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顧自己的飛機設計生涯時，顧誦芬說：“殲-8可以說是連滾帶爬地定型的。”殲-8飛機的研製過程是曲折的，更是輝煌的。殲-8飛機的發展開創了一條研製國產殲擊機的成功之路。“我代表空軍黨委、空軍部隊向參加殲-8飛機研製的工人、設計人員和幹部致敬……殲-8飛機是架好飛機，一定要支持這架飛機！”開國中將曹里懷目睹試飛成功，異常激動地說，“快，快向北京發電，向毛主席報喜。”

摸透米格-21飛機

1960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航空研究院，番號為國防部第六研究院（以下簡稱“六院”），代號為中國人民解放軍4847部隊，隸屬國防部建制。六院下設10個研究所。1961年2月23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任命唐延傑為六院院長，後又任命王振乾為政治委員，還先後任命了三名副院長、一名常務副院長。6月12日至30日，六院在北京東交民巷22號空軍招待所禮堂召開成立大會。

8月3日，國防部六院第一設計研究所（飛機設計研究所，以下簡稱“一所”）在瀋陽正式成立。劉鴻志任所長，徐舜壽、葉正大等任副所長，黃志千任總設計師。研究所下設研究室。王南壽任氣動室主任，秦丕釗任副主任。

六院和一所的成立，對新中國飛機設計事業來說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調整與重組，給當時處於艱難中的飛機設計事業帶來了新的希望。一所成立之初，堅決貫徹《科研十四條》提出的“出成果、出人才”的方針，十分重視科技人員的培養。顧誦芬當時在氣動室行政上沒有任何職務，只有一個工程師頭銜，心裡也有些想不通。顧誦芬在自傳里寫道：“我有些想不通，認為這個氣動組是自己弄起來的，現在什麼也不管。後來，王南壽代表黨委給我解釋，說希望有一些技術骨幹不要管行政的事，以便有充分時間鑽研技術。組織上這麼說了，我就盡力干好自己的事，主要是做一些規劃性的工作……還有，就是新來的100多名大學生，特別是到氣動室的，我覺得他們一定要學一學基本的東西才能幹活，所以拉了一個單子，提出一批應該看的文獻資料清單，後來也成為所里編寫基本功大綱的一個基礎。”

一所建立起來後，到底要幹什麼，這是一個大問題。徐舜壽提出搞一個超聲速噴氣式教練機，調來陳一堅搞總體設計，還安排了一部分人去成都幫着屠基達設計殲-5甲。就在一所研究方向尚未確定的時候，突然傳來消息，說蘇聯要將米格-21飛機給中國。

米格-21飛機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新型殲擊機之一。這個型號的飛機，是蘇聯一型超聲速噴氣式第二代戰鬥機，由蘇聯米高揚設計局於1953年開始設計，1955年原型機試飛，1958年開始裝備部隊，20世紀60年代成為蘇聯空軍的主力制空戰鬥機，是20世紀產量、裝備最多的噴氣式戰鬥機之一。米格-21飛機採用單座三角翼氣動布局，安裝一台渦噴發動機，是根據朝鮮戰爭中噴氣式戰鬥機空戰經驗研製的，主要任務是高空高速截擊、偵察，也可用於對地攻擊，特點是輕巧、靈活、爬升快、跨聲速和超聲速、操縱性好、火力強，其中高空高速性能被擺在了首要位置。20世紀60年代初期，中蘇關係破裂。新中國的航空工業與其他蘇聯對華援建項目一樣，一時陷入困境。1961年2月，赫魯曉夫突然給毛澤東寫信，表示願意向中國提供米格-21飛機的製造技術。此前，米格-21飛機還處於研製階段的時候，中國就與蘇聯簽訂了引進該機的技術援助合同，但隨着中蘇關係突然惡化，蘇聯單方面中止執行合同。如今，在中蘇關係異常緊張之時，赫魯曉夫突然作出這樣一個令人迷惑不解的反常的友善舉動，這無疑是黑夜裡突然出現的星光。

為了擺脫受制於人的境況，進一步加快中國飛機國產化的步伐，滿足空軍建設發展的需要，1961年，一所和沈飛的廣大工程技術人員對從蘇聯引進的米格21飛機的全套技術資料、蘇聯樣機和散裝件進行了技術摸底、吃透工作。根據中央的決定，1962年5月，六院和四局下達了《關於共同組織米格-21飛機技術摸底，為仿製及進一步自行設計做好準備的聯合指示》。

顯然，摸透米格-21飛機成為一所目前的首要任務。顧誦芬便一頭撲進摸透米格-21飛機的工作中。顧誦芬看了蘇聯米格-21飛機的圖紙、理論圖，包括數據、外形圖等，很受啟發。原來設計東風-107、東風-113時一些不清楚的、想不到的、不理解的、感到解決起來有困難的問題，看了他們的圖紙以後就迎刃而解，知道怎麼幹了。一所技術委員會為此召開了擴大會議，專門討論摸透米格-21飛機的問題。會上，徐舜壽總結了大家的討論意見，提出了摸透米格-21飛機的目的和方法。他要求，通過摸透米格-21飛機的全套圖紙、技術資料，對米格-21飛機來一次反設計。設計人員要結合在設計超聲速飛機中遇到的技術問題，通過必要的計算分析和試驗驗證，主要解決“是什麼，為什麼，怎麼辦”這三個層次的問題。

顧誦芬認為，要摸透氣動特性，還應該對來自蘇聯的資料通過風洞試驗加以驗證。他需要掌握的不僅是摸透米格-21飛機的設計，更重要的是要從中探索、總結高空高速飛機的研製、設計、飛行試驗的基本規律。按照顧誦芬的建議，研究所根據蘇聯的圖紙，製造了米格-21飛機模型並放進新建成的AT-1風洞（後定名為風雷1號，即FL-1風洞）做風洞試驗。可是，試驗結果出來以後，發現飛機的方向穩定性與蘇聯提供的資料數據差了近10倍。對於這個問題，顧誦芬利用一切機會探求其癥結所在。在顧誦芬的腦海里，存留着太多的疑問，摸透米格-21飛機正好給了他一個機會。

顧誦芬回憶起這段時間的工作，講了這樣一句話：“摸透米格-21起了一個做習題對答案的作用。”通過這次“做習題對答案”，顧誦芬心中更有底了。雖然中國當時還沒有能夠滿足需要的風洞等試驗設施，但蘇聯提供的資料為他的思路作了驗證。顧誦芬的想法與思路是對的，他更加堅定地沿着自己確定的方向走了下去。然而，由於蘇聯方面在轉讓技術時有所保留，很多關鍵的技術資料並沒有提供，而所提供的米格-21飛機樣機的一部分零件，根本無法裝配成飛機。顧誦芬只得組織團隊進行反向研發。1963年7月底，六院副院長徐立行在一所主持召開了六院摸透米格21飛機技術報告會。在這個會議上，一所共宣讀了22份技術報告。徐舜壽作了《62式（米格-21）飛機關鍵技術問題和研究方案》總結性報告，顧誦芬、管德等分別作了氣動力、氣動彈性分析等專題報告。會後，整理出版了《摸透米格-21飛機經驗匯編》。

兩年來，顧誦芬可謂臥薪嘗膽，踏踏實實地補充和校核了米格-21飛機的設計技術資料，也學習掌握了原設計的思路和方法。他通過對米格21飛機進行系統的“技術摸透”，為後來研製新型戰機打下了紮實的技術基礎。

殲-8飛機方案

1964年初，在經歷了3000多次風洞試驗，試驗了26種新材料後，摸透米格-21飛機的第一階段技術工作勝利結束，為設計中國人自己的殲擊機奠定了堅實基礎。殲擊機是空中作戰的主力，從一定程度上講，也是一個國家空軍實力的體現。新中國的殲-5飛機、殲-6飛機，乃至殲-7飛機，都是仿製蘇聯的機型。1964年5月，六院提出，要在米格-21飛機的基礎上，自行設計一種性能更好的殲擊機。六院要求，“從摸透仿製到自行設計，按照戰略方針的需要和自己水平的可能，從小改到大改，摸着石頭過河，循序漸進，初戰必勝，爭取時間，把成果拿到手”，提出改進、改型工作應分兩步走，先改進，後改型，並確定了米格-21飛機改進的具體意見。

10月，在一所，召開了“米格21飛機改進改型預備會議”。唐延傑院長講話並表示：“我們主張銜接，即仿製工作進行到一定程度，就開始自行設計。……現在應該把重點轉移到自行設計上了……從形勢來看，由摸透轉到自行設計也是必要的。”這次會議提出了由摸透轉為自行設計的新任務，明確了改型機的主要戰術技術指標。中國新型殲擊機研製由此開始。

當時提出的技術指標是：新型殲擊機最大平飛速度應達到2.2馬赫，實用升限在2萬米左右，航程超過1500公里，作戰半徑不小於350公里。同時，新飛機應搭載先進的火控雷達和電子設備，裝備紅外製導空空導彈，能夠在夜間和惡劣氣象條件下作戰。這些指標對於當時的中國航空工業來說，是個不小的挑戰。

在採用何種動力方面，六院提出了兩個方案：一是單發方案，即採用全新研製的大推力發動機的方案；二是雙發方案，即採用兩台改進的成熟發動機的方案。到底是選擇單發還是雙發？兩種意見擺在面前，大家莫衷一是。兩種方案，各有利弊，如何取捨？分寸很難拿捏，一步走錯，殲-8飛機的研製周期就可能延長若干年。

起初，大家大多傾向於單發方案，顧誦芬也主張選擇單發。但一所總設計師黃志千持不同觀點。黃志千提出，由於重新研製的新發動機趕不上新飛機的研製進度，建議裝兩台殲-7飛機現有的發動機，以滿足飛機性能的需要。整整5天的會議，討論的依然是單發方案，但提及新發動機的研製周期，卻沒人能預估，會議一度陷入僵局。黃志千做事很深入，也很謹慎。他一直擔心發動機做不出來，於是定了做一個雙發的方案，要總體室排一個方案看看。總體室就真做了一個展示模型，拿到了會上。黃志千提出雙發殲擊機可以保證進度，符合中國國情。他的方案有理有據，說服了在場所有人。很快，新機方案進入最終討論階段。

雙發的方案確定以後，總體室就做了一個展示模型。關於這個展示模型，顧誦芬在後來的回憶中，講述了一個細節：在六院會議討論單發方案時，二所對新殲擊機採用全新方案感到難以保證研製周期，會議僵持不下。六院的一位助理員說，一所還有一個雙發方案。這個模型當時用報紙包着，唐延傑院長便讓拿到會上，這個事就再也瞞不住了。“當時院裡的總工程師董紹庸、榮科都參加了。董紹庸原來有一套方案，先渦噴，再渦扇等。這樣打亂以後，就定了一個用雙發的65方案，再搞一個單發的。怎麼搞？當天下午就讓我們討論。”顧誦芬說。最後，唐延傑院長在會上拍板決定，新的殲擊機方案還是用雙發。

歷史實踐證明，選擇雙發是一個穩妥的決策，是保證殲-8飛機能夠研製成功的必要條件。顧誦芬善於在具體的設計實踐中學習。通過殲-8飛機方案的論證，他再一次深刻感悟到，黃志千身上值得學習的東西真是太多了，其思維方式、處事風格和解決問題的智慧，真不是一天兩天能學得到的！後來，顧誦芬也強調：“現在看這個決策是正確的；如果那時不這樣，1969年飛機就上不了天，而且殲-8的性能也不會有今天的數據。”

1965年5月，總參謀長羅瑞卿批准了新機的技術指標和研製任務，飛機型號正式命名為殲-8飛機。殲-8飛機，成為中國第一款自主設計的全新戰鬥機型。

接過前輩的重擔

天有不測風雲，殲-8飛機坎坷的命運似乎早已註定。1964年5月，正值殲-8飛機開始設計之時，徐舜壽卻被調離。顧誦芬對殲-8飛機的前途憂心忡忡。10月，黃志千被任命為殲-8飛機的總設計師，顧誦芬是其得力助手之一。作為一所副總設計師、技術辦公室的成員，顧誦芬的業務範圍主要是氣動布局方面。這要求他必須認真配合好黃志千，全方位對殲-8飛機性能進行關注和思考。

黃、顧二人本是珠聯璧合的黃金搭檔，然而，不幸發生了。就在殲-8飛機工作全面鋪開之際，1965年5月20日，黃志千在執行上級布置的任務時，因客機失事而遇難於開羅。黃志千的遇難，是中國航空工業之痛，是殲-8飛機研製之災，讓顧誦芬夫婦尤為感到悲痛。三年前，黃志千把妻妹江澤菲介紹給了顧誦芬，成全了一對佳偶。痛失姐夫黃志千後，江澤菲與顧誦芬的心裡一下子籠罩着一層厚厚的陰霾。姐姐江載芬和家人有了一個約定——不再乘坐飛機。這並不完全是出於對飛機安全性的不信任，更重要的原因是不能讓親人再回憶往事，而由此產生哀慟、驚恐和擔憂。然而，對於顧誦芬來說，這怎麼可能做得到！

顧誦芬化悲痛為力量，35歲的他以副總設計師的身份，繼續負責氣動布局設計。戰機研製的過程，就是直面困難和克服阻礙的過程。六院原黨委書記劉鴻志在回憶錄中記述：“那時候，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信念，一定要研製出中國自己設計的高空高速殲擊機。”為儘快完成飛機設計，技術人員在簡陋的車間地下室工作，在臨時搭成的雙層通板鋪居住，餓了啃口涼饅頭。就這樣，全機11400多個零件、1200多項標準件、幾萬張A4圖紙……一件件製造，一筆筆畫出。

1965年6月，殲-8飛機使用雙發的目標方案確定以後，最沒有把握的是：由於兩台發動機靠得很近，噴流的干擾有可能影響飛機的推力性能。顧誦芬要求氣動室趕緊做噴流干擾模型，並進行地面試驗。當時可以在哈軍工發動機實驗室做這個試驗。最後做了，沒問題。這個難題算是解決了。

另一個問題是，到底採用機頭進氣還是兩側進氣？兩種進氣方案的技術工作，已經搞了半年。搞進氣道專業的同志認為，將來要裝大雷達，堅決要搞兩側進氣；從機載設備安裝和使用維護角度考慮，也希望採用兩側進氣。顧誦芬則主張採用機頭進氣。他擔心兩側進氣將影響飛機性能。唐延傑院長對殲-8飛機還有一個要求，就是“初戰必勝”，性能必須要好，所以研製壓力非常大。劉鴻志所長下決心把兩個方案都做出模型，然後做對比風洞試驗。兩側進氣模型不好做，機頭進氣模型相對好做。之後，通過六院的協調，從上海調來了幾位老工人，加班加點幹了3個月，模型做出來了，再做風洞試驗。比較後發現，兩側進氣和機頭進氣兩種方案在總壓恢復方面基本是一樣的。這樣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又爭論了3個月。兩種方案對比，只有進氣試驗數據還不能完全說明問題，而要測阻力，模型又做不出來。

正在爭執不下的時候，顧誦芬從空軍副司令員曹里懷口中聽到一個情況：早在1965年3月，浙江前線空軍曾打下來一架台灣空軍的美制RF101超聲速偵察機。黃志千得到這個消息，立刻帶着搞軍械的人員去部隊了解情況，部隊的反應很強烈，認為空戰主要還是靠機炮。原來殲-8飛機方案沒有把機炮當回事。劉鴻志參加了全所技術人員的討論會，討論了3天。最後，劉鴻志作了會議總結，決定採用機頭進氣的方案，也確定了機炮的選用。這個方案最終得到六院的批准。

1966年初，殲-8飛機進入發圖試製階段。4月初，顧誦芬和殲-8飛機現場設計人員扛着行李，抬着桌椅，登上大卡車，開進112廠。科技人員在112廠的設計樓和各車間的地下室擺上設計圖板，在昏暗的燈光下開始詳細設計，為工廠試製提供生產圖樣。就這樣，大家於1966年8月完成了圖樣設計。

首飛成功

一個難題剛剛解決，又有新的問題冒了出來。按照圖紙設計製造飛機，最重要的也是最麻煩的就是解決振動問題。而振動問題，風洞試驗根本無法看出來，必須試飛。一個好的試飛員，不僅要會飛，而且要知道為什麼這麼飛。試飛員要有堅實的理論基礎，在試飛過程中必須拿到精準的數據，為工程設計人員提供第一手資料，儘可能不浪費任何一次起落。試飛的飛行員主要來自六院八所（試飛院）。試飛院的空軍試飛團，屬於軍地共同領導。六院對試飛非常重視，成立了專門的試飛領導小組。1967年初，確定下來的試飛員是葛文墉和蔣德秋。二人都是空軍航校的飛行員。後來換成中隊長尹玉煥和鹿鳴東，並明確以尹玉煥為主、鹿鳴東為輔。

顧誦芬組織各相關專業人員，給這兩位試飛人員講了一個多星期的課，還陪他們去哈爾濱看了風洞試驗。在接觸中，顧誦芬與試飛員成了無話不說的好朋友，也從他們身上學到了許多寶貴的東西。可是，對於試飛，也有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試飛的時機尚早，還不成熟；而另一種意見是必須儘快試飛，如果不試飛，問題解決不了，影響殲-8飛機研製的進度。顧誦芬同意後一種意見，他建議儘快按計劃試飛。

1969年6月，空軍副司令員曹里懷到沈飛檢查工作，在認真聽取了設計人員、沈飛參試人員和試飛員的意見後，排除一切干擾和雜音，果斷作出決定：“7月5日，殲-8飛機上天！”

歷經磨難的殲-8飛機終於來到起飛跑道上。這個時刻，讓多少人魂牽夢繞。其中，就包括殲-8飛機的設計團隊。7月5日清晨，天空晴朗，微風習習，旭日透過薄紗般的雲層把金輝灑向大地。在瀋陽飛機廠的機場上，殲-8飛機英姿勃發地停在機場南端，等待着起飛的命令。主持試飛的空軍副司令員曹里懷，觀看試飛的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瀋陽軍區政委曾紹山及三機部的領導，遼寧省、瀋陽市革委會的負責同志，一所、112廠等單位的領導、技術人員、工人等，都等着仰望雄鷹在藍天上翱翔，並穿過那朵朵白雲。此刻，試飛機場上的人們屏住呼吸，注視着跑道一邊的殲-8飛機。顧誦芬在為殲-8飛機試驗機做了最後一次檢查後，試飛員尹玉煥開始起飛。

尹玉煥的戰機駕駛履歷豐富。他曾開着戰鬥機在東北、東南沿海一帶上空飛過。“可以說，在我轉業前，當時空軍所有的噴氣式戰鬥機，我幾乎都飛過。但對我來說，一生中的榮光時刻還是駕駛殲-8戰機完成首飛任務。……1969年6月底，我接到通知，殲-8戰機具備首飛條件了，要求我們做好飛行準備。但是當時距離首次滑行已經過去半年時間了。”尹玉煥說，如果需要進行首飛，至少需要一周的準備時間。“但是時間緊迫，組織命令我們必須馬上做好準備。最終，我和鹿鳴東只用了三天時間，就完成了準備工作。”

顧誦芬手持秒表，準備測算滑行時間。9點38分，根據曹里懷的指9點38分，根據曹里懷的指示，首飛指揮員蘇國華下令：“起飛！”20分鐘後，殲-8飛機在3000米高空平穩歡快地盤旋三圈，動作矯健而輕盈，機身苗條而細長、漂亮而美觀。飛機在兩次通過機場上空後，平穩地降落在機場上。殲-8飛機首飛成功！

當尹玉煥駕駛着試驗機穩穩地降落到跑道上時，顧誦芬提到嗓子眼的心終於落下來了。隨後，地面上的人群爆發出陣陣歡呼聲。人們歡呼着向戰機跑去。

看着自己主持設計研製的飛機飛上藍天，顧誦芬與戰友們熱烈握手，互相祝賀着。“殲-8是一架多麼好的飛機啊！飛起來真好看！”在場觀看首飛的陳錫聯和曹里懷不禁異口同聲地稱讚。這個時候，顧誦芬身旁有一個戴草帽的人走過來，對他豎起了大拇指，然後說了一句話：“你們一所，真行！”儘管顧誦芬當時還不知道面前這個人是誰，但他能感覺到這句話的分量極重。後來，他才知道這個人竟是抗美援朝戰鬥英雄、志願軍“王牌飛行員”、曾任空軍第1軍副軍長的張積慧。

首飛成功後，空軍領導接見了首席試飛員尹玉煥和全體機組人員。曹里懷說：“我代表空軍黨委、空軍部隊向參加殲-8飛機研製的工人、設計人員和幹部致敬……殲-8飛機是架好飛機，一定要支持這架飛機！”曹里懷這位開國中將異常激動，說：“快，快向北京發電，向毛主席報喜。”7月9日，他們給毛主席發去了《報喜書》。電報發出幾天后，北京回電：“毛主席看了殲-8飛機上天的消息很高興，提出要看看殲-8飛機的模型。”

當天晚上，瀋陽112廠的工人趕製了有機玻璃包裝盒，然後，把殲-8飛機模型裝進去，連夜送到北京。為了紀念1969年7月5日這個特殊的日子，沈飛在01架殲-8飛機的機頭兩側，噴上了“6975”的編號。

殲-8飛機，這型凝聚了中國航空人報國強國信念的戰機的首飛成功，標誌着中國在自行設計製造殲擊機的道路上邁出了可喜的一步。從此，中國不能自行研製高空高速殲擊機的歷史結束了。7月9日上午，01架殲-8飛機進行第二次試飛。觀看這次試飛的有2萬餘人。試飛後，現場舉行了殲-8飛機首飛成功祝捷大會。

三上藍天破難題

殲-8飛機首飛成功並不是團隊工作的終點，後續的研製面臨更多的挑戰。這是因為，設計、試製階段更多的是進行科學的計算和理論的推演，這一切，最終還要在試飛階段經受實踐的檢驗。問題果然出現了！殲-8飛機首飛成功後，1969年8月初，高速度飛行測試時出現了抖振。飛行員說，就像在不平的馬路上開着一輛破公共汽車的感覺，顛得太厲害。折騰了一個來月，用了多種方法也沒有能夠解決問題。顧誦芬懷疑：是不是有氣流分離？他在AT-1風洞看後機身的油流試驗，結果從試驗中看到，塗在後機身的油層就像開了鍋一樣翻滾。顧誦芬提出，在後機身加一個收縮度緩和的機尾罩，減少氣流分離。這個方案大家也贊成，這麼改了以後，飛到馬赫數0.8以後，果然不振了。

在研究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試飛員要回航校去。臨走前，尹玉煥對顧誦芬說：“老顧啊，就這樣吧。飛到這個速度就可以了，不要再往超聲速飛了。”唯有鹿鳴東，他的意見是要堅決飛下去。裝上這個罩子後，就準備開加力飛超聲速。在一次預試中，鹿鳴東開了加力，但罩子的蒙皮被撕了，翻了過來，穿透了水平尾翼翼面，扎了一個大窟窿。當時試飛員沒有感覺，下來以後，大家都嚇了一大跳，感到非常緊張，沒有出問題真是萬幸。後來，團隊下決心去掉了這個罩子。由於是收縮太快的原因，就考慮在原機尾罩上開吸氣門，鹿鳴東也認為可以，於是就加了10個彈簧進氣門。馬赫數到0.9以前，彈簧門打開，靠發動機噴流的引射作用，把分離氣流吸除。就這樣，去了這個罩子以後繼續試飛。鹿鳴東認為振動程度可以忍受，可以繼續飛。但飛到馬赫數1.1時，飛機左右晃動，機頭擺動很厲害，減速就不振了。鹿鳴東下機之後說明了情況。大家都有些驚慌，好不容易花了幾個月排除了馬赫數為0.86時的振動，現在又振了。

顧誦芬與大家一起研究，真有些一籌莫展。殲-8飛機到底能不能飛上天？質疑聲慢慢多了起來。“連跨聲速都不過關，還搞什麼超聲速！”甚至還有人提出要停止殲-8飛機的研製工作。顧誦芬說：“殲-8的問題，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要一點一點地解決。”管德認為可能是方向舵“嗡鳴”，提出將方向舵液壓助力器關掉，這樣活塞兩邊的筒里都有油液，一旦有振動，就會產生阻尼，變成阻尼裝置，以此可以判斷是不是“嗡鳴”。鹿鳴東說行，就這樣，果真解決了問題。兩項振動排除後，殲-8飛機決定往高速衝刺。

1970年4月之後，殲-8飛機轉到陝西西安閻良繼續試飛。可是高度一上去，振動又來了。每當飛行的馬赫數達到0.86，飛機就會出現劇烈振動和多儀表失控等一系列問題。一時間，否定之風越刮越烈，殲-8飛機命懸一線。

如何突破0.86馬赫的難關？一場生死之考在等待着顧誦芬。振動始終無法排除，大家真的有些氣餒。鹿鳴東的水平的確很高，在閻良試飛殲-8飛機的飛行員，都是他教會的。最讓八所飛行員撓頭的，是跨聲速時頂杆的力太大，還有振動問題，於是又請了鹿鳴東去試。當時，從歐洲狂風戰鬥機的圖片發現，其在垂尾根部裝了一排渦流發生器，這種渦流發生器很薄很短。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報告中也對解決後機身氣流分離振動作了介紹。外罩不能裝，是否可以用渦流發生器？顧誦芬想到這裡，便立即安排氣動室設計員嚴仁達來做這件事。可是，渦流發生器做出來以後，試了試，沒有解決問題，還是振動。怎麼辦？關鍵時刻，有重要話語權的首席試飛員鹿鳴東再次站出來力挺殲-8飛機。他對設計人員說：“你們能把飛機設計製造出來，也一定能夠克服當前遇到的困難。我願意飛下去……”鹿鳴東的執着和獻身精神，令顧誦芬感動不已。

既然風洞試驗看不出問題，乾脆就在飛機上貼毛線，在天上觀察氣流流動情況。1978年，顧誦芬定下了這個大膽而具有挑戰性的方案。這個時候，顧誦芬硬是把自己逼到了山重水複疑無路的境地。顧誦芬說，他決定乘坐殲教-6飛機跟在殲-8飛機後面，近距離地觀察殲-8飛機在空中飛行後的機身流場。鹿鳴東認為這是個好辦法。在空中實際觀察飛機飛行中的氣流流動和干擾情況，與風洞試驗的道理和方法是相似的，在風洞模型上看不出的現象，也許試飛時能看清。

但這樣做風險極高：殲教機緊跟殲-8飛機高速飛行，會產生4～5個過載，這對從未接受過飛行訓練的顧誦芬來說是有很大風險的。而顧誦芬是飛機研製的核心領軍人物，容不得半點閃失，況且總設計師親自上天在世界範圍內都幾無先例。對於這個決定，包括如何乘飛機升空，顧誦芬在自傳中作了細膩而真切的描述：

我提出自己上天上去觀察。為了準備，按照規定要進行身體檢查。先由我們衛生科檢查，再由試飛大隊的航醫檢查，看能不能上天。衛生科檢查的結果，認為我營養還不錯……當時我不敢讓江澤菲知道，為了不讓她起疑心，所以得在家吃飯，晚上的空勤灶沒有敢去吃。那時，工作在112廠，我們騎自行車從所里宿舍到112廠，要騎20多分鐘。

由於黃志千逝於空難，江澤菲與顧誦芬有個“不再乘坐飛機”的約定。但是，此時的顧誦芬決心已下。他說服領導，背着愛人，堅持上天，用望遠鏡近距離仔細觀察，努力尋找振動的原因。就這樣，顧誦芬3次乘坐鹿鳴東駕駛的殲教-6飛機升空，近距離觀察殲-8飛機試飛的情況。

殲擊教練機的空調系統不如客機那樣好，再加上小飛機的高速飛行和劇烈的顛簸，我感覺憋得難以忍受，陣陣的噁心和頭暈，搞得我渾身虛汗淋漓。這時，耳機里傳來了試飛員的詢問：“老顧，身體怎麼樣，挺得住嗎？”我說不要緊，就是看不清楚流場，再向前面的飛機靠近點。這時我們乘坐的殲擊教練飛機與殲-8飛機的距離從50米、40米接近到30米，最近時還不到20米。這是非常危險的。因為飛機正在高速飛行，搞不好兩機就會相撞。鹿鳴東同志並不管這些，只管我能不能看清。有了這樣的條件，我就集中精力觀察殲-8飛機尾部那一片紅毛線。40分鐘後，飛機降落了。膠捲衝出來，沒有明顯的結果。觀察失敗了。

人們用探詢的目光望着我。怎麼辦？是暫時先迴避一下，還是堅持到底，把問題搞清楚？如果試驗停了，我個人不會有什麼損失；繼續搞，如果還搞不清，對個人的影響怕不好收拾。有許多人替我擔心，勸我改變主意，不要繼續搞了。

此刻，顧誦芬想起了賀龍元帥。1965年8月14日，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工業委員會主任賀龍元帥來到瀋陽，接見了顧誦芬等人。顧誦芬跟隨所領導向賀龍元帥匯報了新機情況。賀龍聽了，特別高興，說：“殲-8我同意，殲-8要早日搞出來，成功後要大大慶祝一番，我要來……就是要走中國自己的路，搞自己的東西，不要怕失敗，一百次、二百次，失敗了可以再來，總會成功的。飛機上天，黨、軍隊和人民都會感激你們的。”想起賀龍元帥的這番話，顧誦芬的精神為之一振，同時也感到肩上的責任重大。

這時我已清楚地意識到，路，已在腳下。搞科研如同打仗，沒有犧牲的精神，是難以取得勝利的。不搞個水落石出，決不罷休。我堅定地表態繼續伴飛。……我又重新布置了試驗的過程，調整了貼在殲-8飛機後機身的紅毛線，除了照相機外，還帶了一具望遠鏡，又開始了新的飛行。戰鷹呼嘯着再次飛上藍天。兩架戰鷹的距離越來越近，這不僅需要試飛員有大公無私的精神，還需要有高超的駕駛技術。延伸的彩帶把碧空裝點得美麗妖嬈。功夫不負有心人。在試飛員的大力支持下，我終於取得了珍貴的現場資料。降落後，通過對尾部毛線的仔細觀察，找到了抖振的原因。後來我們在水平尾翼的根部和後機身交界處加了整流片，徹底地解決了飛機抖振的問題。

成功了！殲-8飛機研製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一生一醉為定型

1979年底，殲-8白天型飛機完成設計定型工作。那是殲-8飛機研製歷程中一個輝煌的里程碑，成為顧誦芬終生難忘的一段記憶：

那天，我喝醉了。定型會結束以後，也沒有什麼招待會，就是在112廠辦公樓對面的二樓幹部食堂，大家一起吃飯。首飛試飛員尹玉煥也來了。他是很能喝酒的，但用的不是酒杯，都是大碗喝，也喝醉了，醉得不省人事，吐得一塌糊塗。當時也沒有小汽車什麼的，晚上吃完飯要回家了，我們管行政的副所長趙國慶清點人數，找不到我了。那時，我正在廁所里吐呢！

不會喝酒也不善於表達激情的顧誦芬，開懷痛飲。這是他在自己的飛機設計生涯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酩酊大醉。

1980年3月2日，國務院、中央軍委常規軍工產品定型委員會批准殲-8飛機設計定型。12月，正式交付部隊使用。1985年10月，經國家科技進步獎評審委員會評定核准，殲-8飛機項目被授予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顧誦芬的名字，位列獲獎者名單的第一位。1986年2月20日，國務院、中央軍委常規軍工產品定型委員會批准殲-8飛機生產定型。殲-8飛機，從設計到定型，前前後後經歷了21個寒暑春秋。此後，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殲-8飛機及改進型殲-8Ⅰ飛機承擔起國土防空的重任。

談及顧誦芬在飛機氣動力設計方面的歷史地位，李天院士感慨地說：“顧誦芬是中國飛機空氣動力學設計的奠基人、開創者。”通過一項項細緻入微的研究、試驗，顧誦芬將中國的飛機設計研究帶入了高超聲速時代，開創了一條研製國產殲擊機的成功之路。

在《我的飛機設計生涯》一書中，顧誦芬說：“殲-8可以說就是這樣連滾帶爬地定型的。”一直以來，外界（包括廣大的空軍指戰員）都親切地讚譽顧誦芬為“殲-8之父”，但顧誦芬不願意別人這樣稱呼他。顧誦芬總是強調：“這是一個團隊的勞動成果，從設計師到試飛員，以及廠里的技術人員和工人師傅，每一個人都為飛機獻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