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会议上的谈话——陈毅同志传达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第一部分一十二月会议的记录及毛主席的指示。

　　日本投降后特别是一九四七年这一年，发生了根本变化，可以说是个伟大的事变，原因是敌我双方的形势有了根本的改变，政治、经济、土改、整党各方面都有了根本的转变，这变化形成了这个伟大事变的标志。政治方面的变化是蒋介石孤立了，我们获得全国各阶层拥护，是过去不曾有过的现象。经济上蒋介石陷于危机的漩涡，无法脱离。我们也有困难，但能渡过。军事上，人民解放军获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主要标志。我们有土改，蒋介石没有，我们有办法，我们土改后也有不同情况。整党方面，发现了党内不纯，发现了地主富农的思想倾向和路线，我们从思想上组织上来一个整顿。这五条造成了变化的主要原因，使敌我形势根本变化过来。这个根本变化，一九四七年在各方面都表现出来。

　　政治方面：人心动向完全改变，人人向我。全国人心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对蒋介石深恶痛绝。孤立蒋介石是长期斗争，而且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内战时期，我们孤立，我们只有苏区工农群众，其他各阶层我们都脱离了，那时蒋介石的基础较大，内战时期，这个问题未解决，故内战失败了。抗日时期也竭力要解决这个问题，情况有所改变，我们的朋友多了，因为我们采取了适当政策。为坚决打日本，减租减息，我们拿住了抗日旗帜，中立了中小地主，改善了与地主的关系，发扬了民主，争取了资产阶级及其他各党派。军事政策是分散的游击战争，适当的进行反磨擦，防止冒险主义。抗日时期的各种政策一般是正确的。反对抗日时期的政策，否定一切，说这也是机会主义，那也是机会主义，大革命时期后期，由于机会主义搞错了，以致蒙受了失败。抗日时期，一般政策是对的，孤立了蒋介石，取得了朋友，王明路线未占统治地位，避免大革命时期的右与内战时期的“左”，使党获得了领导地位。要很好研究抗日时期的政策，不能粗粗糙糙的说那时错了。蒋介石的主要错误是消极抗战，坐山观虎斗，部队不打仗，以致使他丧失了民族领袖的地位。其次是垄断经济，政治上则是搞特务一党专政，这三条使他送掉了国民党的江山，人心向我，解决了孤立蒋介石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政策适当所致，这是四七年发生根本原因。

　　军事上，去年七月我们转入反攻以来，蒋介石转入防御地位，于是军事上完全改观，十年二十年来我们长期处于防御，被“围剿”地位，没有进剿敌人，进攻敌人。抗战时期我们还是处于分散防御地位，去年（四七年）七月，我们历史上第一次转入进攻，这是革命的进攻，不要说“反攻”。反攻带有防御滋味，不能完全概括这一形势的内容。战争在初期是自卫性质，我们那时的方针，是迟滞内战，现在要消灭蒋介石，已不是自卫性质。自从蒋介石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人心愈失，同时全国实行革命进攻，不是自卫防御，把蒋介石的进攻打垮，造成大革命叫“进攻”内容更适合。蒋介石无论如何要返回过去形势，已不可能。黄鹤一去不复返。今后是我们如何转入江南、四川、两广的问题，蒋介石再想过黄河、陇海已不可能。

　　去年七月我转入进攻，美蒋讨论好几次，美国苦心焦虑，甚至华盛顿主张放弃纬线40°以北（东面安东经过北宁、平绥、大同，西至西安）就是说放弃东北，争取华北，巩固长江，经营华南。

　　美国人主张，一定要放弃一些地方，因士气不明，兵力分散，不如把队伍拉下来，整调装备，才能再行进攻共产党，魏德迈说“攻不动，守不住，不如放弃。”蒋不同意说“有放不得之苦，放弃一地，共产党就会全部推下来。”

　　美主张三种地区：放弃区，即纬线40°以北，安东，大同，嘉峪，西安以西这一线；力争区，纬线35°，陇海以北；坚守区，纬线30°以南。蒋介石则主张东北坚守，华北力争，中南进剿，江南防御，华南经营（包括两广，台湾，福建由美来搞），美主张撤出东北，把军队拿到华东训练，将来反攻。蒋说放不得，撤不得，撤了共产党即推下来了。

　　蒋介石要尽量拖到第三次世界大战，他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上，他说：“要三次世界大战，三四年内爆发就有希望。”

　　自从去年七月，我们转入进攻，蒋就永远不能翻身了，局部进攻还可能有，战略进攻是不可能有了。

　　经济方面，蒋的经济四七年比四六年更严重，美国帮助也不能解决问题，过去对西北战场担心，内战作战又遭荒，人少兵多，晋西北也有灾荒，山东敌人压境，我们经济也成问题。但自转入进攻主动移出，负担减轻，收复了大块土地，办法更多，我们的经济问题解决了。因蒋没有土改，四八年蒋介石将更困难。

　　土改整党：使党员上轨道，土地法颁布与未颁布大不相同。五四指示是党内指示，人家不说究竟，有些怀疑，公布了索性平分，人家反而赞成了。去年九月土地会议后，全国各区土地会议开得好，土地会议就是整党会议，彻底揭发了党内严重现象，使党为之改观。晋绥西北政治方向是对的，因为是在搞土改整党，东北工作作得好，晋冀鲁豫也作的好。估计一九四八年还有更大的变化，优势属于我，形势发展有利于我，例如，就人心而论，人心大变，群众靠我。蒋总动员，但人心反他，学运未停，三青团过去有劲，现在无劲，学生都是地主富农子弟，我们搞土改，学生们造蒋介石的反，值得注意。五四指示未公布，怕人家反对，公开宣传反而好了。

　　军事、经济、土改、整党这些情形，一九四八年再搞一年，有根据说，更大的胜利一定要来的。现在革命高潮已来，过去对于高潮是从城市大暴动、军事胜利两个方面来看。现在不要这样看，不必希望大城市，如果仍是那样看，则日本投降后，是看能否进平津大城市，“现在不这样看大城市。（1）四七年下半年群众运动并未低落，四八年还要高涨。（2）军队未去前，大城市暴动很困难（巴黎亦然，北伐军到了龙华，上海工人才暴动），军事是主要的，故该七月反攻即是高潮开始，主要是在军事胜利，将来胜利还会更大，不说是从城市独立暴动，大城市是野战胜利的结果。

　　但战争仍是长期的，要准备对付敌人最大限度的抵抗，“七大”设想了十七条困难，有些讲中了，有些未讲中，那时估计重点，没有害处，未讲中的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不要设想敌人最大限度的抵抗，无力攻，但有力守，抵抗他还是要抵抗的。第二线兵力美国给他们训练装备，（美国出兵可能不大）特别美派兵守城占领南京、上海，不让我们进去，麻烦，美打与不打没分别，主要是蒋要垮台，蒋垮台以后，我们才来改变，是个困难，但不要怕。

　　地主阶级消灭了，全国土地分好还得十年。准备四年到五年，大概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年可能在全国把蒋介石打垮（五年胜利，从四六年算起），到我战争结束，双方需要五百万人伤亡（每年各五十万），今年还要设想几条困难，要打不要忙，不是轻松的事。

　　战争不应使之间断，要一直进行到底，不使敌人有休息机会，但不要说死，主要决定南方大城市群众和中产阶级态度，例如，蒋介石大势已去，说要下野推出李济深之类的人出来，这时和与不和取决于南方群众，如果群众要和，你如不和，他会说你是好战分子，和吧！明明是蒋的欺骗，是他的金蝉脱壳、移花接木的诡计，想借以得到休息的机会，企图卷土重来。为了预见这种事情，宣传上要予以揭露，要向群众说清楚，不是消灭蒋介石个人，而是要消灭蒋介石的集团及其阶层，群众是否觉悟到，非蒋灭亡无出路。如群众对大资产阶级的幻想一扫而光，则无此问题，但如蒋下野，中间派出头，如此是否能将群众对大资产阶级的反对派的幻想，一扫而光？两种了解：（1）消灭蒋介石本人，（2）消灭蒋介石集团及其阶层。现在却要作宣传解释工作，向群众说清楚，以揭露之，否则，战争间断会有的。

　　靠自己，不靠外援，不靠不是不要，要还是要，要而不靠，任何时候都要，任何时候都不要靠，就是到了全国胜利，有了中央政府，还是不靠。蒋介石的战略基本上是靠外援，这是危险的，故失败。外援对我们不是决定条件，苏区时未靠外援，但靠自己未靠好，如靠自己靠得好，可以不长征，东江纵队可以北来，浙东可否多，皖南皖西鄂东则未留下，故一切靠自己政策好（军事的、群众的）完全可以靠自己。

　　统一战线：

　　总的目标划清敌我界线，达到孤立敌人，勿孤立自己，先分开，后磋合，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他孤立我，我孤立他，最后把他孤立起来。

　　北伐后期右，脱离群众（农民），脱离军队（自己不搞武装），只剩了无产阶级，孤立自己，故失败。北伐时本不孤立，但群众要土地不给，又不搞武装，故农民失望，造成了自己孤立，以致失败。

　　内战时过左，城市完全孤立，孤立了党了，强迫示威，强迫罢工，白区损失百分之百。农村中战争与土改“左”的政策，进攻大城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赤白对立，与此有关。对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村没收一切，劳动条件过高，最高工资等片面工人利益，搞坏了经济，搞垮了工商业，赤白对立。

　　农村中不是完全孤立，但因损害了中农，特别对商人，结果剩下工人，贫雇农，焉得不败。

　　内战时期我们自己孤立了自己。

　　抗日战争时期学乖了，一向反对只团结而不斗争，一向又反对只斗争而不团结，反对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群众的程度，不是不完全相信国民党，他在抗日，为什么不相信，问题在于相信他不相信群众，只联不斗，反对了这个就胜利了。我们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早釆取了这个政策，打了八年就把蒋介石孤立了，如不在八年中采取孤立蒋介石的政策方针，今天就来不及了。

　　两个原则，孤立敌人要反右，争取群众要反“左”。

　　三三制就是对地主让步，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要他参加政府，又要他服从减租减息。土地政策在城市可以迷惑中小资产阶级，不要以为高潮来了就四面开枪。现在城市中争取中小资产阶级有必要，当时如不国共合作是不对的，国共合作实际国共斗争，合作是形式，斗争是内容，对蒋有合有斗。对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如此，但斗的少些，与蒋有区别，是慢慢的来。开始报上只讲合不讲斗是对的，但有坏处，就是造成对蒋介石幻想。减租减息是完全必要的，不是可有可无的，我力小，地少兵少，且减租减息发动群众，先霸到地方才能过渡到土改，开明士绅到政府是要的，地主剥削阶级反过共，还是要的。今天这样还是有的。现在有人讲是机会主义是不对的，李鼎铭死了要公布，要追悼。大家回忆双十宣言，双十宣言包括四种人，（1）未作过坏事的，（2）未沾过人血但是反共的，（3）有功的士绅，（4）追到天涯海角等四种人。只有第四种人要追到天涯海角的，但追到了也不一定搞，这是从工农着想，可少死些人。宽大政策不是替敌人宽，而是替群众宽，是群众问题，不是对地主富农同情。

　　故反右倾不要反到不要统一战线，说三三制错了，减租减息错了，吴满有运动也错了，不对的。三三制现在不提倡，也不反对，现在反右又反“左”，划清界线，否则还要失败。

　　反右：（1）过高估计敌人，怕蒋怕美，不敢到国民党区去，怕美国人来头大，刘邓等三路大军到国民党区，一个月解决了棉衣问题，完全证明了在蒋区是能作战的。（2）对中间派动摇分子的观念上模糊不清，对中间党派，民族资产阶级，中间阶级，搞不清楚，如新华社对张澜、罗隆基与国民党不妥协，大加赞扬，对冯、李反蒋就作义务宣传员，对黄炎培也宣传，对其动摇估计不足。黄炎培是中等资产阶级右翼派，动摇得很，对冯玉群、李济深、黄炎培不要宣传，这些人没有军权未上台前，可以表示革命，有了军队，就撑着我们死打，到底是地主军队，民族资产阶级是保皇党，对民族民主革命是动摇的，虽为数不多，但要批评揭露他，对其政治影响要打击，经济上不是消灭，要反右也要反“左”。

　　地主穿衣吃饭容易认识，就是挨边上的，不容易分清楚，两头小中间大，中间阶级很大，也是挨在边边上的不好搞，资产阶级末尾的不好搞，具体的如富裕中农与富农不容易区别，黄炎培反蒋，但又对蒋磕头，时而赞成土改，时而反对土改，这种人很难分清，接合部地方不好搞。（3）土改中有的表现消灭地主无决心，有些人打日本很有劲，消灭封建没有劲，有的对混在党内的地主富农不肯坚决肃清，整党无决心，也是右倾机会主义。

　　反右胜利后，最容易犯的是“左”倾，力量大了就无所顾忌了，速胜论，还要长期小心，准备对付敌人的最大抵抗。

　　（1）不要过高的估计敌人，是否轻敌，又是又不是，有轻敌的成分又不是轻敌。轻敌不应放在具体布置上，但在全体上要藐视敌人（如对美蒋地主却是鄙视）对这敌人不要怕，对当前敌人要谨慎。

　　战路上轻视敌人鄙视美蒋，战役上重视敌人，具体战斗上要注意，要慎重对待敌人，有一些人对美国出兵，原子弹，第三次世界大战怕的要命，对当前敌人忽视得很。

　　搞土改时封建势力要轻视它，但对你面前的地主富农具体的敌人，要谨慎对待他，不要乱打乱杀，要用细致的策略斗争把它压服。

　　我们同志恰恰相反，敌人愈远愈害怕，愈近愈不注意，敢于下手革命，但具体来革则不易，我们同志在此也是相反的，许多人在具体革命上栽跟斗，战略士它是落后的，我是新生的，但对当前敌人要重视，因为它是有毒的。

　　“左”的错误就是对当前敌人，不加分析轻效从事。

　　（2）不要性急，全国土改十年完成，解放后三年完成，即一九五○年完成。战争五年胜利，不要速胜论，速胜论是“左”的根源。

　　（3）土改的“左”是侵犯中农问题，主要是违犯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对中农要体贴入微，所谓体贴入微是要问寒问暖。中农是我们永久的同盟者，侵犯中农利益来满足贫雇农要求，是挖肉补疮。中农是自家人。

　　争取百分之九十的农村舆论，许多同志无此观念，地主富农没有多少，不超过百分之八，高了要不得，要在同志中间确定此观念，机械一点好，才不致在战略上犯错误。超过了，打击面宽，危害革命基本利益。两个数目百分之九十与百分之八要确定。剥削者只有这样多，这是事实，不要怕“人家升官发财”，中农一般只有百分之二十，贫雇农百分之七十，不要乱了我们阵线。

　　对地主乱打乱杀，把一个好好的解放区搞乱。地主富农是个社会问题，弄得乞丐遍地，白骨如雪，还能领导中国。

　　城市是中小资产阶级问题，对中小资产阶级要有策略，在农村中是中农问题，在城市是中小资产阶级问题，两个问题弄好了，一定胜利。抗战时期是打大地主，中立中小地主，现在大中小地主当作阶级都要消灭，作为阶级消灭之，作为个人保存之。资产阶级也有分大中小，一定要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及小资本家，打大资产阶级，对中小资产阶级要放在保护之列。

　　今天对大资产阶级要打，对中小资产阶级要保护，这与抗日时期对地主一样，对中等资产阶级右派，政治上要打击，但经济上仍然要爱护（这里所说的小资产阶级是小资本家，与平常所说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小资产阶级不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进步力量，中农是劳动者）。

　　城市对中小资产阶级，农村对中农，搞好了能胜利，这是革命的战略问题，对地主富农要加以区别，这种区别是我们领导思想上的事，在农民看来都是剥削者，没有区别，从消灭封建上说没有区别，扫地出门与征收财产有区别，在平分时农民恨地主，少分一点给他可以，农民少分一点就不行。农民赞成少给地主分一点可以，因它有底财等于平分，原则是地主要分土地与财产，绝对平分办不到，原则上也不妥当。中农不同意平分，无论如何不强迫平分，不要因浮财耽误时间太多，彻底平分，不是绝对平均主义（毛主席对人数户数很重视）。

　　（4）城市中对小资产阶级的冒险政策，必须避免，不要片面强调工人利益，搞起工商业对群众不利，无论公营、私营，共同生产与营业，计划，原料，成本，推销，工资都要注意。

　　职工会专管工人利益，不管整个利益是不对的，职工会在解放区管工人利益，还要管整个解放区利益，因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

　　城市应强调公私两利，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

　　对学生知识分子不能有过“左”的冒险政策，过去以为有问题的，大都没有问题，以后到大城市不要乱来，延安过去枪杀的四十个，以为有问题，现在太行，大都是好的。

　　民主同盟一类在国民党区，不能说没有作用，这类团体对我们有很大作用与帮助，将来还准备帮助它。

　　双十宣言中，“其他爱国分子”即指开明士绅（其中也有毛病），何绍南那样的人，也要反对，那些人民对何绍南，曾起过作用，同我们共过患难的，现在不影响我们土地改革的，为何要一脚踢开。如此绝情寡恩，谁还给你共事？下层（村地富）可以不要，上层则留几个，有何不好？

　　三三制现在可以不提了，“二.一”指示还提了，因那时还感孤立，优势问题没解决，现在不提，但也不宣传取消，消灭了封建势力，官僚资本，粮食很多，让一点给人家吃，他们会来成了。

　　（5）打与杀的问题，不可不杀，不可多杀，一个不杀不是“永远”，群众不赞成一个不杀，有些要追到天涯海角的，凡可以不杀的皆不杀，延安审干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有好处。

　　（6）对外国九月二十七日的文件，反刘航深指示中说，现在反对杜鲁门，将来反对华来士这个作法不对，华来士反我联苏，代表一部分工人，代表大资产阶级不多，他不要战争，美国不喜欢，看这点还要联合他。

　　领导权问题，领导权问题有两个条件：

　　第一，坚决率领被领导者向敌人作斗争，并取得胜利。如在战争中不能胜利，则他们是动摇的，领导地位就要丧失。

　　第二，必须给被领导者以经济利益，物资福利与政治教育，没有这条不行，两者缺一不可，例如；领导中农，一方面领导贫雇农与封建势力作斗争，但还要给他们物质福利，这样中农才会跟着我们走。打美蒋要打得坚决，打胜仗，同时还要给人家物资利益，一切有利于国民经济部门，予以发展，两条缺一不可，缺一条即无领导权。

　　对中小资产阶级要联合他们，在我们领导下，反蒋反美我们不坚决打不行，但必要时，还要给他们利益，假如不照顾他们而破坏他们的利益，他是不会来的。

　　领导权不公开讲，坏处多于好处，易于模糊了群众与党员干部思想，要公开讲，现在九国宣言已公开讲了，今后我们也要公开讲，不讲思想上模糊不清。九国宣言讲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如冯玉祥声明，不反对共产党，永远跟共产党走），你承认不承认工人阶级领导权，不承认要说服，批评，是有理说服。

　　武装斗争是争取领导权的条件，武装斗争与争取领导权是分不开的，美国调处时，我们曾不缴一支枪，但曾经相信三国、三党以为能解决问题，但实际解决不了问题。四六年六月以后的谈判，只是教育群众的作用，并无解决问题之作用，那时我们确有拖几个月之诚意，退出几个地方，战略上有需要，但相信三国三党不对。

　　国际关系（美苏英美系）

　　三个命题，一般提法是破裂或者妥协。破裂意即；英美苏三国之三次大战；妥协意即，一切妥协。正确提法应该是这样。

　　（1）不是破裂与妥协的问题，而是早妥协与迟妥协的问题。这就是说最近期间无三次大战危险。三次大战是远景，三次大战危险充分存在，但不是马上打，不要以为他们不想打，但战争也充分可能使之没有，因此是迟早妥协问题。

　　很多人意见，以为苏联与美国一定破裂，三次大战一定发生，美苏妥协一点希望也没有。这种看法不对，是迟早妥协，美没有战争意思。（宣传战争是吓人的），苏联也没有战争意思，所以打不起来，潘友新到美国谈偿付一百三十亿美元借款问题时，美问潘，苏联是否要借十亿美元，潘答复，我们不主动借此十亿美元。潘又说现在的两国政府对立形势并不妨害两国合作。所以迟早妥协，战争是这一远景，民主势力强大，可以克服战争，迟早妥协，迟早妥协是民主力量强大的结果。

　　（2）（略）（3）（略）

　　国际关系补充（根据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八日毛主席在政治小组发言）

　　（1）战争危险的可能性（略）

　　（2）消灭战争危险的可能性

　　……马歇尔对我们是：把我们塞进政府去加以溶解，可是蒋介石害怕。对我们是一面大胆谈判，一面死守不缴枪的原则，你打我也打，马歇尔计穷无法欺骗，就让蒋介石打起来。

　　故各大国妥协，不等于其他国革命与反革命妥协，各国反动派之所以能上台，主要是因为工人无武装，统一战线，未动员广大群众，订立条约束缚了自己的手，不发动群众拿住枪独立自主的干，则又不一样，大国条约不能束缚自己手脚，苏联同中国战略任务相同，具体作法不同。

　　当时法意两国是有取得政权的革命条件的，我们不能作此结论。但可以这样看问题，注意人民起来革命，英美是否敢向法意人民开枪，戴高乐在欧洲住参政会，法国共产党跑去参加，就束缚住了，如法共不去参加，就可独立自主了，法国是缴了枪的（只秘密地存留了一部），缴枪是错误的，吃了亏，希腊未缴枪，曾占过雅典，城市占不住，就下乡打游击，至今还在干，错误正在于受雅尔塔或波茨坦的迷惑，一吓倒，二迷惑，对英美力量估计太大，白劳德即是如此。

　　历史证明，对反动派只有坚决斗争，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一定能够胜利。一九二七年机会主义不敢斗争，很大力量也垮了，以后收拾了很小力量，坚持斗争，又斗了起来，于是又斗出了今天的局面，打了日本之后群众对美英蒋已经不怕，怕的是干部，希腊也如此。希腊有两个帝国主义干涉，但也斗了下去，斗出来了地方，所以只要依靠群众，依靠武装，亦能胜利，吓倒就是吃亏。

　　法共说，先打戴高乐，第二步打人民党，第三步打社会党，第四步再出来。法国以为有国会，主要靠国会方式和平斗争。现在注意似有转变，有革命形式或直接发展到革命，经过曲折到革命，法意罢工，训练群众，检阅了力量，可以再来。

　　从希腊经验来看，美英直接出兵作用不大，把两个纸老虎戳穿了，中国也要戳穿这个纸老虎。

　　因此，战争危险有两个必然性。

　　（1）帝国主义存在一天，战争不可避免，是一个必然性。

　　（2）人民必起革命，革命必胜利，又是一个必然性。

　　帝国主义要战争，但革命势力强大，可以克服战争的危险，又产生消灭战争的必然性。

　　帝国主义要轿夫，佛朗哥、蒋介石，希腊，土耳其皆不行，故找德、日作轿夫，但德、日已打败，也不会抬。希特勒若不先占领欧洲各国，东方若无日本作轿夫，他不敢攻苏。

　　要揭露战争贩子，战争只是远景，为了吓人说得如此近。不能上当，是宣传战，两年前斯大林即写丘吉尔是吓人，何以二年来并无战争，是吓人的。再过一、二年战争危险更少，就有可能消灭战争危险，不战即和，这二年是不战不和。不能设想总是不战不和，英美苏要和，长期并存是指英美，法意两个是革掉反动派的。

　　革命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

　　帝国主义国家对革命国家一定要干涉，对希腊、意大利、法国，有英美干涉，对中国有美国干涉。

　　干涉的形式，或出兵或如现在的干涉中国，希腊即驻军，派顾问，供给武器，但不参战。干涉方式是多种多样，即出兵参战，亦可打迟。我们不去挑战只应战，如美军只驻青岛，不去京沪驻兵，则我攻下京沪后，可以软的办法取青岛，如美军驻兵京沪，则非直接冲突不可。

　　总之，帝国主义五痨七伤，不过如此，不可怕。

　　铁托把帝国主义说得最凶（因美已想着南），日丹诺夫比较缓和，莫洛托夫则骂战争，三种不同态度，表现很大策略意义。

　　在农业国家危机不要紧，在美国因其庞大危机来了不得了。

　　统一战线要研究南斯拉夫经验。

　　中间没有了，民盟解散了，致于解放区素无中间派。

　　中国还有广泛的统一战线，民盟解散了。不等于解散统一战线。

　　以为“民族统一战线一定要和许多党派并存，人民的统一战线则包括的少数”是不对的。

　　南斯拉夫一千五百万人口，有二十四个党，民族统一战线一概搞掉，法国则上了当，与各党派成立协定，自己束缚手脚。

　　中国无自由，无多党，但并非无团体和个人，如我们占领大城市，就都出来了，我们仍遵守解放军宣言，凡参加斗争者皆团结，在农村中除地主富农外，要团结中农，争取农村中人口百分之九十，城市则争取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口号是“民族统一战线”。

　　我们历来未与各党派订条约，只是与蒋介石有过条约，对现在不妨碍斗争，且还有帮助的，为何不要。

　　民主立场他们自己表明过，非国非共，我们对民盟帮助过，民盟也超过对我们的好作用。现在蒋加以解散，一面是被迫解散，一面是自己屈服失掉威望。我们要批评它，但还要帮助它。

　　三三制以后不提，亦不声明作废。

　　中等资产阶级右翼要打掉，但并非作阶级来消灭。

　　现在蒋很孤立，我们圈子很大。

　　联合政府已取消。因工农政府是联合政府，党与非党联盟是联合政府。

　　过去讲统一战线，就是站在地主富农党员的立场去联合别人，而非站在工人农民党员立场去争取革命士绅，原因是许多共产党员，本身是地主富农，×××又是四大家族，都是党员，他们去讲统一战线，是党内的地主富农与非党的地主富农的联合。

　　统一战线应站在贫雇农立场，联合中农，抗日时期包括开明士绅，抗日时期对地主不是联合而是中立，同时消灭削弱其一部分。

　　对蒋也很难说是联合，而是孤立国民党，孤立顽固派，故有矛盾，又要国共合作，又到处破坏和孤立对方，蒋对我，我对蒋，都是互相孤立，互相破坏，消灭那消灭得了的，对整个国民党无可奈何，只好说是合作。而实际上我们在国民党区，所作的是对国民党打击政策，在可以消灭之处则消灭之。因为多年采取了消灭打击的政策，我们才有××，故所谓合作是：

　　①凡能消灭者，消灭之。

　　②凡不能消灭者，打击之，部分消灭，全部打击。

　　今后国民党没有了，只有小集团。

　　大国妥协，迟早妥协，是个方向，以后研究。

　　有些问题能妥协，有些问题不能妥协，日德和约迟早要妥协。不战不和僵局有些时间，战争是远景，美国出国商量要求妥协，潘友新说：“两国形势对立，不妨碍两国谈判”，苏不主动提出借款，可看出两国要妥协。马歇尔说“不愿订纸上协定，要看今后情形决定。”

　　陈问毛主席“是否欧美各国也有像中国一样恐惧美国对自己估计不足的情形？”毛主席说日丹诺夫已经分开讲了，东北野战军，也有怕原子弹，怕美国出兵的。粟裕的报告也说部队有些情形，地方党也有此种情绪。中国对此准备很早，整风时讲过，七大时讲过。因那时有人说反动势力强大，我们即讲讲此问题。

　　害怕美帝国主义是一种精神作用，中国年年与美帝国主义斗争，得到失败，故精神有些害怕，打垮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后，群众不怕英美了，干部还害怕，尤其是地主富农分子害怕。苏联哲学上的清算，文艺上的清算。文艺上搬外国搬死人，喜欢美国铲头，美国的纸烟，对伟大的现实主义看不起，这就是投降主义，是由于战争受了创伤，精神上也获得解放，怕纸老虎。现在应在干部中解释清楚，我们在江南大发展时，美国人还会有几手凶的吓你一跳，要吓倒你，你要被他吓倒，就上了他的当了。吓不倒他就算了，炮打×基打×县等，还可能重演。有些人谈帝国主义就好像谈虎色变，一个是思想根源，二个是精神根源。我们历史上有失败的经验，苏联是新国家，也有此情形。这是因为帝国主义有长期的历史，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传统的怕帝国主义，有传统的力量，现在我们五百人直属队中，我们的窑洞中即有此种人，害怕战争，害怕帝国主义，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不相信群众的创造性。陈伯钧对少将衔感到心得意满，看不起红军的光荣，这是个精神问题，要从这方面解放出来。

　　周恩来同志说：陆××同志关于国际形势文件发出时，英共正开代表大会已闭幕，收到此文章后，特休会一天，举行会议，宣读此文章，又根据此文章修改他们的决议案。

　　世界无产阶级消灭世界资产阶级，是件大事。

　　要搞东欧联邦就是“左”，胜利时即易于“左”。（季、铁均有此主张）

　　某种情况轻敌，某种情况不轻敌。

　　民主阵线发展前途可以消灭战争，部分接触可能有，印度尼西亚情况可能上当，因为共产党不占主要力量。越南保大投降法国，胡志明没有军火，主要阵地失掉，在乡村打游击，只有将来我们打到两广时，援助他们。

　　所有这些原因是一系列的，精神还未从旧的传统中解放出来。

　　对美蒋主要是干部问题，要很好准备，要轻视美国，美国惟一骄傲是有钱，但也有限，究竟拿得出多少来，不是什么了不起，要有斗争勇气，将来到江南时，不向美国挑衅，首先，还是退避三舍，然后还是狠狠的打他一下，他就走了。

　　东欧联邦问题，真理报说“是人为的，没有群众基础。”毛主席说“大概是环境顺利，有些胜利冲昏头脑，另一方面忽视现实。东欧联邦之提议没有别的好处，只给搞西欧联盟者以借力，主要是没有群众基础，共产党是与社会民主党合作，如搞联邦，社会民主党不赞成怎么办？策略上有危险性，英美作借口，还是次要的，无群众基础是主要的。”

　　结论

　　开会时期思想动态，有这样思想情况，西北晋绥有些同志，坚持“左”，杀人，整三三制人物，侵犯中农，破坏工商业等等。主席说：“有人说安文钦创议是地主立场坚决，我就说取他地主立场坚决，不坚决就没有了。人家是地主，为什么不代表地主立场”。有人主张把社会主义前途加进去。毛主席说“这是急性病，人家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过了十五、六年，到一九三二年才正式搞社会主义。今天我们还是消灭封建主义，还早着呢！何必提社会主义。”

　　还有人说，三次大战一定爆发，打起来不得了。

　　有一种空气似乎说抗战八年都错了，吸收知识分子错了，减租减息，吴满有运动错了，要恢复到内战时期。事出有因，尚无实据，我嗅到了。

　　①很高兴的一次会，二十年来解决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局面开展，胜利可期，洛川会议，六中全会都未解决这个问题。

　　以前只能讲“有利于我”，现在可讲“胜利到手”，特别是三次反共高潮到日寇投降，一直形势严重，我们处于只有招架，没有还手的地位。现在我们强大了。国民党处于劣势地位，革命高潮到来了，我们是在进攻了。现在的局势确已改观，胜利前途不但领导机关人感觉，群众感觉，非解放区党外人士感觉，外国人都感觉到了。很高兴的一个会议。虽然工作中是有严重缺点，困难也很多，但都可以解决，这是很成功的一次会议。

　　北伐时期，局势也很开展，但优势问题未解决，反而失败了。土地革命时期战争频繁，党内纠纷太多，一直到长征是革命最大难关，幸而渡过。现在确是起了根本变化，今日形势对全世界都有意义。

　　这一时期的确是兢兢业业的，很担了一分心，特别日本投降后到重庆，那时蒋介石的事业好办，我们的事不好办，的确是兢兢业业领取得了现在形势。现在不同了，现在不是胆战心惊了。现在能作出结论，不是估计而是事实。过去总是估计“有利于我”，或者是说“可能”，现在事实确是如此，我们优势到胜利，蒋介石翻过来，无法打我们翻天印了，甚至在日本投降时，我们还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日本投降了，惧的是优势问题未解决，东西得的少，蒋介石仍强大，严重的内战临在头上，成败两个可能完全在斗争。现在好了，可以肯定的讲了，高兴了，前线不断的胜利，土改整党走上正规（过去未解决，不知道路），九月土改会议，即整党会议不是偶然的，现在确定了优势，二十年的艰苦奋斗，今天走完了，确立优势不是估计，而是事实。

　　②西北与晋绥两个中央局，政治上领导成熟，比过去更满意，更有希望，告农民书有小毛病，应进行教育。义和镇会议是满意的，两区大体相同，但有区别，陕北是反右，晋西北、是反“左”，不管“左”右不妨碍两区领导政治上成熟，即土改已开始解决了，路线是正确的，西北已经完成一个任务，在内线打破了胡匪，使其转入防御，把两区变成后方，支援前线，解放大西北，问题更有基础，更有根据，使我们更有希望。

　　⑧会议解决什么问题？要解决这篇文章（指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这篇文章是当作一个时期的政治纲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纲领。比“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更进一步，致于经济纲领打倒蒋介石以后，还要照此路线执行一个时期。

　　这篇文章所要解决的问题：

　　甲、宣布美国是帝国主义是肯定的。

　　乙，宣布蒋介石是官僚资本，要打垮他是肯定的（有的人赞成打倒蒋介石，不赞成打倒官僚资本，不懂得蒋介石是代表，官僚资本是基础）。

　　丙、推翻地主阶级不错的，有人说地主是蒋根是小蒋，这样说法有毛病，我们要打倒蒋介石集团，蒋介石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代表，不能像把打倒蒋介石一样的力量去打三千六百万地主，要讲政策，推翻地主阶级是肯定了的，对三千六百万的人，不是都用此处理方法，是有策略的。

　　这三条不错，其余就不会错。中农问题早已解决，只是在处理问题出了毛病，注意纠正就是了。

　　中、小资产阶级，中小资本家现在还是不是同盟军，是不是反蒋统一战线，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应肯定。

　　论文第四条，关于土改中中农问题，原则是老的，但对中农如此强调是非常必要的。

　　论文第五条，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也不是新的，但现在集中力量打击大资产阶级。官僚资本是个问题，故有作用。

　　土改会议后，反右问题解决了，现在解决了“左”的问题，此次会议不是重复，此次会议要注意的是：（1）中农，（2）中、小资产阶级，（3）党外人士。

　　中农问题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早已解决。大家都知道不能侵犯中农，但是实际工作仍有侵犯中农利益的，现在是具体分析阶级的问题，太行山分析阶级的文件无大害，但有毛病不清楚，有些不恰当，可见马列主义武器之少，晋西北原有一个分析阶级的文章，是正确的，但自己烧掉了，也是马列主义武器不多。

　　问题：是在三交冒出的是“左倾机会主义”，在义合冒出的是右倾机会主义。九十九户中弄出十多户地主富农，不要中农参加农民代表会，我看了惊心动魄。

　　肯定的说，只有两个朋友：中农与中、小资产阶级。

　　孙家沟也如此，他们强调不要中农，不是强调要中农。

　　中、小资产阶级问题这是此土地会议要新的：

　　（1）地主资本家的工商业非封建剥削的不要搞。

　　（2）勿使税收过高，劳动条件不要太高。

　　例如：过去陕北，曾津贴一个地主开的纸厂，现在不津贴了，李家渠繁荣，是地主的繁荣，要搞垮，怪不怪？李家渠的繁荣是解放区的繁荣。林老对此问题不能解决你看怪不怪？基本问题是对中、小资产阶级发生动摇。土改就是要造成这种繁荣，在这上面要潮流，把沙推掉，切勿把中农，中、小资产阶级推掉，这种潮流任其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我们要逆此潮流，且要反掉，把此潮流淹没是不好的。

　　党的经验痛是苦的，与资产阶级合作时，主要是右的危险，与资产阶级分裂时，主要是“左”的危险，我要反，宁可反到只剩下我一个人，保持光荣的孤立。

　　党外人士问题：

　　刘少白消息发表了，我简直看不下，我不要看，我未解决。刘少白是党外人士，谢老说：“两重性如何解决？刘少白有两重性，即代表恶霸地主，又要反蒋，他今天要进步，与我们一块七八年，有功，今天一脚踢开，这样下去一定会使我们孤立，遭受失败。我们与国民党统战一次，不但得到经验教训，而且得到有生力量的教训，就是国民党中一些人与我们熟了，这在打日本时期有用处，此次不要像土地革命时期，一切都不要了，把刘少白也不要了，把他的土地浮财分了都可以，为什么乱斗呢？你的政策是什么？

　　从地主阶级身上应当：（1）当作阶级消灭之，（2）当作个人如不反我们要收集。

　　可留者：

　　（一）过去合作而非反我的继续合作，过去反我今后愿意合作的，也不拋弃。地主富农人口三千六百万，吃了鱼肉，剩下鱼骨头，还有用处，鱼骨头有三干六百万到一千八百万收集起来有用处。三干六百万是个大劳动力，不可轻易抛弃。

　　（二）当作阶级压在地下，但阶级组成的国家，是压迫别的阶级，领导者要知三千六百万还是财富，应当利用，地主阶级的人还有作用，现在是生产力，将来是朋友（五年），是候补无产阶级，现在要强迫改造，将来会改造好。

　　要分别对待，只要赞成土地法，高级人员（1）分而不斗，（2）斗而不打，个别犯法，依法处理，如此解决，人心安定，理直气壮。

　　过去非全面解决问题。抗战时“三三制”是成功的，其中吸收其成员个别的不恰当，当然也有地主阶级思想，应社步，统一战线与之合作。

　　打人肉刑要废除，肉刑这个问题早已解决，我{门在红四军九次大会已解决，以后又打，应坚决废除之。肉刑不能许可，原则性灵活性只一例外，即真正出于群众义愤，坚决打时，我们不能制止。

　　财经问题：陕北、晋西北财经困难，灾荒很大问题，要努力解决此问题，条件是退敌打出去，收复临汾。

　　宪法：中央起草的，勿急于发表。现在发表个纲领，胜利后再搞，如不恰当会被孤立，支票不应开早了。

　　是否成立中央政府，平绥路收复以后再考虑。瑞金搞中央政府不需要。颁布宪法，成立中央政府，不要忙。

　　第二部分一一陈毅同志记述毛主席的一些谈话。

　　（一）今天反“左”与过去土地会议要结合起来看，一月决定迟迟未发表，要各地酝酿，以免反“左”，泼了冷水又恢复了右。

　　毛主席反复考虑反“左”是不是会泼冷水。

　　去年土地会议把右反掉了，是最伟大的一次整党，把石头一搬，增进了党与人民联系，把混入党的地主富农分子及党员的地主富农思想洗掉了，把群众发动起来，通过了一个完整的土地法，是保证胜利的一个伟大的会议。只有在此基础上来谈反“左”问题，才不会泼冷水，如孤立的反“左”，那就会泼冷水。

　　去年土地会议，整党会议，是黄河主流，是一个伟大的潮流，达到彼岸的潮流，一直流到大海，是成功的。但仅讲到这还不够，主流向支流时卷了三个浪花，即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把党外人士一脚踢开。不把这三个浪花反掉，它会成为逆流，要把这三个浪花反掉，要把三个过左倾向纠正，是一个完整的精神，反“左”不使右的倾向复辟，不使他们有词可借，说你们搞“左”了，解决了右的问题再来纠正“左”，不致使右再来影响政策，“左”的纠正得好，更能保证右的不能复辟。

　　中农问题，为了满足贫雇农的要求而侵犯中农利益，是挖肉补疮的得不偿失。正确的是既照顾贫雇农又照顾中农，若照顾中农，不照顾富裕中农及满有式的新富农仍不能稳定中农。要告诉贫雇农，一定要与中农、富裕中农、新式富农搞好。你们之前途就是新式富农。土地不能解决贫困，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某村贫雇农真正下不来台，无法生活，可说服中农给贫雇农调剂一下，但不能采取强迫的办法，维持与拥护土改主流，要对富裕中农、新富农加以照顾。“家徒四壁”的村庄，政府要设法救济，也不一定要搞新富农，富裕中农与中农。

　　对中小资产阶级，不要采取冒险政策。

　　工运问题未解决，二十年来工运方针有“左”倾传统，对蒋管区的工业，也不是一概破坏的方针，对官僚资本家的工厂，可以罢工反对，破坏他对中小资本家还是劳资两利的方一针，以便渡过难关。

　　解放区应调整工人领导地位，除了工人福利外，还有更大的利益，还要照顾整个解放区的利益，要说服工人忍受剥削。

　　如我们占了西安对裕华耖厂、六元大精盐公司（战前二千万元以上的资本）要不要斗，只例外，若与四大家族关系太深，是战犯的，才能没收。此外都不要搞，战犯也要看程度，还要打南京、北京，忙得很，那里有时间去搞他们。

　　对党外人士，有些十年、二十年共过患难的朋友，今天一脚踢开，觉得自己聪明，别人愚蠢。我们同志会打军事仗，军事仗大堡垒、小堡垒、内壕、鹿寨，许多外围，政治仗，不要外围，自己挺着打，蒋介石把外围搞光了，所以容易打，将来还要另开一席，只在土地问题上不让步，任何人的地都要分（他们同样也分一份），严守此条，不要追求其他。

　　这三个问题处理上，又发生了打人杀人的现象靠打多杀多解决问题，表示共产党无本领，有本领的把他们放在群众监督下，不怕你反，三千六百万是个本钱（劳动力）不能一下杀掉，不是同情地主，主要是群众不同意，你杀脱离中农、贫雇农、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危险了，工商兵还剩下多少。

　　你到北京，胡适捉不捉，到了南京，戴季陶、于右任、孙科就是战犯，你捉不捉？还是不捉，可以胡适当个图书馆馆长，革命到了南京、上海，你还捉他们干什么？

　　乱杀人是表示无本领，无纪律。

　　破坏庙宇、名胜、古物不好，共产党要表示有纪律有政策，政策有策略，何为当务之急了谁都可以当家，一个人随便杀人，想必多个领导机关委员会？这个问题要统一处理，从容处理。抢救运动中群众对特务发生义愤，要杀要打是领导艺术问题，要杀也一定要经过法律手续，群众真要打，也不一定与群众为敌，抢救中没开杀戒。杀机已动，领导不能随声附和，众怨之下动摇，一个环子抓不紧，整个链子就松了。那时天天看材料，明明是特务杀不杀，反复考虑，最后，决定不杀，好的领导艺术就在这里。

　　（二）十二月文章发表后的新区情况

　　新区一开始即搞平分土地，群众不接受，因新区军事未稳定，群众未觉悟，费很大力量，效果小。第一次分浮财，土地，我们一走，地主又起来杀工作人员，我们再去，群众不理。所以在新区机械的把土地塞给农民，农民不接受。

　　老区平分土地不适宜，特别是新富农，富裕中农，中农土地多，平分必然侵犯中农，故引不起兴趣。在老区工作团超过支部直接去发动群众，把过去八年斗垮了的地主富农，以新雇农的面目出现，把他们组织起来，反对老干部。由于这些情况构成一种新观念，即一月会议所决定的要反三个浪花，决定土改要分地区，需分新区、半老区，釆用不同步骤，土地要分别施用，不要普遍使用。

　　老区一般不要平分土地，老区一般是日本投降以前的老根据地，经过八年抗战，减租减息，反奸清算，五四指示，土地复查等等。土地问题已基本解决了，只是剩余的土地问题，基本上采取抽补、调剂的办法解决。这样地区对旧干部加以改造，主要是民主运动与生产运动问题，整党问题，撤换个别坏干部。这样地区中农占多数，贫雇农很少，地主已打垮，生产运动要照顾新富农，这种地区山东就有二十个县（共一百零八个县），晋西北四十五个县，这种地区只抽补土地，有些地主刚要改变成分（四二年起）是农民不是地主。特殊地方平分，一般地方抽补，以与群众联合的方式整党，发展经济，民主运动。

　　第二种地区，是日本投降大进军时才落到我手者，经过四五年八月底到现在，二年半，五四指示不彻底，基本上使用九月会议的一套，超过支部，甚至解散一些支部，石头搬掉彻底平分，基本使用土地法，山东由七百多万人口增加到三干多万，地主富农占优势。党内不纯，借党为恶。中贫农未得到土地，还未确立群众与党的优势。部分地方比较彻底者，也不机械平分。

　　第三种地区，是去年八月以来落入我手者，叫新区（前一种地区也叫半生半熟区），例如陇海以南，豫皖苏，豫鄂陕等区，主要是军事斗争。地方无党，敌我斗争军事穿插拉锯，土地革命条件仍未具备，不能立即实行土地法，应有步骤的进入土改，开始应集中力量打大地主，大官僚资产阶级，争取中小地主，知识分子，保护中小资产阶级，利用地主富农左派打地主富农右派，中立中小地主，打大地主。吸收地主富农子弟好的入党，套在我们圈子里慢慢改造，以孤立蒋介石，地方组织起游击队，群众觉悟及顾虑少了，有秩序的进入土地平分。

　　分别不同对象，以不同步骤来达到土改目的。

　　平分是战略任务，要以不同的方法达到。

　　老区与半老区准备三年完成，新区准备五年完成，全国准备十年完成，不要性急。

　　才到新区群众热烈欢迎，打土豪分浮财，人家就走了，不热烈了，这是硬土地法的结果。

　　减租减息政策很有不少作用，可以争取地主富农左派打击右派，到大城市对地主富农分子好的可大量吸收。

　　应使土改与反美反蒋结合起来。

　　有些人把内战时的一切东西都恢复，把抗战时学到的许多东西一下子去掉，真奇怪。

　　几个问题：

　　（一）领导干部要破除迷信。

　　教条，宗派，迷信，马列主义词句，盲目性发展到高度固定化就成为迷信。

　　打胜了以为从此天下无敌，是迷信武力可以解决问题。

　　狭隘经验主义也是迷信，迷信其经验可以解决问题，而不对当时具体情况加以分析。

　　“马、恩、列、斯、毛”（指马、恩、列、斯、毛论农民土地问题那本书说）也是迷信，以为合乎那儿条就可以解决问题。

　　要破除迷信，要对具体事物加以详尽分析，马列主义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自觉增加了，就能主动的解决问题。我们同志多少有点迷信，抽象条文及历史陈旧毛病，打人杀人如此多，就是迷信打人杀人可以解决问题。

　　（二）党内有小集团主义，本位主义，宗派倾向，领导同志的态度问题，思想意识问题，主张偏见（各同志各单位之间还不是很原则的）问题等等。

　　要告诉同志们，你们要批评一个人，坚持一个原则，只有这种权利，不要放松，要有政治上的勇气，反对你所认为不妥当的，但同时釆取合法手续，赞助你，拥护你与你合作，首先有此态度，有此基础又提出严厉批评。先取得批评资格，然后批评方才不致引起对立，上级对下级也是如此。是赞成的鼓励的，足够估计成绩，然后取得批评的自由与地位，否则无此资格，还会引起反抗，有些不是造成对立，就是不批评不讲，但不批评就不能进步，先要拥护，先赞成，先讲成绩然后再批评，这样就一定能达到团结，许多人发言就是放人家的炮。

　　光摸别人的老虎屁股，怕别人摸自己的老虎屁股，不能唯唯喏喏，要反潮流，任何时候要有明确的政治态度，紧要关头一定要表示自己的政治态度，但要注意合法手续。

　　（三）对人的看法，有时说此人有缺点，或此人有好处都不对，应看到其好处，也要看到其缺点，少说此人有好处但有缺点，或此人有缺点但有好处。张国焘是个大坏蛋，但他有点好处，即不性急，这样看法丢掉他，还获得某种价值。

　　（四）党内一种人尺度太宽，一种太狭，量的不合就不要，拉胡琴弦子太紧，调子太高，弦子要断的，过分严紧，使人无所措手脚。应当是“德小逾闲，小德出入可以也。”

　　有种人灵活但不严肃，不锐敏，好处是宽，坏处是在逆流时懦弱。应当尖锐，敢于反对逆流。孔子说“吾党之小小狂捐，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要有进取心，狂者大胆，尺度宽，放得开手，但圈子不紧，狷者馑小慎微，两者应中和起来。

　　（五）一定要定期作报告，执行两月报告制度，要亲自写，要求反映实际，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将要所解决的问题，打电报同中央商量。过去情况，一种是不作报告，把总公司给忘掉了，一种是报告零碎，看后令人茫然；一种是讲好的多，不讲缺点，只报喜不报忧，看了仍然茫然，讲好的多放心，忽然出现了一个乱子，则手足无措。报告可帮中央解决问题，又取得中央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