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看好莱坞以政治、核战、反恐怖主义为题材的动作片及惊悚片的观众，想必经常注意到这样一个桥段，那就是美国总统从白宫出发避难外地时，总有随从手提一个巨大的黑色提包，跟随总统一起登入“海军陆战队一号”（Marine One）直升机，总统随即前往号称“末日飞机”的核战指挥飞机或其他地下避难所处置国家安全紧急事态。艺术源自生活，电影中的“核提包”已成为美国一项重要的核文化和核意象代表，其创生、实践则有着极为深刻的冷战历史教训与美苏核交锋渊源。

一、如何保持对上万枚核弹头及相应核战争计划的危机控制？

自1945年7月核武器出现至五十年代末，美国仅用十余年时间便将自身核武库由数枚核武器爆炸性地增加到上万枚核弹头、上千枚洲际导弹的恐怖规模。同期，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推出拟利用数十亿吨TNT当量的核武器进行全球核战争的“统一作战行动计划”（SIOP），核实战理念下核武器的爆炸性激增及其叠床架屋式的指挥、控制网络逐渐引发美国最高决策层忧惧。对核武器、核战争进行统一、垂直且具有唯一权威性的管控势在必行，如此一来才能在核危机关键节点有效对敌传递威慑信号，夯实实战威慑能力，完成危急时刻双方核交战的有限化和可控化。

五十年代末起，时刻陪同总统出行的总统军事事务助理开始随身携带一种特殊的黑色大提包，其有各种俗称如“挎包”“黑包”“紧急行动包”，但最有名的俗称是所谓“足球”（football）即“核提包”，其重量约30磅，为金属箱制成，外套黑色皮革或聚酯纤维布。作为总统为代表的最高文官系统对核武器绝对控制权的缩影，核提包及携带它的军事助理能够使总统在突发重大危机时决定是否以及怎样具体使用各类核武器，为此，不是一名而是多达十几名军事助理轮班携带核提包以供总统使用。据解密文件揭示，艾森豪威尔总统最先开始使用核提包，肯尼迪总统则是第一位全面使用核提包的美国总统。

2002年1月20日，小布什总统军事助理保罗·蒙塔努斯少校将核提包带上白宫南草坪停放的“海军陆战队一号”总统直升机。

进入六十年代，外界开始知晓核提包的一些具体功用：（1）包内装有用于国家紧急状态的公告和行政命令，即“总统紧急行动文件”（PEAD），其目的是“赋予总统正式的紧急权力”，包括暂停人身保护令、宣布国家戒严及授权大规模逮捕和拘留特定公民、宣布民用防空紧急措施；（2）包内装有军方教导总统学习“统一作战行动计划”相关程序后的“国家紧密战争命令”等绝密文件和绝密程序，相关加密命令将在战时或危机时刻发送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及战略空军司令部，进而授权军方发起主动核打击或者战略核报复。授权信息可通过卫星电话、有线电话、电传打字机或无线电等形式发送。通过国防通信局的特定安排，核提包发送的授权信息还可发送至北美防空司令部，实现全域领空关闭；同时总统可通过核提包的卫星电话第一时间联系上西欧盟国领导人，同其商榷核战争事宜，推动盟国利用自身核武器攻击美国的敌人。为防止他人盗用核提包，包内还装有验明总统身份信息的程序，相关加密命令无法加以破解。

为在紧急时刻让总统得以简明、清晰地就对敌核交战的攻击选项、估计伤亡人数等事态加以把握，包内还装有写明相关核战信息的“卡通和配色图片”，以利总统紧急编排对敌核战争。总统军事助手平时也会参与战略空军司令部组织的“统一作战行动计划”相关培训，可在极端紧急时刻明白无误地辅导总统使用核提包，比如告知总统不同核报复和核打击选项的敌方伤亡人数及工业损失，以利总统进行核升级或者核停战。

国家紧急空中指挥所“末日飞机”内部配置

正因为核提包在紧急状态时如此重要，即便肯尼迪1963年11月22日遇刺当天，总统军事事务助理之一的切斯特·克利夫顿将军也在达拉斯街头的总统车队中紧密跟随总统。肯尼迪送医后，克利夫顿即刻跟随副总统约翰逊登上“空军一号”专机进行空中避难。据肯尼迪海军事务助理塔兹韦尔·谢泼德上尉所言，军事助理“无论总统去哪里，都要负责保管核提包”，例外情况是当总统在华盛顿特区时，核提包就留在白宫，而不会“跟着总统到处跑”。

1962年10月极度骇人的古巴导弹危机，深刻暴露了战略空军司令部为代表的军人力量对美国文官政府核武器控制权以及核战争指挥权的严重侵蚀，其中时任战略空军司令部李梅在白宫会议中当着众人的面，公开指责肯尼迪和其父亲都是胆小如鼠的绥靖主义者，进而威胁肯尼迪兄弟美军将如期实际动用核武器攻击在古巴的苏军部队。加之同期美苏彼此间的核战争理念，仍保留首先打击对方指挥领导中枢的作战计划，故而通过核提包强化总统危急时刻的决策权威和实时紧急通讯保障能力，便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核战略的始终重要关切，也是美国文官系统控制军人不当权力发挥的重要表现。

1981年3月里根总统在希尔顿酒店门口遇刺时其军事助手火速将核提包保护于身下，见箭头所指。

特别地，为适应美苏全面核战争的各种极端场景，六十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制定出总统在核战中身死或者无法联系后的政府后继人计划。白宫将全面布置6-7人组成的秘密总统后继人名录，副总统当然是最关键的继承人，因而为副总统配备核提包便也成为例行公事。至七十年代后期的卡特政府时期，鉴于卡特年轻时曾担任美国海军高级核物理专家，尤其关注美国最高领导指挥中枢在核战争中的生存能力，故而他要求副总统蒙代尔在自家官邸中也备有一个核提包。

二、核提包与美苏有限核交战

进入七十年代，总统核提包已成为美国加速发展的国家指挥、控制、通信及情报（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 and intelligence systems, C3I）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核提包这样一个小小的物品之所以这一时期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体系及核战争计划中地位日益突出，一项重要原因在于七十年代美苏双边均发展起不打击对方首都等领导指挥中枢，而致力于将核战争有限化、局部化的有限核战争理念，这就使得服务于总统紧急核通讯和核战指挥的核提包更显重要。

2002年6月25日，在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举行的八国集团经济峰会期间，小布什总统与国务卿赖斯等人一同散步，总统军事助理携带核提包紧密跟随。

这一时期美国核战争计划发展出所谓审慎、灵活打击能力（withholding strikes）：美军将分批次、分阶段在核战争中评估何时、怎样逐步升级核打击或逐步降级，实现在达到战略目的后避免不必要核升级，完善“实战威慑”。其中，苏联、东欧及中国的领导、军事指挥中枢被列入审慎及暂缓打击名单，对苏、中进行仅打击军事目标作战模式时，打击范围应被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减少摧毁民用目标，减少核尘埃及核辐射的过度释放。有限核战争理论主旨认为，基于核打击精度显著提升，以及超级大国初步构建起C3I系统，需要尽可能以最低烈度结束战争，这就对有限核部署及核打击计划提出了现实需求：有选择、有限度地使用核武器，通过危机时刻的高层战略通讯渠道，既要向敌方表明核决战及必胜决心，也要传达限制冲突规模、防止战争升级的信号和意愿；因此美国继续将敌人关键军民目标作为打击筹码的同时，谋求控制核战争的进度和烈度，给予敌人重新思考以主动降级冲突烈度的机会。

1972年起，美国行政部门要求军队进一步发展“临时核打击规划”（ad hoc strike planning），用以对敌执行小范围灵活打击，如在一天时间内分批投射10件核武器，同时通过首脑直接联系热线（DCL）与敌人密切沟通，实现边打边谈、讨价还价的核战争可控目的。美军还在兰德公司协助下运用IBM公司研发的7090型超级计算机组建“快速计量”（QUICK COUNT）评估系统，实现核打击过程节奏控制、毁伤评估和目标重捕，助力打击效能最大化和可控化。

为进一步配合有限核战争规划，1976年9月美苏另外签署《关于减少爆发核战争危险相关措施议定书》，细化了彼此极端核危机情况下高层直接联系热线的通讯消息格式，如涉及不明爆炸或任何无法解释的核突发事件，以及两国导弹预警系统出现故障或受到不明干扰时双方如何实现紧急通讯，旨在缩减消息互达时间。两国共将可能面临的核紧急情况分为六种阶段和模式，极端紧急情况下，双方向对方分别发送ATOM 111、ATOM 222、ATOM 333、ATOM 444、ATOM 555及ATOM 666等短信息，对方即可明白信息全意，有助于在各自热线终端无法发送完整句子的极端危机时刻维系基本战略沟通与危机对话。上述极端危机情况下美苏双边共同遵守的规范化通讯短信显然服务于避免核误判、增进有限核交战效力，堪称共筑美苏战略稳定及美苏核安全的重要安全公共产品。

虽然有关核提包进一步详细功用的相关解密史料极为稀少，但可以想见，核提包内的相关卫星电话装置应该能够履行或服务于上述对敌紧急通讯的战略任务，这就与同时期日臻成熟的美苏高层直接联系卫星热线（DCL）一道，共同成为美苏有限核交战的重要基础通讯设施，构成外界所不熟知的美苏“缓和”及双边经典战略稳定所仰赖的关键组件。

三、技术进步与冷战的长和平特质

冷战史大家加迪斯曾慨叹，作为堪称“长和平”的国际秩序，冷战的存续时间要比经过周密设计的一战后国际秩序的存续时间长得多，按照惯常经验，美苏战争早该发生，但冷战“长和平”的持久性及其战略稳定性堪比梅特涅和俾斯麦精心构筑的19世纪欧洲协调体系，甚至存续时间更长、战略韧性更强。不仅如此，冷战催生的维持和平的机制与机理还没有要瓦解的征兆，相反持续指导当代国际政治，个中道理令人深思。

核提包正是这样一种帮助冷战维持“长和平”特性的关键事项，一方面显著强化了美国文官系统对于军人及核打击力量的绝对控制权，另一方面服务于危机时刻美苏领袖外交和危机外交。核提包可服务于危机情况下特定威慑、和解等信号的传递，这是大国构筑经典战略稳定以及当下大国构筑复合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要件。若仿照史家所称促进冷战长期稳定和“长和平”的“侦察革命”，我们也可将核提包相关机理称作有效维稳并控扼冷战烈度的“通讯革命”。

1994年前后，俄联邦总统叶利钦曾建议美国总统放弃携带核提包，因为美俄战时危机时刻的联系管道已足够丰富，但克林顿予以拒绝，强调核提包是美国文官管控军人、进行危机事态管控的关键组件，对于美国国家安全事关重大。因而直到现在，核提包一直由总统军事助理伴随总统近身而时刻加以携带。总的来看，冷战时期至后冷战时代美国最高决策层筹措、运用核提包并使之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和核战略演绎，及其用于对他国传递威慑信号并促进大国战略稳定的相关做法，值得其他核大国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