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時任印度總理莫迪首次訪越，將印越關係從“戰略夥伴”提升為“全面戰略夥伴”，並承諾向越南提供5億美元國防信貸。當年，印度宣布將向越南出口BrahMos超音速反艦巡航導彈，此前兩國均大量進口俄制武器構成合作基礎。此後雙方簽署多項軍事合作協議，建立起雙邊與多邊（如印越戰略對話、印越安全對話、東盟-印度10+1機制等）交流機制，形成較完備的安全合作平台。實質層面，印越開展了多種聯合演習與訓練。2018年1月，印越陸軍在印方舉辦首屆聯合軍演VINBAX：同年5月，兩國海軍在峴港附近舉行首次雙邊海軍演習。印度還向越南提供海軍人員培訓，幫助維護其蘇制海軍裝備，並就裝備維修和技術交流等方面合作。2023年6月，印度國防部長辛格訪問越南期間，兩國防長簽署了關於“2030年前防務夥伴關係”的聲明。2025年4月，印度和越南即將敲定一項價值7億美元的“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導彈轉讓協議。總之，印越防務合作在莫迪執政以來呈現軍援供應與聯合演習並進、機制對話不斷完善的態勢，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外部因素對地區安全的干擾，對維護南海和平穩定與通過協商解決分歧的努力構成挑戰。

2022年1月，菲律賓國防部長正式宣布與印度達成3.75億美元協議，從印度採購三套岸基BrahMos反艦導彈系統，用於加強海上防禦。該合同由印度BrahMos公司負責交付導彈電池並提供培訓支持，是印度對菲律賓的最大軍事銷售。這是印度首次向東盟成員國出口此類遠程精確打擊武器，也成為印度對外軍事出口中的標誌性交易。

圖片來源：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此外，兩國建立了“雙邊防務合作委員會（JDCC）”等溝通機制，定期進行防長級、軍種級會談，探討培訓、聯合演習和武器合作等事宜。2023年，印菲第五次JDCC會議在馬尼拉召開，印度國防部長向菲律賓提出參與印度國防工業聯合研發計劃的邀請，顯示雙方謀求從武器銷售拓展到技術合作。印度還計劃首次在駐馬尼拉派遣國防武官，以增強情報交流和合作對接。據印媒報道，2024年已有兩批BrahMos導彈運抵菲律賓，用於其海岸強化。總體而言，印菲防務關係以武器出口和高層交流為主線，菲律賓與印度等域外國家開展此類高端武器合作，將在客觀上改變海上力量的局部平衡，加劇地區國家間的不信任感。

印度不斷向印尼推介其軍工產品和技術合作機會。印尼國防部曾致函駐雅加達印度使館，探討約4.5億美元採購BrahMos導彈的可能性。2024年12月，印度海軍參謀長Tripathi率團訪問雅加達，與印尼海軍和國防部長討論聯合研發計劃，包括BrahMos和聯合作戰演習等議題。印尼防長及軍方官員已公開表示正在評估包括BrahMos在內的多種印度武器方案。此外，印度與印尼定期舉行雙邊聯合演習，如在東南亞區域舉辦的多國海軍演習（MALABAR）中，印尼艦艇曾與印度艦隊共同操演。兩國海軍也開展海上聯合巡邏，加強邊界水域的協作。據印度海軍披露，印尼海軍司令稱雙方已在邊境水域進行聯合巡邏和多邊演習。除了海軍合作，兩國陸軍和空軍層面也有交流：印尼軍方對印度廉價戰鬥機Tejas和輕型直升機表現出興趣，並參與印度主導的聯合反恐、維和訓練。可見，印尼對印度軍事技術開放態度日增，印度亦積極擴大在印尼的影響力，印度對印尼輸出具有進攻能力的武器系統，可能改變印尼周邊海域的安全均衡，引發其他國家的戰略疑慮。

作為印度在東南亞最成熟的安全夥伴之一，新加坡與印度的防務合作既歷史悠久又不斷深化。2003年10月，兩國簽署《印新防務合作協定》（DCA），標誌着雙邊防務關係邁入制度化發展階段。根據協定，雙方承諾共同應對國際恐怖主義和海上安全威脅，並建立情報交流和防務政策對話機制。2004年3月，此後每年舉行印新防務政策對話，各軍種參謀長定期會晤，協同應對地區安全議題。隨着印度“東向行動”推進，印新合作進一步加深。2015年，雙方面向更廣泛領域修訂DCA，將雙邊防務對話升級至國防部長級別。2016年6月，兩國首次召開防長級對話，並簽署聯合聲明，加強陸軍和空軍協議、擴大部隊互動。近年來，印新在海上演習方面互動頻繁，兩國於2017年簽署《海軍雙邊協定》，並每年舉行新加坡-印度海上雙邊演習（SIMBEX），內容涉及反潛、反艦、對空作戰等複雜演練。2018年，印新還在陸軍演習“TRACER”及空軍領域開展合作，新加坡航空部隊參加了在印度舉行的多國聯演。這些務實互動有效提升了印新海空互操作性和戰術協調能力。2024年10月，印度與新加坡舉行了第6次防長對話，為兩國的戰略協調和防務規劃提供了制度化平台，新加坡國防部長甚至將印新防務關係稱為“印度最親密的對外防務合作”。此外，印度還邀請新加坡參加盟友國海上聯合巡航、維和培訓等，雙方在安理會改革、海上安全等多邊議題上展現立場趨同。

印馬防務關係自冷戰後逐漸升溫。1993年2月，兩國簽署《雙邊防務合作諒解備忘錄》。此後成立了“馬來西亞-印度防務合作委員會”（MIDCOM），定期研討訓練、技術交流和海軍互訪等議題。印度海軍定期派艦隻訪問馬來西亞港口，2017年、2018年相繼派遣護衛艦訪馬來西亞，目的是增強雙方聯演和協同能力。馬來西亞海軍也積極參與由印度安達曼司令部主辦的多國海軍演習（MILAN），提高區域交流頻率。此外，每年舉行的亞洲海事展（LIMA）上，兩國也頻頻互動，如2019年印度反潛護衛艦Kadmat赴檳城展出並聯合演練。地面方面，印馬自2012年起舉辦代號“猛虎行動”（Harimau Shakti）的聯合軍演，主要涵蓋反恐和反叛亂訓練。儘管在2019年馬新因政治原因一度貿易緊張，但國防領域往往被置於戰略層面。據報道，馬方對印度製造的BrahMos下一代導彈表示出興趣。2023 年 7 月印度防長辛格訪問馬來西亞期間，雙方批准了兩國於 1993 年簽署的《國防合作諒解備忘錄》的修正案。2024年1月，印度和馬來西亞等國海軍在印度金奈外海舉行聯合演習。印度亦在國防工業領域向馬來西亞提出合作建議，包括艦船建造、電子戰等。總體而言，印馬防務合作雖保持一定頻率，但主要集中於人員訓練、技術溝通等層面，當前規模與深度相較印度與其他東南亞國家合作仍屬有限。

印緬防務合作深植於兩國邊境安全與地區博弈之中。印度長期以來將對緬援助視為邊境管理與遏制東北反叛分子的工具。據估計，自2010年代起印度已成為緬甸最大的武器供應國之一，僅次於中俄。兩國於2013年3月首次舉行聯合海軍演習，印方艦艇曾航行至緬甸科科島近海，與緬軍協同巡邏。同期，印度在本國船廠幫助緬甸建造海上巡邏艦，並培訓緬軍人員操作俄制米-35直升機，向緬方提供了4架海上巡邏機（英國製造的Island DHC-6）、若幹部艦艇及輕型炮兵裝備等。2017年3月，印緬達成合同向緬甸交付價值約3790萬美元的輕型魚雷。兩國軍隊互動也得到加強，除了海軍聯合演習，印緬於2017年至2019年間分別在梅加拉亞邦和昌迪加爾陸續舉行首屆與第二屆雙邊陸軍演習（IMBEX）。2023年3月，印度國有防務電子企業BEL向緬甸軍方交付了價值490萬美元的軍事裝備，包括聲納換能器、指揮齒輪系統、水下電話系統等，這些裝備可能與緬甸海軍從印度購買並在2020年服役的基洛級潛艇一起使用。此外，印度還向緬甸派出多支移動培訓隊，在緬校訓緬甸軍官並支持其參與聯合國維和任務。總體看，印緬防務合作以裝備供應和技術培訓為主軸，其動向雖被印方定位為“邊境穩定”所需，但在地區層面也反映出印度試圖強化其對緬影響力的意圖。

印度的“東向行動”政策是對冷戰後“東望政策”（Look East）的一次深化升級，自2014年莫迪執政後提出以行動替代觀望。此政策使印度將視線從南亞擴展到整個印太地區，將東南亞視為“外延重要板塊”，與印度洋形成戰略聯動。在印太戰略框架下，印度自視為維護印度洋-太平洋聯通的重要支點國，強調海洋安全與自由航行。印度政府認為，與東盟國家加強海上合作有助於保障其通過馬六甲海峽等海上生命線的安全，抵消南海等地區突發威脅。因此，印方將加強與東盟海軍訓練和對話，融入美日澳等“印太”理念，意圖提升在印太事務中的角色地位。

隨着中國在南海和印度洋地區影響力上升，地緣政治驅動了印度在東南亞的軍事外交核心意圖。馬六甲海峽若被封鎖將使中國受制，而“東向政策”對中國的遏制意圖昭然可見。為了平衡中國，印度積極加強與東南亞沿海國的防務聯繫，試圖形成“反制鏈條”。例如，與越南的合作正是基於雙方對中國海上影響力的共同擔憂，與菲律賓的軍售則着眼於南海局勢變化。在海洋領域，印度強調以“海洋地緣環境”為視角提升與東盟的戰略聯繫，將自由開放的印太視為共識點，試圖在特定議題上引導地區國家與其協調對華立場。總體而言，印方核心意圖在於利用區域合作牽制中國影響、拓展自身在印太棋局中的戰略深度。

印度近年來持續加大對東南亞地區的防務外交投入，旨在擴展自身的戰略影響力，並試圖塑造所謂“負責任大國”和“地區安全提供者”的國際形象。印度通過頻繁的高層互訪、密集的聯合軍事演習以及防務合作機制建設，在地區安全議題中積極發聲，希望將自身定位為東南亞安全事務的重要參與者。然而，印度這種以強化軍事合作為載體塑造國際形象的方式，也暗含其推動特定安全架構和價值觀念的戰略目的。印度通過聯合聲明和多邊論壇反覆強調海洋安全、反恐合作及航行自由等原則，並藉此推廣符合自身利益導向的區域安全規則。這種話語的建構不僅有利於其增強地區影響力，也容易使區域內國家產生依賴域外力量維護自身安全的傾向，從而可能弱化以東盟為主導的多邊安全合作框架。同時，印度通過人道主義援助、救災演習、反海盜巡航等行動所表現出的“軟實力”，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其地區形象，但在客觀上也促進了印度戰略話語權的擴展，這與本地區一些國家推動自主、安全、合作發展的立場並非完全一致。

印度的行為也存在被視作威脅擴張的可能。印度在東南亞的軍事介入，呈現出借合作之名強化域外軍事存在、影響地區安全格局的趨勢。例如，印度參與與越南、菲律賓的軍事技術合作及涉海軍演，容易被中國視為“印太戰略”的一環，帶有針對中國的遏制性意圖，從而促使中國在邊疆和涉海方向提升防範姿態。“安全困境”邏輯將造成區域國家安全互動中惡性循環的風險。東盟內部可能出現陣營化傾向，部分國家歡迎印度作為平衡力量，而另一些國家則對激化中印競爭持謹慎態度，這種反覆權衡本身就加劇了地區的不確定性。印度強化海上巡邏、武器外銷和後勤協議部署，刺激南海周邊國家加速武器採購，惡化軍備競賽態勢。中印在邊境和涉海事務上的信任赤字已持續多年，如在印巴衝突背景下的印軍調動與中方邊境態勢互動，極易誘發戰略誤判乃至突發危機。在當前地區安全架構尚未穩定之時，印度軍事外交的過度前伸，不僅無法彌合其本國防務弱點，反而可能破壞地區和平發展大局，衝擊中國與周邊國家推動的以合作共贏為導向的安全秩序建設。

一是可能加劇地區軍備競賽。近年來，包括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在內的東盟國家紛紛提升軍費，採購新型武器。印度向其中兩國出售BrahMos導彈，易催生“你有我也要”的心理，促使鄰國增購更先進裝備，從而形成惡性循環。例如，菲律賓在與印度簽約後被迫考慮更大規模的導彈採購計劃：其他國家可能對此類交易感到緊迫，紛紛向美國或俄羅斯求購更長程武器。這種競爭在研究中已有所指摘：東南亞正處於“軍備激增浪潮”之中，各國對先進武器的需求大幅提高。

二是可能造成區域安全機制的分化。傳統上，東盟倡導“以多邊對話和合作解決問題”，但印度與美日等國推動的印太合作往往不在東盟主導框架內。印度與日本討論建立“印太公約組織”以聯合美澳遏制中國的提議，若成型則有可能成為新的安全分歧點。此外，印度參與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等非東盟機制，可能削弱東盟會談在印太架構中的核心地位。長此以往，地區將出現多個競爭性的安全圈層：一方面是傳統的東盟中心框架，另一方面是針對中國的“印美日澳”聯盟，印度在其中起橋梁或衝突角色。這種分化可能使得區域協調更加困難，各機制之間缺乏統籌，反而削弱集體安全效益。

三是可能出現規範與制度競爭。印度倡導“印太自由開放”模式，而中國則推行“一帶一路”倡議和“海洋命運共同體”等概念，兩者在如何定義海上秩序、發展模式上存在差異。例如，印度強調聯合國海洋法、公海通航自由的原則，與中國強調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倡議存在意識形態上的競爭。印度與日本甚至推動成立類似北約的亞洲安全聯盟，試圖引入西式集體安全理念，這與東盟國家長期遵循的不干涉和地區中心原則相悖。因此，印度的軍事外交不僅僅是武力投射，也涉及規則話語權的爭奪，可能在地區內部引發觀念上的分歧。

四是增加認知誤判風險。 印度近年來在東南亞地區的防務介入呈現出持續加深的態勢，若其相關舉措缺乏必要的透明度與溝通協調，可能被中國視為有針對性的地緣施壓，從而進一步加劇中印兩國在涉海方向的戰略誤判風險。與此同時，印度在推進區域軍事合作過程中，亦可能對東盟國家的戰略考量預估不足，忽視其對地區和平穩定和戰略自主的高度重視，進而引發合作預期與現實效果之間的落差。若印度持續強化與美日等域外國家的軍事協同，而缺乏對東盟“中心地位”與“不結盟傳統”的尊重，可能被部分國家視作試圖充當“印太前沿陣地”，不僅加劇戰略疑慮，也可能對地區安全格局造成負面擾動。印度在推動軍事外交過程中，受其政策對地區信任、戰略穩定與合作機制的影響，易落入“安全困境”式的誤判與反應邏輯。構建開放、包容、非對抗性的地區安全架構，仍應以增信釋疑、協商共識為基本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