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许多问题就被弄成了一堆理不清乱麻，一笔算不明白的糊涂帐。

比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就被称为“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民族英雄”；以“粉身碎骨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被称为“明代著名民族英雄”；“裹尸马革英雄事，纵死终令汗竹香”的张家玉被称为“明末抗清的民族英雄”……[1]那么他们是哪个民族的英雄？是汉族的民族英雄？如果是这样的话，难道南宋只是汉族的南宋？同样明帝国也不只是汉民族的明帝国，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站在陈腐的“华夷之辨”角度去看历史呢？难道今天的汉族和宋朝的汉族是一回事吗？“民族英雄”应该在中国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即使我们今天把文天祥们称为爱国者都不妥当。人们习惯上都说忽必烈统一了中国，那么文天祥要留取丹心照汗青就一定是以武力反对祖国统一的啊！反对祖国统一的人能够称为爱国者么？我们不能把宋朝和“中国”划等号，也不能把明朝和中国划等号。岳飞、文天祥顶多算是南宋的爱国者，却不能说是中国的爱国者。

同样地，如果我们将郑成功称为爱国者的话，他要“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宋”；将史可法看成是爱国者的话，他在扬州抗清并且“一死以报国家”，那可都是顽固地反对清朝统一中国啊。史可法抗清是爱国，那么多尔衮们要彻底灭明完成统一大业是不是爱国呢？

更有甚者，史可法在《复摄政睿亲王多尔衮书》里，开口一个“贵国”，闭嘴一个“贵国”，明与清俨然中与日一样，并且请求一起合师进讨李自成，“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2]如果说史可法的愿望实现了，那就意味着今天中国的东北属于清国，江浙属于明国。

再仔细一分析，既然史可法扬州抗清，后世称他为爱国英雄甚至民族英雄，那么反其道而行之的吴三桂、洪承畴降清，就自然而然应该称为引狼入室的汉奸卖国贼了。如果我们抱着这样一种观念，一部清史势必就要写成卖国贼史。因为，如果我们要承认他们为史可法、顾炎武、王夫之们是爱国英雄的话，就面临一个很尴尬的问题：既然反对清军入关是爱国，是正确的话，那么真正爱国的人是什么时候都应该反抗清朝才是。可是，今天我们把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直至康有为梁启超都称为爱国主义者。难道只要谁有能力把生米作成熟饭，人民就要承认既成事实，热爱新的国家？如果要保持逻辑一致的话，实际上他们都是忘了国耻的家伙。林则徐生前道光表扬他“忠君爱国”，死后还被谥为“文忠”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尴尬的现象呢？那是因为我们的历史观和专制王朝的逻辑如出一辙。清高宗乾隆就让人编了十二卷的贰臣传，都是降清的明朝官吏，共一百二十五人，洪承畴、钱谦益皆在其列。而林则徐在道光眼里就是爱国忠臣了。在这里，国家成了目的，人不过是国家的工具。我们必须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历史。如果一个国家征服了另一个国家，就会出现人民的新融合，南非不就是这样？难道我们认为南非应该将白人全部驱逐出境？白人也是南非人。我们只需客观地描述历史，不必制造出谁是“中国”的“民族英雄”之类的东西。如果今天你非得谁史可法是“中国”的民族英雄，你又将满族置于何地呢？难道满族人不是中国人吗？我们今天要去替古人算家仇国恨，能算得清吗？

其实，中国的民族大融合，不就是很多的匈奴奸、辽奸、汉奸、鲜卑奸们，才促进了文化的交流，疆域的拓展？孔子是鲁国人，在齐国养尊处优地呆了几年，见没有得到齐景公的任用，又回到了自己的祖国鲁国，当过鲁司寇，见没有什么前途，就又离开鲁国，去了卫国，一辈子就在四处奔波。孟子则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主张，似乎相信真理没有国界，无论哪个国家实行都可以。以《孙子兵法》闻名于后世的孙子，本来是齐国人，却到吴王阖庐下面做了大将，并且“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3]商鞅是卫国人，先做过魏相公叔痤的家臣，后来又去侍奉秦孝公，才有了著名的商鞅变法，为秦国的强盛奠基。韩非是韩国人，想效命嬴政，却落了个客死他乡。荀子是赵国人，曾经游学齐国稷下，见在齐国难有作为，在齐湣王时去楚国当了兰陵令，后来又回到赵国当过上卿。更有千古名篇《谏逐客书》，不就是楚国人李斯，不但自己想留在秦国建功立业，做了丞相，而且还要秦国不要驱逐外国人，让他们辅佐秦王吗？他可是为秦始皇内灭六国外攘四夷出了大力的人物。蒙恬本是齐国人的后代，可他却因当秦将“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4]汉武帝所设的武威、酒泉两郡，不就是匈奴的昆邪王投降汉朝时献上的？关汉卿马致远也没有听说有什么抗元事迹，蒲松龄还想考大清的功名而康有为念念不忘救清复清……如果没有这些历史情形，中国又会是怎样呢？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新思维、新观念。

注释：

[1] 李一宁 主编《爱国主义教育手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

[2] [加拿大]史元庆《史可法年谱》（修订本）第215-217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7月第1版

[3]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4]《史记·蒙恬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