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岛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

　　（谈到工商界）现在是过第三关，过第三关顶少还要十年。历史上包下来一批王八蛋、一路来敲锣打鼓，拥护了七年是假的，只是到了现在，他们就翘尾巴了。每年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议，总是要对付他们一场。通过法案，他们都举手，下去视察，他们就找岔子，并且搞组织活动。估计到他们有一部分人随时会叛变，但历来都没有暴露他们的办法。现在提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上整风，右派分子的头子就翘尾巴，反共反社会主义了。把孙行者的尾巴打下去，花果山的猴子就不神气了。抓住改造，逐步把领导权转到左派和中间派手里。各省市基层把民主党派，教育界的领导权拿过来。学校实行党委制可以考虑，但我们必须领导学校，领导权过去是不巩固的，有一部分领导权是在人家手里，缺乏战斗力，一时搞得天昏地暗，例如清华大学党团员占百分之八十，但党的领导并不巩固。科学技术界，新闻，艺术，出版，教育，卫生界，都有左中右，我们不占领导阵地，就搞不成社会主义。总之，要搞意识形态，要搞知识分子。过去搞五大运动，三大改造，没有好好搞教育界。过去省委书记怕见大学教授，现在见了一下，见出名堂来了。再摸一个时期，就更清楚了。

　　敌我双方对政治形势的估计都不大对头。敌人方面对形势估计错了，我们对自己的估计也不是那么正确，在鸣放期间，觉得我们的力量比较小，对工农兵——我们的基础估计不足。现在看来，在工农党团员中只有少数，大部分是好的，我们也为假象所迷惑。

　　多次人民代表大会，政协都要斗一场。名义上在台上参加政权，大体上顺着我们，实际上是反对派，拥护是假的。到去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提出的“两百”方针，加上匈牙利事件，他们开始翘尾巴了。首先看出这个问题的是陈××等几个同志。说百花齐放可以，但放的不妙，放出牛鬼蛇神了。周恩来二月回来以后，罗隆基公开批评总理的外交报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还有几个学校闹事，工厂闹事，农村闹事，以为形势不妙了，其实就那么几个人，就是大学也是九个指头是好的，只有一个指头不好。反右只有一个多月，就看出来了。民主党派打他百分之二十，也还有百分之八十，经过六月，七月半个月，我们就完全清楚了。凡事皆要加以分析。分析了就有底了。这一下我们的心就放下来了。

　　敌人是把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对工农估计不足，对左派也估计不足，这一点右派同我们一样。在中国搞匈牙利是搞不起来的。放，还应当有决心，不然就放不起来。

　　还有，广播，电话，电报，邮电要抓住，不让民主党派去发展。民主党派要抓住其中的右派，狠狠的打，在打的当中，建立领导权。抓住这个时期搞他一年。如果搞到明年六月，全国人大改选，我们假如再提他们的名，他们自己都不好意思的。经过反右派，一定要换掉一大批。地方，明年年初就要开始政治改组，三月各省把改选搞完。我们这样估计：打算打一年。现在报纸上这样积极地吹，总吹也不行，还要搞点别的。右派分子虽然多，但头儿已经打了，打右派主要是打头子，把头子打了。就不好作怪了，以后采取剥笋政策。其他的人，那怕也有些错误×他是领头××，×××，×××怎么打法？×××反人民，不公开反共不闹事，但死也不改。右派分子人数虽少，但不可小看，对右派分子要剥笋。

　　知识分子多数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工农事业不那么有感情。但他们有这样种种倾向，只要他们今天倾一点，明天倾一点，再过十天功夫就改造了。山东提议：要反右派的事情向工人农民作宣传。地主、资产阶级好像都在替工人，农民说话。我们要讲右派怎样进攻，我们怎样捉住了一批右派（如广东罗翼祥）。对工人农民手工业者，一般不要扣右派帽子。

　　合作化没有希望？有这样一些富裕中农，本想叫他们慢慢进社，也挡不住，进来了又想退出去。是否让他们退出去？从阶级路线来看，少数不愿在社的，可以让其退出。山东临沂地区一百多万户，退了一万户，过去闹事最多，现在是全省比较太平的地方了。退出去的不要苦他，也不扣右派帽子，将来愿意来的就来，要退的大体上有百分之一。愿意退的就允许退。今年秋天下这个决心看如何。

　　农村、工厂整风如何整法，要把解决的问题收集一下，准备意见。中央拟于八月十五日到二十五日开一次中央全会，地委书记也参加，研究整风与体制问题。党代表大会可在一、二月底到春节前召开。

　　整风问题，头一步以政治为主，结合思想（阶级敌对的、内部的）；下一步以思想为主，结合政治。这里讲的政治，主要指反右派斗争。其实，同敌对阶级的斗争，多数人向我们提的意见，如傅鹰，和我们不是敌对阶级的关系，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也是政治关系。如权限下放，也是政治关系。但像张轸那样的家伙，写信批评周，×，就要狠狠批评，要登报。这些人要告诉他好好重新做人，留一碗饭吃。民主人士的职务要重新安排，代表，委员，部长，厅，局长，在这次运动中有功劳的要上台，右派要下台。他们由长期共存，变为短期共存，由互相监督，变为无权监督，自己否定自己。

　　有职无权，人事制度，评级评薪都是政治性的问题，调整关系的问题。

　　每天都有高潮低潮，上报的人数要增加，并且要各行各业都反映到报上去，这样就不单调。下一步整风，思想要搞得深一些，我们自己的问题也要费点时间，认真改正自己的缺点。

　　今后反右派斗争就是两个字：一叫深，一叫改。对内和，对敌狠。徐州地委有百分之五十的基层干部是好的。另外百分之五十分三类：轻微错误的有百分之二十，比较严重错误，手头不干净的有百分之二十九，严重违法乱纪的只有百分之一。前两类可以主动下楼。办法是开开干部会，肯定成绩，检查错误。

　　什么叫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总是不要脱离群众，要倾听群众意见，加以分析。好像游水一样，要顺水性，或者说是鱼水关系。干部脱离群众，就不能活。过去军队在战争中都是搞三大民主，为什么现在工厂、农村里搞三大民主呢？军队是拿着枪的，都不损害干部威信，为什么县、区、乡干部不能这样作呢？对干部一个是撑腰，一个是帮助。毛病要改，又不要伤害干部。大家批评一下，一篇检讨就可以过关，要教会基层干部过关。农村，工厂不能采取市机关，学校的办法。而采取三级干部会，社员代表会，支部大会，职工代表会等，就是陈伯达同志的办法。陈伯达在福建的办法，开始区、乡干部都不赞成，后来大部分的干部选上了，选举不要党团员保证，而是充分酝酿，群众提名。各省可搞点经验。

　　工厂干部要下车间，还要到宿舍。

　　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应该是讲道理的关系，不是我打你通，我压你服。共产党不怕群众。实行民主的结果是增加威信，而不是降低威信。过去军队实行民主，就打胜仗。

　　反革命搞得厉害的地方，要镇压。肃反不彻底的，要杀一些人。少杀不是不杀，杀少数人是完全必要的。浙江仙居，临海两县，合作社解散百分之八十。每年准备一百万人闹事，或者还要准备多一点。

　　河南长葛县修飞机场赶走农民，打伤四个人，这是国民党作风残余。有些国民党作风残余的是合乎实际的，一定要整好，虽然是要经过一个过程才能彻底整好。这次整风，要想一次整好，一劳永逸，我才不信。现在要把闹事的数目扩大一点，六亿人民每年准备有三百万闹事，百分之零点五的人闹事，经过几年右派一闹，我们摸了底，就不怕了。过渡时期有个不稳定的时间，再有五年半能把社会秩序大体稳定下来，就是好的。总要相信群众的绝大多数，陈伯达讲的不是狭隘经验。

　　（以上是7月17日上午会议上讲话）

　　（谈到打右派）北京打击了一千五、全国要打出十个北京来。大树是有根的。

　　大地主的儿子。这是新式肃反，要好好交待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的斗争策略。

　　大字报是好东西。为什么我们不怕大字报？因为我们总是多数。

　　工厂一定不要妨碍生产，那个地方烂，崩溃越多，那个地方就越好办事。省要派有经验的干部下去，硬着头皮，大放大鸣两个星期，只听不说。

　　（谈到区、乡、社整风问题）每个五年计划搞两次整风，一大一小。

　　不要搬石头，现在我们还靠这些石头。粮食年年增产，但是越来越少。去年动用库存七十亿斤，今年一定要搞八百五十亿斤。穿也是大事，现在折半了，越搞越少。怎么得了？

　　有反必肃，抓起来再说。不能像胡老头一样、罪已诏千万不下。

　　手工业社脱产人员太多，浙江兴登县七万人有三千五百多官，真是太多了，应该减三千，留五百。工厂非生产人员也太多，占百分之三十。苏联百分之二十五，美国只百分之三至五，现在要考虑。多的人要养起来，几年内转到生产中去。用节约下来的钱扩大经济事业。

　　整风范围扩大，党、团、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工商联，学校，艺术界，经济事业机关，合作社都要整。

　　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

　　共产主义者协会要大于共产党，中央领导同志去当会长。

　　地、富、反革命摘了帽子的，要调皮再给戴上。搞个劳动教养条例。死刑不要轻易废除。地、富、反革命的选举权，不要给得太早了。不搞大，只搞小，这些关口要卡住。唐僧这个集团，猪八戒较简单，可以原谅；孙悟空没有紧箍咒不行。反右倾思想，右派，极右派，合乎人情，顺乎天理。各省市对民主党派，不管其中央，予以腰斩。

　　（以上是7月18日会议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