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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花园口之前平汉线还是极其重要的，军事委员会将大部分主力部队部署在北方平汉线两侧地区，从徐州跑出来的第5战区将长官部放在潢川，孙连仲、张自忠、冯治安、孙震、于学忠、李仙洲、庞炳勋等战区主力布防于平汉线东侧的豫东地区。5月21日，蒋介石下令编组3个临时兵团，分别由汤恩伯、薛岳、胡宗南为首，共计15个军，其中汤兵团、薛兵团部置在郑州至信阳的平汉线西侧，以阻击日军沿平汉线南下，胡兵团集结于陕州地区，准备策应汤、薛兵团。这么些部队就是为了夹击准备沿平汉线南下的日军。

如今黄泛区阻挡了日军的平汉线南下企图，很明显沿长江进攻就成了日军的主要路线，这一点就算是李长官都看出来了，“黄河泛滥后，敌已不能利用陇海路西犯，淮北又有多数河流梗阻，复有黄水泛滥，至郑州以西，我凭河防守亦易，逆料敌由平汉线进犯公算较少。”——看看，李长官都说了“公算较少”，你还不信？

信是信了，可是能不能问一句，李长官您说的这个“公算”是个啥意思？不懂了吧？嘿嘿这是日本文——“こうさん”——其实就是概率、可能性的意思。

瞅瞅，“公算”都“较少”了还留着汤恩伯、薛岳在这里待着干啥？于是军事委员会把二位调到长江以南，迎击日军主力。其实调走薛岳就够了，这个“老虎仔”在江南打出一个“万家岭大捷”，要是把汤恩伯留在江北，十有八九也会打出一个什么“大捷”出来——因为这家伙是完全不买李宗仁的帐的。

徐州、兰封之战后，第1战区程潜部主力退到河南平汉线以西，第5战区李宗仁部退守鄂豫皖边境大别山一带，第3战区顾祝同部驻守九江以下的长江南岸一带。统帅部为适应当前作战局势，于1938年6月中旬新编第9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司令长官部设在江西南昌，作战区域为湖北南部、湖南、江西等。第3战区的作战区域还是划在江苏、浙江，现在这就是敌后了。陈诚在1938年1月即为武汉卫戍司令，还兼着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等等一些杂事儿，此时虽为第9战区司令长官，主要作战还是依靠下属第1兵团薛岳和第2兵团张发奎，况且蒋委员长亲自担任武汉会战总指挥，也轮不到自己说话。

“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基本策略思想，和日军打了快一年的仗，对现代战争总算有了一些理解。虽然在武汉外围城崞搞了一些工事，以李延年第2军、刘复基第49军、霍揆彰第54军、卢汉第60军、周罍第75军、吴良琛第13师、彭为仁第77师、郭仟第185师等为卫戍部队，为保卫武汉的最后战斗。随着战事发展，这些部队不断调出应付情况，可是也有些部队从未使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失着，这其中有着固有的守城思想起作用，同时德国顾问团的意见也有影响。

德国顾问团对国民政府的军事建设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也有局限的一面，这些顾问都是一战出来的，二十年前的一战基本上拔点就是要塞战、野战就是堑壕战，因为机枪的出现彻底粉碎了原来突击力量骑兵的作用，而当时飞机、战车刚刚出现，这些突击力量还不成样子，正好处于机动作战的一个空白区，所以讲一战时陆军的战略战术思想极为落后，几乎是倒退到一千多年前骑兵出现以前了。

德国顾问团的经验对长江沿线的马当等要塞建设非常重要，同时对武汉外围城防工事也很积极，意图修建环形工事把武汉保护起来。德国顾问团很认真，手把手教如何构筑阵地，阵地要多大的纵深、怎么伪装、如何完成火网和障碍设施等，可谓细致入微，还先后在汉口的横店和武昌的葛店构筑两个模范阵地，以供部队仿效。这在战术层面上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对整个战役的战略设计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7月中旬，军事委员会决定集中主力于武汉深远外围，“利用鄱阳湖与大别山地障，并借长江南岸之丘陵与湖泊施行战略持久”，计划在武汉外围与日军作战4个月左右，以求最大限度地消耗日军有生力量。鉴于武汉核心区域(包括平汉路南段和粤汉路北段)自身不易防守，因而战争要尽可能在武汉外围地区进行，配置有力一部在九江以东地区迟滞日军推进的速度，会战的主阵地选择在湘鄂赣边境和鄂豫皖边界的丘陵、湖泊地区。湘鄂赣边境有幕阜山、庐山、九宫山、鄱阳湖之险，鄂豫皖边境则依大别山脉作天然屏障。

这是国军上上下下打了一年仗得出来血淋淋的经验和教训，这时候“持久战”才算有了真正的含义，以前只是模模糊糊知道要和日本死扛到底，到底怎么扛并不是十分清楚，现在明白了，就是一步一步的消耗战。

郭汝瑰是卧底，当卧底的当然是要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说实话”是职业要求也是保命法则，这个好习惯当然也要带到“回忆录”了。郭汝瑰在《郭汝瑰回忆录》中回忆，“我深感此次会战，非同寻常，抗战的前途，此一战关系很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作为一个军人，现在还是为民分忧，为国效劳的时候，一定要为抗战尽自己的微薄的绵力。主意打定，我将湖北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贴在墙上，揣摩了两三天，一个初步的作战方案便在我脑海中形成了。”

郭汝瑰，黄埔5期，1931年底进入中国陆军大学第10期和庐山军官训练团学习。1937年5月，任国民革命军第18军第14师参谋长，师长是霍揆彰。1937年10月17日，霍揆彰升任新编成的国民革命军第54军军长，郭汝瑰被陈诚擢为第54军参谋长，黄埔5期现在是付师级，爬得不算慢。

“时隔不久，陈诚召开了有军长、师长、军参谋长等有关人员参加的作战会议。”郭汝瑰回忆陈诚在会议上布置围绕武汉修筑环城工事，“望全军将士同心协力、破釜沉舟，准备与敌人决一死战。”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郭汝瑰回忆自己就在此会议上对陈诚的作战方案作了彻底的否定和无情的批判以及冷酷的嘲讽，“我认为这个作战方案，实际上是步南京战役之后尘，如果我们沿武汉三镇构筑环形阵地，一点突破，必将全军崩溃，同时，这又跟南京战役一样，背水立阵，一旦战争失利，我全军将士就有下河吃水的危险。”

光是这些风凉话咱也会说，郭参谋长当然比咱强，当然在风凉话后边得教一教这些上将、中将们，“我判断，敌人主力将海陆军配合沿江而上，两岸陆军迂回包围我沿江要塞，节节进展，今日寇已攻下马当要塞，长江南岸之敌必从长江南岸瑞昌地区登岸，进攻金鸡岭后，再向码头镇、富池口进攻。……敌另一路陆军必从长江北岸龙坪地区登陆，并经田家镇、蕲春、浠水、黄陂，进迫汉口的北部，控制汉宜公路，截断我军的退路，以完成大包围武汉的计划。”

湖北省三面环山，西部是大巴山区，东北部是大别山区，东部为幕阜山丘陵，中南部为江汉平原，长江横穿全省，长江三峡有两峡在湖北境内，在湖北境内一段是长江弯道最多的“荆江河曲”，湖泊众多。湖北山地为56％，丘陵岗地为24％，平原占20％，三面环山，中间低平，这么个地形连咱这庄户人家都看得出来不能待在锅底挨打，统帅部这些陆大、黄埔还有留学的精英们还会看不出来？要真是那样还不如跟着俺一起种地算啦。现在开这个会的时候，日军6月26日已经攻下马当要塞，日军进攻路线是清楚的不能再清楚了，此时真的不需要郭参谋长在陈诚主持的军事会议上讲自己的这个“判断”了吧？

“因此武汉保卫战首先应利用幕阜山脉和大别山脉有利地形与敌作战，应先在长江南岸完成金鸡岭一带山地工事，然后顺次完成码头镇、富池口、州、排市、三溪口、金牛等地区工事，长江北岸应先完成广济东北山地工事，然后顺次完成田家镇、团风、杨罗等地区工事。我军可利用山地寻机予敌以严重打击，最后在金牛地区若不能击破日军，则长江南岸守军应跳出圈子，免遭歼灭，长江北岸同样在黄陂不能击退敌人，也自行撤退。”

郭汝瑰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确实是迄今为止抗战史料之集大成者，当然喽，郭汝瑰又不是匝瑜，自然会犯错误，这个《作战记》里面也有错误，当然更有上下其手搞假材料。不过作为主编郭汝瑰自然对抗战史研究颇深，对武汉会战的熟悉掌握自不待言，郭参谋长在彼时的军事会议上陈述的这个对日军作战的预案，基本符合战史记载，确实是事后诸葛亮的典型材料，希望大家好好学习，以后碰见什么事儿，当不成事前的诸葛亮那就当一个事后的也不错。

不过作为真正的诸葛亮，匝瑜还是要指出这个冒牌诸葛亮的错误，“今日寇已攻下马当要塞，长江南岸之敌必从长江南岸瑞昌地区登岸”，实际上日军是在九江登陆，并以九江为基地展开进攻，而不是在九江之后的瑞昌登陆。日军不能舍九江重镇于身后不顾而去登陆瑞昌，而且瑞昌也太小了，完全不能作为日军大规模的进攻基地——郭参谋长，看看地图吧。

兵法是事前诸葛亮的功课，而《匝瑜回忆录定理》是事后诸葛亮的功课，郭参谋长两样都没学好，实在是不成材料。

其实在6月3日，也就是正在挖花园口的时候，武汉就召开了国防最高会议，后续这些日子军事委员会也连续不断召开最高军事会议，一致确定了保卫武汉、诱敌深入、长期抗战的原则，具体到武汉的做法是以空间换时间，不进行主力正面决战，不争一城一地的死守，只打外围消耗战，战术上以侧面伏击、后退包围的方式，消耗日军力量。当然这些最高军事会议小郭参谋长是参加不了的，这些决策当然也就无从得知，当然陈诚参加了这些会议，这些决策当然是都知道，那些成串儿的会议开的头都疼了，怎么能忘得了？不过在这个场合，陈诚也不愿意打击小郭参谋长的积极性，于是假装不知道，让他接着白话——

讲完了自己的对敌预案之后，小郭参谋长作了胜利展望，“敌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突破武汉外围，也仅能获武汉空城，而我军则无重大伤亡。武汉撤退后，我军亦可凭借崇山峻岭之屏障，与敌人周旋，在此有利地势上，日军机械化部队，将无能为力，中国便可继续抗战，人莫予毒。日军也就永远不可能征服中国！”

不光有情况判断、预案设计，最后还有意义拔高，这就太完整了、太有说服力了，“参加会议的中央军和云南部队的人听了我这一番讲话之后，都纷纷表示赞同，陈诚听后也点头称是，并说：“那好，作战方案重新研究过。”他一边说一边在会议桌上顺手拿起一个信封，在上面写了参加制定作战计划会议人员名单：

参谋长：郭忏

参谋处长：刘云瀚

……

五十四军参谋长：郭汝瑰

陈诚将此名单写好当众宣布后，作战会议也就到此休会。我与刘云瀚非常友好，我参加重新拟定武汉战役作战计划，他毫不介意，并基本上按我上述意见制定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把外围防御推进到幕阜山脉和大别山脉地区。”

如此，武汉会战的战略就按照第54军参谋长郭汝瑰的设想制定下来了，这正是——

“参谋长慷慨陈词，陈辞修从善如流；

好方案保卫武汉，小鬼子有来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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