僱傭兵是人類文明早期階段就已誕生的一種職業軍人群體，其中最負盛名的便是15世紀晚期到18世紀末的瑞士僱傭兵。由於在戰爭中能夠發揮突出的作用，瑞士僱傭兵長期受到歐洲各國雇主的追捧，可以獲得高於其他同行的報酬。目前西方學者對瑞士僱傭兵的研究大都偏重於敘述僱傭兵的事跡，對一些全局性、理論性問題的討論還不夠充分。例如，瑞士這個山地小國有哪些獨特條件，使其職業軍人在歐洲處於鶴立雞群的地位?瑞士在15世紀晚期具備強大的軍事實力後，為何沒有通過領土擴張成為一個歐洲大國，而是走上了輸出僱傭兵之路?瑞士僱傭兵興盛三個多世紀後，在19世紀走向沒落的原因又是什麼?本文將嘗試依據相關史實對上述問題進行探討，期望透過瑞士僱傭兵這一視角，對該時段瑞士乃至歐洲的歷史有更深入的理解。

一、瑞士聯邦的形成

現今瑞士中部的四森林州湖(Vierwaldstttersee，也稱盧塞恩湖)到阿爾卑斯山最高山嶺之間的地區是瑞士聯邦的發祥地。施維茨(Schwytz)、烏里(Uri)和下瓦爾登(Unterwalden)這三個森林州的居民很可能是被羅馬軍隊征服以後躲避到這裡的一部分辛布里人的後裔。在羅馬帝國衰亡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這裡的居民幾乎處於與外部世界相隔絕的狀態。他們在山谷中自由自在地過着放牧生活，未曾受到阿勒曼尼人、勃艮第人或法蘭克人等征服者的注意。那些外來者即使偶爾闖入這些荒僻的地方，也沒有定居下來的意願。然而，基督教傳教士比那些征服者更能忍受這裡的艱苦環境，他們的到來使這些未開化的山民變成了基督徒。

在基督教傳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施維茨、烏里和下瓦爾登的居民共用同一個教堂，並共同生活在他們自己選舉出的頭面人物的治理之下。隨着人口的增加，施維茨、烏里和下瓦爾登分別有了各自的教堂，並且開始組成各自的自治機構，形成三個不同的社區。不知從什麼年代起，這三個社區開始接受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權威。他們大概認為皇帝可以保護其免受周圍鄰居的侵犯，因為那些鄰居不是皇帝的附庸就是皇帝的臣民。1240年，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頒發了一份特許狀，將施維茨、烏里和下瓦爾登置於帝國直接保護之下，使其脫離總督哈布斯堡伯爵的管轄。

在霍亨斯陶芬王朝絕嗣造成皇位空缺的動盪時期，施維茨、烏里和下瓦爾登在1257年自願恢復了本已廢除的總督職位，接受魯道夫·哈布斯堡的管轄，以獲得這位強大鄰居的保護。然而，在後來的年代裡，這三個社區為對抗哈布斯堡家族將其變為世襲領地的企圖，不得不聯合起來。1291年8月1日，在魯道夫·哈布斯堡去世17天后，來自施維茨、烏里和下瓦爾登三地的代表聚集在一起，宣誓將永遠遵守它們先前締結的盟約，在遭遇外部入侵時互相給予支援，並以和平手段解決聯盟內部的爭端。隨着這個永久同盟的締結，瑞士最早的三個州誕生了。

雖然這三個森林州的人口和經濟規模都非常小，但它們之間的永久同盟是瑞士聯邦的開端。為了擺脫正在崛起的哈布斯堡家族的控制，盧塞恩、蘇黎世、格拉魯斯、楚格、伯爾尼等城市或鄉村社區相繼與三個森林州結盟，從而成為持續擴大的瑞士聯邦的新成員。不過，所謂瑞士聯邦只是圍繞三個森林州的同盟關係網，並不存在聯邦中央政府，聯邦層面既沒有常設的行政管理人員也沒有財庫和軍隊。直到法國大革命導致瑞士聯邦覆滅，以及拿破崙戰爭結束後瑞士聯邦重新建立，這種狀況才有所改變。

二、如何孕育出歐洲最優秀的士兵

1291年以後的二十多年中，三個森林州與日益強大的哈布斯堡家族之間維持着和平共存的狀態，因為哈布斯堡家族正忙於神聖羅馬帝國的政治事務。然而，1314年施維茨因為牧場的糾紛進攻哈布斯堡家族保護下的艾因西德倫修道院，促使哈布斯堡家族發動了試圖制服這些山民的遠征。

1315年11月，奧地利公爵利奧波德·哈布斯堡糾集了2萬人的軍隊(其中包括4000名重裝騎士)，兵分兩路向施維茨進發。當利奧波德親自率領的大軍行進到摩爾嘉頓(Morgarton)隘口時，遭到大約1300名來自施維茨、烏里與下瓦爾登的山民的伏擊。利奧波德的先頭部隊被預先設置的路障和一隊弩手阻擋，而後面的隊伍仍繼續行進，以致騎兵全部都擠在狹窄的隘口裡。此時，兩側山崖上的伏兵拋下大量巨石和樹幹。緊接着，森林州的主力衝殺出來，用戟和斧頭對亂作一團的敵軍肆意砍殺。戰鬥中，哈布斯堡軍隊有3500人喪命。根據編年史的記載，瑞士方面在這場戰役中只有15人陣亡。摩爾嘉頓戰役中瑞士人取得的勝利是令人震驚的，這是中世紀以來歐洲第一場由步兵戰勝騎兵的較大戰役。這場戰役顯示出瑞士山民英勇作戰的特性及其實施周密計劃的能力，但他們的勝利在當時主要被歸因於山地的特殊地形。直到1339年的勞彭(Laupen)戰役和1386年的森帕赫(Sempach)戰役，瑞士步兵在開闊的地形條件下擊敗重裝騎兵，人們才認識到摩爾嘉頓的勝利並非出於僥倖。

在高山、森林和山谷中放牧的生活從體質和精神兩方面使瑞士山民具備優秀軍人的特性。16—17世紀的旅行家費內斯·莫利森(FynesMoryson)曾評論說，蠻荒的自然環境將瑞士人培育成了“一個狂暴的民族，他們能夠忍受艱苦的環境，具有好戰的性情，他們的身體就像大樹和牲畜一樣強壯，所以他們似乎是天生的軍人”。瑞士山地的男孩們在十歲左右就開始幫大人放牧，到了十四五歲就已經是成熟的放牧者，他們通常在這個年紀加入由同齡人組成的團體。在共同外出打獵的過程中，在爭奪牧場的武裝衝突中，在各種各樣的體育比賽中———除摔跤、投擲石塊等常規的比賽以外，搬着巨大的石頭爬山這類即興比賽也時常舉行———青年們不僅學會了如何使用武器，掌握了基本的戰術，練就了強健的體魄，而且培養了對團體的忠誠和榮譽感。他們絕不能容忍別人蔑視他們的力量或勇氣。

15世紀以前瑞士人使用的主要武器是戟。這是一種在近身肉搏戰中殺傷力巨大的武器，但其8英尺的長度與重裝騎兵12～14英尺的長矛相比顯得太短了。這一缺點在森帕赫戰役中差點兒釀成災難。15世紀20年代，瑞士步兵開始採用一種新的武器———由長達18英尺的白蠟木杆和10英寸長的鋼鐵槍頭組成的長槍。如此碩大笨重的長槍在單獨使用時並沒有什麼用處，它只能是一種集體性武器。為了充分發揮這種武器的效力，瑞士人採用了一種密集的方陣隊形。進攻時，長槍在高於肩膀的位置以略微向下的角度向前刺殺。防守時，第一排的士兵用右腳將長槍末端固定於地面，並用左膝支撐，使槍頭保持在肩膀的高度;隨後三排的士兵則將長槍平端在腰部至肩部的高度(因此每個衝過來的敵人至少都要面對四支可怕的長槍頭);後面的士兵則將長槍垂直指向空中，形成一個抵禦弓弩等武器的保護傘，並隨時準備填補前面士兵傷亡所造成的空缺。這種像刺蝟一樣由密集的長槍頭組成的巨牆，足以有效防禦包括重裝騎兵在內的各種進攻。而且，這種令人毛骨悚然的巨型刺蝟在進攻中同樣威力無窮。長槍兵在進攻與防守中的效力都取決於能否保持密集的陣型。方陣中的士兵是按照他們所屬的村莊、城區或行會分組，這加強了他們對同伴的信任和對集體的忠誠，使他們在危急時刻能夠冷靜地保持隊形。瑞士軍隊標準的戰鬥序列是分成先驅、主力和後衛三個方陣。當先驅方陣向敵軍發起衝擊時，主力方陣並不是跟在它的後面，而是在它的左側後方或右側後方，與它保持協同前進。後衛方陣則常常停下來等待第一波衝鋒的結果，以作為預備隊之用。這樣布陣的好處是，在每一個方陣的後方留出了足夠的空間，當被迫撤退時就不至擠壓到後面的部隊使其陷入混亂。

除了士兵的素質和15世紀在戰爭中逐漸發展形成的完美戰術外，還有兩個因素大大增強了瑞士軍隊的威力。一方面，瑞士多山的地形不適宜騎兵作戰，瑞士聯邦從誕生之日起就是一個由山地牧民和市民組成的非封建的社會，封建騎士那種以抓獲戰俘索取贖金為目標的戰爭傳統從未影響到瑞士山民。瑞士軍人在戰爭中不留俘虜，他們自己也是寧死不當俘虜，不祈求饒命也不會饒過對手的性命，所以與他們作戰的死亡風險極高。這是瑞士軍人獲得“兇殘”名聲的主要理由，也是令所有對手膽寒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瑞士軍人基本上不佩戴防護裝備，因此行動起來非常迅捷，其速度與重裝騎兵相差不多，且比後者更加靈便。從出現在敵人視野至挺進到敵軍陣線前沿只需片刻，往往能在敵軍尚未部署完畢時就發起進攻。起初，貧困的山民們不可能像封建騎士那樣配備價格昂貴的甲冑，而且長槍和戟都需要雙手操縱，使其不可能攜帶盾牌，所以他們的安全完全寄望於手中的武器。後來，由於在實戰中被一再證明的效力，這一做法作為一種民族性的軍事傳統被延續下來。

瑞士人的軍事實力在15世紀最後25年的勃艮第戰爭和施瓦本戰爭中得到了充分的驗證。魯莽查理(Charles the Bold)是第四位、也是最令人生畏的一位勃艮第公爵。得益於幾代公爵通過聯姻、繼承、征服等方式所積累的實力，權力鼎盛時期的魯莽查理統治着包含佛蘭德爾、布拉班特、埃諾、弗里斯蘭、澤蘭、林堡、聚特芬、格德斯、勃艮第、尼維奈、夏洛萊、歐塞瓦、皮卡迪、里爾、阿圖瓦、維芒杜瓦、勒泰勒、內穆爾、列日、盧森堡、上阿爾薩斯以及弗朗什孔泰等繁榮富庶的領地，並有望繼承米蘭和普羅旺斯。通過效仿法王查理七世的軍事改革，魯莽查理建立了一支以重裝騎士為主的常備軍，並配備了大量火炮，這支軍隊在當時被認為是歐洲最強大的陸軍。魯莽查理曾經直接率兵到巴黎城下威脅法王路易十一。他用武力控制了洛林公國的大部分領土，只需要吞併這個小公國，就可以將所有領地連接起來，以便實現建立一個從北海到地中海的龐大王國的夢想。如果這個夢想實現，將會出現一個中歐強國把法國與德國領土分隔開，歐洲後來的歷史也將會改寫。然而，因為不明智地讓自己陷入與瑞士人的衝突，魯莽查理將勃艮第公國的前途與自己的性命一併斷送了。

1469年，奧地利公爵西吉斯蒙德把阿爾薩斯和萊茵河上游其他幾塊領地抵押給魯莽查理，換得5萬弗羅林現金。從此以後，魯莽查理與瑞士聯邦的領土開始有了共同邊界。魯莽查理派駐阿爾薩斯的總督與瑞士聯邦之間發生了一系列摩擦。在法王路易十一與奧地利公爵西吉斯蒙德的挑動下，瑞士聯邦與勃艮第公爵之間的戰爭終於在1474年爆發。1476年3月，魯莽查理親率大約2萬人的大軍在格朗松(Grandson)與1.8萬人的瑞士軍隊展開對決。瑞士的先驅方陣和主力方陣成功地抵擋了勃艮第騎兵一次又一次衝鋒，並將其騎兵統帥打落馬下。為了把更多火炮調到前沿，魯莽查理命令處於中心位置的步兵向後撤。恰在這時，出現於戰場的瑞士後衛方陣對敵軍產生了很大的心理衝擊。一部分勃艮第士兵把後撤變成了逃跑，其他士兵受到影響也開始跟着逃跑，最後演變為全軍的潰逃。因為勃艮第軍隊的敗逃發生得太快，所以傷亡數字只有1000人。但其軍營里的400門加農炮、800支火槍、300桶火藥、1萬匹馬及大量金銀珠寶都成為瑞士軍隊的戰利品，總價值估計有300萬弗羅林。瑞士人在格朗松取得了驚人的勝利，但勃艮第公爵的軍事力量並未受到重創。同年6月，決心血洗前恥的魯莽查理調集2.3萬大軍圍攻伯爾尼控制的莫拉特(Morat)，卻被前來解圍的2.5萬人的瑞士軍隊擊敗。吸取了格郎松戰役未能重創敵軍的教訓，瑞士人在莫拉特戰役中決心殲滅勃艮第軍隊。聯邦議會在戰前發布了禁止接收俘虜的命令。儘管勃艮第騎士們願意拿出不菲的贖金保命，但那些放下武器蜷縮在地上或藏在樹叢中的勃艮第軍人還是被無情地屠殺了。這場戰役中，勃艮第軍隊死亡多達1萬人，而瑞士方面的損失只有410人。由於魯莽查理本人得以逃脫，瑞士人還需要一場戰役才能使他們的勝利變得圓滿，半年後這個機會便出現了。1477年1月，試圖做最後一搏的魯莽查理率領1.2萬人的軍隊把莫拉特戰役中幫助過瑞士的洛林公爵圍困在南錫(Nancy)。然而，包括8400名瑞士人在內的解圍部隊再一次徹底擊敗了勃艮第軍隊，魯莽查理和7000名勃艮第軍人一起戰死於南錫城外。

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裡，瑞士人通過三場戰役乾淨利落地消滅了當時被視為歐洲最強大的陸軍，這一輝煌戰績震驚了整個歐洲，使原先並不被重視的瑞士人獲得了巨大的軍事聲望。瑞士長槍方陣的戰術也開始成為他人模仿的對象。後來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奧地利公爵馬克西米連聘請瑞士軍人做教官，模仿瑞士的戰術和組織方式創立了德意志長矛兵(Landsknechts)，並在施瓦本戰爭中投入到與瑞士人的對抗中。然而，瑞士步兵不僅能夠擊敗重裝騎兵，他們在與採用相同戰術的步兵對抗中同樣具有優勢。在1499年的弗拉斯坦茲(Frastanz)戰役中，瑞士人以微不足道的傷亡為代價殲滅了敵方4000名德意志長矛兵。

瑞士人的武器、戰術和軍隊組織可以被效仿，但他們的英勇、堅毅和兇殘卻是無法模仿的。戰場上連續不斷的勝利使瑞士軍人的自信日益增強，這種高度自信使他們即使在人數處於明顯劣勢時也敢於發起進攻。從15世紀末至16世紀初，瑞士人開始被認為是歐洲最優秀的士兵。儘量避免與瑞士軍人作戰，爭取與他們結盟，或讓他們為自己效力，成為各個君主或共和國追求的目標。此後幾個世紀裡，歐洲許多君主及歷任羅馬教皇都把貼身警衛的重任交給了瑞士軍人。

三、瑞士為何走上輸出僱傭兵之路

施瓦本戰爭是瑞士為爭取獨立進行的最後一場戰爭。皇帝馬克西米連一世在戰爭中損失了至少2萬人以後，終於在法王路易十二和米蘭公爵的調停下接受和談。1499年9月簽訂的巴塞爾和約中，馬克西米連承認了瑞士聯邦事實上作為獨立國家的地位。雖然瑞士聯邦名義上仍是神聖羅馬帝國的成員，但帝國的法令在瑞士沒有實際效力，瑞士也不派代表參加帝國議會，這一狀態一直持續到1648年瑞士從法律上徹底脫離神聖羅馬帝國為止。

經過勃艮第戰爭和施瓦本戰爭擊敗強大的對手並贏得獨立以後，瑞士是否將憑藉其強大的軍事實力走上對外開疆拓土的道路，進而擴張成為一個歐洲大國呢?在1494—1559年意大利戰爭中，瑞士當局也曾短暫地嘗試過積極參與國際政治和擴張領土的政策，但軍事上的一次挫折就使它放棄了擴張政策，轉而走上專門為其他國家提供僱傭兵的道路。

在1513年6月的納瓦拉戰役中，瑞士軍隊英勇地殲滅了8000名法軍，並迫使其殘部逃走，把路易十二親自率領的法軍趕出了意大利。這場戰役以後，高度自信的瑞士人開始將自己與古羅馬人做比較。在這一時期，馬基雅維利也把瑞士人稱作“新羅馬人”，並預言他們將成為意大利的主人。然而，這一預言並沒有成為現實。1515年，新繼位的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率領超過3萬人的大軍來到意大利，紮營在米蘭附近的馬里尼亞諾。9月13日至14日，瑞士軍隊憑着雄獅一般的勇氣向人數遠超於己方的法軍發起進攻。法軍炮火造成的嚴重傷亡加劇了瑞士軍隊人數上的劣勢。瑞士人雖然成功地迫使位於法軍中央的德意志長矛兵退卻了100米，但已沒有力量繼續推進。正當此時，法國的盟友威尼斯軍隊趕到戰場，瑞士人不得不接受戰役失敗的事實。但他們保持着嚴整的方陣隊形將傷員和旗幟圍在中心，緩慢而有序地向米蘭撤退，法軍騎兵屢次衝鋒都無法打亂他們的隊形。在逆境中，瑞士軍隊顯示出鐵一般的紀律。這次撤退被當時人看作傳奇式的英雄壯舉。但馬里尼亞諾戰役中大約有6000名瑞士軍人拋屍疆場，對瑞士聯邦來說畢竟是一次重大挫折，這是瑞士人首度遭遇軍事上的挫敗，對瑞士聯邦的發展方向產生了影響。從此以後，瑞士聯邦軍隊再也沒有到國外進行擴張戰爭，瑞士在歐洲國際政治中不再扮演積極角色，逐漸開始奉行在國際紛爭中保持永久中立的政策。在這種情況下，天性好戰的瑞士人只能專注於以僱傭兵的形式效力於歐洲各國軍隊。

在意大利戰爭期間，佛羅倫薩人維托里(Vettori)這樣描述瑞士人:“我幾乎不能想象有什麼軍隊能夠對抗他們……(然而)他們不可能或不想統治大量臣屬國，也不願意花大力氣組織管理機構;他們寧願選擇通過津貼制度(輸出僱傭兵)獲取經濟利益這一更加便利的方式。”他認為，瑞士人雖有能力征服新的領土，但不願意花大力氣統治臣屬國，他們寧願選擇通過輸出僱傭兵獲取經濟利益。但實際情況是，瑞士從擴張主義轉向輸出僱傭兵的政策不僅僅出於主觀意願或偏好，而是在一系列客觀條件制約下的近乎必然的選擇。

首先，瑞士聯邦內部的政治結構妨礙了它的領土擴張。當時的瑞士聯邦實際上是由各自擁有主權的各州所組成的鬆散聯盟。聯邦中央唯一的組織機構———聯邦議會———在對任何重要問題做出決議之前，各州代表都需要先聽取本州政府對該議題的意見。各州之間在擴張領土方面追求的往往是不同甚至相反的目標。比如，伯爾尼主張向西擴張，以便把瑞士領土延伸到防禦法國入侵的天然屏障侏羅(Jura)山脈和孚日(Vosges)山脈;三個森林州希望向南擴張，以便打通他們通往意大利的通道;蘇黎世希望向北方擴張，以便把德意志南部地區納入瑞士領土。缺乏集中領導使瑞士聯邦的政策總是變化無常，沒有連貫性。各州之間的相互嫉妒又往往成為瑞士聯邦把軍事上的勝利轉化為領土收益的障礙。例如，瑞士人用武力消滅勃艮第公爵以後，原來屬於勃艮第公爵的領土不是歸於奧地利就是落入法國之手，其中上勃艮第地區曾派代表請求加入瑞士聯邦，儘管伯爾尼對此非常贊成，但因為其他各州的堅決反對而作罷。根據一位歷史學家分析，它們反對的理由可能是擔心更多規模較大的州加入聯邦將導致它們在聯邦中的地位下降。

其次，瑞士的軍事體制導致它沒有產生偉大的軍事統帥。瑞士聯邦從誕生之日起就實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所有身體健全的男子都有應招出征的義務，但聯邦和各州都沒有常備軍。每當需要召集軍隊時，由各村、鎮以及城市中各區域、行會的應徵者挑選出來的士兵組成州的部隊，由州政府任命的隊長統帥。各州的部隊會合以後形成的瑞士聯邦軍隊並不設立最高指揮官(只有極偶爾的例外情況)，重大行動都由隊長們一起開會討論做出決定。令人難以想象的是，瑞士人在軍隊指揮方面始終保持着他們那種古老的民主決策傳統。在軍事指揮中，那種吵吵鬧鬧的民主決策不但耗費時間，而且不太可能產生洞悉全局、具有戰略眼光的決策。瑞士人在軍事上能夠獲得勝利，是因為發展成熟以後的瑞士長槍方陣類似一部可以高效運轉的作戰機器，指揮官的傑出或平庸對其作戰效力影響並不大。在這樣的部隊中，軍官的首要作用是在方陣前排以自己英勇作戰的行動為同伴做出表率。然而，在這樣的軍事體制下，只會誕生一個又一個戰鬥英雄，但不會出現像亞歷山大、愷撒與拿破崙那樣的統帥。事實上，瑞士聯邦歷史上不僅沒有產生偉大的軍事統帥，也沒有出現過傑出的政治領袖。儘管有許多在戰場上取得聲望的軍官回到瑞士以後在本州政治事務中擔任了重要角色，但其目光和雄心都非常有限。缺乏具有戰略眼光的領袖導致瑞士在國際舞台上淪為別人的棋子:瑞士與勃艮第之間的戰爭是受到法王路易十一和奧地利公爵的挑動，而1510—1515年瑞士參與意大利戰爭則主要是受到教皇尤里烏斯二世的蠱惑。結果，瑞士軍人浴血奮戰的果實大部分被法國、奧地利等列強攫取，瑞士得到的往往只是眼前的物質回報和一些空洞的許諾。這種令人沮喪的情況，是促使瑞士受到一次挫折便迅速從國際政治中退縮回去的重要原因。

再次，地緣政治環境的變化加大了瑞士領土擴張的難度。在瑞士聯邦為獨立而鬥爭的兩個世紀當中，它基本上是被一群虛弱的鄰居包圍着:德意志南部和意大利北部都是一些各自為政的小邦國，法國國王的權勢受到獨立稱雄的大貴族制約，奧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則常常陷入神聖羅馬帝國的政治紛爭而受到牽制，真正的強敵只有勃艮第公爵。然而，1516年哈布斯堡家族得到西班牙王位以後，瑞士聯邦的鄰居都成為哈布斯堡家族或瓦盧瓦家族的領地。夾在這兩大勢力中間的瑞士聯邦即便有意願奉行擴張主義的政策，其困難程度也將比從前大得多。

另外，貧困落後的經濟狀況和人口過剩也是促使瑞士走上輸出僱傭兵之路的重要原因。瑞士聯邦的一位使者對魯莽查理說過這樣的話:把所有瑞士人能夠籌集到的錢加起來，還不如勃艮第公爵的部隊中馬刺和馬杴的價值。由於多山的地形和不適宜發展農業的氣候環境，在18世紀發展某些重要工業以前，瑞士的經濟與鄰國相比一直處於貧困落後狀態。在國內經濟並沒有顯著發展的情況下，瑞士人口從15世紀初的60萬增加到18世紀初的120萬。人口增速超出了經濟發展的速度，人口過剩成為一個突出矛盾。瑞士人大規模到國外充當僱傭兵為人口過剩提供了一個解決途徑，也使來自歐洲各國的大量資金流向瑞士。這是瑞士發展成為歐洲著名的僱傭兵輸出地的經濟原因。

瑞士人在意大利等地充當僱傭兵的現象在13世紀就已經有記載。但在14世紀和15世紀，瑞士人進行戰爭的目的基本都是為了捍衛他們獨立於外部強權的自由地位。1476年，格朗松戰役的戰利品使瑞士人第一次體驗到在戰爭中瞬間獲取巨大財富的喜悅。自此以後，對財富的渴望日益成為瑞士人參加戰爭的強烈動機。第二年，在最終消滅魯莽查理的南錫戰役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8400名瑞士人實際上不是瑞士聯邦派出的部隊，而是洛林公爵以月薪4.5基爾德(Guilder)招募的僱傭兵。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中，瑞士僱傭兵總能獲得遠高於其他同行的工資。16世紀早期瑞士僱傭兵的基礎工資是每月4.5基爾德，這一工資水平是當時農業勞工月薪的兩倍多。火繩槍手在基礎工資以外還可以得到15蘇(sous)，裝備齊全的長槍兵可以得到相當於基礎工資兩倍的薪水，掌旗手則可以拿到十倍於基礎工資的薪水。不過，吸引他們加入僱傭兵行列的主要誘因不是雇主給的報酬，而是通過搶劫敵軍或擄掠平民而一夜暴富的可能性。瑞士軍人在戰場上的作戰能力使他們成為最受僱主歡迎的僱傭兵，但劫掠成性一直是其遭人詬病的一大缺點。

四、瑞士僱傭兵沒落的原因

從15世紀晚期至18世紀末，歐洲幾乎所有戰役中都能見到瑞士僱傭兵的身影，他們長期在法國等雇主的軍隊中充當核心，往往能在戰爭中發揮關鍵作用。瑞士僱傭兵在長達三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受到歐洲各國雇主的追捧，不僅工資高於其他同行，而且總是處於供不應求的狀態。然而，瑞士僱傭兵在19世紀逐漸沒落並最終退出了歷史舞台。

在19世紀前期和中期，瑞士僱傭兵依舊效力於歐洲各國乃至歐洲以外的國家，但其人數與前幾個世紀相比顯著下降。1815年1月，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八在瑞士百人隊的護送下回到巴黎。同一年，法國與瑞士簽訂了總數為1.4萬人的6個團的僱傭兵合同。1830年七月革命期間，由於法國人組成的步兵團倒戈加入了革命者隊伍，只留下瑞士僱傭兵保衛杜伊勒里王宮。如同法國大革命期間一樣，瑞士僱傭兵在法國人民眼中再次扮演了幫助壓迫者鎮壓革命的角色。隨着1831年盧塞恩條約的簽訂，法國與瑞士之間的僱傭兵合作畫上了句號。拿破崙戰爭以後，效力於西班牙的瑞士僱傭兵團再沒有補充過新的兵員。西班牙議會在1820年正式宣布解散瑞士僱傭兵團，只是這一命令在1835年才最終得到執行，那時僱傭兵團里只剩下約300名老邁的軍人。荷蘭在1814年招募了總數為1萬人的4個瑞士僱傭兵團，他們一直為荷蘭服務到1829年。另有一些小規模的瑞士部隊效力於荷蘭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1848年革命爆發以前，那不勒斯王國一直保有4個團的瑞士僱傭兵，作為其軍隊的核心。1848年以前，普魯士有一個營的瑞士僱傭兵。在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亞戰爭期間，英國秘密招募了3300名瑞士僱傭兵。大約4000名瑞士軍人參加了1861—1864年的美國內戰，其中大部分效力於北方。

效力於各國的瑞士僱傭兵總人數明顯減少，表明瑞士僱傭兵在興盛了幾個世紀後終於走向沒落，這主要是由以下幾方面的原因導致的。

首先，作戰方式的變化導致質優價廉的瑞士僱傭兵喪失了比較優勢。從中世紀晚期至近代早期，僱傭兵是歐洲職業軍人的基本類型，也是當時歐洲最具專業性的軍人。即使在各國開始建立常備軍以後，許多國家仍然把瑞士軍人等優質的僱傭兵作為其軍隊的堅強核心。而到18世紀末，由於作戰方式的變化，歐洲戰場上需要的是數量更多而且價格更為低廉的士兵，普通人經過較短時間的訓練就能成為合格的步兵，瑞士人作為價格昂貴的優質步兵逐漸喪失了比較優勢。

其次，國民義務兵制度的出現逐漸使僱傭兵成為一種不合時宜的作戰工具。法國在大革命時期為了對抗反法同盟而首創的國民義務兵制度———也就是全面強制徵兵制———顯示出巨大的威力，也預示着歐洲軍隊組織方式的新方向。這一制度的首要優勢是使交戰國可以得到的兵員數量達到了空前的水平，第二個優點是使交戰國擺脫了支付僱傭兵工資及為招募僱傭兵而支付年金等財政負擔。不過，這種強制徵召的國民義務兵接受訓練的時間較短，不可能具備長期以戰爭為業的僱傭兵所具備的專業性。況且使用國民義務兵必然面臨在戰爭期間國內勞動力匱乏的問題，還要面對傷亡軍人的撫恤問題，以及戰爭結束時突然出現的大量退役軍人如何安置的問題。此外，為了保證兵員的素質，國家有必要為全體國民提供最基本的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總之，看似“免費”的國民義務兵，對國家來說其實並不是“免費”的戰爭工具。所以，在拿破崙戰爭結束以後，除普魯士以外歐洲各國並沒有立即放棄較小規模的職業化軍隊這種模式，而是經過一段時間才陸續實行國民義務兵制度。在這個過程中，國際市場上對僱傭兵的需求迅速減少。

另外，在國際上對瑞士僱傭兵的需求大幅減少的同時，瑞士能為國外雇主提供的兵源也越來越少。在16世紀和17世紀的瑞士，充當僱傭兵被視為一種回報豐厚且有前途的職業。到了18世紀，隨着瑞士國內工商業的發展，僱傭兵的經濟回報與在國內從事其他行業相比已經沒有明顯的優勢，僱傭兵這一職業對瑞士人的吸引力開始下降。到19世紀，這種下降的趨勢進一步擴大，願意充當僱傭兵的瑞士人越來越少。

最後一點是輿論氛圍的變化。早在16世紀宗教改革時期，以茲文利為首的瑞士新教牧師就堅決反對瑞士當局輸出僱傭兵的政策。到了18世紀，啟蒙思想家對於僱傭兵為了金錢在與己無關的戰爭中從事殺戮的行為進行了猛烈抨擊。在法國大革命以及1830年、1848年的革命期間，僱傭兵都扮演了幫助暴君鎮壓革命的角色。因此，18世紀啟蒙思想家對僱傭兵的批評到19世紀以後更加被社會大眾廣泛接受。至19世紀中期，歐洲形成了廢除僱傭兵的輿論氛圍。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瑞士聯邦當局做出了政策調整。1848年頒布的瑞士新憲法向最終結束僱傭兵輸出邁出了第一步。新憲法第十一條規定，今後不得批准新的僱傭兵合同。因為各州堅持認為它們不能撕毀現有的僱傭兵合同，所以新憲法只規定不能進行新的招募活動。到了1859年，瑞士聯邦最終通過了禁止國外雇主在瑞士招募僱傭兵和禁止本國公民出國充當僱傭兵的全面禁令。至此，久負盛名的瑞士僱傭兵退出了歷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