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在其第二任期伊始便在關稅壁壘、雙邊貿易以及非法移民等領域對印度“開炮”，並迫使莫迪政府做出了相應讓步。那麼，美印兩國關係的新變化是否會扭轉此前拜登政府時期緊密的雙邊防務合作進程？本文作者對此做出了樂觀的估計，認為防務合作將繼續充當美印關係的壓艙石，並具體體現在以下三方面：首先，防務技術合作方面，美印兩國應持續深化防務貿易並建立聯合防務創新生態系統，納入多元化主體以強化武器技術共研、私營部門合作、初創企業培育以及雙邊機制對接；其次，軍事行動合作方面，美印兩國應加快構建協同威懾能力，包括開展更多的評估與應急預案的聯合桌面推演，建立軍事聯絡官交叉部署機制以及打造更具彈性的供應鏈與後勤保障體系；最後，體制架構合作方面，美印兩國應積極構建更為現代化且協同性更高的雙邊防務合作機制框架，其一方面包含將中國認定為首要“威脅”的戰略認知，另一方面則包含將外交事務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代表納入國防政策小組框架以提升雙邊防務合作決策效率的機制變革。很顯然，本文作者論點成立的前提在於川普在其第二任期內基本繼承拜登政府的對印合作框架，但許多分析人士對此並不看好，加之此人極具民粹主義色彩的反建制以及交易主義作派，美印雙邊防務合作的前景猶未可知。特此編譯本文，供各位讀者批判參考。川普一上台就威脅要對“關稅之王”印度徵收對等關稅，還將一架載有非法移民的貨機遣返印度，並取消了對印度港口的制裁豁免。這對於莫迪本周訪美而言似乎不是什麼好事。但事情並沒有看上去那麼糟糕。儘管上周川普在和莫迪通話時釋放了強硬信息，但美印不斷加強的防務合作將充當兩國關係的壓艙石。印度防長拉傑納特·辛格（Rajnath Singh）和美國防長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最近通話的兩份紀要預示了這一點。在川普第一任期以及拜登政府時期，美印防務合作均取得了長足進步。印度隨時準備在遏制中國加強“印太地區”和平與穩定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川普第二任期有機會將這一關係推向新高度，並通過推進防務技術合作、加強聯合軍事行動、更新和重振雙邊防務框架來幫助印度發揮這一穩定作用。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兩國打破舊習，推動合作。
川普政府可以通過加快防務技術合作、國防貿易、共同改革來提升印度“責任共擔”能力。在“關鍵和新興技術倡議”（iCET）和“印美國防加速生態系統”（Indus-X）等成功範例的基礎上，美印可深化防務貿易並建立聯合防務創新生態系統。這兩項倡議通過撬動印度的技術，推動更廣泛的國防貿易和共同生產以及為作戰人員裝備新技能來促使美國獲益。這些舉措打破了信息孤島，全方位地將終端用戶、初創企業、國防巨頭、風險投資者、研究機構、政策制定者串聯在一起。川普在第一任期大膽授權無人機出口，放寬國防貿易法規，啟動創新合作，並簽署了允許工業合作和情報共享的基礎性國防協議。2020年夏天中印邊境衝突爆發時，美國迅速向印提供情報支持，還轉讓設備和租賃“捕食者”（predator）無人機，從而展示了美國對印度安全的承諾。其中，這些無人機的租賃為印度在2024年10月承諾購買31架“捕食者”無人機鋪平了道路。本屆川普政府可以在過去的基礎上，迅速推進一系列項目，包括出售和聯合生產通用電氣噴氣發動機，為印度戰鬥機提供動力，共同開發和出售下一代“標槍”（Javelin）反坦克導彈，以及聯合生產“斯崔克”（Stryker）裝甲車，所有這些都將促進兩國國防貿易，提升印度的威懾力。美國還可以鼓勵印度改革其採購流程，修正其倒置的關稅結構，並支持印度私營部門與美國國防工業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以快速提升能力。印度可以重新調整其國防資金的匹配次序，在其最新的 780 億美元國防預算中，預計只有20%用於資本收購。在川普政府上任後的頭幾個月，美還應表明其有意加快對可信賴盟友和夥伴的出口審批及許可，並改革出口管制機構。而印度則應探討如何協調本國的技術安全和出口控制機制來和美國對接，因為在此過程中美國仍未打消對俄羅斯的網絡安全和情報收集的顧慮。國防技術倡議與改革相結合有助於促進工業合作，包括共同開發生產可更好追蹤中國海軍的聲吶浮標和無人水面艦艇、用於監視和作戰支援的空射無人機，加強應用於空間領域感知的商業空間合作，以及用於先進傳感、通信和電力電子的可信半導體（編者註：可信半導體指可保障半導體在供應鏈中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生產。國務卿魯比奧（Marco Rubio）、國家安全顧問邁克·沃爾茲（Mike Waltz）等川普內閣成員在過去的一年中一直主張加強美印國防技術合作。兩國可以通過為初創企業提供“聯合加速器”項目、聯合挑戰和後續合同、行業技術偵察計劃來擴大國防創新合作。
川普政府應着力深化雙邊軍事行動協作，確保美印兩國不僅能聯合生產武器裝備，更能形成戰略威懾效應的協同輸出。儘管國防部長赫格塞斯已確認印度作為重要防務合作夥伴的地位，但與本屆政府多數官員立場一致，他也強調印方需在遏制中國軍事擴張、維護“印太地區”和平穩定等共同挑戰中承擔更多責任。構建威懾需要一系列常態化行動，向對手傳遞兩國具備衝突中占據優勢的能力、技能與同盟體系的信號。當前應着力提升聯合軍演的頻次與質量，同時開展更多的評估與應急預案的聯合桌面推演，建立軍事聯絡官交叉部署機制，打造更具彈性的供應鏈與後勤保障體系。過去十年間，三屆美國政府持續推進聯合軍演體系升級，涵蓋雙邊、多邊實戰演練與文官桌面推演。這一趨勢應在川普第二任期得以延續。除增加軍演頻次外，美印可通過升級裝備體系、創造更複雜演習條件、設置“從人道救援到實戰演習”的衝突場景等提升軍演質量。演習還需拓展至海底與太空態勢感知等領域。建議印度派出高層級代表團參與美國太空司令部主辦的“全球哨兵”演習，並着手加入太空作戰規劃“施里弗”戰略級兵棋推演。桌面推演可使軍政人員相互了解衝突場景中軍政方面的困境，而國家安全決策者參與的桌面演習能增強戰略互操作性。文官控制印度軍隊加強了印度的民主體制，但也導致了文官決策者與軍事操作人員之間“對話缺失”，阻礙了軍事效率。聯合雙邊桌面演習可使美國與在決策危機時發揮關鍵作用的印度文職國家安全決策者建立融洽關係，加強人員互通性，後者對危機決策至關重要。作為應急計劃的一部分，印美也應開始認真討論和共同評估台海危機或另一場印中邊境衝突，當前兩國國防機構已經達成部分共識。鑑於美國在2020年邊境衝突中的經驗，美國已經在考慮如何支持印度。與此同時，印度前任和現任高級官員越來越擔憂台海衝突直接或間接威脅印度安全利益。個人互操作性、培訓、後勤方面的機會也能“可操作化”。聯絡官是情報共享和交流的寶貴節點。在簽署《聯絡官委派備忘錄》（Memo on Assignment of Liaison Officers）後，印度應迅速填補美軍印太司令部、特種作戰司令部和其他提供地點的聯絡官職位。簽證摩擦可能會阻礙聯合演習和人員接觸，因此雙方需要簡化和加快簽證發放，以建立人員互通性。2024年，作為參議員的魯比奧提議在“美國國際軍事教育和培訓”（U.S. Internat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對外軍事援助項目中將對印度的援助資金翻番至200萬美元。建議美增加這些資金，幫助培訓印度軍事人員執行作戰任務，例如在美國加州聖迭戈或康州格羅頓與美軍一起進行戰區反潛作戰培訓。正如美國和印度海軍軍官所提議的那樣，美國和印度還可以利用對方基地加油、進行海上補給，利用印度造船廠進行戰區內船舶維修甚至輪換部署等方式，更常規化地實行後勤協議。兩國還可以將供應安全協議提升為互惠防務協議，以促進私營部門的防務貿易。此外，印度還可以加入美國主導的“印太產業韌性夥伴關係”（PIPIR），建立更多友岸外包和維護、修理和大修工作的合作關係。當前，印度已成為美主導的多國“聯合海上力量”（Combined Maritime Force）的正式成員，並準備發揮領導作用，美國和印度可以在印度洋的聯合海上安全任務方面擴大合作。
對中國有效威懾將複雜化中國在領土爭端或台海問題上的軍事計劃，這將使可接受的代價取得成功變得更加困難。如果美印防務合作要實現既定目標，就需要對制度架構進行現代化改造，設定更明確的目標並且進行政治戰略協調。除了構建新的防務技術和加強合作外，川普政府還可升級2025年6月擬更新的《美印防務關係框架》，調整該框架的優先事項和結構，以塑造未來十年“印太”競爭的關鍵期。第一個挑戰是讓框架更適應當前情況，需要在框架中融入當代的系列問題、努力方向、優先事項。2015年簽署的上一份防務框架沒有提及“中國”“印太”“威懾”“競爭”“互操作性”“威脅”等字眼，這提醒我們這份文件與上一份相比是在完全不同的時代撰寫的。自2015年以來，世界和美印關係發生巨變。2017年，甚至更早些時候，美國已接受了新的大國競爭範式，明確將中國視為首要威脅。美印發展了新的雙邊關繫結構，如2016年啟動“海上安全對話”（Maritime Security Dialogue）、2017 年啟動“2+2部長級對話”（2+2 Ministerial Dialogue），還重啟了“四方安全對話”（Quad），並定期舉行包括四方成員國在內的的軍演，如2020年“馬拉巴爾”軍演（Malabar）和 2021年“海龍”反潛演習（Sea Dragon）。2022年至2023年期間，關鍵和新興技術倡議（iCET）、美印國防工業合作路線圖、美印國防加速生態系統（Indus-X）、先進領域國防對話和戰略貿易對話的啟動都提升了技術在競爭和美印合作中的地位。這些進展都應納入新的十年國防框架。與此同時，其中一些可以合併以實現更集中的關注，例如將較早提出的“美印國防技術與貿易倡議”和較新的“美印國防加速生態系統”整合到一起。這樣既能避免重複，又能避免目標交叉。第二項改革要求將外交事務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代表納入國防政策小組框架，為兩個國防機構提供更廣泛的戰略視角、地緣政治深度和協調機制。這是基於“2+2”架構這一政策創新提出的。該架構是川普第一任期的開創性設計，通過將美國國防部、國務院與印度國防部、外交部配對，實現政治和軍事戰略的同步協調。並正在拜登政府時期繼續在會議期間和部長級層面都取得了驚人的進展。值得注意的是，在軍事合作小組中納入印度國防部、外交部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文職人員（鑑於印度設有國家海事協調員，而美國設有高級技術主管），提升合作小組的外交和戰略意識，具有獨特價值。中國已全面接受軍民融合，要想與中國競爭，就需要美國和印度機構更好同步協調國防和外交事務。此外，由於美國和印度在外交和國防機構間的能力和權限劃分上存在差異，兩國的共同會晤可實現跨國合作和機構的協調。按照“2+2”架構整合國防政策框架，將有助於印度軍方參與者實時回應美國國防同行提出的想法或機遇，而不是將事情帶回外交部進行審查和批准。讓外交部、國家安全部的人員與軍事和國防部人員共同參加對話，尤其是在國防政策小組、軍事合作小組，甚至是聯合技術小組等更高層級的互動機制中，可注入戰略性和全局視野，有助於加快決策循環。
採取上述措施並非易事。美國法律和政策仍然限制技術共享，印度與俄羅斯的穩定關係更令美印合作複雜化——同時這也受制於兩國繁瑣的採購體系。對美國企業而言，印度對技術轉讓的期望未必具有商業意義，而且印度在構建自主體系的過程中，對與美國的技術保護機制接軌始終缺乏興趣。儘管美印軍事行動合作逐年加強，但雙方在合作內容和宣傳上都趨於保守。即便是2022年在中印邊境附近舉行的“戰爭演習”（Yudh Abhyas）聯合軍演，也往往被官方描述為聚焦維和、人道主義援助及災害響應。中國不會因為美印地震救援的前景而戰慄。儘管美印在一系列雙邊戰略對話中對“中國威脅”的認知日趨坦率，但兩國尚未形成在必要時共同作戰的預案。即使按照目前的發展軌跡，加深防務合作對兩國肯定也有裨益。這可增強兩國能力，又可支撐作為兩國重要就業支柱的國防工業，在一定程度上為中國帶來困擾。然而，要想真正牽制中國戰略規劃，美印必須在未來幾年內提升合作層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