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陸軍現在究竟怎麼回事？相信很多網友都在迷惑這件事，過去15年來——從阿富汗撤軍後的身份危機，到“阿賈克斯”裝甲車、“挑戰者3”坦克升級等採購困局，都彰顯出昔日的日不落帝國有點日薄西山的感覺了。

引言

曾是全球軍事力量中堅的英國陸軍，在過去15年裡深陷嚴峻挑戰，2021年從阿富汗最終撤軍後，這一困境愈發凸顯。這一時期標誌着英軍從長期反叛亂行動向戰略不確定時代轉型，而俄烏衝突、印太地區緊張局勢升級等地緣政治變動，更讓局勢雪上加霜。

英國皇家海軍憑藉航母打擊群與核潛艇維持着明確的海上威懾角色，英國皇家空軍（RAF）則聚焦空中優勢與戰略空運能力建設，反觀陸軍，始終未能清晰界定後阿富汗時代的自身定位。

這種定位模糊，又因戰略願景的反覆修訂而加劇——從“2020陸軍計劃”“2025陸軍計劃”到如今的“2030陸軍計劃”，每一次調整都體現出被動應對的姿態，而非主動規劃變革性發展。

這些戰略轉嚮往往與歷任陸軍總參謀長（CGS）的任期掛鈎，凸顯出戰略制定的“個人化傾向”，嚴重損害了長期連貫性。採購領域的重大失敗（尤其是“阿賈克斯”裝甲車與“挑戰者3”坦克升級項目）暴露了裝備採購體系的系統性缺陷，導致項目延期、成本超支，而面對無人機等新興威脅，部分裝備甚至面臨剛列裝即過時的風險。

此外，英軍當前狀態已無法履行北約核心承諾——例如提供一個軍級司令部及兩個可全面部署的師級單位，其裝甲部隊與炮兵力量的薄弱之處暴露無遺。這種狀況從高級軍官到基層士兵，對全軍士氣造成連鎖衝擊，讓英軍逐漸被貼上“紙老虎”的標籤：理論學說看似強大，實際戰力卻空洞乏力，更多依賴功利主義的職業利益維繫，而非以作戰準備為核心。

英軍的困境源於戰略短視、制度惰性與財政約束的惡性循環，亟需推行緊急改革，方能在多極世界中重拾實效。

後阿富汗時代的身份危機：難以重塑的使命定位

2021年8月，英軍在參與阿富汗事務近20年後撤出，這讓英國陸軍陷入生存性迷茫。“赫里克行動”（英軍為北約國際安全援助部隊提供的支持行動）耗費了巨額資源，並將陸軍的作戰學說定型為反叛亂與穩定行動。

這場行動造成450餘名英軍陣亡，耗資數十億英鎊，而其倉促收尾（與美軍混亂撤離如出一轍）引發了對陸軍未來衝突角色的深刻反思。然而，與皇家海軍始終聚焦制海權與力量投送、皇家空軍深度融入聯合空中作戰不同，陸軍始終缺乏“宏大戰略方向感”。這種迷茫持續存在，導致陸軍在“高強度戰爭能力”與“輕型遠征任務”兩大定位間搖擺不定。

撤軍後不久，英國2021年《綜合審查報告》試圖轉向“全球英國”戰略，強調“印太傾斜”與技術整合。但對陸軍而言，這一戰略轉向的直接後果是兵力縮減：“未來士兵計劃”將2025年正規軍人數上限設定為7.3萬人，較2020年的8.2萬人進一步減少。批評者指出，這種縮編過分追求效率而忽視規模，導致部隊難以應對同級別對手間的衝突。

2025年《戰略防務審查報告》（SDR）承認了這些不足，承諾到2027年通過強化訓練與適應性調整“將作戰能力提升一倍”，但在財政壓力下，這一目標更像是紙上談兵。陸軍過度專注於“被動應對任務”——如支援烏克蘭或國內安保任務，卻未能為顛覆性變革（如無人機作戰、人工智能指揮系統）制定規劃。

這種身份危機並非首次出現，而是歷史模式的重演。正如本・巴里在《英國陸軍的興衰（1975-2025）》中所言，冷戰後英軍也曾經歷類似收縮：上世紀90年代戰力達到頂峰，隨後因預算削減與任務過度延伸而衰退。巴里的分析指出，英軍存在一種“循環模式”——衝突期間（如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的戰力提升，之後總會伴隨削減，導致組織記憶流失與戰備水平下降。

截至2025年，這一循環已讓陸軍難以從反恐任務轉向對主權國家的威懾，而青年參軍意願下降等社會變化更讓這一挑戰雪上加霜。相比之下，其他北約國家更順利地完成了類似轉型：法國通過“蠍子計劃”，既維持了在非洲執行遠征任務的能力，又持續投資重型裝甲部隊；2022年“時代轉折”政策後，德國承諾到2027年組建兩個師級單位（儘管面臨延期）。英軍的猶豫不決與之形成鮮明對比，使其在聯盟規劃中有被邊緣化的風險。

搖擺的戰略願景：陸軍總參謀長的影響與連貫性缺失

英軍面臨的核心問題之一，是戰略願景的“臨時性”——往往與現任陸軍總參謀長（CGS）的個人風格深度綁定。過去15年間，五任總參謀長主導了政策走向：彼得・沃爾爵士（2010-2014）、尼克・卡特爵士（2014-2018）、馬克・卡爾頓-史密斯爵士（2018-2022）、帕特里克・桑德斯爵士（2022-2024）以及羅蘭・沃克爵士（2024年至今）。

每位總參謀長都有自己的側重點，導致戰略計劃迭代頻繁，始終停留在“被動調整”而非“變革性突破”。“2020陸軍計劃”由沃爾發起、卡特完善，在2010年《戰略防務與安全審查報告》削減預算後，計劃將正規軍規模維持在8.2萬人，分為快速反應部隊與適應性部隊；卡特任期內強調“綜合行動”與混合戰爭，與北約應對新興威脅的方向保持一致。

卡爾頓-史密斯在2021年提出的願景聚焦“未來戰場”，強調可持續能源與數字化整合，但同期“未來士兵計劃”卻進一步縮減兵力。桑德斯曾警告英軍正處於“1937年時刻”——如同二戰前的未準備狀態，呼籲在烏克蘭衝突背景下強化動員準備。而沃克在2025年《戰略防務審查報告》框架下，主張推進人工智能應用與作戰殺傷力提升。

這種“總參謀長主導型”戰略模式導致嚴重的連貫性缺失：正如巴里所觀察到的，新領導層往往推翻前任計劃，使改革勢頭不斷消散。“2025陸軍計劃”的調整與“2030陸軍計劃”（納入2025年《戰略防務審查報告》）提出“兩個師”模式——一個重型履帶式師、一個輪式遠征師，但批評者認為這只是換湯不換藥，並未解決核心缺陷。英軍過分專注於戰術層面的微調（如旅級編制重組），卻忽視了在自主系統、高超音速武器等領域的顛覆性投資。

相比之下，美國陸軍的“多域作戰”學說提供了穩定框架，在歷任領導層中持續演進；波蘭則憑藉連貫的國家戰略，計劃到2025年建成歐洲規模最大的陸軍（30萬人）。英國這種“個人化導向”的戰略模式容易引發“戰略震盪”，嚴重削弱盟友信心。

採購困局：“阿賈克斯”與“挑戰者3”的典型案例

採購失敗是英軍困境的集中體現，“阿賈克斯”裝甲車與“挑戰者3”坦克升級項目堪稱系統失靈的縮影。“阿賈克斯”項目始於2010年，計劃耗資55億英鎊交付589輛偵察車，但自啟動以來便深陷延期泥潭。截至2025年，該項目雖曾宣布具備初始作戰能力（IOC），卻隨後被暫停，核心問題包括：噪音超標（高達110分貝）、振動引發健康風險、系統整合故障等。

項目成本已飆升至60億英鎊以上，調查程序導致投資計劃被迫延遲。關鍵問題在於，戰場環境已發生巨變：烏克蘭衝突中無人機的廣泛應用，使得“阿賈克斯”的設計可能已過時——缺乏足夠反制措施的它，在廉價無人機面前不堪一擊。

此外，英軍裝甲團規模調整後的艦隊規模依然有限，而炮塔升級的延期進一步凸顯了採購效率低下。2025年英國進步中心的報告痛批英國國防採購“遲緩且浪費”，導致部隊利益受損。橫向對比更能凸顯差距：法國“勒克萊爾”坦克升級按計劃推進，波蘭採購1000餘輛K2坦克，使其裝甲力量遠超英國；德國“豹”式坦克保有量超過300輛，反襯出英國在該領域的投資不足。

無力履行北約承諾：裝甲與炮兵力量的致命短板

英軍的作戰薄弱在未能履行北約承諾上表現得淋漓盡致。根據承諾，英軍需為北約快速反應軍（ARRC）提供司令部，並組建兩個師作為戰略預備軍（SRC），但目前部隊戰備狀態堪憂。2025年《戰略防務審查報告》要求推進現代化，但人員短缺與裝備缺口仍未解決。

英軍裝甲部隊規模——即將縮減至僅148輛“挑戰者”坦克——遠低於北約平均水平；炮兵力量更顯薄弱，目前僅有14門“弓箭手”155毫米榴彈炮具備作戰能力。這種“空心化部隊”與波蘭800餘輛坦克、美國數千輛坦克的規模形成鮮明對比，凸顯出英軍戰力的衰退。儘管面臨阻礙，但德國推進2027年組建兩個師的計劃，進度仍快於英國。這些短板嚴重削弱了北約的威懾力，尤其是在東翼防線。

士氣低落：從領導層到基層士兵

這些挑戰對英軍士氣造成全面衝擊。2025年《武裝部隊持續態度調查》顯示，僅有42%的軍人對服役生活感到滿意，59%報告士氣低落——即便加薪後，這一數據仍未改變。問題包括騷擾、種族主義與性別歧視，多份報告揭露了英軍內部的不良文化。儘管薪資上漲，仍有大量士兵選擇退役，核心原因是他們認為部隊“雖有作戰學說，卻無實際作戰能力”。退役軍官指出，人權訴訟案件進一步打擊了軍心。自上而下的功利主義職業保護主義，維繫着“紙老虎”的虛假表象，讓基層士兵日益疏離。相比之下，法國軍隊因使命明確，士兵滿意度更高。

結論

過去15年，英國陸軍的困境是戰略迷失、採購失敗與戰力衰退共同作用的結果，使其未能充分發揮潛在實力。要避免進一步衰落，英軍亟需超越“總參謀長個人主導”的模式，制定一套非個人化的顛覆性戰略願景……嗯，總之就是體制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