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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该为1453年君士坦丁堡战役的失败负责?
送交者: 三把刀 2025年02月02日20:10:22 于 [军事天地] 发送悄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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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强.谁该为1453年君士坦丁堡战役的失败负责【J】.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

1453年5月29日黎明时分,君士坦丁堡战役关键时刻,攻守双方搏杀正酣,“正当皇帝鼓舞士气时,一支弓箭射中了我们的将领乔万尼,从右腿射到脚踝。乔万尼并没有非常丰富的战斗经验,因此他一看到鲜血从他身体上流淌下来就立即变得脸色煞白;他先前的力量和勇气都消失了,变为惊恐,这以后他的所作所为都无益于他自己,他没有说一句话便离开了其战斗岗位,急着寻找医生。他丧失了其勇气,失去了技巧和杰出表现,而他从一开始一直证明自己是杰出的。他没有对其部下说任何话,也没有指定任何人负责指挥,以防混乱和溃败……当士兵们回头看,找不到他们的将领时(有人说他已经逃走了),他们立即失去了勇气和士气,陷入了巨大的混乱”,最后一仗的败局由此开始。这是参与此次战役指挥的皇帝助手斯弗兰齐斯(George Sphrantzes)留给后人的一段著名的史料。人们据此形成了这样的印象:造成拜占廷守军在此次大战中失败的罪魁祸首是这个担任守军总指挥的乔万尼。

1453年君士坦丁堡战役在世界历史和人类军事史上的重要地位是公认的,诚如中世纪史家布莱恩·蒂尔尼将“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落入土耳其人之手”看作欧洲“中世纪结束”最重大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或者如著名的拜占廷史家瓦西列夫所说,它是“整个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但是,有关的研究非常不够,不仅那个时代的人没有深入探究导致拜占廷帝国最后一仗失败的多种原因,而且后世研究者也不能摈弃当时人的偏见,指责乔万尼,这对一直英勇奋战在城头的热那亚人显失公允,也无助于我们深入分析拜占廷帝国灭亡的军事原因。本文力求解答标题提出的问题,并由此打开深入探讨拜占廷末代帝国军事败亡问题的大门,以期丰富我们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

事实上,乔万尼(Giovanni Giustiniani)在君士坦丁堡战役中的表现非常英勇,得到了战役亲历者和幸存者一致的肯定。作为雇佣军领袖,他的表现无可指责。他不仅承担着全部防御任务的核心部分,而且指挥不足万人的残兵面对数十万土耳其大军尚能坚守五十多天,为防御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乔万尼不仅胜任守军总司令之职,全面筹划,指挥得当,而且总是身先士卒,奋战在城防最关键的区域。就连斯弗兰齐斯也承认:“我们的皇帝对他的总指挥大将军乔万尼·朱斯蒂尼亚尼寄予厚望。这位能力超群、经验老道的斗士,展示出勇猛无畏大胆精细的品质。他受命负责率领400名意大利和罗马(即希腊)将士驻守在圣罗曼努斯城门区域,土耳其人就是在这个区域对面发动其主要的攻击,用他们威力最大的火炮和其他机械集中轰炸攻击这里的城墙,因为这个区域是最适合发动对城墙的攻击,还因为苏丹的大营就建立在这个城门的对面。”

我们从史料中了解到,1453年4月初,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统帅二十余万大军进入战场,分左、中、右三军攻击君士坦丁堡西侧的陆地城墙。他的中军大营为土耳其全军的司令部,苏丹亲自坐镇,这个部位恰好就在圣罗曼努斯城门外对面的山丘上。乔万尼以数百守军面对数万敌人,其勇气和胆量确实非常人可比。特别是当苏丹指挥其庞大的加农炮连日轰击城墙,拜占廷将士和城中居民被震天动地的炮声吓坏了的时候,“乔万尼证明了他自己是个极为杰出、经验老练的斗士,特别是在这些天来抵抗敌人的表现特别突出;他激励自己的人马,修缮城墙,组织我们的防务。他白天计划抵抗进攻和反击敌人的战斗;他还俘获许多敌人,或者用他的利剑杀死敌人。他的行动令人敬佩,成就也是公认的;他赢得了像‘解放者’和‘首都救星’这样的头衔”。乔万尼作为久经沙场的雇佣兵,在激战中的镇静指挥和英勇搏杀,都是其职业生涯造就的,而这种作战素质恰好是衰败中的拜占廷人所缺少的,故而得到许多幸存者的赞赏。

斯弗兰齐斯的记载也得到了其他文献的证实,幸存者之一的特达尔迪也认为乔万尼作战英勇。他写道:“乔万尼这个在希腊皇帝军中服役的热那亚人,就在这个区域作战,他无比英勇,在那里表现得最凶猛。整个城市都对他和他的英勇战斗信心百倍。此时,就是在这个地点,苏丹做了他最后的努力,下令两个上万人的军团发动攻击,这些将士都是特别挑选出来贴身保护他的,其他许多士兵则使用木塔、桥梁、云梯和其他器械发动进攻。”这里所谓“两个上万人的军团”是指苏丹亲兵加尼沙里军团和精锐部队阿纳多利亚军团,他们是作为苏丹发动总攻时的预备队。土耳其军队将此役进攻的重点集中在了乔万尼防御的圣罗曼努斯城门是合理的,因为这个城门位于长约六公里的西侧陆地城墙的中央,城门外斜对着西侧的小山丘,其攻击地势有利于土耳其人,且扼守着入城大道。因此从一开始布阵,苏丹就将其14个炮阵中的主要力量集中于此,号称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加农炮就架设在这里的火炮阵地上。幸存者之一的巴尔巴洛写道:“在这4门安置在圣罗曼努斯城门对面的大炮中,有1门可以发射1200磅重的石弹……它将对炮弹落下的地方造成极大的损坏。第二大的火炮可以发射800磅重的石弹,这两门大炮是土耳其苏丹拥有的最大的火炮。”

显然,饱读史书的穆罕默德了解其前辈先后7次进攻君士坦丁堡失利的战术原因就在于无法攻破该城市的高大城墙,因此刻意铸造大炮轰击城墙。苏丹的战术目标被守军一方的莱奥纳多看得非常明白。他指出:“苏丹下令将大炮转移到靠近巴克他提尼城楼的另一个地方,就在圣罗曼努斯城门附近。巨型大炮在这个地方发射沉重的石弹,估计大约有一千二百磅重,整天不停炮轰的目标就是城楼的基础,最终将它击毁在地。城楼的坍塌砖石则可把护城河填满直到河面。很显然,这就能为敌人冲入城市打开道路。”但是,苏丹的战役目标并没有实现,最终城破的首要地点也不在乔万尼的防区。根据幸存者关于战役最后时刻的混乱记述,我们知道乔万尼的防御地点在城市陷落后仍然有激烈的战斗,当然那时守军一方已经是皇帝及其卫队了。无论如何,乔万尼在防御战期间承担了最重的任务,出色地履行了作为城防总司令的职责,其雇佣兵团的战役任务完成得非常圆满。

作为雇佣兵领袖,乔万尼还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根据莱奥纳多的记载,乔万尼在整个防御战中表现英勇,指挥得当。虽然土耳其军队的猛烈炮轰使城墙损坏严重,“但乔万尼·朱斯蒂尼亚尼还是大体修复了城墙,安排好了守军的阵势,他在乔万尼(同名者)和卡塔内人毛里吉奥的协助下领导所有守城士兵……苏丹看到守军如此防备大为赞赏,说:‘在我的军队中如何才能找到像乔万尼·朱斯蒂尼亚尼这样尊贵的指挥官呢?’苏丹也确实曾以贵重的礼品和大笔的金钱贿赂过他,但是都不能对他产生任何影响”。如此看来,乔万尼不仅表现杰出,而且具有雇佣军的职业操守,远非那些在两军阵前投靠出价高者可比,在后一种人中,匈牙利军械工程师乌尔班就留下了千古恶名。莱奥纳多关于苏丹十分赏识这个敌方战将的记载不止一处,他还记载道:“苏丹看到被炮轰击毁的城墙很快又被修复起来时,便对属下说:‘这绝不是希腊人干的,而是法兰克人(指乔万尼)干的,他们才是守军抵抗的实力所在。没有什么能摧毁他们,无论是如雨的箭矢,还是轰鸣的大炮,或是木塔和一直没有减弱的持续攻击。’”这些文献都证明了乔万尼在这场防御战中的表现是无可指责的,甚至具有某种“救世主”般的英雄色彩。

直到此役最后一天之前,有关乔万尼的记载都是正面的。那么,乔万尼怎么会一夜之间就变成为拜占廷帝国京城沦陷的第一责任人,进而成为五百多年来后世千夫所指的罪人呢?原来是身为末代皇帝亲信的斯弗兰齐斯笔下制造的冤案,其目的是为末代皇帝开脱历史罪责。

乔万尼的万世英名就毁于最后一战之最后一天城市陷落的最后时刻,然而有关这一刻的记载非常混乱,许多关键性的叙述各家多有不同。作为热那亚雇佣兵领袖和整个城防守军总司令,他在战役的最后阶段受伤是公认的事实,人们本不应对他因伤撤出阵地而大肆指责,进而使他成为拜占廷军队抵抗不住数十万土耳其大军的猛烈攻击最终败下阵来的替罪羊。

当时出现了什么情况呢?让我们看看幸存者留下的文献。前引斯弗兰齐斯在大力褒奖乔万尼后,笔锋一转写道:“但是,他不能将这样的荣誉保持到最后,而是让胆小退却占了上风,毁掉了自己勇敢无畏赢得的光荣。”这里所说的“胆小退却”,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他意外受伤并“临阵脱逃”一事。他接着描写了皇帝与乔万尼的对话情景:“尽管皇帝对他说了许多话,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回答,耻辱地跨过港湾去加拉大了,他在那里很快就痛苦而耻辱地死去。”“大约在天亮时,乔万尼受伤被抬离战场。守军失去了主帅便发生恐慌,加尼沙里从他撤离的位置上打开缺口,涌入城市……约有一两千拜占廷人和外国人乘坐威尼斯、热那亚和克里特的船只仓惶逃命了,其中就有受伤的乔万尼,不久他便因伤重不治而死在了前往休斯岛的途中。”请读者注意,这个幸存者说乔万尼中的是箭伤,且受伤的部位是“从右腿射到脚踝”。杜卡斯也记载了乔万尼在战役最后关头的“不光彩”行为:“他受了重伤,一颗子弹击中了他,从其臂膀后面穿透了他的铁胸甲……他无法抑制伤口的疼痛,向皇帝尖叫着:‘勇敢地坚守你的阵地吧,我先回到船上治疗我的伤口。而后,我还会尽快返回来。’”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枪伤,受伤部位在肩膀。莱奥纳多就此写道:“正在此时,这个城市的厄运降临了,乔万尼被一支箭矢射中了腋窝。他立即像个没有参加过战斗的孩子一样,看到自己流血了而吓得发抖,并担心自己要死了。为了不影响尚不知道他已经受伤的属下,他悄悄离开了自己的岗位,想要找个医生包扎一下。如果他委托部下担负起他的位置,这个城市肯定不会失守。”“当这个城门打开时,他们的船长(即乔万尼)便逃往佩拉,而后又乘船逃往休斯岛,耻辱地死在了那里,或者是伤重不治,或者是羞愧难当。”注意,这个记载又将其受伤的部位转移到了腋窝。特达尔迪提供的信息是:“乔万尼被火枪击中,他撤离战场找寻外科医生包扎伤口。临走时他向两位热那亚绅士委托了其岗位的职责。就在这个时间,土耳其人爬上城墙,越来越多,在城墙里守卫的士兵眼见土耳其人爬进内城越来越多,而乔万尼又没在防守岗位上,误以为他已经逃跑了,因此他们也放弃了防守哨位,纷纷逃窜。这就意味着土耳其人在5月29日凌晨进入了君士坦丁堡,他们挥舞刀剑砍杀刺死所有敢于抵抗的人。”讨厌热那亚人的巴尔巴洛不仅说“这个热那亚人决定放弃其岗位(因为他已经被弓箭射伤),逃到他们停泊在港湾大铁链附近的船上”,而且“一边逃窜,一边在穿过城市时大叫:‘土耳其人已经冲入城市了!’但是,他红口白牙说谎话,因为土耳其人那时还没有进入城市。当人们听到他们的船长指挥官说土耳其人已经冲入城市了,他们便开始大逃亡,全都立即放弃了战场,冲向港湾里的船只,希望逃上船和大帆船”。最后,还有劳尼库斯的描述:“乔万尼本人被加农炮的射击伤及胳膊,他的一些将士也受了伤,于是便离开了战斗岗位。土耳其人乘势占了上风,大举挺进,进攻并砍杀他们。在乔万尼与其手下撤退之际,加尼沙里将士更凶狠地压向他们。而后,希腊人皇帝看到他们正在撤离其战斗岗位,也放弃战斗,跑到那个地方,质问乔万尼他想要去哪里。得到的回答是:‘朝着上帝指给土耳其人的道路去。’”

这里引用了几乎全部现存第一手的相关史料,其中一些是此役亲历者的描述。但是,它们提供的信息不一,例如乔万尼是被何种武器所伤,是加农炮,还是弓箭或火枪?又伤在了哪里,是脚踝,还是臂膀或胳膊?又如受伤以后的乔万尼如何撤出战场,是自己逃跑的,还是部下抬下去的?他撤出战场时究竟是否与皇帝照面并对话,是昏迷不醒一言未发,还是讲了句不着边际的话,抑或边逃跑边散布土耳其人进城的谎言?他在受伤以后是否向下属交代了指挥权?他最终是死在了加拉大(佩拉),还是休斯岛?至少从上述幸存者留下的文献中后人得不到确切的答案。事实上,前引各位记述者都不是目击者,他们或者奋战在其他战区并不“在场”,或者道听途说事后加工“故事”,或者根据各自合理想象编写细节。那个关键时刻的关键地点究竟发生了什么,可能将像君士坦丁十一世阵亡一样,成为永远的历史之谜了。

那么,乔万尼为何成为替罪羊了呢?显然,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人们总想为这次防御战的失败寻找一个“责任者”。那么,普通的将士乃至于高级贵族都不足以承担这样的责任,而末代皇帝是不应受到指责的,于是乔万尼这个雇佣兵城防总指挥就自然成为“第一责任人”了。为了给这种推理找到依据,身受重伤退出战场的乔万尼自然就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正因为如此,上述各位叙述人都从各自的需要出发,“合理地”编造出有关的细节,或者把他说成是毫无战争经验见血晕菜的毛头小子,或者把他说成是罪恶感缠身痛苦而亡的抑郁症患者,或者把他说成是无厘头鬼话连篇的哲人,或者把他说成是满嘴谎话逃命自保的无耻懦夫,全然与那个不畏强敌指挥若定的城防总司令判若两人。他们的故事似乎圆满了,但是史料中太多的矛盾记述留下了极大的疑问,也毁掉了乔万尼的一世英名。

根据现存的君士坦丁堡战役目击者和亲历者的记载,后人知道了这个乔万尼。他是来自热那亚的士兵领袖,在君士坦丁堡战役中,被拜占廷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任命为城防总司令。斯弗兰齐斯这样说他:“有一个热那亚贵族叫乔万尼,当时在京城里,他是个技艺高超,勇敢无畏,聪明敏感,经验老道的人,善于指挥船只。皇帝看到他在各个方面都十分出色,就任命他为将军,负责统领我们整个防务事务。皇帝对乔万尼给予了非常高的希望,而他也在这次战争的初期阶段表现出令人怀念的举止行为。”他还记载说,乔万尼是1453年2月带着两条船和数百名战士来到京城的,其中包括400名热那亚武士和300名从休斯岛和罗德岛招募的士兵以及德意志工程师。他的这个说法得到了其他目击者的证实,只不过他们在乔万尼带来的士兵人数上记载不一,大约在三四百人的差距上。

准确的人数固然重要,但本文更关注乔万尼的雇佣兵身份和他在最后一战中的表现,因为这涉及到对君士坦丁堡守城战失利责任的判断。他是不是雇佣军这个问题之所以极端重要,是因为将末代帝国最后一战的军事失利归罪于一个雇佣兵领袖是不合理的推论。根据现存其他战役幸存者留下的记载,可以断定乔万尼确定无疑是雇佣军领袖。莱奥纳多在写给教宗尼古拉五世(NicholasV)的信中明确说:“正当我们处境悲惨时,乔万尼这位来自朱斯蒂尼亚尼(Giustiniani)家族的斗士带着属于他的两艘大船和大约四百名将士作为为金钱而战的雇佣兵来到了。他是由皇帝支付军饷的,被任命负责守军军事方面的指挥。”这里,莱奥纳多对于乔万尼雇佣兵身份给出的定性非常准确,其一,他本人及其属下将士不是拜占廷人而是热那亚人;其二,他们前来参加君士坦丁堡守城战的目的是“为金钱而战”。自古以来,地中海世界就存在大量雇佣兵,虽然后世对他们的定义还存在分歧意见,但那些不属于本国军队编制、为金钱而战的外国士兵都可以被称为雇佣兵,这一点似乎没有疑义。

莱奥纳多的这个说法也得到了另一位幸存者的证明。拜占廷人杜卡斯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从热那亚来的还有乔万尼,他还带来了两艘大船,满载大量精良的军事装备和全副武装的精壮热那亚将士,他们都尚武好战,彪悍勇猛。这个乔万尼在组织联军作战中是个非常老道的战术家。皇帝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任命他为总司令(Protostrator)。对于他的手下将士,也青睐有加,给与优厚的军饷和待遇。防守皇宫附近城墙的重任就委托给了乔万尼。君士坦丁皇帝在一份黄金诏书中允诺,如果穆罕默德被击退、被打垮,使其不能达到夺取君士坦丁堡的目标的话,就把利姆诺斯岛(Lemnos)赏赐给乔万尼。”显然,乔万尼不仅领取作为雇佣军酬劳的优厚军饷,而且还能在战后得到一个拜占廷帝国的岛屿。利姆诺斯岛是爱琴海上第八大岛屿,扼守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通往爱琴海的航道,对于东地中海商业而言具有巨大利益,如此重大的悬赏无疑对乔万尼具有极大的诱惑力。“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乔万尼在君士坦丁堡最后的防御战中杰出的表现由此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对于乔万尼的雇佣军身份问题,我们得到了确定的答案。

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及其王朝的政策,才是拜占廷帝国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战役中最后战败的主要原因。当数十万土耳其大军兵临城下之际,拜占廷帝国军队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防御作战,不得不倚重外国雇佣兵。在土耳其苏丹有条不紊准备攻城的同时,拜占廷帝国末代皇帝却无所事事,一心盼望外国救兵的到来。正是末代皇帝及其王朝应该承担战败的历史罪责。

事实上,在君士坦丁堡保卫战中,攻守双方的阵营中都有外国军队参加,拜占廷守军中就包括有热那亚人、威尼斯人、佛罗伦萨人、德意志人、希腊人、土耳其人等,而进攻一方的土耳其军队中成分更为复杂,莱奥纳多即明确记载道:“我敢担保亲眼所见,在土耳其人阵营中有希腊人、拉丁人、日耳曼人、匈牙利人、波西米亚人和所有来自其他基督教国家的人,追随着土耳其人的信仰,为他们工作。正是这些人完全放弃了基督教信仰,攻克了君士坦丁堡。”这个文献记载中还提到了一个叫扎干(Zagan)的阿尔巴尼亚军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成分复杂的外国人部队,并非都是雇佣军,特别是在土耳其军队中,许多外国军队是按照附属国协议提供的军事力量。奥斯曼土耳其军队于14世纪期间大举扩张,征服了巴尔干半岛许多国家,使它们成为苏丹的附属国。通常情况下,附属国不仅向宗主国缴纳年贡和人质,而且在战时要提供一定数量的军队。因此,幸存者提供的文献中涉及的土耳其人阵营中的外族人大多属于这种性质,而不是雇佣兵。而在拜占廷守军中的外国人是否都是雇佣军呢?根据文献研究,其中大部分为雇佣兵,他们相对独立行动,服从雇佣兵领袖的指挥,而少量的则在拜占廷军队编制内,服从拜占廷将领指挥。

战争双方都使用雇佣兵,这并不奇怪,问题在于拜占廷人完全依赖雇佣兵。开战前,斯弗兰齐斯曾受皇帝之命对守军兵力进行全面调查。他写道:“同年(1453年)4月4日,苏丹返回战场,以其全部各种军械和陆海军队,包围了京城。他在京城18英里长的城墙下,部署了400艘大小船只封锁海面,以20万军队围困陆地城墙。尽管我们的京城面积巨大,我们的守军总数却只有4973个希腊士兵,以及正好大约200名外国士兵。”他提供的守军兵力数字之所以最准确,是因为,“我的职位恰好使我能够了解我们守军的精确人数,因为皇帝命令护民官们去查清他们各自社区的人口,记录下准确的人数,即能够参与防卫城墙的教士和普通信徒,以及每个人用来作战的武器。所有的护民官都完成了这个任务,将他们各自社区的人名单带给了皇帝”。皇帝认为斯弗兰齐斯可靠,便将统计兵力人数的工作交给了他。这里提到的“200名外国士兵”值得注意。根据巴图西斯研究的结果,“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他(斯弗兰齐斯)只负责计算那些在皇帝指挥下的守军人数,也就是说,这里不包括那些听命于他们自己首领指挥的外国雇佣兵,这些人并不听从皇帝属下的官员指挥。他这里提到的200个外国人就是指那些分散在全城各地处于拜占廷军官指挥下的将士人数”,他们并不包括在另外那3000名雇佣军中。在这3000人外国雇佣军中,乔万尼的部队是装备最精良且最有战斗力的,皇帝因此委以重任。

我们这里并非致力于为乔万尼正名,而是力求恢复事件的真相,进而从中深刻理解拜占廷帝国灭亡的军事原因。事实上,末代皇帝君士坦丁于1449年3月入主君士坦丁堡成为皇帝时,他手中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调配的资源,更没有兵力可用。面对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有条不紊的围城备战,他除了向西欧各国求援外,没有任何办法。他的两个兄弟在希腊南部地区相互血战,全然不顾危亡在即的皇帝向他们发出的吁求,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前往京城勤王。直到1453年4月初最后一战打响时,攻守双方的兵力相差极为悬殊。此次战役的参战人数问题,后世学者多有涉及,说法不一,至少相差十倍以上。一度辉煌而强盛的拜占廷帝国何以败落到如此田地,皇帝为什么最后到了无兵可用的地步,这是一个更大的课题,笔者将另文详论。

在最后的京城保卫战中,君士坦丁皇帝不得不依重雇佣兵是个不争的事实。他将城防的大部分重任交给了装备更精良的外国人,将防御战的总指挥权委任给热那亚雇佣兵领袖,这完全是无奈之举,透射出末代皇帝的无能。正如莱奥纳多记载的那样,“希腊人大部分都热爱和平,他们操持着盾牌和长矛,也有弓箭和刀剑,但都是本能地挥舞着而没有任何技巧。大部分人都戴头盔、金属的铠甲或皮革甲胄,使用刀剑和长矛作战。能够熟练使用弓箭和十字弩的人非常少,不足以分派到各个城垛,他们只能根据各自的知识和能力尽可能地做得最好”。正因为如此,“皇帝的军队人数很少,士气低下,他面临战斗没有信心,而把自己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其总指挥乔万尼身上”。

当得知再没有任何外援时,“最尊贵的皇帝殿下开始痛苦地失声痛哭,因为威尼斯人没有派来援助;当皇帝明白了这一切,便决定把自己交给我们最仁慈的主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和圣君士坦丁大帝这个京都的保护神,因为他们都在保护这个城市”。在斯弗兰齐斯详细列举的全城二十多处重要防守区域中,仅有3处由拜占廷军队把守,其他都交给了外国雇佣兵。与此同时,土耳其军队占尽了优势,不仅使用了古代战争所用的各种攻城机械,而且大量采用了新式火器,特达尔迪特就此给出的信息非常详细:“围城战期间,有许多大炮和大量重炮,以及用来发射炮弹的装置。在这些军械中,有一种特别巨大的金属炮,铸造成为一体,它可以发射……超过1200磅(544.31公斤)重的石弹。其他的炮可以发射800、1000、1200磅重的石弹。每天,大炮要发射100~120次,围城战持续了55天。据计算,他们每天要使用1000磅火药用来发射,因此55天共使用了55000磅火药,别的数字也要记住,因为除了加农炮外,还有1万支火枪也在发射。”

在这种一边倒的战役中,乔万尼能指挥守军坚守阵地五十多天已经是个奇迹了,他再有天赋和指挥才能,也不可能改变战役的结局;而他奋战在城头、最终重伤不治身亡则表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与拜占廷帝国的灭亡一样,是历史的必然结果。如果说一定要追究最后一战失利的责任的话,那么首当其冲的应该是末代王朝及其皇帝。后人与其跟着当事人的偏见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将污水泼向乔万尼,不如还原历史真相,进而深入分析拜占廷帝国衰亡的军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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