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毛泽东 -> 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108)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二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
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现在这个时期，有些问题需要答复，就游说到你们这个地方来了。这个地方吗南京，从前也来过。南京这个地方，我看是个好地方，龙蟠虎踞。但有一位先生，他叫章太炎，他说“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是古人讲的假话。看起来，这在国民党是一个虚言，国民党在这里搞了二十年，就被人民赶走了。现在在人民手里，我看南京还是个好地方。
各地方的问题都差不多，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的时期，就过去的一种斗争-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基本上完毕了。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对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的斗争，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也是阶级斗争；后来呢？我们又搞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改造，它的性质也是阶级斗争的性质。
那么，合作化是不是阶级斗争呢？合作化当然不是一个阶级向一个阶级作斗争。但是合作化是由一种制度过渡到另一种制度，由个体的制度过渡到集体的制度。个体生产，它是资本主义的范畴，它是资本主义的地盘。资本主义发生在那个地方，而且经常发生着。合作化就把资本主义发生的地盘，发生的根据地去掉了。所以从总的来说，过去我们几十年就干了个阶级斗争，改变了一个上层建筑，旧的政府，蒋介石的政府，我们把它打倒了，建立了人民政府，改变了生产关系。改变社会经济制度。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来说，我们的社会面貌改变了。你看，我们这个会场的人，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从前，我们这些人，这个地方是不能来的，那一个大城市都不许我们去的。这样看来是改变了，而且改变了好几年了，这是上层建筑，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改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在最近几年了，现在也可以说是基本上成功了。这是过去我们几十年斗争的结果。拿共产党的历史来说，有三十几年；从鸦片战争反帝国主义算起，有一百多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干了个阶级斗争。同志们，阶级斗争改变上层建筑跟社会经济制度，这仅仅是为改变另外事开辟道路。现在，遇到了新的问题。过去那个斗争，就我们国内来说，现在基本上完结了，就国际上来说，还没有完结．为什么我们还要解放军呢？主要是为了对付外国帝国主义，恐怕帝国主义要来侵略，它是不怀好心的，国内也还有少数没有查出来的反革命残余分子，有一些过去被镇压过的，比如像地主阶级、国民党残余，如果我们没有解放军，它又会起来的。地主、富农、资本家，现在守规矩了，资本家还不同些，我们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的问题来处理。民族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跟农民接受合作化不同，他们可以说是一种半强迫，就是说有些勉强，而且是在对他们相当有利的条件下接受改造的，所以，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时期：由阶级斗争到了向自然界作斗争。要改善生活，要搞建设，就要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我们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关于思想工作我们这个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有机器，就要有科学，这个方面，我们过去是用手工，用手使用的工具来做桌椅扳凳，用手去种粮食种棉花的，一切都是用手，现在要改为用机器，使用机器，那么一种技术，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种革命，我们这个国家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这种情况的变化，我想大家也就懂得了，也就意识到了。但是，似乎还有一些人不大清楚，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现在发生一些新的问题，科学技术的问题，文化的问题，人民中间向我们提出一些要求，发生一些人民闹事。这些问题在什么地方？临时工、农村的困难户，学生方面，合作化方面，都发生新的问题。有一小部分工人发生罢工，有一小部分学生发生罢课，或者游行示威，请愿，复员军人也有想闹事的，也有一部分合作社社员，富裕中农，人数不多，但是他们不满意，要脱离合作社，还有些别的事情，他们不满意，向我们闹。怎么办？人民闹事怎么处理？我们就有必要讲清楚这个问题。矛盾应该分为两类：第一类，就叫做敌我之间的矛盾;第二类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过去几十年就解决了第一个矛盾，现在要解决第二个矛盾。这里面表现在各方面。比如现在从农业国到工业国，这也是矛盾。
我们技术不够，没有机器，没有文化，生活不好。有些人讲：“到了社会主义，大概是要过好生活了。”“不是讲社会主义已经成功了吗？去年共产党开了大会，说社会主义基本上完成了大概就要过好日子了。”这就是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它作为社会制度，就是生产关系。我们建立了一种关系，跟过去的关系不同，人民进行生产，过去是资本家和工人的那么一种关系，地主和农民的那么一种关系；现在，我们建立为一种社会主义的关系，用这样的一种相互关系去进行生产，也就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关系来进行生产。因为过去旧的方法不适宜，不利于生产，不利于发展，比较差些，弄得中国人民长期地又穷又是文盲，在世界上是人们看不起的。现在这种关系刚改变，还没有生产，没有生产就是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是没有好的生活。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一百年，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就不能享福了。那当然不要那么长，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要稍为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那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一百年，是很短的时间，就是搞一万年，人总要生活下去的。
刚刚革命，刚刚搞社会主义，这个生活怎么会好起来？粮食怎么会多起来？粮食多了没有呢？是多了，一九四九年，人民政府成立的那一年，我们只有二千二百亿斤粮食，去年我们就有三千六百多亿斤粮食，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亿斤。但是多少人吃呢？我们这个国家好处就是人多，缺点也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增加这一千四百亿斤粮食，就不见了，有时还觉得没有粮食。一九四九年没有粮食，现在还是没有粮食，还是不够。要过好生活，现在我们搞出十二年的生产计划，科学计划，农业计划，工业计划，一步一步来工作、生产。我们年纪大一点的人，这个问题容易懂，青年人可不容易懂。好像他来到了世界上，样样要像个样子，因此要向他们进行教育，要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教育，特别是对青年进行教育，要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
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我们祖宗给我们很少。我们的祖宗是谁呢？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蒋介石，它是我们上一辈子，我们上一个政府。他们给我们的就是把人民身上的肉刮去了，但是，他们走了，也就好了。他们走了，空出一块地方来。我们这块地方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东边从海边起，西边到昆仑山、帕米尔高原，北边到黑龙江，南边到海南岛，就是这么一块地方，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它个几十年。长期不说，干它个五十年。……。
要分清两类矛盾，第一类敌我矛盾不能和第二类人民内部的矛盾混淆在一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有矛盾的，是存在看矛盾的。这一点列宁曾经指示过，他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的，斯大林在开头，在列宁死了以后的一个时期，苏联的内部生活，还是比较生动活泼的，跟我们现在差不多。也有各党各派，也有一些比如托洛茨基那么样出名的人物，他有很多人，不过他大概是共产党内部的民主人士，而且是调皮角色，跟我们闹。此外，还有一些人，社会上也可以说各种话，可以批评政府，那个时候曾有那么一个时期。后来不行了，后来就搞得很专制了，就是批评不得谁要批评，百花齐放，那是很怕的。只能放一朵花，百家争鸣也怕的，风吹草动，就都说是反革命，就抓人，就杀人。这就是把两种矛盾混淆了。把人民内部的矛盾误认为敌我矛盾。你们南京许家屯同志说，很多学生向他来请愿，队伍很整齐，省长彭冲也说，纪律很好，在路上都是很好，一到他那个衙门里头，就喊“打倒官僚主义”，要解决什么问题。这样的问题，如果拿到斯大林，我看就要抓他几个，难免有几个，头要落下地。你打倒官僚主义，不是反革命？其实一个反革命都没有，是很好的青年学生。而是那个问题应该解决，确是有点官僚主义，因为，那些华侨学生闹事，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学生这么一请愿，就帮助了我们，学生也得到了教育，很多干部也得到了教育，华侨学生也得到了教育。闹事的、打人的，也不打了，何必一定要天天打呢？因为我们过去没有对他们很好地进行教育，没有发动群众批判他们。像这类问题，还有什么复员军人闹事。曾希圣同志，他在你们附近的安徽省，他那个地方复员军人闹事，找到他，他讲了四十分钟的话，问题解决了。开头还有一股气，后来这一股气不晓得哪里去了。总之问题是没有好多了，问题就解决了。其中已经查出一个冒充革命军人的人，也很坏，他是个领袖。
对于人民闹事，就是不能采取对地主阶级、对国民党、对帝国主义的那种做法，要采取完全新的方法。除了那个犯了法的人以外，比如讲，他拿刀杀人，打伤人，跑到办公室把桌椅打得稀烂，这就应该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其他的人，那怕他犯了错误，他是领袖，率领人闹事，应该说服教育，不要开除出工厂，不要开除出学校，不要开除出机关。你开除他，他跑到哪里去呢？你开除出这个学校，他就进那个学校，那不是一样吗？你开除出这个工厂，他就跑到那个商店，他总要落一个地方。他不能跑到中山陵上去活，那个地方没有粮食，没有房子，他不能在那个地方活的，不能在野外活的，总要落一个地方。你这里开除，是以邻为壑，可以舒服一点，我说你这样太舒服了不好，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工厂，有这么一点闹事的人，是不坏的。
我们再谈到第一类矛盾-敌我矛盾，敌人同人民，人民同敌人反革命的矛盾。现在存在的两种观点都不妥当，一种就是右倾观点，认为世界上太平无事了，对于一些应该依法处理的，反动分子和坏人，不依法处理，这个不好，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这方面，现在各省都有发生，各省应该注意。民主人士中间，民主党派中间，有一些朋友，他们对于这个问题，也是有右倾的观点，他们比我们右倾观点有时还右得厉害一点。因为有些反革命，就是他们的老朋友，现在有些关在班房里，有些杀掉了，他们有点伤心了，因为杀了他们的亲戚，杀了他们的朋友。有的观点，我们要讲清楚。在党内这种观点是不好的。第二，也有夸大的观点，也有“左”的观点。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这可不对。现在还有暗藏的反革命，要肯定。过去肃反根本上是正确的，如果不肃反，那可不得了。我们中国不会出匈牙利那样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原因，就是我们肃清了反革命，而匈牙利没有肃清。所以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这个观点就是不符合情况了，夸大了。
对于第二类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现在比较显露出来了，比较暴露出来了。对于这类问题，我们同志中间的意见也不一致，有各种不同的意见。还要经过说明，经过讨论，经过研究，使得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统一起来。对于人民还跟我们闹事，没有精神准备。因为我们过去跟人民一道反对敌人，现在敌人不在了看不见敌人了，那么就剩下我们跟人民。他有事情，不向你闹，向谁去闹呢？过去是向敌人闹事，那就革命，现在这个就不叫革命了。你把我革掉，怎么办呢？又请蒋介石来呵？但是事还是要闹的。因为事情你没有解决得好，凡是解决得好的，十个地方九个地方解决得好，十个问题九个解决得好，有一个地方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得好，那个地方就要闹。这个闹事是正常的。你没有解决得好他为什么不闹呢？请问：他不向你闹向谁去闹呢？向“蒋委员长”去闹吗？他到台湾去了。他们就要向工厂的厂长闹，向合作社的社长闹，向乡政府闹，向市政府闹，向人民政府闹，向学校的校长闹了，因为你没解决得好。我们工作中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我们人很多，意见也不齐，因此存在官僚主义。这里也是有“左”有右的观点，对于人民闹事，也有主张用老的办法来对付，横竖我们办法是有一套，我们是搞了几十年，你晓得老子干革命干了多久呵!是不是？总是有一套办法，就是拿我们对付敌人的办法，有时候也用一下，压一下，叫警察。就有几个地方叫警察抓人。学生罢课叫警察抓人，这是国民党的办法，国民党就用这办法。也有束手无策的，那完全是没有办法。过去对付帝国主义很神气、很威武、就是不怕。小米加步枪，你帝国主义、蒋介石、飞机大炮，不怕。不怕帝国主义，可有点怕人民闹事。我说，帝国主义你不怕，你还怕老百姓？可就是有那么怪，就是怕老百姓，帝国主义他是可以不怕，老百姓一向他闹事，他可没有办法了。因为他没有学过这一条，他还没有学好。过去学的是对付帝国主义的，对付蒋介石的那一套，要讲打土豪、分田地，他是好手；要讲对付人民闹事，他没有学好，这一课没有上过，所以，很值得研究。要跟党内党外公开地提这个问题，开展讨论，办法就出来了。
同志们!究竟是对付帝国主义容易些，还是对付老百姓容易些？对付敌人难办些，还是对付人民难办些？敌人，你撵了多久，他就是不走，赖皮得很，特务钻到机关里头、学校里头、工厂、农村里头，他就不走。老百姓无论如何不是特务，他不是帝国主义、他不是地主、资本家，他是老百姓，他是劳动人民，很容易讲清道理，所以我们许家屯同志、彭冲同志对于华侨学生打人，很大一批学生不满意，向他们请愿，他们就来了一个说服，结果是很好地解决了问题。
我说，对于全国，我们的方针是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强思想教育。这个方针可以说是战略方针。因为这是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里包括地主、富农、民族资本家。没有杀掉的反革命分子，你总要去安排他；失业的各种人，都要做适当的安排，总要使他们能够生活，有事情做。其中，有大约五百万知识分子。中国这个国家，知识分子太少，但是也有一批，大概有五百万左右。其中不到一百万进了共产党，还有四百万在党外。他们干什么事情呢？他们在我们政府系统做工作，军队里面也有一小部分，教育系统有二百万人，大学、中学、小学都算，财政经济系统有一百万人；还有科学工作者，文学艺术工作者文学家、诗人、艺术家、画画的、唱戏的，还有新闻工作者，办报纸的，等等。上海很多。
这么一大堆知识分子，有些是工农化了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进了共产党，有些没有进，但是很接近我们。积极拥护马克思主义，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占一小部分，大概占百分之十或者多一点，据江苏说有万分之十七。另外一点，他们是有敌对情绪的，但是，不是特务。他同我们敌对，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勉强地接受，没有办法，大势所趋。这样的人，也是的，可能占百分之几。中间的有百分之八十，或者没有这么多，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他们是中间派，动摇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有些赞成，也读了几本书，但是，没有读进去，就是读在这个上面（指额头上面），没有进到里头去。考知识分子有个办法。人们说要分别一下，究竟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意思就是说，带一顶小资产阶级的帽子，比较资产阶级的要舒服一点。可是我说不然。我就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的资产阶级学校。那个社会的空气是资产阶级的空气，搞的那一套，就是唯心论的什么东西，康德的唯心论我就信过，你说那是小资产阶级的？读的是资产阶级，信的是资产阶级，你还能说是个小资产阶级？有的时候，是可以分的，也应该分的，但是讲到世界观，可就难分了。你说，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什么东西呵？是半唯物主义吗？我这个人马克思主义是后来钻进去的，后头学的，而且是经过很长的时间，跟敌人作斗争逐步改造的。有一件事情，可以考知识分子，就是跟工人、农民一道，看谁跟劳动人民打成一片。知识分子有一部分人可以打成一片，大多数知识分子，他还离开得这么远，想要打成一片，打不拢来。他跟工人、农民没有感情，不是朋友，工人、农民有话也不跟他们讲，他也看不起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有一条尾巴，要泼它一瓢冷水。狗，泼它一瓢冷水，尾巴就夹起来了，你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它就翘得很高，它就有些神气。因为他读了几句书，确实有些神气。劳动人民看见你那个神气，看见你那个样子，他就不舒服。
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动摇着的中间派。他们一般的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他们还没完全接受。我说，他们不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而是半心半意为人民服务。他们有半条心想为人民服务，这是好的。但是，还有半条心，不晓得放在哪个地方。你要说他拥护台湾，他也不拥护台湾，但他一讲外国，恐怕还是美国好。“你看，美国有那么多钢，美国科学很发达”。我说，外国好，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国家好，是不是好呢？是好。他们有那么多机器，那么多钢铁，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好是他好，不是你好，你美国有那么多钢，是美国人的钢，并不是我们中国人民的钢。我们天天吹他那个好，有什么用处？它每年生产一万吨钢，我们没有。我们每年能多几万吨钢，我们就高兴。我们现在只有四百万吨钢，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可以完成四百一十二万吨钢，可能超过，可能多一点，可能有四百几十万吨钢。一九四九年只有十几万吨钢，最高年产量是一九三四年，主要是日本人的，那才有九十万吨。蒋介石搞了二十年，我说蒋介石该倒，是有道理的，并不是糊里糊涂我们把他赶走了。他搞了二十年，只有几万吨钢，其中还有一部分是清朝末年张之洞他们搞的。我们搞了七年，今年来讲八年，可以搞四百多万吨钢。所以我们增加一吨钢是我们的事情，我们就高兴。你美国增加几百万吨钢，我也不高兴，你越多我越不高兴。你增加那么多钢，干什么呢？你增加那么多钢就很危险，要打我们的。我们有些知识分子，还在那里吹美国钢！钢！钢！那么多！这是我们要说服他们的，我们要说服知识分子。
有些知识分子在作教员。科学家都是教员，大学教授都是教员，中学、小学教员都是教员，教育人民；新闻记者，办报的教育人民；广播员、文学家、艺术家都是人民的教员；技术员，工程师，是我们工厂所必不可少的。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如果看不起他们，“我们离开这几百万知识分子”如果以为可以不要他们，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我们离不开他们，我们离开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就不能活动。可以说，一步都不能走。我们学校就不能办。我们有许多报纸就不能出，我们的文学艺术，共产党就没有出梅兰芳，就没有出周信芳；现在有个袁雪芬进了共产党，总还没有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大学教授就没有，工程师现在开始有一点，很少；技术人员开始有一些进了共产党，大批的还是党外人士。
所以，我们几百万知识分子，不管他多么动摇，但是，是有用之人，是我们人民的财产，是人民的教员。现在只有他们当教员，没有别的教员，因为他是上代遗留下来的，是社会遗下来的。论他们的出身都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但是可以教育过来，我们不要搞唯成分论，鲁迅也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马克思就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列宁也是，那怎么得了呀？这就不能讲唯成分论。因为现在，他们——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没有社会根子了，他们的社会基础，他们的社会根子，我们已经挖了，现在他们落在空中，就像降落伞一样，吊在空中了，所以就便于改造，并不要怕他们。
有些工农出身的同志，工农干部，看到知识分子，有点恼火，恐怕吃不消，咬不烂。知识分子有点麻烦是真的。因为，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他们的麻烦也就是读几句书，我们就是少几句书，你少几句，他的尾巴就翘起来，事情也就不好办，有的就难办。所以讲难办也就是难办。但是讲好办也还是好办。这七年，这几百万知识分子还有进步，应该肯定这一点。你们江苏省可以证明，你们这里知识分子最多，是不是，总算是还有进步。
民生党派是什么呢？民主党派他们还都是知识分子。民主党派里面工农干部很少，有什么工农干部？民主党派——民革、民盟、民建、九三学社，农工民主党，都是一些知识分子。所以，我们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江渭清同志说，要我讲讲这个问题。
提出这样的方针是有理由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是要“放”，还是要“收”？现在党外人士就说我们“放”的不够，他们就深怕我们“收”。而我们同志呢？看那个样子似乎不对，就有一点想“收”。有一点想收兵。那么我们呢？中央的意见，也和各省的同志谈了，去年十一月开了二中全会，今年一月开了省委书记会议，我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是应该坚持下去。应该“放”不是“收”，不对的应该批评，错误的意见，错误的作品，或者一篇文章里头，一个作品里头有一部分错误，那就要批评那一部分，但是要用说服的办法。所以还是用“说”，还是用“压”？还是用“说服”，还是用“压服”？这两个办法里头，采用一个办法。还是“放”，还是“收”？这两个里头取一个。我们认为还是要“放”，不要“收”。那么“放”，就放出许多东西来了。有许多东西就不对头，怎么办？那么就“压”？还是采取另外一个方法，说服它？有些同志，手就有些痒，想去“压”，把对付阶级斗争的邢一套搞出来，军法从事，用简单的办法，或者是不调兵，用行政命令，看不顺眼的，就把它“压”一下。中央认为，这样不好，压是不会服人的。从古以来，就没有压服过人的。我们对敌人那是要压，压了之后，还是要“说”。比如俘虏一解除武装，我们就说服他。反革命，只要不杀头的，我们还是争取、教育、改造它。高压政策不能解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高压政策。这么一“放”，又是用“说服”，不要用行政命令来高压，会不会天下大乱？我们说不会乱。会不会从各方面进行批评，在报纸上、刊物上、会议上批评我们的缺点，会不会把我们批评得不得下地，把人民政府批倒，像那个匈牙利一样，会不会那样？我说不会。中国的情形跟匈牙利不同，共产党有很大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大的威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批评不倒的。老干部也批评不倒，所以，老干部不要怕批评。老干部批评一下很有好处，如果我们身上有官僚主义，有缺点，首先让党内批评，然后党外批评，批评我们的缺点，把我们的官僚主义改一改，把缺点改一改，不就好了吗？会不会倒呢？不会倒的，人民政府怎么吹得倒呢？上海去年刮了龙卷风，把个什么大东西吹起了，房子还有什么装石油的，吹上天去了。起那么一股风，但是上海人民政府没有吹走，不管刮多大台风，我看人民政府，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老干部、新干部，只要是真心真意为人民服务的，吹不倒，半心半意替人民服务的，那要吹倒一半；那一点心思都没有，跟人民政府敌对的，那么该吹倒。
毒素怎么办？百花齐放这一来，放出许多毒素，蛇口里吐出一朵花来。我说对于有毒素的东西，有篇文章叫《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同志们大概都看过了，这个里头有这样几句话，说民主集中制，如果有缺点，就应该批评。毫无疑问，民主集中制的集中必须建立在广泛的民主的基础上，党的领导必须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些方面如果发生了缺点，就必须坚决地加以批判和克服。但是对于这些缺点的批判，只能是为着巩固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领导，而绝不能像敌人所企求的那样，造成无产阶级的“涣散和混乱”。这个对不对？这个对了很好。你们拿这个东西，跟民主人士讨论，要大学生去讨论。这篇文章上讲了的：批判是可以，但是批评的结果，批评的目的，就是要巩固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领导，绝对不能像敌人所希望的那样，造成无产阶级队伍的涣散和混乱。
这些原则性，原则必须如此。但是有一种灵活要注意，让人家说话的时候，会说出一些很不好听的话来，百花齐放，会放出一些很不好看的花。有些什么罢工、罢课、请愿、游行示威，中间可能出一些乱子，它的目的不一定跟这个相符。群众闹起事来，那些知识分子，百分之八十都是没有学会马克思主义的，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他怎么会了解这一条？开起会来，批评的时候，会出一些乱子。这时候，如果到处都拿这一条去压：“你看，我有一本书，你看过没有？”也不行。你是要学我们彭冲同志、许家屯同志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样。他们在这个时候，如果就搬出这一条来念，尽念。就是念这两句，别的话都不讲，保证他这个市长干不成了。因为要解决具体问题，他们有时候搞得过火一点，这是难免的。
文学作品里头，有些是不对头的。上海唱“狸猫换太子”，我是没有看过那个戏，说是各种妖魔鬼怪都上来了，我说上来一点也不要紧。妖魔鬼怪，很多人就没有看过，不要天天搞妖魔鬼怪，今天也搞，明天也搞，尽搞。搞那么一点，见见世面，见识那个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艺术化了的意识形态。这跟神话不同，比如“大闹天宫”，是大家赞成的，没有哪个反对，还有什么“劈山救母”，“水漫金山”，“断桥”之类，那些都是神话。也没有哪个反对。就是有另外一些东西，也不必那么急，让它搞一个时期，会有人批评的。出了几篇小说，写了几首诗，演了一些什么“狸猫换太子”，心里就那么急？我们可以慢一些，让社会评论，逐步地使他们那些作品，那些戏剧，加以适当改变，而不要用行政命令来禁止。同志们！不要误会我在这里提倡妖魔鬼怪，我不是提倡这个东西，而想消灭它，而消灭的办法，要让它出现，让社会上大家公评，总有一天它会慢慢要丧失，要逐步改造的。我们过去就是用一个命令禁止，禁止了七年，现在人家又慢慢出来了。可见得，我们的那个禁止是不灵的。
最后我讲一下要在党内党外把我们党提出的这些问题开展讨论。讲一样的话，在党内讲，也跟党外讲。比如半条心这样的话，也要跟他们讲“我就是讲你半条心，你怎么样？”“那就不行！你讲我半条心，就不行！”不行，我要打架，打架也不怕。你是半条心，我说你半条心，你还不舒服？你有半条好嘛！你还有半条心，这是讲世界观，我不是讲你对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你是拥护的，但是有一些也不见得，譬如合作社这个制度，有些是怀疑的。但一般讲社会主义，五年计划，你要问他赞不赞成，他说赞成。宪法赞成不赞成，他赞成。共产党一般他拥护，但是讲到世界观，辩证唯物论，这一套就不赞成了，或者只有一部分赞成。我们讲半条心，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你还有一个任务，还要改造。你有二重性，一重是赞成社会主义，二重是不彻底，所以是半条心。想跟人民接近，但是又不能完全接近，不能打成一片，从乡里溜一转回来，还是差不多。
听说，你们南京曾经出了一件事，在“三反”的时候闹出来的。有一位作家，是作家协会里头的秘书长什么人，下去体验生活，带了城里的饭到乡里去吃，回来的时候，预先就有报信的到南京，南京作家协会接了信之后，就排起队伍来欢迎，站立两厢，我们这位体验生活的作家，走中街而过。总而言之，很神气就是了。还有一位在“三反”中间，他这个人结婚，一定要在结婚的那一晚，睡总统府蒋介石睡的床，他要去睡一晚。总之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怪事就是了。来了“三反”、“五反”把这些事都暴露出来了。南京方面这些材料送到北京，我们也看到了，那种人心情状态，总是有他的兴趣，这是总统睡过的床呀，这个总统姓蒋，蒋介石呀，我今天结婚，一定要在那个地方睡一晚。我们要使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刚才讲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就是些知识分子。我们要用他们。人们说用是好，可是他们没有用处，是老废物。废物也要利用，废物也有好处。应该用他们，应该开会，这回北京开政协会议，我也跟他们讲过一回，每年不要开会就是应付一下，应付一下过了就算了，而要是利用开会，每个省一年开一回，两回，利用这些机会，给他们做工作，说服他们，使他们替我们去做工作，因为他们联系一些人，经过他们去说服那些人。这样的态度，就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而不是一种消极使用他们的态度。就是“利用”、“限制”、“改造”嘛。我们同志喜欢后面两条，一条叫“限制”，一条叫“改造”，就不喜欢头一条那个“利用”。我就“改造”你，我就“限制”你。当然那是对资本家讲的，现在对民主人士不好这么样，对民主人士不好讲“利用”、“限制”、“改造”，可是，我们的同志事实上就是一个限制，就是不去“改造”，不去“利用”他们，他们可以做一些我们不能做的工作，要同他们讲真心话，有很多事情不要用两套，不要党内一套，党外一套。像我跟同志们讲的话，我都可以跟他们讲，当然任何一个党，它有一部分事情是不跟党外讲的。民主党派他们也有一部分事不跟我们讲，我们也有一部分事情不跟他们讲，但是，关系政策的事情，都可以讲，党内是这样讲，跟党外也是这样讲。材料都可以看。有一材料，比如讲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暴露我们官僚主义的这样一些材料，可以印发给他们看，他们平时看不到，这样一来，反比较好。有时可以开两个党的共同的会议，党内党外同时参加。最近，北京开宣传会议，开的比较好，有一百五、六十个党外人士参加。占五分之一。你们如果开的时候，可以多一些，可以让他们占五分之二。我们在政策这些问题上，艰苦奋斗这一点上，做很多工作。
艰苦奋斗，江渭清同志也讲了这一点，我先也讲了，要有多少年我们人民的生活才能改善？现在要提倡艰苦奋斗，但是不等于女同志不穿花衣服的，在衣服还是可以穿，据他们研究，花衣服便宜，现在做两套，里面穿花衣服，外面穿兰布褂子，那花钱太多，我们要节省，穿花衣服是个节省的办法。各种事情，我们都要从节约这点上，艰苦奋斗这点上，做很多工作。
现在已经可以看出，有些同志精神不振作，就是做那么一点事情，没有事情就是打扑克、打麻将，听说打扑克成风，有时一打打到天亮。要养成读书的习惯。我不反对打扑克，也不反对跳舞，也不反对看戏，就是不要太多。我们的长处使用不上了。我们的长处就是阶级斗争，就是政治军事。我们现在的缺点，就是缺乏文化，缺乏科学，缺乏技术。我们要在这方面学习。这些话我在一九四九年《论人民民主专政》那一篇文章里就讲到过，说我们过去的长处，我们所会的东西，我们所了解的东西，快要不用了，而我们所不懂的东西，现在摆在面前，因此给我们一个任务，就是学习。过了七年，更加觉得要提倡学习，要养成看书的习惯，使看书占领工作之外剩余的时问，把剩余的精余的精力用在那上头，这样想打扑克的那个味道，就没有那么多了，味道钻到书里去了，钻在学习里去了。
有一些同志，表现革命意志衰退，缺乏“拼命”精神。什么叫“拼命”？水浒上有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一种拼命精神，有那么一股劲。现在这几年就慢慢地有一些同志劲头不大了。一闹一评级，有些人闹得不成样子，像什么三天不吃饭，我说四天还可以。你三、四天不吃饭，人送扳去，我说送早了，你让他饿四天、五天，一个星期不吃饭，就相当有问题了。三天不吃饭有什么要紧？急于送牛奶、鸡蛋，何必那么急呢。有些人痛哭流涕，比级别高低，比薪水多少，比衣服漂亮程度。
工资恐怕是要加以调整，中央还没有做出决定，去年不是提出工资改革，增加了工资？工资是应该增加的，但是有些是增加多了一点，如行政系统，也许还有教育系统。这不是讲工人、讲工厂，而是讲行政系统。我们有一百七十万行政工作人员（包括乡干部，不包括合作社），教育系统有二百万人，另外有商业系统以及工厂以外的事业系统，还有三百八十万解放军，合共有一千万出头一点。这就是我们组成为国家的这么一个人数。产业工人过去几百万。现在增加到一千二百万人。因为我们国家大，工作人员也是要多一点。所以准备在有条件的时候，就是讲有出路的时候，把一部分人回到工厂里头去，回到合作社里头去。主要的生产是两个部门，一个工业，一个农业。就靠这两个部门来生产。现在看起来工资有一些不很适当，引起人们不满。我说这个问题，如果社会上讲话的多了，倒是好办，因为讲话的多了，我们就有据据来一个调整，要保持过去我们革命的时候，阶级斗争的时候，那样一种精神，那么一股劲儿，那么一股热忱。革命热情，就是要把这个工作做到底。每一个人，有一条生命，看你能活多久？或者六十岁，或者七十岁，或者八十岁，或者九十岁。有一个画家齐白石，他有九十八岁。看你有多长的生命，到那个时候，你真是不能工作，你就不工作，当你还能工作的时候，你多多少少应该工作。而工作的时候，要有一种热情。缺乏热情停滞下来，这些现象不好，应该作教育。有些人就是因为机关庞大，许多人围在一起，没有工作，打扑克，毫无出路。你堆上一大堆，只有那么几件小事办，他不打扑克？
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军队里头怎么样？今天军队里头的同志很多，平时的政治工作和战时的政治工作是不是有些不同？……现在实行了军街制度和各种制度，一面实行这些制度，一面还要上级和下级打成一片，跟士兵打成一片，还要准许他们有批评，比如开党代表大会，给他们一个批评的机会。陈毅同志讲得好，他在“三反”的时候，在华东军区，说是我们专制了几年，现在让人家向我们专制一个星期可以不可以？我们发号施令多少年，都可以的，现在让下级向我们说一点话，批评一下，批评一个星期，只有一个星期，可以不可以？他的意思是说，应该是可以的。我是赞成这个说法。硬着头皮，让下级批评我们一个星期，在他们批评之前，先准备一下，做点报告，自己有什么缺点，无非是一、二、三、四……有那么三、四条，然后让同志们发言，补充一点，批评一下。有功劳的，人们不会把我们的历史丢掉的。战士们对连排长，也给他们一个机会，最好一年有这么一回，开这么几天的批评会。我们曾经做过，结果是有益的。军事里面的民主，军队里面的民主，这样不因为我们有军衔制度，有各种制度，而使上下、官兵以及军民、军队跟地方这个密切的关系受到损失。毫无疑问，上下应该密切，应该是一种同志的关系；官兵、军事干部跟战士们，应该密切地打成一片，军队跟人民、跟地方党政，应该密切的。
全党应该强调思想工作，我们今天讲的总题目就是思想工作，思想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近来比较突出，特别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人们就说，是不是要“放？”恐怕危险。长期共存，为什么要怕长期共存？“你那个民主党派，我们革命的时候，你在哪里？”只要搬出这一条来，那他就没话说，他就遭殃，我们说这个时候还不要搬这一条，不要靠官职，靠职位高吃饭。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说资格老，几十年，都是真的，可是有一天，你办了一件糊涂事，讲了一篇混账话，这个时候，人们也不谅解。你解决的事情解决得不对尽管你过去做过许多好事，职位有多大，因为你今天的事办得不好，你对人们有损害，这一点他不能原谅。因此，我们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来吃饭。靠正确，不靠老资格。你还是靠正确、还是靠资格？靠资格就吃不了饭，因为你搞的事情不正确，你解决问题不正确。你虽然有资格，但是人们不能原谅。因此我们索性都不靠资格，还是一个什么官都没有做，就是不摆老爷架子。老爷架子不要摆。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不摆官僚架子，不靠老资格吃饭。这一条，特别是老干部要注意，新干部他们没有这个包袱，他们比较自由。他讲“老并不是你们好呀，你们就是革命几十年，我就是那个时候，你们革命的时候，我还在地上爬呀！”这一条他讲我们不赢，因此他就没有这个包袱。
那些新干部，我们对他们要处在平等的地位。有很多东西，我们不如他们。比如讲知识，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现在这一代，只有他们能够在知识上教育工人阶级、教育农民。因为现在我们还有什么知识分子呢？没有嘛！现在的大学，约有百分之八十是地主、资本家、富农的儿女；中学据江苏省统计高中百分之六十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儿女；初中也有百分之四十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儿女；只有小学倒过来，大概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儿女占百分之二十、三十，工人、农民子弟可能有百分之七十、八十。这种情况，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要一、二十年，才能改变。所以，现在的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要耐心争取他们，一面要说服他们，使他们进步，使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是说教育他们，他们要做教员，必须学习，另一面我们要向他们学习，要向现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习，因为，除他们就没有知识分子了。
无产阶级必须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只有它有前途，其它阶级都是向它过渡的。比如说农民，将来要变成农业工人，合作社几十年之后，就要变成国营农场，社员要变成农业工人，资本家现在正在变，再过若干年，他们也变成了工人。整个社会都是工人，所以只有工人才有前途，其它都是过渡的阶级。无产阶级要有他的知识分子，要有全心全意为他服务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半心半意。大概估计，三个五年计划完成，我们可能从五百万知识分子中间，由现在的百分之十几或百分之十五，或者百分之十七（这里包括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而不算在里头的），因为进了共产党，他并不一定等于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是共产党有一部分人倒是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比如过去鲁迅就是这样的人。鲁迅好？还是陈独秀好？还是张国焘好？还是高岗好？我说还是鲁迅好，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非党人士，就个别人而论，进了共产党，并不等于比党外人士好（有一部分党外人士比共产党员好），争取扩大到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他们或者是进党，或者在党外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跟工人农民接近。还有三分之二，在这十几年当中，也会有些改变，由半心半意改变成再多一点，三七开，尾巴掉一点，有些进步。我们要争取这个前途。因为讲思想问题，就联系到知识分子问题。
至于合作化许多问题，我就不讲了，合作化是个好事，是确定它有优越性的。因为我们许多合作社证明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但是有一部分同志，还有疑问，党外人士还有异义。这一点要向他们作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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