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電子對抗高度複雜、針對性強,作戰策略難以準確把握，作戰效能難以直觀體現和檢驗評估，作戰閉環難以迅速建立。從電子對抗誕生起，就伴隨一系列的支持業務。隨着電子戰和輻射源的不斷發展變化，新的技術戰術層出不窮，傳統基於電子情報的數據加載、依託粗放經驗的策略編輯、根據理論計算和簡單仿真的驗證評估，已經遠遠無法保障電子對抗作戰效能的正常發揮和作戰目的的有效達成。因此，體系化、專業化、科學化的電子戰作戰支持成為必然要求。

2 作戰支持體系架構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西方軍事強國完整的作戰支持概念開始萌芽,專門的支持機構先後組建,滿足多級作戰任務的作戰支持流程持續完善, 時至今日已歷經五代。而這當中,又屬美國海軍走在最前面,代表了當前電子戰作戰支持的最高水平。美國海軍採用“軍政分開、軍民共建”的理念對作戰支持系統進行維護和建設,已形成自頂而下的完整作戰支持體系,其作戰支持整體架構如圖 1 所示 。

在系統建設方面,以海軍部為首,下設多個系統司令部,根據不同的任務職責,系統司令部下設項目執行辦公室和戰術支持中心。其中,項目執行辦公室負責作戰支持的年度經費預算、項目管理、對支持中心提供財政支持以及政策的制定;戰術系統支持中心(TSSC / SSA)主要負責電子戰作戰支持的運行業務,包括目標分析與建模、作戰數據的生成與驗證、干擾技術優化、多手段聯合運用的電子戰任務規劃,是作戰支持流程中最核心的機構。 

針對不同類型電子戰裝備的特點,美海軍對每一型電子戰裝備都指定其戰術系統支持中心, 例如EA-6B 的干擾吊艙 ALQ-99 的作戰支持中心是海軍空戰中心武器分部(NAWCWD,即穆古角-中國湖分部) ,而艦載電子戰系統如 SLQ-32 的作戰支持中心 是海軍海上武器中心(NSWC)的克蘭分部(NSWCCD),克蘭分部同時也支持 EA-18G 的作戰任務。同時,戰術支持中心採用“軍民共建”的模式進行運營,部分成員是來自雷聲、BAE、格魯曼等公司的工程師,以穆古角-中國湖分部為例,近 1 / 3 的人力資源組成是設備合同廠家的工程師,以保證最優的裝備維護和最前沿的技術支持。 

在作戰使用方面,以聯合作戰司令部為首,下設電子戰編程辦公室和多個電子戰作戰編程分隊。其中,美第十艦隊/ 海軍網絡戰司令部負責全海軍信息戰業務,下轄電子戰作戰支持辦公室負責業務流程監控,加載數據庫更新與確認;電子戰作戰編程分隊隸屬艦隊,負責戰場威脅信息評估、裝備加載庫更新必要性評估並完成現場快速支持,是面向作戰任務的支持發起者。 

3 作戰支持使用流程 

美國海軍情報與安全規程(C3430. 23A)明確了美海軍電子戰作戰支持規範,目的在於提升其威脅響應能力和對抗有效性。在該規範中,明確規定了作戰支持業務流程包括日常支持模式和緊急支持模式,其流程如圖 2 ~ 3 所示。日常支持模式主要由部隊和支持中心共同完成,其業務涵蓋編程決策、目標數據整理、專業機構作戰數據生成與驗證、加載運用、事後評估反饋完整環節,追求的是技戰術數據的完整準確,時效性要求不高, 一般為 72 小時內完成。 

緊急支持模式由部隊完成,其職責主要是對上級下發的“戰術電子對抗庫”進行維護。戰術電子對抗庫分為嵌入式庫(Embedded Library) 和現場再編程庫( Field Reprogrammable Library)兩部分,前者只能由戰術系統支持中心修改,後者在現場可以進行驗證評估和修改。基於作戰任務和臨戰場景,艦隊綜合多方情報,進行決策評估是否需要再編程,進一步判斷需要是嵌入式再編程還是現場再編程,如果是前者發回戰術系統支持中心(TSSC / SSA),後者在艦隊現場完成再編程。緊急支持模式對時效性要求較高,一般需要在 24 小時內完成。

4 作戰支持實戰化應用 

從作戰支持萌芽期至今,作戰支持系統已歷經多次戰爭的洗禮和檢驗,並且都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在科索沃戰爭中,盟軍聯合作戰司令官約翰·克里爾上將更是說出的名言,更深層次地體現了電子戰作戰支持在現代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將以典型戰例來概述電子戰作戰支持在不同階段的實際運用。

(1)作戰支持初期使用———小試牛刀 

在越南戰爭時期,作戰支持水平正處於第二代的起步時期,可編程電子戰裝備開始出現,專用的作戰支持裝備陸續投入使用,而這一時期的電子戰特點主要由對抗警戒雷達和高炮控制雷達逐漸向防空制導雷達轉變。為此,在 1972 年美軍開始為“薩拉托加”號航母的 A-6A“入侵者” 等艦載機裝備 ALR-45、ALR-50 等可重編程告警設備。從最初的開始裝備到最終發揮作用,大致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發現問題:艦載機聯隊投入越戰後不久,聯隊司令波爾多納親自執飛的一次任務中,ALR-45 / 50 組合系統出現大量虛警,波爾多納不得不關掉該系統,並表示問題解決前,聯隊不適合再次執行任務。

·策略調整:問題反饋給華盛頓海軍航空兵司令部的電子戰軍官傑拉爾德·格林。格林在合同公司工程師和技術代表的幫助下,確認問題,對 ALR-45 / 50 系統的告警識別參數範圍等裝備數據進行調整。 

·靶場驗證:格林親自於“穆古角-中國湖” 戰術支持中心靶場進行試飛試驗,駕機穿過各種雷達仿製品的照射空域進行驗證,最終將虛警率降低了 60%。 

·戰場驗證:隨後,美軍在越南實施了代號為 “格林機組”的行動。在越南北部灣地區,對安裝了 ALR-45 / 50 系統的每一架飛機,進行了革新成果驗證,保障了後續任務順利進行。

(2)作戰支持中期運用———初見成效 

海灣戰爭爆發於1990 年 8 月 2 日至 1991 年 2 月 28 日,是美軍自越南戰爭後主導的第一次大規模局部戰爭,也是戰爭史上的第一次高科技戰爭,舉世矚目。與之對應的作戰支持水平已發展至第三代萌芽時期,作戰支持業務內涵進一步完善並基本成型,作戰支持“閉環” 概念開始出現, 但並沒有建設完成。作戰支持系統初步具備數字仿真、半實物仿真、電子靶場相結合的數據驗證手段,系統自動化手段增強,電子戰任務的完成效率逐步提升。 

·情報收集與威脅目標分析 

為了實施有效的電子戰行動,必須完整掌握對手的電子戰鬥序列。為此,美軍為首的多國部隊動用了 RC-135、EP-3E、EA-6B、EF-111A、EC -130H 等各型電子戰飛機 166 架,18 顆電子偵察衛星以及陸基電子偵察裝備數十套,進行了為期 5 個月的戰前電子偵察和電子監視,詳細準確地掌握了“卡里”、“羅蘭”等防空系統的武器構成、配置方式、雷達性能參數、探測盲區、通信節點等軍事情況,並在 EWDS 實驗室的支撐下,形成了完整的電子戰目標數據文件。

·任務數據編程與驗證 

海軍克蘭分部、穆古角-中國湖分部的電子戰仿真評估實驗室、電子進攻複合體等戰術支持中心(TSSC),依據 EWDS 實驗室發布的電子戰目標數據,對所有前線電子戰設備都針對具體的威脅進行了編程與試驗驗證,以確定其效能。不僅包括從射頻到紅外製導的各型近距或者終端威脅,而且包括“卡里” 綜合防空網絡,這些雷達的弱點、對武器系統的影響以及任務數據的形式範圍,在支持中心給出答案前都是難以確定的。

·戰前規劃與訓練 

為了優化和驗證作戰計劃,在進行“沙漠盾牌”行動前,美軍依據戰術支持中心發布的任務數據,加載在準備出動的電子戰裝備上,並調來一個“電子戰假想敵中隊”進行模擬對抗,要求每一型參戰裝備都要通過檢查,以確保任務數據的有效性以及作戰計劃的合理性。據有關報道記錄, 戰後飛行員說真實作戰環境和事先的訓練的基本一樣,並未感覺到任何的緊張和不適。

(3)作戰支持常態運用———大顯身手 

海灣戰爭後,美國又主導多次高科技的局部戰爭,典型的有科索沃戰爭以及伊拉克戰爭。在進行戰爭前期,美軍已經多次完成精簡機構、革新裝備、勵兵裁員等一系列改革,其指導思想、作戰指揮、作戰樣式、後勤保障等能力均有了質的提升,先進裝備也陸續投入使用。而同時期的作戰支持也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情報分析、任務規 劃、數據編程驗證、戰後評估等作戰支持流程完善,作戰支持條令清晰,作戰支持“閉環” 時間大幅縮減,自動化、網絡化程度增加,特別是多軍種電子戰數據分發系統(MSEWDDS)、AN/ TSQ-90可搬移戰術再編程數據處理與評估系統( TERPES)等可搬移式支持裝備的投入使用,使得作戰支持具備了戰場數據臨機調整的能力,使得電 子戰能力發揮到了極致。

·情報收集與威脅目標分析 

在開展“聯盟力量”行動的 3 年前,北約就開始長時間的目標數據收集,利用 EA-6B 和 EC-130H 等電子戰飛機對南聯盟的防空導彈、指揮網、Mig-29 戰鬥機等重點目標進行電子偵察,在北約聯合情報中心的支援下制定並發布最新的電子戰目標數據。在戰前 72 小時,盟軍更是動用了 50 余顆偵察衛星、140 架專用電子偵察機、50 多個地面偵察站以及電子偵察船、航母戰鬥群等作戰力量,對南聯盟進行全時段、多層次的電子偵察,不斷截獲南聯盟通信、雷達信號,更正電子目標庫信息。

·任務數據編程與驗證 

作戰支持中心的電子戰專家依託全軍電子戰綜合編程數據庫(EWIRDB),利用來自各種情報信息網有關敵方系統的數據,確定敵方威脅系統的參數變化,在確認威脅系統參數發生變化後,工程師們就通過計算機仿真和相應的電子戰設備對新的威脅系統參數進行分析,然後創建新的任務數據文件,並利用實驗室和電子靶場的軟硬件環境進行測試驗證。例如,在“伊拉克自由行動”和 “持久自由行動” 中,從美軍開始制定作戰計劃時,第 53 聯隊電子戰大隊就着手更新空軍各電子戰系統的任務數據,確保他們具有探測和對抗伊拉克地對空導彈系統的能力。據報道,在伊拉克戰爭中,第 53 聯隊電子戰大隊評估和更新了電子戰綜合編程數據庫和美國電磁系統數據庫中 30 多個電子戰系統的數據,提供了 185 個任務數據文件,其制定的任務數據質量非常高,戰爭中伊拉克共發射了 1660 枚地對空導彈和火箭,但只有 1 架 A-10A 攻擊機被擊落。 

·前線數據加載和運用規劃 

作戰支持中心在完成任務數據編程和驗證後,再通過多軍種電子戰數據分發系統,將任務數據分發給前線航母編隊和基地進行電子戰裝備作戰數據更新加載。前線部隊根據作戰任務,結合數據更新後電子戰裝備實際作戰能力,制定裝備行動計劃,通過技術與戰術的高效配合,確保電子戰裝備效能的最大發揮。在科索沃戰爭中,美海軍針對 EA-6B 掩護作戰飛機空襲突防進行了大量技戰結合的任務規劃,使 EA-6B 在各階段均發揮重要作用:前期,11 架 EA-6B 癱瘓南指控、防空系統,掩護邊境突防;中後期,38 架 EA-6B 對南縱深數萬平方公里的雷達及通信系統實施干擾,掩護空中作戰行動。 

·策略臨機調整和加載 

在實戰中如若發現新的威脅目標或者新的威脅目標參數時,可以依託可搬移式作戰支持設備,結合戰場突發需要對裝備加載數據進行臨機調整,這大大增加了作戰支持的靈活運用能力。例如,2003 年 3 月 23 日,英國皇家空軍一架“狂風” 戰鬥機在完成任務返回科威特基地時,“愛國者” 導彈未能正確識別而將其鎖定擊毀。當日,發現 “愛國者”導彈系統缺陷的美空軍就將其雷達信號列入威脅庫並進行重新加載。次日下午 3 點 30 分左右,美空軍一架 F-16 戰鬥機執行空中作戰任務時,機載雷達告警系統突然發出警報,飛行員隨即發射了一枚 AGM-88 型高速反輻射導彈將地面目標摧毀。後經證實,被摧毀目標為再次發生錯誤鎖定的“愛國者”。這是伊戰中著名的 “誤擊”事件,雖然是一起烏龍事件,但正是源於美空軍作戰支持對戰場新威脅的快速響應,使自己的 F-16 在面對戰場不確定情況時保證了自身的安全,是作戰支持的成功範例。 

從作戰支持系統在多次局部戰爭中得到成功應用來看,外軍作戰支持呈現出以下特點和趨勢: 

(1)情報收集和威脅目標準確掌握與評估, 是電子戰作戰支持的基礎電子戰的目標針對性和專業性很強,所以需要專業人士針對潛在威脅進行數據分析,提取目標識別特徵和易攻擊環節,滿足制定識別庫、干擾技術庫和建模驗證的要求。為此,在發動戰爭前夕外軍都會調集大量的偵察裝備,形成強大的電子偵察體系,儘可能全面地掌握敵方威脅目標特徵參數。

(2)任務數據的編程和多手段、多層次的驗證,是電子戰作戰支持的核心對抗策略的驗證,是外軍各類作戰支持系統的重要環節,是保障電子對抗作戰效能的核心基礎。任務數據在真正應用於實戰之前,外軍會根據驗證時效性、精確性、全面性的不同需求,從射頻到紅外製導,由數字化/ 半實物到電子靶場,再到合練/演練,形成多手段、多層次的驗證手段,確保任務數據的有效性和針對性。

(3)事前精細化規劃和模擬對抗訓練,是電子戰作戰支持的保證隨着作戰支持的發展應用,外軍的作戰支持業務新增了裝備運用規劃和模擬訓練環節,確保電子對抗裝備戰術運用與技術使用最優結合,確保裝備操作時機最佳,合理有序地運用多種對抗措施、針對性加載驗證有效的對抗技術,技戰結合,全面發揮戰場電子戰裝備對抗效能,高效完成 作戰任務。

(4)對抗策略的臨時調整和使用,是電子戰作戰支持的必要補充在實戰中,任務部隊會截獲新的電磁威脅目標信號參數,導致事先制定的作戰數據並不能保證完全有效。為此,在作戰支持環節中增加了部隊級便攜式和可搬移式支持裝備,任務部隊能夠結合戰場突發需要對裝備作戰數據和使用策略進行簡單快速修訂,確保電子對抗行動的最終效果。

5 結束語 

電子戰作戰支持是在裝備性能完好的基礎上,重點解決告警準確性、干擾有效性、以及技戰結合運用合理性的問題,因此外軍將作戰支持水平的高低作為衡量電子戰作戰能力強弱的重要標誌。另一方面,電子戰作戰支持系統在歷次高技術局部戰爭逐漸發揮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在專用電子戰飛機等電子對抗裝備沒有更新換代的情況下,依託越來越專業、精細、科學的電子對抗作戰支持手段,實現對戰場威脅的快速準確掌握和有效干擾,可以最大程度發揮電子戰效能,大大降低己方作戰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