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中國興起、美中關係越來越密切的同時，日本的“存在”感也正在迅速減弱。中國在前蘇聯解體和海灣戰爭後，強化了以美國為改革模式、認為日本模式“不合適”的傾向。 日美中三角關係發生變化

2月訪華的布什總統和江澤民國家主席就（兩國）發展“建設性關係”達成了一致意見。雖然在台灣問題等方面還存在着對立，但江主席在記者招待會上闡述說，“中美間的共同利益將進一步擴大”。對美國來說，中國已成為經濟·安全保障方面不可忽視的存在，對中國來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的經濟改革不能缺少美國的支持。

今年是簽署美中和解共同聲明（上海公報）和日中恢復邦交30周年。在構成美中·日中·日美關係的三角里，每兩個國家間的關係的密切程度都發生了變化，但現在美中關係的重要性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增強趨勢，超過了其他的兩國關係。

從這種認識出發，日本經濟研究中心中國研究會總結了一份《美中靠近·日本飄浮——三國關係和日本的出路》的報告，從制度、資金·物流·人員的移動、安全保障等方面對美中靠近的真實情況進行了多角度的分析，提出了日本應該採取的道路。

從制度方面來看，中國自90年代以後，在信息化、金融·資金管理、企業管理等方面都積極引入美國模式。

93年決定推動的“金字工程”，實際上是美國於當年1月公布的“信息超速公路”構想的中國版。而連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主要大學的國家公用經濟信息通訊網“金橋”和全國範圍內的增值稅徵稅管理系統“金稅”等已經啟動。

98年，中國參考美國重新劃分了中央銀行的管轄地區，引入美國標準的債券分類，金融機關的檢查方法也完全採用美聯邦儲蓄委員會（FRB）方式；99年設立了“美國方式”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關於企業管理，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現正推進美國方式的資本市場整頓，比如強化上市企業的會計標準·信息公開、明確從市場退出的制度等等。

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後，中國貪婪地學習日本的戰後復興和高速增長的經驗。戰後的傾斜生產方式、產業政策立案和行政指導、財閥·行業團體的存在方式、引入外資、生產·質量管理等都對中國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91年的前蘇聯解體和海灣戰爭，成為中國把目光轉向美國的契機。特別是海灣戰爭，使中國強烈認識到適應世界轉為美國一極體制這一形勢以及科學技術·信息化的必要性。結果，以92年推動改革加速的鄧小平南巡講話為契機，中國加強了對美國的重視。

在對華直接投資上，美國先行一步，而日本落在了後面。中國對日本的興趣，雖然在質量管理等部分領域還和以前一樣，但從全體來看，在（日本）泡沫經濟崩潰、發生金融舞弊事件之後，已經迅速淡化。

從資金流動方面來看，美國對華的積極態度也很突出。美國銀行以中國的入世和良好的業績為背景，在投資銀行業務、保險等領域率先進入中國金融市場，在合併·收購（M&A）有深厚技術儲蓄的企業和債權證券化等方面也展開了積極的商業活動。

另一方面，雖然日本金融機構的對華融資餘額依然超過美國金融機構，但由於國內不景氣和不良債權問題、以及相繼發生的對中國非銀行機構的貸款變成呆帳的問題，已不再有昔日的風光。

在對華投資上，美國也處於優勢。雖然在中國確定入世後、日本企業的對華投資激增，但從96年以後直到2001年年底，在對華投資額份額上，美國已超過了日本。在華企業的效益率也是美國企業比日本企業高得多。

從貿易方面來看，中國的最大貿易夥伴雖然是日本，但在中國經濟的飛躍發展下，日本的中國威脅論抬頭，埋下了很多擴大日中貿易摩擦的導火線。儘管美國也會因為來自中國的進口擴大而避免不了貿易摩擦，但由於日本背負着歷史認識問題的沉重包袱，不得不對中國採取協調性的態度。

在安全保障方面日本成為從屬變數

從人員的往來也能看出美中關係變密切了。據財團法人Radio Press的《旬刊中國內外動向》每期刊登的日美黨首·閣僚級訪華次數，99年12月以來的2年間美國比日本多3成，而美國大企業領導的訪華比日本多3倍。

可以設想中國留美學生回國的增多將使美中關係進一步密切。中國國家教育委員會預測說，“2000年從美國歸來的留學生有13000人。5年後將興起歸國熱。”已經有曾在美國留過學的人擔任中央政府副部長級的職務。20年後將出現一個以美國留學生為主的黨·國家領導集團吧。

美國對中國興趣增強的原因，也是因為在能源·糧食·軍事方面中國的影響力正在擴大。

現在，進口了世界全部石油供給量約40%的中國，把能源安全保障作為國家安全保障的重要課題，對占其石油進口量一半的中東產油國積極開展外交，強化戰略石油儲備。4月中旬以後，江澤民國家主席和朱鎔基總理相繼訪問了利比亞·伊朗、土耳其·埃及。美國對這種動向極為關切，也可以說是對已有的美國主導下的世界能源秩序的挑戰。

在農產品方面，入世後中國增加了對美進口，中國確實在世界農產品市場上增強了影響力，使得強迫中國開放農產品市場的美國農業綜合企業頗為關注。

從安全保障方面看日美中關係，不錯現在還是美國主導，但中國也開始主張“有責任的大國”的作用，美中的戰略關係正在擴大。日本已成為美中的“從屬變數”的事實無可否認。

日本應當迅速進行制度改革

美中關係靠近的原因，是因為美國強烈希望在中國加入WTO後不得不接受世界標準的今天，通過市場化、法制化使中國走向民主化。其是非暫且不論，而日本卻沒有這種明確的對華國家戰略。

日本企業的對華戰略也很弱。與美國企業瞄準入世後開放的中國市場、作為全球化戰略的一環、早就打入中國的行動相比，日本企業打入中國依然多是為了確保低租金的生產據點。

雖然在美中夾縫間日本存在感降低的原因也在於國家·企業的中國戰略，但如果回顧日本自身，也必須指出國家的制度疲勞和競爭力低下這兩個因素。

日本的高速增長，是由官民協調、意見一致方式下的行政指導、按資排輩的工資制度等支撐起來的。不過，組織內部個人權限和責任不明確，重視組織勝過個人，消息不公開，產生不了有獨創性的發明，企業家精神也流於官僚化。而且，很難調整既得利益，改革得不到進展，無法產生制度改革的內在動力。這種情況至今基本未變。

另一方面，中國把改革模式放寬到全球，採取了“到處都有可學的東西”的態度。中國企業競爭力提高的主要原因，有①確立企業經營權和引入利用信息化的先進的經營管理體制②確立與美國相近的能力主義·業績主義的勞務·人事制度③引入外資④嚴格的企業競爭等等。

這些都和美國模式相近，但中國並不是“美國萬能主義”。中國國內對“美國把其價值觀強加給國際社會”（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的批判還根深蒂固。但是，中國學習對其改革有用的東西、並將其與實行改革結合起來。這種態度值得日本學習。

雖然在日本有人認為結構改革的牌已經出盡，但和美中兩國相比，日本改革停滯不前，恰似 “飄浮”在空中一般。可以說中國的興起是促使日本從沉睡中醒來的“黑船”（註：黑船，即所謂“黑船來航”，指1853年美國人柏利率領艦隊達到浦賀港的事件，此舉打開了日本的近代國門）。日本通過對舊有的制度環境進行根本性變革來着手強化競爭力的時期已經到來。（日本經濟研究中心全球化經濟研究部長 尾崎春生）

《日本經濟新聞》2002/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