本人没有什么问题。但他“以革命的名义”，为了“纯洁党的组织”，不知得罪了多少人，包括许多老战友、老同事。

　　正因为如此，父亲在退休前后的一段日子里，常常沉默在孤独之中，心情和身体状况都非常差，他对过去的事从不与人言，包括我们这些家庭成员。他也很少和老战友联系，只是如果有被处理的人来找他要求证明当年情况时，他都是一五一十实事求是地提供证明材料，从没有让他们跑过第二次的。近两年来，我和父亲有时在一起时，父亲才渐渐开始对我讲一些他过去不愿讲的事情，按他的话说是：“来日无多了，应该让你们知道，其实共产党也干了不少错事，别的不说，至少现在看来那些人都是整错了的，几乎全部平反了，死了的就更别提了！搞得我们有生之年良心不安”。我呵呵笑着说：“这些党中央早就承认了的，您现在才认识到啊？再说，您只不过是一个执行者，那些做决定的人比您应该更加不安！”那一刻，我看到父亲的人性与良知，正从他以前所谓“神圣的革命事业”中，慢慢往他原本正直纯朴的身上回归。

　　父亲的内心深处淤积着中共基层许多历史的血腥和污垢，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父亲对毛主席的感情依然很深，他对现在的东西几乎没有看得惯的，对贪污腐败现象尤其痛恨，只是口里不说，却经常唉声叹气，有时也骂上一两句。父亲说起话来，语轻话重。记得我刚转业那年，他看我派车到火车站拉搬家的行李物品时，就在一旁自言自语地说：“唉！我们转业那时就两个木箱，几件东西，一辆板车（架子车）就足够了。看你们现在，两大卡车还拉不完，不就一个营级干部嘛，官当大点的还不得用一个火车皮啊！”我当时本想顶他一句：“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能和你们那年代比吗？”但我终于没敢说。

　　父亲有一件深以为憾的事情，那就是他不能算离休而只是按退休办理的离职手续，要说起来也只能怪他自己太“原则”太死板。父亲是1949年中秋节（农历八月十五）那天正式参加革命队伍，可能个人挡案上也是这样记载的，但1949年农历有个润七月，如此一推算到公历就是十月四号了，因四天之差不能算是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故只能按退休办理，当时他也没说什么。众所周知，离休与退休，这其中的待遇差老大了。但他后来得知有几个比他还晚好些天参加革命工作的人，说是记载有误，通过找证明人改原始材料办了离休手续（而他是不愿也不敢去找人这么做的），整整闷了一两个月不说话。

　　父亲的晚年生活，同他许多活得凄凉悲惨的老战友比起来（死了的就更不用说了），不说幸福也还是算不错的。我知道在父亲的内心深处，困惑、愧疚和忏痛不时蹂躏着他苍老的心灵，尽管有些问题他也许永远都想不明白，他也很难接受党和国家某些“伤天害理”的历史事实。但我所敬重的父亲是一个本质很好的人，即使有什么错误，也是属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那段历史，他个人无法选择。他只是将党的镇压规范和上级指示奉为金科玉律，积极地充当了党的工具。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眼光来苛求他，鄙视他就是鄙视我们自己。因为我目前所做的一切又何偿不是如此？

　　感谢父亲。他给我讲了很多有关他那些志愿军老战友，尤其是战俘们回国后受到种种不公正待遇甚至惨遭迫害，闻之连石头人也会流泪的故事，有些做法简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更无法理解和接受。也许，个人或群体的命运中难免有一些隐秘，有时连他们本人都未必察觉，而我却想去寻找。可我能做什么？我有什么资格？自己那一滴鲜血的炽热以及那一滴眼泪的痛苦，又有谁能够理解？何况我深知，有些敏感不能触动，有些稳秘不能探究，有些沉睡不能惊醒。叙述时我更不能使用攻击性、控诉式的语言。

　　还是接着从父亲说起吧----

　　我曾问过父亲：您只说您抗美援朝时岗位在师部，那您的具体工作是做什么呢？他沉默了一阵，才说：“特别尖刀排”。我问道：“尖刀排”不是应该冲在最前面的吗？怎么会待在师部？父亲说：你不懂！我们那个“尖刀排”是督阵的，不到万不得已不上前线！我顿时明白了，父亲所属的“特别尖刀排”，其实是督战队，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违抗军令和临阵脱逃者执行战场纪律的。

　　为什么选中了父亲做这项工作呢？父亲说可能是上级看他参军后表现突出，尤其是在清匪反霸斗争中立场坚定多次立功的缘故吧，而且这是一种特别的信任，因为抽到“特别尖刀排”的人都是排以上的干部，父亲是其中资历最浅的一个。我问父亲：那你处决过人吗？他不耐烦地说：废话！干的就是这个，怎能不枪毙人呢！我于是不便再问下去。

　　父亲还告诉我说，他所在的47军是参加了湘西剿匪之后才开赴朝鲜作战的，入朝前从湘西征走了一万多名罪行较轻的原湘西土匪入伍，这些人枪法很准又骁勇善战，而当时志愿军正兵源紧缺，从湘、贵、川大量征募新兵。但这些湘西籍的新士兵大都只会说当地的“土话”，与四野南下的北方干部无法沟通，管理上有些困难，而我父亲那时已经参军一年多了，出身好，有觉悟，又在外面学过徒，会说几句“官话”，故被上级安排他当了首长的“方言翻译”，到朝鲜后就分到了“特别尖刀排”。　　

　　可能有人不知道，在我的老家湘西，解放前不少青年农民都当过土匪，一来是被胁迫，二来也为了自保。他们农忙时耕田种地，农闲就上山为匪，呼啸山林，打家劫舍。大陆解放前夕，不甘失败的国民党军队为了“退守大西南”作垂死挣扎，收编了很大一部分湘西的土匪残余，利用和组织他们来对抗共产党，因为湘西土匪对新生的中共政权构成了严重威胁，所以解放军才把清剿湘西的土匪作为当务之急。

　　在父亲的回忆和叙述中，偶尔也说到，可能有些本不该处死的人，当时也被枪毙掉了，若究其原因，除了那时的非常形势和严酷环境外，人为因素错杀的也不是没有。他举了几个例子：

　　一次是父亲入朝前在老家湘西剿匪的时候，他们从乡下押解几名被群众检举的土匪到区里去审问，有一青年土匪的母亲追上来拉着儿子不让带走，被区干队的同志在推攘中打了她两下，那青年土匪是个孝子，于是对着解放军破口大骂起来，带队的排长火了，说：“妈的！他再骂就毙了他！”因为那人老是骂声不绝，父亲他们就真的一枪将他当场给击毙了。后来到区里汇报时，上级领导批评说：以后这种情况不能随便毙人。下次注意！这次就算了。

　　有一个姓曾的（名字父亲已经记不清了）老乡，本来就是从湘西土匪里面应征入伍的，快三十岁了，是个有时好卖弄两下的“油嘴”，入朝后第一仗刚进入阵地，他就在夜间开了小差，而且是跑往敌人的方向，被我军侦察兵抓获回来后定性为带枪叛变投敌。加之有人检举他入朝前，一个湘西新兵问他参加“青年团”（共青团当时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好不好时，他不懂装懂地说：“千万别加入‘青年团’，那是把年轻力壮的编成一个团，肯定是去打头阵送死的，还是我们老乡在一起好互相有个照应”。执法处于是断定他匪性不改仇恨革命居心险恶，故判处他死刑。临刑前他大呼冤枉，说自己只是想开小差跑错了方向而不是要去投敌，当然最后还是被执行了“战场纪律”。尽管我父亲他们分析说，他开小差是真，投敌不一定，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敌人到底在哪个方向（开小差罪不至死；至于敌人所在方向确实连他们排长都不知道）。

　　还有就是在后来“镇反”的时候，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军医（他的医术比较好），几次点名道姓地说要杀师里的一位部门首长，并确实暗藏凶器有所预谋，于是逮捕了他；审讯时他又态度顽抗，拒不认罪，不交待“同伙”；于是按照上级首长指示，对这种“扬言要杀害我军革命干部”的漏网历史反革命分子，虽然未遂但罪行性质恶劣严重，必须“老账新账一起算！”结果他被从重判处死刑处决了。其实不少人都知道，是那位部门首长利用职权，“搞”了那个军医颇有姿色的妻子，而那位首长在对军医的“定罪处理”时又多少有点公报私仇。

　　我问父亲，对这种事情既然你们当时都知道，怎么就没人提出异议？他说那时候谁敢？这是立场问题！我只能理解父亲：他们的人性和良知在向“革命意志”靠拢的过程中被排斥掉了，即使有也只能退守到自己的内心深处。

　　父亲告诉我说，他那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友们，除了极少数留在部队里继续干的以外，大多数的结局都不堪回首：当了烈士的，其家中亲人的生活政府基本上没怎么管；轻伤残、活下来的，后来大多回到了农村，日子都过得穷困潦倒，有些人晚景孤苦凄凉；最惨的还是那些当过俘虏后归国的，二三十年做不起人，象犯罪分子一样；还有一些是死是活究竟死在哪里都搞不清了。

　　我问，怎么会有这种情况？牺牲了的人数字还是清楚的吧？烈士不都有名单记载吗？父亲说，你知道啥！那些数字不是很准确的。远的不讲，湖南省志上记载说湘籍志愿军烈士为10600多人，其实死的哪只那些！那些主要是1950年后新征入朝牺牲时登记在册的人，有些解放前被国民党抓壮丁出去的，后来在三大战役中被解放过来，又加入志愿军战死在朝鲜的不少；而且那时候的有关数据统计方法简单得很，有时一个连的名单就装在指导员背着的那个皮包里面，他要是在战场上被一颗炮弹炸飞了，很多东西就都没了原始依据，靠其他人东拼西凑勉强上报数据，这数能准吗？

　　父亲说的这个我相信。因为前不久老家的报纸上还登了一则新闻，说是一个都以为牺牲了几十年的“志愿军烈士”，去年从台湾回到大陆来探亲，搞得当地政府部门在接待时颇为尴尬；另外被魏巍写入著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烈士”李玉安，不也是在朝鲜松骨峰战斗中误载为当场“光荣”了。其实他没有死，后来不居功默默无闻地又活了好些年，直到前两年才去世。

　　至于那些志愿军归国战俘，父亲说开始是作内部矛盾办理的，都快作结论了，后来上面出了“高饶事件”，形势就急剧发生了变化，上级要求对战俘们定性时普遍“升级”从严，个别必要的可以按照敌我矛盾处理……我真不知道是否应该继续写下去，因为这些故事是由一滴滴的血和一串串的泪淤积起来的，本来已经结成了厚厚的痂，去揭开它将会血流如注----
　　　　　

　　　　　　　　　　　　　　 （三）

　　为年轻的共和国英勇捐躯的那些志愿军先烈们，在牺牲的一刹那留下了不朽的勇敢与坚强，他们的献身精神为世人敬仰，他们的英雄事迹被后人吟诵。所以时至今日，在我们的内心里供奉着的，都是那些勇于拼杀、敢于赴死的英雄。而很少有人知道，那些同样在朝鲜战场上浴血苦战却不幸被俘的中国军人，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九死一生回到祖国之后，等待着他们的，竟是种种不公正的对待和长期悲惨屈辱的命运。

　　其实，战俘现象如同流血、伤亡和战败、胜利一样，是作为战争必然产物的一种客观存在。只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和“现实政治”中，往往对一些事情采取自欺欺人的认识态度和处理方式，在对待自己战俘的问题上也是如此。美、英、法等国的军队历来规定：部队战败时允许士兵投降，俘虏不仅不被歧视，反会因大难不死而受人尊重，他们的军饷照常按月发放到家人手中，甚至连军衔的晋升也不受影响，照旧按时升迁。而我们则截然相反：“战俘耻辱论”的观念根深蒂固，“被俘就是失节”；宁死不当俘虏才是英雄，否则就是贪生怕死。

　　于是从朝鲜战争中回国的志愿军战俘们，离开“归管处”（归来人员管理处）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有的还被开除了党籍军籍，并在档案中建议将他们作为“坏分子”（内控）监管起来，以致他们长期受到整个社会(包括他们亲人)的歧视。即使在战俘营里不屈不挠，冒着生命危险，坚决与敌人进行斗争的人，有关方面也不但没给予任何表彰，反而对他们威逼怀疑，进行严厉的审查，最后处理他们复员转业、发配异域、降职使用。沉重的负罪感和耻辱感压得他们一直抬不起头来。

　　也许他们的悲剧，就在于他们没有壮烈地死去，他们生命的存留最终成为莫大的罪过。他们成了被自己的军队抛弃的人，成了自己的国家不需要的人！没有谁去管他们“从战场流血回来又流泪”。我们的政治历来要求的，都只是上面所需要的最后的结果和“最后的光荣”，至于军人们的个人价值、生命尊严和具体情况，往往是不去考虑的。今天完全可以说，当时如此对待“为党国卖命”的自己人，不能只简单归咎是一种所谓的“过错”，那是一种天理难容的，人为的“罪恶”！但愿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永远别再重演。

　　有一次我问父亲：您不是也参加过管理教育那些回国的志愿军战俘吗？父亲默然了很久才说，我到“归管处”的时间很短，都快要处理完毕的时候才去的，主要任务是去接那些处理后要我们安置的人。前面说过，父亲是一个不轻易显露感情的人，我长这么大几乎未见他掉过眼泪，但在说起那些志愿军战俘（也是他的战友）的悲惨遭遇时，父亲的眼里居然闪动着点点泪光。那一刻我的心不禁为之一阵颤抖，如同眼看着自己的亲人不幸坠入无底的深谷。
　　
　　父亲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对我讲了不少他所知道的有关志愿军战俘悲惨结局的故事，其中印象深刻的我记得有这么几个：

　　父亲参军前为之带过路的那位南下部队的解放军连长，姓孙，东北人（他实际上是我父亲参加革命队伍的引路人），结果52年在朝鲜的一次战役中不幸被敌人俘虏了，归国后他被“双开除”处理回乡，以后就失去了联系。父亲到1970年“三支两军”时，在“三线”铁路工地上才又见到他。那时的“孙连长”已是头发胡子花白，脸上黑瘦苍老，身形佝偻瑟缩，与以前那个魁伟挺拔的东北汉子判若两人。父亲认不出他了，他却还认识父亲。昔日的老连长如今成了一个修铁路的老民工，当他怯怯地和父亲打招呼时，父亲却不能多和他说什么，只是暗暗叫人将“孙连长”照顾一下，后来安排他去炊事班做饭，为此他竟然感激不已。直至后来，当1984年终于给“孙连长”落实政策后，父亲去东北看望他，可那时他因严重的矽肺病已不能下床，病入膏肓的老连长拼尽气力拿出那份迟来的“平反通知”给父亲看，激动得眼里老泪纵横……父亲说“孙连长”病死于1985年的清明节----他捱过了那年的谷雨，却没能捱过清明。

　　父亲认识的志愿军战俘里面，有一位河南籍的副营长，是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在战场上多次立过功，当时就对“归管处”要开除他的党籍进行申辩说：“我按照上级的命令指挥作战，为了吸引敌人火力掩护师首长突围，往大部队相反的方向率部突了一夜，天明了一看，突到敌人坦克群里，死伤数百，剩余不多，在敌人枪口威逼下被俘了，那时反抗也不起什么作用，我有什么办法？现在要开除我的党籍，我不服！”领导当时开导他说：“你是老同志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更要正确对待组织上对你的各种考验，首先服从吧！党籍问题今后还可以争取的嘛”。结果一惯服从上级的他相信了领导的话，服从安排去了铁路施工队，他象战士一样和民工们一起苦脏累活抢着干，哪里危险就往哪里冲，拼命地忘我工作，唯一目的就是想争取重新入党。他哪里知道，象他这种情况在那样的年代里，恢复党籍对他而言那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梦。严酷的事实是：直到他十年后在一次土石爆破排除哑炮的事故中丧生，他的党籍问题仍未得以解决。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有“历史问题”的人，以至连追悼会都没给他开一个。

　　还有一个据说是120师的团文化干事，广西人，入伍前念过两年私塾，随团部机关行动时十几个人一起被俘。但他本人立场非常坚定，在战俘营里同敌人进行过勇敢的斗争，遣返时他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高喊：“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我坚决要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他怎么也没想到，回国后组织上明明清楚这些情况，但给他作的结论是：“在战场产生右倾保命而被俘，予以开除党籍，承认被俘前军籍，作复员回乡处理。”他对这个结论当然不服并申诉，但遭上级批评驳回。他问领导：我在战俘营里对敌斗争差点被活活打死，难道这也是右倾？领导这样回答他：现在是交代问题的时候，不是叫你表功的时候，……领导还对他说：你是共产党员吗？既然你是共产党员，就应该当场战死，为何回来了？你当时又没负伤，怎么被俘的？你自己不想想？他悲愤得无话可说，于是在要离开“归管处”的那天夜晚,趁人不备时用一根背包带自尽了。他在遗书里这样写道：“我的错误就是不该活着回到祖国！原来我想为了党和人民，为了父母亲人，怎么也要活着回来，万万没有想到，我活着回来成了罪人！而不是共产党的人了，党不要我了，我只有一死才可以表明对党的忠心！”这位视党如命的广西汉子，没有死在战场上和敌人的战俘营里，却死在了我们自己的“归管处”！更令他想不到的是，在他死之后结论又加上了一条：畏罪自杀，叛徒行为，定性为敌我矛盾。

　　父亲曾痛心疾首地对我说，现在看来，那些战俘们，遣返时要求回到祖国大陆的，比较起来反而下场最惨，还不如那些到台湾去了的，这让我们国家怎么说得起话？父亲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听了简直不敢相信！是啊，人们往往就是以最直观的事实形象，来认识那些长篇大论也难以讲清的道理的，父亲也不例外。父亲的话对我来说，仿佛暗示着一种阴影，甚至预兆着一种凝固，我不禁陷入了沉思----

　　我们耳熟能详的“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其中要求人道地对待被俘的敌军官兵，我军对自己抓获的敌方俘虏尚可以宽宏大量，而对成为敌方战俘的自己人，回来后却如此苛刻而残忍，这叫什么主义？哪有人道可言？充其量是一种自私的“人道”！对敌方战俘优待有加而对自己的战俘却百般鄙薄，这种所谓的“革命人道主义”，不过是一种虚伪的人道主义！的确，当人性被政治扭曲的时候，人权就沦为政治的乞丐，人道则沦为政治的妓女。而在这种“政治”指导下的人们，其所作所为极可能酿成深重的罪恶。是罪恶委身于这种“政治”，还是“政治”利用了这种罪恶？我不敢深思细想。如果我们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地面对这些“淋漓的‘政治血污’”，人类如何不感到悲哀？

　　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正在渐渐地老去，而且有许多已经离开了人世，他们的故事也慢慢地被人们遗忘。他们用青春和热血，在50多年前朝鲜的冰天雪地里点燃的那堆堆篝火，曾经映红过共和国初生的那段岁月，并照耀着共和国所有的沧桑和梦想。他们人虽已是风烛残年，但那堆火却不会灰飞烟灭！那堆火将在中华民族历史的记忆里永远慑人心魄地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