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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压迫河北的反日活动，1935年6月9日时任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的酒井隆约见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递交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拟订的“备忘录”，要求国民政府宪兵第3团、军委会政训处等撤出华北。递交“备忘录”的同时，酒井隆提出国民党中央军撤出河北，罢免于学忠。在与何应钦第四次见面时，酒井隆把皮靴脱掉放到谈判桌上，露着大臭脚盘腿坐在椅子上，何应钦但凡表示出迟疑就用佩刀敲打桌子，签字！何应钦没有应允，酒井隆骂骂咧咧出门解开裤腰带，当院撒尿。

此情此景下何应钦回南京请示，蒋介石同意之后于7月6日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所提各事均承诺之”，此为《何梅协定》。随即履行中方“承诺”，商震为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调任甘肃省主席，并令于学忠第51军所属第111师、第113师、第114师、第118师向西安开拔，进驻陕、甘一带“剿共”。

于学忠不得不走，可是留下的“钉子”还在，于学忠走前密召保安第一、第二总队长张庆余、张砚田嘱令，“好好训练军队，以待后命。”

 “七七事变”华北局势失控，7月27日日军向第29军全面开火。通州驻有第29军一个营，而冀东保安总队的机关也在通州，不过一个在西所谓的察东、一个在东所谓的冀东“非战区”。日军飞机轰炸第29军这个营，误炸冀东保安队干部训练所，十余名保安队员死亡。日本通县特务机关长细木繁直接前往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向殷汝耕致歉，并亲自前往现场视察，慰问死者家属。28日，细木繁召集了保安队教导总队的干部，解释了误炸的原因，并将处理善后。细木繁及日军守备队大队长一木西在会上鞠躬道歉。

其实这两个总队与第29军沟通已久，宋哲元还给过二人各一万元活动经费。“七七事变”之后，第29军参谋长张樾亭还将张庆余和张砚田所部“编入战斗序列”。于是在此夜，第一、二总队宣布起义，计划拂晓前发起攻击，目标为西仓日军兵营、城内日特机关、南门外车站日军守备队、城内日韩浪人之一切烟、赌、当场所。行动之前张庆余、张砚田已与第29军联络请求援助援助，计划为全歼通州日军，铲除伪“冀东政府”，再东进扫荡日军。

行动开始之后，西仓日军兵营久攻不下，而其他目标很快得手，特务机关长细木繁、日军守备队大队长一木西、保安第一总队日本顾问渡边少佐、教育厅顾问竹腾茂、宪兵队长何田、通县顾问申茂及冀东银行行长等100多人全部被杀，“通州城里，日韩浪人的死尸横七竖八，伪“冀东政府”、县政府、及保安队内的日本顾问全被杀掉，殷汝耕被捉，日本特务机关被捣毁，里面的日军全被刺刀挑死。那个曾在大会上向我们“道歉”的日特少佐机关长身上被刺刀捅了许多窟窿，污秽不堪。”

被捣毁的日军通州守备队司令部

与此同时驻顺义的保安第二总队也发动起义，击毙日军200余人之后撤往通县与第一总队汇合。

除此之外，通县日本居民和朝鲜居民各百余人遭到屠杀，妇女被强奸。事件之后，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日本方面查勘现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向日方赔偿了约120万日元。

此次事变并未得到第29军的支援，甚至连消息通报也没有，事变当天下午队伍开往北平，而第29军已经南撤。队伍在平西遭到日军截击，损失严重只好南下保定，恢复第118师番号，张砚田出任师长。

汉奸殷汝耕被抓住但在此混乱过程中逃走。事变之时殷汝耕藏在橱柜顶上，起义队伍搜家找不到，逼问仆人。殷汝耕就在这个房间里，仆人不说不行、说了也不行，就在这二难之际，灵机一动喊道，“长官!请出来罢，张大队长迎接您来啦！”殷汝耕在柜子顶上一听误会了，以为是张庆余带人平息叛乱来救自己了，于是一跃而下被捉。估计殷汝耕此番逃走之后还要回来找这个仆人算账，至于这么聪明的人是撵出去还是提拔重用就要好好考虑了。事后细木繁的妻子向日军指控“殷与起义军串通”——“如果不是串通，为何殷汝耕没被杀死？”日军中也有人主张立即杀掉殷汝耕。被日本宪兵队关了3个多月之后结论出来了，“对事件阻止不力”“无罪释放”。汪伪政权成立后，先后担任伪“全国经济委员会特派委员”、伪“治理运河筹备处主任”、伪“治理运河工程局局长”等职，1947年12月1日以汉奸罪被处决。这次搞对了，殷汝耕确实是中国人，祖籍浙江温州苍南，不过老婆是日本人。

此后不久张庆余被蒋委员长召赴南京，出任军政部第六补充训练处长，后续出任第91军副军长、国民党军委会参议等职。1946年退役赴津定居，1963年9月18日病逝，享年68岁。

张砚田后来出任第42军副军长，1946年7月31日授中将衔，同年退役。

 “西安事变”时，于学忠任甘肃省主席， 张学良召集东北军师以上将领到西安见蒋，于学忠也与三位师长飞赴西安。蒋介石分别接见，张学良也召开了秘密会议，在会议上通报蒋有扣押张的意图。散会前张学良宣布，“如果蒋介石把我扣押了，你们大家都归于总司令指挥。”这句话导致于学忠必须拥护张学良发动事变，否则就是盼着张学良被蒋扣押了。

于学忠有些担心，会后私下对张学良表示忧虑，“你这样做、何以善其后？”张学良耍混，“说干就干、何必顾虑那么多？杨、常怎么样？”张学良所说“杨、常”是指杨宇霆、常槐荫。张作霖马匪出身，一起打天下的也基本上是一路货色，而张作霖竟然能独占东北、甚至染指中原，这就像刘关张一样，没有几个死心塌地的老弟兄和诸葛亮一样的人物帮衬、辅佐是办不到的，张作霖的诸葛亮就是杨宇霆。

杨宇霆，1885年生人，聪颖好学，20岁中秀才，选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供职于东北军界，历任奉军参谋总长、东北陆军训练总监、奉军第3、4方面军团长、东三省兵工厂督办、国民议会议员等职。1918年杨策划秦皇岛大劫案，劫持直系军阀从日本采购的步枪二万七千余枝，成为奉军做大做强的转折点。张作霖第一次直奉战争失利，杨宇霆策动东三省议会推举张作霖为保安总司令，宣布东北独立。在杨宇霆精诚辅佐下，奉军走向正规化，充实东三省讲武堂，扩建步兵旅27个、骑兵旅5个，建立海军与航空队，扩建了兵工厂、被服厂、粮秣厂。第二次直奉战争杨宇霆任讨直军总参谋长，外联孙中山、段祺瑞，内靠新派军官领队，打败直军，把奉军势力范围扩展到长江两岸。张作霖也入主北平，成立安国军政府，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这一切，如果没有杨宇霆的辅佐，张作霖根本做不到。

1927年张作霖皇姑屯被炸死，也有人推杨宇霆继位，就如同诸葛亮顶了刘禅一样，可是杨宇霆发表通电表示“宇霆忠不出位”，但是张学良肯定不会不放在心上，杨宇霆也不知收敛，处处以“托孤老臣”自居教育张学良，张学良一个混小子比不得刘禅哪里能受得了这个？

张作霖时期，除了军阀混战之外还有一个头疼事儿就是和日本人打交道，这类问题都是杨宇霆出面。杨宇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这下子“师夷之长以制夷”用上了，杨宇霆用尽各种手段将日本要求设法打消或者减码减码再减码，特别是日本人曾要求在东北“杂居”，因杨宇霆坚决反对而作罢。日本人对杨宇霆非常头疼，不过张作霖对杨宇霆全面信任，日本人毫无机会。此时张作霖一死，除掉杨宇霆就变的可能，前日本驻华公使林全助作为全权代表赴奉天吊唁张作霖，拉拢张学良的意图是不言自明的，而林全助也在旁敲侧击指向杨宇霆。与此同时，日本顾问土肥原贤二和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不断向张学良吹风造谣杨宇霆。曾任“西北剿总”第四处处长的卢广绩回忆张学良的一段话，“我该怎样相处，是等待被杀呢还是先把他们除掉？事关杀人，尤其要杀一个风云中人物，一时犹豫不决呀！”

同时遇害的常荫槐是杨宇霆的重要亲信，历任公署参议、军事参议、军法处长、东北保安委员兼黑龙江省长、东北交通总长各职。日俄战争后的1906年，日本设立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代替日本政府“管理”在东北的“权益”，其中俄国人修建的长春到旅顺的南满铁路至关重要，经济利益极大。1922年张作霖宣布东三省自治，1924年成立了自营自建铁路的领导机构和执行机构东三省交通委员会，积极建设东北铁路，陆续建造了奉天至海龙、吉林至海龙等多条铁路，特别是打虎山至通辽的铁路，历经数载艰苦工作在1927年终于通车，与冯海铁路夹击南满铁路，使满铁每年收入锐减3000万元。这里边，东北交通总长常荫槐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