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不可能。我们没有强加于人。在人民内部，尤其是在同志内部，采取强加于人的态度是不好的。我们现在用说服的方法代替了压服的方法。费的时间不算少，但是这点时间是需要的。我们采取协商的方法并不是主张无政府主义，我们不是辩论的俱乐部。我们的方法是又有中心，又有大家，中心与大家的统一。没有中心，比如没有苏联共产党，那么就会变成无政府主义；没有大家提意见，只是一家提意见，那么就总不会完全。现在是又有中心，又有我们大家；在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又有集中，又有民主。不能说我们这一次会议没有民主。我认为有充分的民主。

　　这个宣言是正确的。它没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将来我们见马克思的时候，他问我们，你们搞了一个什么样的宣言？他会怎样评价这个宣言呢？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他老先生发一顿脾气，说你们搞坏了，有机会主义的因素，违背了我的主义。第二种可能是：他说不坏，不是机会主义的，是正确的。也许列宁会出来为我们讲话。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呀，你们两位死得早，我死得迟，我熟悉他们，他们现在会作工作了，他们成熟了。你看，苏联共产党，我的后代，他们召集这样一次会议，是召集得很好的。不仅各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他们，感谢我的后代。他也会说，起草委员会作了辛勤的劳动。这个宣言有没有冒险主义？马克思他们会这样讲？无非也是两种可能：一说有，一说没有。但是我估计，他们会说没有。研究一下，这里头有甚么冒险主义呀？我们力求和平，力求团结，看不见冒险主义。由此观之。冒险主义的性质也没有，机会主义的性质也没有。那么是一个什么宣言呢？是一篇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的宣言，这个宣言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有些经验是从痛苦中得来的。这些痛苦教育了我们。我们不要对于那些痛苦生气。相反，我们要感谢这些痛苦。因为它使我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努力去避免那些痛苦。果然，我们就避免了那些痛苦。是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