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因其獨特的島國地理環境，近代以來一直將維護海洋安全、爭奪海上利益作為其國防和軍隊建設的重要目標。自1907年制定《帝國國防方針》開始，日本海軍視美國為威脅其海洋安全、遏制其海權擴張的主要假想敵國，在世界軍事變革潮流與敵我力量對比變化中，暗中相繼制定了“艦隊決戰”“漸減邀擊作戰”“連續作戰”等作戰構想，謀求同美國爭奪在亞太地區的海上霸權。日本關於未來戰爭的設計，對其海軍建設提出了明確要求，正是為適應對美作戰構想的演進，具有優越的遠距離偵查能力、對主力艦隊的護衛能力與對敵艦的遠程打擊能力的航空母艦(以下簡稱“航母”)才逐漸成為日本海軍的重要建設對象，航母的建設發展也成為日本邁入世界海軍強國之列的重要標誌。

目前國內學界，對日本海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海權理念與國防政策發展、海軍與陸軍間的政治對立以及“大艦巨炮主義”作戰思想等方面，而對日本海軍建設發展進程中最主要的海上武器———航母的建設與運用問題論述較少，鑑於此，本文擬依據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所藏日本內閣機密檔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所藏日本海軍機密檔案、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纂的作戰資料、回憶錄等史料，對日本海軍對美作戰構想的演進進行回顧，在考察其航母建設的基礎上，透析日本海軍從崛起到敗亡的歷史過程。

一、《帝國國防方針》的制定與對美“漸減邀擊作戰”構想的出台

自1853年“黑船事件”發生，面對歐美列強來自海上的威脅，日本為挽救民族危亡，開始重視近代海軍建設與本國海權的維護。明治維新後，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日本開始逐步對外擴張。19世紀末20年代初，日本為實現明治天皇在《安撫億兆宣揚國威之御宸翰》中所宣稱的“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這一擴張性戰略，相繼與中俄兩國展開了對遠東地區主導權的爭奪，先是通過甲午戰爭割占中國台灣並取得在朝鮮半島的特殊地位；又通過日俄戰爭獨占朝鮮半島，並將自己的勢力範圍延伸至中國東北的南部，進而攫取了南滿鐵路經營權等各項特殊權益，從而建立起了從台灣島、澎湖列島上溯至朝鮮、中國東北的廣闊“利益線”。在這一侵略擴張的進程中，其“大陸征服欲望顯著增強，並以此為背景，陸軍的作戰計劃成為日本帝國作戰計劃的主幹”，將“大陸利權的維持與擴張視為國防的至上目標”。

日俄戰爭後，日本的國防戰略從1871年兵部省在《軍備意見書》中所確立的以“守備內地”“防禦沿海”為核心的“守勢國防”轉變為向亞洲大陸擴張的“攻勢國防”。出於重新設定假想敵和配置兵力之考慮，制定反映其軍事戰略的《帝國國防方針》被提上日程。

1907年2月—4月間，由陸軍參謀總長奧保鞏與海軍軍令部部長東鄉平八郎共同擬定的《帝國國防方針》，經過西園寺公望內閣與山縣有朋元帥府斟酌研究，於4月19日得到明治天皇最終裁可。日本在此方針中“以俄國為第一敵國，美、德、法諸國次之”，提出，“陸軍兵備的假想敵國中，我陸軍最應重視俄國在遠東地區使用兵力應採取攻勢態勢，海軍兵備的假想敵國中，我海軍最應重視美國海軍在東洋採取攻勢態勢”。

日本海軍之所以將日俄戰爭期間曾經居中調停並幫助日本獲得勝利的美國視為主要對手，最初“主要是考慮便於獲得預算”，因為在他們看來，“日美之間的對立僅處於未來可能性的範疇，還沒有現實的緊迫感”。然而，隨着英國在大洋彼岸掀起軍備變革浪潮，日本海軍的神經開始被觸動了。

1906年，英國皇家海軍正式開始建造新型戰列艦———“無畏”號，其配備有“10門12英寸的主炮，航速21節，具備厚裝甲，高幹舷以及相對較高的炮座等特徵，它的火力是其他戰列艦的2.5倍”，，“無畏”號的橫空出世使各國海軍的主力艦黯然失色，自此大口徑主炮、重裝甲防護與大噸位成為評價海軍實力的主要指標，海上霸權的爭奪正式進入“大艦巨炮主義”時代。為順應這一時代潮流，列強紛紛致力於軍備變革，拉開了造艦競賽的序幕。 

日本海軍為確保其在遠東地區的優勢地位，提出，“根據《帝國國防方針》，海軍應該重視在東洋地區對假想敵國採取攻勢，從而進行兵力配置，為此我軍應常備一支最新式即最精銳的艦隊，其兵力最低限度是保有8艘2萬噸戰列艦、8艘1.8萬噸裝甲巡洋艦，將以上艦隊作為主幹，為完備其作戰機能輔以其他巡洋艦及大小驅逐艦艇若干艘，作為國防上的第一線艦隊”，“鑑於列國海軍發展趨勢及製造能力的進步，裝甲艦有效艦齡為25年，劃分為三期，以竣工後八年為第一期，第九年至第十六年為第二期，第十七年至第二十五年為第三期”，力圖將原來的“六六艦隊”，擴展為一支以16艘艦齡不滿8年的主力艦為核心構成的“八八艦隊”。 

日本在遠東地區的迅速崛起，開始引起美國的擔憂。1907年12月16日，西奧多·羅斯福政府，為了顯示“太平洋和大西洋一樣是我們(美國)的內海”，決定派出一支由16艘新銳戰列艦和7艘驅趕艦組成、官兵達1.4萬的龐大艦隊，進行世界巡航，威懾日本。西奧多·羅斯福聲稱，“要使日本感到美國是不可戰勝的，美國海軍能夠在任何時候保持最高效率的旺盛鬥志”。桂太郎內閣聞訊後為避免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主動邀請美國艦隊訪問日本。這樣，作為“促進國際友好和增進日美兩國信賴紐帶”的美國艦隊於1908年10月到訪橫濱港。11月，日美兩國政府趁關係回暖之際締結了《高平———羅脫協定》，決定本着相互理解協商的態度處理兩國間的分歧，暫時消除了籠罩在太平洋上空的戰爭陰雲。但親眼目睹美國“白色艦隊”的日本海軍高層，清楚地意識到排在世界海軍實力第5位的自己與第2位的美國海軍之間的差距，考慮到未來日美發生衝突的可能性，開始着手制定對美作戰構想，並在“1908年的海軍演習中首次將美國海軍作為假想敵進行實際演練”。

1910年，日本海軍戰略家佐藤鐵太郎在其著述《帝國國防論》中大膽設想，“假若日美兩國開戰，由於菲律賓近海及港灣在我海軍勢力範圍內”，“美國海軍若等待大西洋和太平洋兩艦隊匯合後奔赴菲律賓，必將耗費許多時日，即便太平洋艦隊單獨前來，菲律賓也將較長時間內處於孤立無援的狀態”，“總之，我等認為將來日本海軍應將對德作戰的標準，設定為對美作戰的最低標準，對日本艦隊而言，駐菲律賓的美國艦隊將成為犧牲品”，“毋庸置疑我等確信，美國海軍的菲律賓艦隊最終將遭受我海軍的沉重打擊，並且該島將成為我艦隊的根據地，為我海軍提供優良港灣”。同時，在軍備標準上，“進攻方艦隊必須對防禦方艦隊多出五成以上的優勢兵力才能取得主動權，而防守方艦隊必須達到進攻方七成以上兵力才能立於不敗之地”。可見，此時日本海軍的對美作戰構想仍延續着日俄戰爭中的“艦隊決戰思想”，注重主力艦對決的“大艦巨炮主義”，日本海軍軍力達到美國海軍的七成自此成為其發展軍備的基本標準之一。

進入20世紀的第二個10年，日美關係波瀾迭起，特別是在海權與中國問題上，從相互猜疑逐步走向分歧、對抗。首先，在海權問題上，日本通過占領德屬南太平洋諸島，控制了加羅林群島和馬紹爾群島，這使得日本能夠切斷夏威夷與菲律賓之間的海上通道，對美國的太平洋戰略造成極大威脅。其次，日美兩國在中國問題上的立場截然相反，日本的立場是獨霸中國，具有鮮明的排他性，而美國則堅持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原則，不承認日本所謂的對華特殊利益和特殊地位。

日本海軍為應對日美衝突，加速了擴軍進程。1914年7月10日，大隈內閣海軍大臣八代六郎首先提出“八四艦隊案”，他認為“考慮到國家財政，為實現建造八八艦隊應首先完成八四艦隊的建造”，計劃保有8艘艦齡未滿8年的戰列艦的同時，將原有的8艘裝甲巡洋艦替換為4艘更為先進的戰列巡洋艦。其中8艘戰列艦分別為正在建造中的4艘“超無畏”級戰列艦:“扶桑”號、“山城”號、“伊勢”號、“日向”號以及即將開工的4艘“長門”級戰列艦:“長門”號、“陸奧”號、“加賀”號、“土佐”號。4艘戰列巡洋艦則分別為從英國進口的“金剛”號及日本國內仿造的姊妹艦“比睿”號，還有兩艘同級艦:“榛名”號和“霧島”號。1918年，日本第一次修訂《帝國國防方針》，提出了新的擴充海軍軍備方案，將“八四艦隊案”擴充為“八六艦隊案”，計劃撥款建造戰列巡洋艦“愛宕”號、“高雄”號。到1920年6月，日本海軍計劃建造8艘高速戰列艦和8艘戰列巡洋艦的“八八艦隊案”又在國會獲得通過。

日本海軍的擴軍舉動被歐美列強視為對其海上霸權的公然挑戰，於是一戰結束後“列國競相發展高速巨艦”，展開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海軍軍備競賽。伴隨着一艘艘戰艦的下水，軍費開支給各國財政造成沉重負擔。至1921年日本海軍預算比例竟高達國家預算總額的三成，即便如此也僅相當於美國海軍預算的三分之一。1920年至1921年席捲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迫使軍備競賽難以為繼，日本海軍也不得不希冀通過外交彌補軍事資源的不足。1921年至1922年美國首倡召開華盛頓會議，就海軍裁軍、太平洋問題和遠東問題展開國際協商。

1922年2月6日，在華盛頓會議上折衝樽俎的美、英、法、意、日五國最終簽署《華盛頓海軍條約》，規定“簽約各國需放棄各自的主力艦建造計劃，不能建造或獲得新的主力艦”，“主力艦和航空母艦，在1921年12月12日之後十年內不得開工建造”。這使得此前多年無序性的軍備競賽告一段落。根據條約“第一章第四條:各簽約國的主力艦噸位不能超過本條所規定的水平，美利堅合眾國為52.5萬噸、英帝國52.5萬噸、法蘭西國17.5萬噸、意大利國17.5萬噸、日本國31.5萬噸”，“第七條:各簽約國的航空母艦噸位不得超過以下的標準，美利堅合眾國為13.5萬噸、英帝國13.5萬噸、法蘭西國6萬噸、意大利國6萬噸、日本國8.1萬噸”。但值得注意的是，受當時各國海軍的“主力艦決戰”思想影響，條約雖然規定“除主力艦與航母之外不得建造噸位超過1萬噸的輔助艦”，但並未限定1萬噸以下輔助艦的建造規模。所以各國紛紛將注意力轉向噸位在1萬噸以下准戰列艦級別的重型巡洋艦建造上。

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開啟了以國際協定限制各國軍艦建造的“海軍假日”時代，但對於日本海軍而言，華盛頓體制的確立決定了日美兩國走向對立，增加了未來發生武力衝突的可能性。如前文所述，日本海軍進行“艦隊決戰”的基礎是保持對美海軍7成軍力。由於《華盛頓海軍條約》使日本海軍的主力艦及航母保有量被限制在美國海軍的6成左右，為改變日本海軍所處的不利地位，研究對美作戰的日本海軍軍令部作戰部負責着手修改對美作戰構想。

1923年，日本第二次對《帝國國防方針》進行修改，美國取代俄國一躍成為它的第一假想敵國。《方針》指出，“在不久的將來帝國的國防方針應同我國發生衝突具有最大可能性，且擁有強大國力和軍備的美國為主要目標重點防備，對同我國接壤的中、俄兩國以親善為宗旨力圖為我所用，並始終保持威懾兩國的實力”。自此，日本海軍將美國從觀念上的假想敵國轉變為現實中的假想敵國。鑑於日美兩國在國力與海軍實力方面的差距，海軍軍令部在同年制定的《帝國軍用兵綱領》中提出，“同美國開戰初期應迅速在東洋對敵形成壓制，同時與陸軍協力破壞敵軍在呂宋島以及關島的海軍根據地，在敵艦隊主力從東洋方面來航途中，逐步削弱其勢力，伺機以我主力艦隊予以擊破”。以1923年《帝國軍用兵綱領》的出台為標誌，日本海軍對美作戰構想正式由“艦隊決戰”具化為“漸減邀擊作戰”。所謂“漸減”，就是逐步削弱敵人之意；所謂“邀擊”，就是攔擊、截擊之意。日本海軍決定採取後發制人的策略，即將決戰時機推遲，雪藏主力，而在之前盡力以輔助兵力和其他手段消耗美國海軍，待到將其消耗至日本海軍所期望的程度，再伺機與其展開主力艦隊決戰。

在“漸減邀擊作戰”中，航母在第二階段承擔對美軍艦隊的遠程偵查與打擊任務，在第三階段艦隊決戰時“部分航母編入以高速巡洋艦為主力的前線警戒部隊，配置於主力艦隊的前方，利用艦載機搜索敵艦動向。部分部署在主力艦隊承擔防空任務”。航母憑藉其出色的護衛能力與遠程偵查、打擊能力，成為“漸減邀擊作戰”構想中的重要輔助戰力而受到重視。因此，日本海軍在對美“漸減邀擊作戰”構想下着手加強輔助艦與航母的建造力度。

1930年1月，為遏制各國海軍在建造輔助艦方面掀起的新一輪軍備競賽，英國邀請美、日、法、意四國再次於倫敦召開海軍會議，各國在歷經3個月的艱難交涉後，於4月22日簽訂《倫敦海軍條約》，對締約國主力艦數量進一步作出裁減，將限制建造主力艦的期限由10年延長至15年，並專門對輔助艦作出規定，“將標準噸位超過1850噸、不大於1萬噸的巡洋艦分類分為兩級:主炮口徑超過6.1英寸的甲級巡洋艦和主炮口徑不超過6.1英寸的乙級巡洋艦。甲級巡洋艦總噸位為美國18萬噸；英國14.6萬噸；日本10.8萬噸。乙級巡洋艦總噸位美國14.3萬噸；英國19.2萬噸；日本10萬噸”。日本在會議上提出本國輔助艦總噸位達到美國輔助艦總噸位的七成，但這一訴求再次遭到抑制，在幾經周折後，最終以達到美國海軍輔助艦總噸位69.75%的結果勉強締約。《倫敦海軍條約》將日本海軍的輔助艦保有量限制在美國海軍的7成以下，面對這一不利狀況，大力建設航母成為日本海軍提升其戰鬥力的必然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