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五大王牌军之第5军 (一) (转)

(1)

1938年12月，国民党军第200师扩编为新编第11军，徐庭瑶任军长，杜聿明任副军长，从湖南湘潭调到广西全州驻防。不久，番号又改为第5军，徐庭瑶升任集团军总司令，杜里明升任第5军军长。
第5军成立后，国民党政府用精良的武器装备该军，使它成为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初期成立的唯一的一支机械化新军，是蒋介石嫡系中的王牌。第5军下辖3个主力师，即郑洞国的荣誉第1师、戴安澜的第200师、邱清泉的新编第22师。从军长到师长，都是蒋介石手下的得力干将。
第5军军长原定由国民党第74军军长俞济时担任，但由于白崇禧和徐庭瑶力荐杜聿明，才使杜聿明担任此要职。
杜聿明，字光亭，是国民党军建立的第一个装甲兵的第一任团长，先后担任过第5军军长、中国征远军第一路军副司令长官、昆明防守司令、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东北“剿总”副司令兼第2兵团司令长官等。
杜聿明于1904年11月28日出生在陕西米脂县。他从小喜爱玩弄枪支，常偷偷到野外去打野鸡，并偶有猎获。12岁时，在成家坌小学读书。16岁时到榆林中学读书，杜在读书期间，爱好体育，并且很快学会了步枪射击瞄准要领。他立下这样的志向：要么学好英语，能够出去看一看世界强国，学一学他们富国强兵的方法；要么投笔从戎，自己训练出一支保家卫国的精兵。毕业考试，他的英语成绩不佳，遂决心做一个爱国军人。
1923年，杜聿明中学毕业后急于寻求出路，他在《新青年》杂志上，看到了黄埔军校招生广告，便毅然选择投考黄埔军校。
1924年3月，杜聿明和堂兄杜聿鑫、陕籍青年阎揆要、关麟征、张耀明等11人，从北京取道天津，搭乘英轮南下广州。他们在国民党元老、曾在陕西担任靖国军总司令的于右任向将介石的推荐下，被黄埔军校录取，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杜聿明被编在第3大队第3区队第9分队，队长金佛庄，同学有陈赓、李仙洲、侯镜如、黄杰、关麟征等人。
开学不久，学校开始办理入党登记。杜里聿明同时收到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两份登记表。他接受了国民党党员登记表，成为正式的国民党党员。
杜聿明黄埔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何应钦第1教导团第1营第3连当见习官兼军需上士。他精心安排士兵每月6元的伙食费，认真订好食谱，带着炊事员上街买菜，然后又跟着下厨做饭，全连伙食办得很好，官兵们十分满意。杜聿明不久升任该连第2排副排长。他当副排长后，却对士兵要求苛刻，有时甚至不尽情理，士兵们对其非常不满，时常暗地里议论纷纷，杜聿明处境非常困难
1925年春，杜聿明随教导第1团参加第一次东征。时任该团宣传队长的陈赓，见杜聿明在连里不得人心，便把他调到宣传队当队员，担任检查部队军容风纪的任务。杜聿明办事认真，遇到官兵军容不整现象，立即严加纠正，并登记上报。发现任何一个长官或士兵，哪怕打破老百姓的一只碗或损坏一棵庄稼，都要有关人员照价赔偿，绝不留半点情面。
在攻淡水城时，蒋介石挑选敢死队员，作为爬城先锋，杜聿明自告奋勇地报了名，但未被入选。东征攻克淡水后，杜聿明长了一身疥疮，请假回广州医治。疥疮治愈后，杜妻明同一起住院的其他3名军官回黄埔军校谒见党代表廖仲恺，廖仲恺见到他们高兴地说：“你们来得正好，胡景翼（国民党副总司令兼第2军军长、河南军务督办）要办军官学校，连连打电话请广州派人协助，现在派你们到河南去，帮助胡筹备建校。”廖仲恺并将一封亲笔信交给杜聿明，要他们一行4人到了北京将信面呈孙中山先生。
不久，杜聿明一行4人到了北京，受到汪精卫的接待，并将他们介绍到孙中山的住处，他们见到了躺在床上已处于昏迷状态的孙中山。杜聿明将廖仲俏的亲笔信递给了孙先生的副官马湘，马湘写了一封信给廖先生，汇报了孙中山的病情。接着，他们转赴开封，受到了胡景翼的热情接待，并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协助苏联顾问筹办军校。军官学校正在筹办之中，胡景翼因病去世，新任军长岳维峻（原第2师师长）对苏联顾问和黄埔学生都没有好感，不愿让其插手。杜聿明等在军官学校没有用武之地，只好返回陕北。
1926年7月，广州革命政府誓师北伐，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下达了“北阀动员令”，谓：“本军继承先大元帅遗志，欲求贯彻革命主张，保障民众利益，必先打倒一切军阀肃清反动势力，方得实行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爱集大军，先定三湘，克复武汉，进而与我友军国民军会师，以期统一中国，继承遗志。”杜聿明获悉这一消息，决心回部参加北伐，在南下的途中，不幸被孙传芳的稽查队抓获，关进监狱，但他很快想办法逃脱了。
杜聿明逃到武汉，就去见当时任国民党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武汉行营主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席的邓演达。邓演达从杜聿明那了解了北方一些情况后，问他今后的打算。杜聿明说：“我准备到南昌找校长，参加北伐。”邓演达让他去武昌南湖学兵团找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兵团团长张治中，请张治中帮助联系。
杜聿明到武汉时，武汉正发生“血花剧社”事件。张治中会见杜聿明时，问杜对此事的看法。杜说：“我反对血花剧社有人提出反蒋的口号，我认为反对校长就是反革命。此中定有人捣鬼。不过我们国民党的处理也有不当之处，这种小事不必弄成惨案，搞得舆论哗然，不利于革命。”张治中听了连连点头赞许，并提醒他，现在外面思想情况很复杂，一定要有自己的坚定信念。张治中还劝他，在南昌方面战局未定以前，不必去找蒋介石，可以留武汉工作。因此，杜聿明打消了去南昌找蒋介石的念头，在张治中学兵团任第1营第3连连长。
不久，杜聿明听说张治中任南京总司令部训练处校阅委员会主任委员，即从南昌奔赴南京，找到了张治中。张治中高兴地接待了他，并带他去见蒋介石。蒋介石见到他很高兴，与他亲切地交谈，临别时，蒋介石还给了杜一些钱，并叫他到总司令部黄埔同学会登记处登记。张治中遂委任杜聿明为校阅委员会中校委员。
1929年，蒋介石成立教导第2师，任命张治中为师长，张治中即调杜聿明到该师，任其为该师第2旅第5团1营中校营长。次年，杜聿明升任为该师第6团上校团长。第二年冬，教导第2师改番号为陆军第4师，徐庭瑶接任第4师师长，杜为第4师第12旅第24团团长。
1932年初，徐庭瑶率第4师开赴皖北参加大别山“围剿”红军，在霍丘与红军邝继勋部发生激战，第4师遭受重大损失。在关键时刻，徐庭瑶令杜聿明率第24团进行反攻，杜聿明率部穿插，突入霍丘，给第4师解了围。徐庭瑶为他记大功一次，并上报晋升他为少将团长。是年底，徐庭瑶升任第17军军长，将杜孝明调到第17军，担任该军第25师第73旅旅长，不久升任该师副师长。第25师师长为关麟征。
1933年春，日本侵略军兵分三路进攻热河，第25师奉命防守古北口南城东西侧高地。3月10日，日军西义第1军第8师团及骑兵第3旅团攻占古北口关口，向第25师阵地发起猛烈攻击。师长关麟征在指挥作战中，身负重伤，第25师由杜聿明代行指挥，第25师同日寇激战两日，因伤亡过大，遂将阵地交与第2师防守，杜聿明率部撤至密云休整。这年秋，杜聿明进人南京中央军校开办的第一期高等教育班。在进修期间，经黄埔一期同学介绍，正式加人复兴社，从此，杜聿明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为数不多的复兴社分子之一。
1936年春，杜聿明从中央军校高级教育班毕业。他本应回第25师继任副师长。但由于和师长关磷征相处不甚融洽，不太愿意回第25师。徐庭瑶得知他的情况后，向蒋介石保荐他到新成立的南京陆军交辎学校担任学员队队长，得到蒋介石同意。第二年，交辎学校战车营、交通兵第2团所属装甲汽车队合编，并补充一批战车，建成国民党第一个陆军装甲兵团，又经徐庭瑶向蒋介石推荐，杜聿明被任命为首任团长。“八·一三”淞沪抗日时，杜率领装甲兵团第1营的两个连，在上海汇山码头协同步兵阻击企图登陆的日军。
日军登陆并占领上海后，杜聿明率装甲团撤至湖南湘潭整训，不久该团扩编为第200师，杜聿明任该师师长，邱清泉为副师长，廖耀湘为参谋长。第200师充实了抗日以来从苏联、德国、美国购进的战车、卡车、摩托车等机械化装备，编制较一般陆军师庞大，总兵力约2万人，第200师成为国民党军中第一支机械化师。杜聿明认为，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拥有优良装备只是条件之一，最重要的还须有能够使用这些装备的具有较高素质的官兵，否则，优良的装备就是一堆废铁。因此，他集中全部精力强化训练部队，决心在短期内将第200师训练成一支能够与日军打硬仗的劲旅。杜聿明主张练兵先练官，练官首先练自己。他自从任装甲兵团团长开始，就很注意这个问题，当师长后，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为了掌握机械化技术，他经常穿上工作服，刻苦学习驾驶和修理，常常钻到车底下进行修理；他还把新发现的问题，随时提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杜聿明勤学多思，不耻下问，深入探索，终于由外行变成内行，逐渐系统地掌握了机械化部队的作战指挥要领。在他的带领下，全师官兵钻研技术蔚然成风，形成了练兵高潮。当时，国民党随军记者评论说：“他虽非机械专科出身而钻研机械知识，极有心得，治军之暇，仍手不释卷，将来学问之造诣，兴事之成功，无可限量矣。”
杜聿明说：“我们不但要加强作战指挥和战斗训练，还必须注意到加强精神训练，丰富官兵文娱生活。”他特委任一批政治干部向官兵灌输爱国思想，要求连队成立俱乐部，创办黑板报，教唱军歌，组织球类、田径比赛。这些措施，深受官兵的欢迎。

(2)

1938年12月，第5军成立后，杜聿明提出：“操场就是战场”，“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要求第5军具有“五除”(除骄、惰、伪、欲、恶）、“三习”（习情、诚、勤）的朝气。
这时，杜聿明把练兵的重点转移到步兵师的训练上来。杜认为，战场上决战的胜负，阵地攻防的得失，完全在于步兵。机械特种兵，只要火力协同，用火力的优势来压制敌人，就能达到攻必克，守必固。全部歼灭敌人于战场上，是要由步兵师来完成的。所以，他非常重视强化士兵体格，并注重射击、刺杀、投弹、夜战、近战等训练。他每到各团、营、连看士兵训练时，都—一做示范，同士兵用步枪、轻机枪射击比赛，提出谁打得满分，当场发奖金；发现教育上有发明创造的，当场讲评表扬，并传令各师派军官来观摩。后来重庆军事委员会派员来校阅，军委会校间组评定：“第5军居西南各军第一；新22师又为第5军第一”，称赞该师“训练优良，军纪良好”，“团结力固，战斗力强”。
1939年秋，杜聿明在广西界首地区举行大规模的师攻、防、追、退演习，历时一个月之久。军训部部长白崇禧、训练总监徐庭瑶带参谋人员来参观演习。演习结束后，徐庭瑶激动地说：“现在我可以告知天下，国家创建这支机械化部队没有白花钱，我举荐了第5军军长，没有看错人。”
日本自发动侵华战争以来，即以其在上海的第3舰艇，青岛的第4舰艇，华南的第5舰艇，对我国的东部、南部沿海进行封锁。此时我国的对外贸易和作战物资的运进，主要是通过香港、越南的海防、缅甸的仰光，陆路由新疆至苏联中亚地区这4条要道。日本对上述向我国输送物资的途径，曾想方设法切断。
1939年9月13日，日本新任作战部长富永恭次少将，提出了攻占钦州湾、南宁，封锁法属越南的通道和物资进口的作战设想。同年10月16日，日本大本营通过了这一设想，并下达了作战命令。
日本方面以华南方面军司令官第21军司令安藤利吉中将为此次战役的最高指挥官，参战兵力为第5师团、台湾混成旅团、海军第5舰队及第3联合航空队等3万余人，舰艇70余艘，飞机100多架。
日军筹划的侵桂行动虽然诡秘，但其舰队在北部湾集结的情况已为英美侦悉，预见到“对南宁作战不久似将开始”。并及时通报国民政府军事情报部门，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在1938年11月9日已完全清楚日军这个企图。
193811月25日，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宣布以防御为主的第一期抗战结束，着手调整战区，将全国划为南北两大战场，撤销重庆、广州、西安三行营，另设桂林、天水两行营，以统一督导南北两战场之作战。程潜出任天水行营主任，负责北战场，白崇禧出任桂林行营主任，指挥长江以南的第3战区、第4战区、第9战区。广西对日作战即由桂林行营和第4战区负责。辖余汉谋第12集团军所属粤军5个军对占据广州的日军第21军作战，辖夏威第16集团军指挥的桂军两个军布防在南宁地区。
1939年11月13日，日军第21军部队在海军妙高、长良、名取等巡洋舰和加贺等航空母舰的配合下，乘舰艇冒着强风从三亚榆林港起航驶向钦州湾。至14日晚，日海军在钦州湾的舰只大量增加
11月15日黎明，及川源七率日军第5师团第8旅团在海、空军掩护下，利用大风雨守军易于失去注意力的时机，在预定的钦州西岸企沙突然发起登陆攻势，日舰猛烈轰击沿海中方守军阵地，于8时左右强行登陆。
由于中方对敌登陆地点判断有误，加上部队调动部署尚未就绪，兵力薄弱，故从作战开始便陷人被动，第46军新编第19师防线正面达200公里以上。日军登陆开始后，新19师师长黄固急令部队“务于敌登陆立足未稳之际，努力将敌歼灭于海滨。”中国将士对登陆之敌进行了顽强的阻击。下午，敌舰又对钦州湾龙门地区猛烈炮击，并以步兵一次又一次地发起登陆冲锋，下午3时佐世保海军陆战队在龙门登陆，双方交战十分激烈。傍晚，中国军队放弃滩头阵地，退守城防后备工事。
战斗打响当日，第16集团军总司今夏威急令黎行恕率第170师由贵县西开南宁，贺维珍率第131师由容县开向西南的陆川和博白，魏镇第188师由广东鹤山西开容县，苏祖馨第135师由广东高明西开贵县布防。
防城、钦县的失陷，使日军巩固了滩头阵地，给以后作战提供了有利条件。登陆日军以南宁为目标，形成三路攻势，从东南、南、西南三面对南宁包围。24日，南宁失陷。
为了保卫桂南，白崇橹请求蒋介石将桂系调回广西作战，但蒋未允准，而是就近从广西全州将自己的嫡系、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杜孝明的第5军调往桂南。当时，第5军军直属团、第200师驻在全州地区；新编第22师驻湖南东安地区；荣誉第1师驻湖南零陵地区。这次奉令增援南宁作战，蒋介石是十分关注的，在23日致白崇禧的电报即明令“第5军应迅速集结宾阳地区，非待集结完毕后，不得逐次使用。”显然是意在集中使用，攥成一个拳头突然打出去，打出第一支中央军机械化部队的赫赫军威。杜聿明奉命后，即令戴安澜第200师以步兵两团为先遣部队，向南宁前进，该师第600团首先出发，在到达南宁途中即与敌扩张外围的南宁守军发生遭遇战。
高峰隘及昆仑关地势险要，为南宁北侧天然屏障，尤其昆仑关，是邕（南宁）宾（阳）公路的要冲，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日军要确保占领南宁，就必须控制这两个天险，为此，兵分两路，一路以中村正雄旅团及骑兵联队为主力，沿邕宾公路北进；一路以步兵第41联队之一部由邕武（呜）公路北上。25日，邕武公路之敌进至二塘，遭到中国军队第200师第600团的奋勇还击，他们尽管伤亡较重，仍顽强地挡住了日军的进攻。其后，由于日军攻占了四塘，截断了中国军队后方补给线，中国守军才利用夜幕掩护，与第170师一起向高峰隘地区撤退。26日，从南宁城撤出的第135师等中国军队也一一到达了高峰隘东西一线。30日，日军苦战终日，以火力摧毁了中国军队阵地，占领了八塘，中国军队退守九塘。12月1日，日军进占高峰隘。中国军队一部向武鸣方向撤退，第200师向昆仑关转移。
2日，中国军队以第188师第564团协同战车部队，对八塘之敌展开了反攻。日军抵挡不住中国军队的攻势，被迫后退。然而由于道路桥梁破坏严重，中国军队战车无法通过，无法与日军对峙。4日，日军猛攻昆仑关。第564团顽强抵抗，终因弱不敌强，被迫后撤，昆仑关遂告失陷。6日晨，日军将中村旅团主力团回调南宁，攻势告一段落，敌我双方围绕高峰隘和昆仑关，形成了战略对峙局面。
12月6日，蒋介石下令于15日前开始反攻，第5军全部投入，派空军主力协同作战,由白崇禧统一指挥。
白崇禧于13日将反攻计划电呈蒋介石、何应钦，其要点为：第一步攻略昆仑关、高峰隘，第二步攻略南宁。
16日，蒋介石派李济深、陈诚从重庆飞往桂林，当日傍晚，李济深、陈诚、白崇禧到第5军前线指挥所视察。

(3)

昆仑关东面2公里处有653高地，西面2公里处有445高地和441高地，其下仅有一条由数百年前的旧式驿道加宽改建成的邕宾公路通过，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要守南宁，必先守住此关，而要攻南宁，必先取昆仑关，能取得昆仑关，则克南宁就容易得多。日军在昆仑关以北的仙女山、老毛岭、441、653、600、罗塘等高地以及立别岭、枯桃岭、同兴堡、界首等地都筑有堡垒，周围有数重铁丝网，并附有机械化部队和炮兵协同防守，防线可谓铜墙铁壁。
担任昆仑关正面攻击任务的为杜聿明第5军。12月16日下午2时，杜聿明在迁江附近之谭蓬村军指挥所召集团长以上会议，传达作战任务及南宁会战计划，决定以郑洞国荣誉第1师（由战伤康复后的老兵组成，老兵作战经验丰富）配置山炮、战防炮、坦克各一连，担任正面主攻；戴安澜第200师为总预备队，随时准备支援荣誉第1师的战斗；邱清泉新编第22师迂回敌后进出南宁以北，向六塘守敌攻击，以截断南宁、昆仑关交通联络，孤立昆仑关之敌，使郑、戴两师放胆围攻。
18日凌晨，荣1师开始局部夜袭，拂晓时分，在战车及炮火支援下，对昆仑关发动正面攻击。
杜聿明军长一声令下，我军大炮开始向敌人疾风般地射击，霎时，日军各主要阵地上火光四溅，浓烟弥漫。大约20分钟后，日军回击炮火被迫逐渐稀疏下来，郑洞国立即命令荣1师各线部队发动攻击，其他各师也先后投入战斗。据守昆仑关的日军森木大队，在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击下，纷纷向核心阵地退却。中午，我军攻克罗塘、同兴西北高地，接着又占领石寨隘、枯桃岭，并有一部进至九塘附近。
日军为了挽回败势，今村均师团长急调三木古之助大佐的步兵第21联队增援，该联队分乘31辆汽车，于18日傍晚自南宁出发，沿邕宾公路急驰，当晚抵达九霎，并立即发动夜袭，双方激战不休，阵地上展开了白刃战。至19日凌晨，罗塘及同兴北方高地又被日军夺去。第5军军长杜聿明令荣1师继续攻击，重点指向653高地，并以一部截断昆仑关敌军后方补给线。
当日上午，荣誉第1师左翼部队向653高地猛攻。653高地为昆仑关东北之要地，可以瞰制整个昆仑关战场。日军据守顽抗，中国军队伤亡惨重。在此危急之际，连长安朝宣、排长杨讣明率部携带手榴弹冲入敌阵，与敌短兵相接，最终控制了这个高地。
执行迂回任务的邱清泉新22师于16日出发，由昆仑关以北的思陇穿越数十里山路到达昆仑关以南的五塘附近，发现日军尚未察觉，便决定对敌军进行突袭，于18日占领五塘、六塘，截断了日军后路。这时日军第5师团的态势是：21旅团的两个步兵联队在龙州尚未返回，在南宁城内只有纳见敏郎大佐第41联队的两个大队（属第9旅团），因而再无部队去昆仑关增援。
位于钦州担任后方补充线警戒的盐田定七的台湾旅团主动提出以林义秀大佐的步兵第1联队增援在昆仑关的第21旅团，19日进抵五塘，即与邱清泉新22师遭遇。
19日晚，气势汹汹的日军越过五塘向六塘推进，邱清泉以1个团在六塘与敌周旋，以主力预伏于北侧山地，于20日凌晨1时许下令出击，先将五塘、六塘间的桥梁炸毁，接着伏兵四出，充分发挥机械化部队的优势，予敌以重创。至23日下午林义联队才得以与被围在九塘的日军会合。
战斗打响后，西路的夏威集团周祖晃部在高峰隘也展开了猛攻，东路的蔡廷锴集团则在敌军后方四处袭扰，在钦县、小董、大塘、蒲庙等重要地域频频出击，牵制敌军行动。
20日，鉴于荣1师两日来伤亡较大，杜聿明令第200师超越荣1师阵地，担任主攻任务。第200师在戴安澜师长指挥下，强攻昆仑关。由于日军火力的密集封锁，攻势受挫。八塘方面，中国军队控制了八塘东西两侧高地，破坏了交通线，从而切断了南宁至昆仑关的敌军补充线。
第5军荣1师、第200师于21、22日连续猛攻两天，昆仑关仍未攻克，23日，杜聿明下达作战命令，决定“重点指向罗塘高地附近，继续对当面之敌攻击。荣1师准备对罗塘据点之攻击，同时第200师由正面佯攻，以牵制敌人。”
罗塘为昆仑关西侧高地，是昆仑关西南的天然屏障，也是日军的一个主要支撑点。24日，荣1师以第2团和迫击炮营担任主攻，由老毛岭北方高地向罗塘高地两侧攻击，以排为单位，梯次配备，前仆后继，用大刀等简陋的器械连破敌军两道铁丝网防线，冲入敌阵。三木吉之助的21联队从昆仑关和九塘阵地逐步收缩，经被包围后的几天战斗，其粮食、弹药都很缺乏，携带的迫击炮炮弹也已打完，因而迫击炮中队将炮埋入土中，将竹杆削尖与我军拼死格斗。在我军强大攻势下，三木联队长下令烧毁军旗，以防被我军缴获，又一面向中村旅团长求援。但是日援军根本无法到达罗塘高地。当晚，中国军队克复罗塘高地。守备该高地的日军第5中队全部被中国军队消灭。我荣1师第2团突击营也仅剩下数十人。
罗塘战斗激烈进行时，中村正雄率部前往救援，在九塘东北地区又被我荣1师第3团部队击中腹部而负重伤。
受命正面佯攻的第5军第200师于20日沿公路两侧重点向界首附近高地之敌攻击。界首高地位于昆仑关东侧，峭壁悬崖高耸，与罗塘高地南端成犄角之势，可东西俯瞰昆仑关。25日下午，中国3架轻型轰炸机、1架驱逐机飞抵昆仑关上空，日军误认为是己方战机，遂铺置信号板示意。中国驱逐机乘势俯冲扫射，轰炸机投弹18枚，全部命中目标，日军受到严重挫伤。第200师迅速发动强攻，于傍晚攻克界首，师长戴安澜亲自督郑庭芨团和刘少锋团奋勇强攻，经过重炮轰击，白刃肉搏，终于重新攻克界首附近敌军据点，并顶住了日军的猖狂反扑。入夜，第5军命令新22师超越第200师阵地，担任正面主攻突击任务，其右翼为荣誉第1师，左翼为第66军第159师，三部协同作战，围攻昆仑关。
30日，新22师先后攻占了南北同兴、界首村落及其东南各高地，为完全收复昆仑关创造了条件。次日拂晓，新22师在友军协同支援下，攻入昆仑关，并完全收复了昆仑关东西两侧高地，令日军向九塘溃退。

(4)

1940年1月1日，日军增援昆仑关的部队到达九塘，与昆仑关溃败之兵汇合，构筑工事，企图据守南宁外围，伺机再取昆仑关。第5军决定乘胜追击，于2日拂晓向九塘攻击，以新22师攻击九塘，荣二师占领441高地，第200师为总预备队。
441高地是控制九塘至昆仑关公路的战略要地，也是敌昆仑关外围最后一处有力支撑点，受命担负攻击任务的荣1师郑洞国师长派出第1、第2团夺取441高地。第1团在吴啸业率领下，迅猛地向敌方阵地攻击，经几个小时剧烈战斗，夺取了441高地。敌获得援兵后向我方阵地凶猛地反扑，敌方在飞机掩护下，分三面向阵地围攻，我第1团官兵最后终因伤亡殆尽，被迫退至高地一侧固守。郑洞国师长又派第2团余部向高地增援，双方混战至3日晚，日方竟以施放毒气助战。还在12月10日会战发起之前，蒋介石在致白崇禧的电报中即指出，“步兵扑城冲锋队，其在最先头者，务须戴防毒面具”。但我军防毒械具装备不足，伤亡惨重，阵地危在旦夕。此刻，郑师长已将预备队全部用尽，考虑到该高地得失关系到整个战役成败，于是严令该团死守阵地，并将传令兵、伙夫等勤务人员组织起来，绕至敌侧背猛击，终于将441高地完全克复，使昆仑关获得了外围屏障。昆仑关战斗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4日上午,新22师攻克九塘，从5日开始，第5军又以200师为右翼队，新22师为左翼队，追击日军，进攻八塘。但日军负隅顽抗，中国军队未能有所进展，双方对峙在九塘至八塘之间。11日傍晚，第5军受命将防务交由姚纯第101军（原36军）接替，集结思陇附近休整待命。
我军反攻昆仑关阶段历时近20天，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据战后公布的材料，昆仑关一战，日军第5师团第12旅团长中村正雄、第42联队队长板田原一和第21联队队长三木吉之助、第1、第2、第3大队的长官均被我击毙，该旅团班长以上的军官死亡达85％以上，士兵死亡4000余人，被我俘虏100余人。同时，我方也付出了伤亡1．4万人的代价。
昆仑关战役我方付出了重大代价，但毕竟是继武汉会战后我国军队取得的一次伟大胜利，而且是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的首次攻坚胜利。日军受到国民党军队如此勇猛顽强的抵抗和反击，引起巨大震撼，敌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临死前在其战地日记中写道：
“帝国皇家第5师团第12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钢军’的称号，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更顽强的军队……”
昆仑关战役捷报传出，民心振奋，全国各地的记者纷纷前来采访。当时的《中央日报》在题为《记杜聿明将军》的文章中称：
“我国机械化部队开始歼敌，则自杜将军督战率始，在昆仑关大捷后，敌人开始认识到，我国军队已踏入世界近代军队行列。”
战后，杜聿明在巍峨的昆仑关上，建立了一座“第5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并亲笔写了以400多字的悼念碑文。他对记者说：“这次抗战胜利，各位在战场上都亲眼看到了，请如实宣传，用不着格外夸大；但有一点是需要着重宣传的，那就是要强调本军是民众的武力，民众是本军的父老，所以诸位要记载这次胜利，千万要带一笔，本军的胜利，其实也是民众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