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約特別的核機制框架下，冷戰中德國曾擁有可觀的戰術核打擊能力。冷戰結束後，這種能力並沒被剝離，但一度受到了削弱。不過，伴隨着歐洲防務局勢因俄烏衝突變得緊張，德國的戰術核打擊系統也開始得到加強和革新。冷戰時期在北約組織的戰略計劃中，德國將是北約和華約兩大集團交戰的主戰場，因而雖然德國並沒有自己的核武器，卻長期保留着一支具備戰術核武器攜載能力的攻擊機部隊，它的任務就是戰時投擲由美國提供的戰術核武器，發起對蘇聯裝甲部隊的“核突擊”，將華約進攻的勢頭遲滯在德國境內。這種任務職能並沒有因為冷戰的結束而取消，在歐洲安全環境因俄烏衝突而變得嚴峻的今天，以美國提供的B61-12戰術核彈和新購入的F-35A兩項重要資產為標誌，德國正在重塑其戰術核打擊能力。

背景

核武器按照擔負的任務或作戰使用目的，分為戰略和戰術核武器兩大類，戰略核武器是指用於攻擊敵方戰略目標的核武器，如陸基洲際彈道導彈、戰略巡航導彈等。戰術核武器多指用於戰場作戰，壓制和消滅敵方戰役戰術目標和作戰力量的核武器，如戰術導彈、攻擊型核潛艇或常規核潛艇等。

戰術核武器與戰略核武器的最大區別是爆炸威力較小，單一戰術核武器的核當量（即威力）在幾十噸至數十幾萬噸TNT當量之間，其殺傷範圍相對不大，難以摧毀地下堅固目標。另外，戰術核武器還有幾個特點：一是射程近，一般為數十至數百千米，例如核炮彈的射程通常不超過100千米，戰術核彈道導彈不超過1 000千米；二是打擊精度高，戰術核武器的威力不大，要保持較高的打擊效能，就得提高打擊精度，具備實施“外科手術式”的點殺傷能力，例如戰術巡航導彈的精度在十米之內，戰術核彈道導彈的精度可為十幾米左右；三是類型多樣、易搭載、機動性強。戰術核武器可製成很多類型，如航彈、炮彈、魚雷、水雷、深水炸彈、地雷甚至核背包，其體積均不大，很容易搭載，可通過陸上、空中、水上和水下甚至單兵人員實施機動。另外其攻擊目標通常是敵方的軍事場所等明確目標，不會像戰略核武器那樣實施不區分軍事還是民用目標的概略打擊。

戰術核武器的另一個鮮明特點是“效應可裁剪”——即戰術核武器能配載效應經過裁剪的不同類型的小型氫彈，如殺傷有生力量、基本不毀壞建築物和其他武器裝備的中子彈，摧毀堅固建築物、工事和武器裝備的衝擊波彈，干擾和破壞武器及電子電氣系統和計算機網絡的核電磁脈衝彈，摧毀導彈發射井及地下指揮中心、武器庫的核鑽地彈。

戰術核武器受到有核國家的重視，但並非所有有核國家都具備其實用化能力，目前世界上可能只有美國和俄羅斯實際部署有戰術核武器。但令人感到好奇的是，作為一個法理上的非核國家，德國卻在北約框架內，同樣擁有可觀的戰術核打擊能力。

從北約共享核機制說起

北約在1949年成立之初，便對蘇聯軍事威脅的規模進行過評估，結論是當時的蘇聯可集結多達175個師的兵力對付西歐，北約則需要至少96個師來應對。在1952年的里斯本年會上北約各國達成共識，認為維持如此大規模的常規部隊進行防禦不僅在組織協調上異常艱難，而且在財政上也難以承受，於是用核力量進行替代的方案受到了普遍歡迎。為了平衡雙方的軍力，此時的美國在成功將原子彈小型化後，開始大力研發戰術核武器，試圖通過核武器平衡雙方在常規軍事力量方面的差距，同時開始討論將戰術核武器提供給歐洲北約盟國的可能性。1960年6月，北約盟軍最高司令諾斯塔德上將建議，將北約打造成能自行控制核武器的第四種核力量，由美國向北約提供一支設在陸地車輛上的中程導彈力量，彈頭仍由美國控制，使用彈頭的決定權則由一個政治機構作出，使盟國獲得共同支配核彈頭的權力。這一構想隨後經歷了多邊核力量計劃的破產與核共享機制的建立兩個階段，1962年12月21日，美英達成《拿騷協議》，正式提出多邊核力量計劃，其主要內容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由美國部署在地中海的3艘“北極星”核潛艇，英國的全部戰略轟炸機以及英國和西歐其他國家的戰術轟炸機參與，這些武器仍歸各國所有（核彈頭由美國控制），由本國人操縱，根據原則規定，英國的力量在必要時可以單獨使用，若法國參加，條件與英國相同；第二階段則主要由美國和英國的核潛艇參與，其他國家出人出錢混合編成，參加國不得單獨使用，這支核力量由北約組織指揮。該計劃的內容後來又經過幾次修改，但保留了核心主旨和機制。多邊核力量計劃提出之初就遭到了法國的拒絕，最終也因為法國的強烈反對而沒能實現。但作為多邊核力量計劃的B計劃，北約於1966年12月14日成立了核防務委員會和核計劃小組，專門負責北約框架內核防務政策的評估和制訂，這標誌着北約共享核機制的建立。

所謂北約共享核機制，就是一種在北約框架內的關於核武器使用的集體決策和風險分擔機制。在組織架構上，北約內部成立以核防務委員會及其下屬機構核計劃小組為主體的核磋商機制，實現美國及其北約盟友關於核武器使用的情報溝通和集體決策，主要確定核打擊目標、核彈頭當量和核攻擊任務等。在裝備部署上，美國在德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土耳其等5個無核武器國家部署戰術核武器，和平時期這些核武器由美國保管，戰時則由上述5個北約盟國提供載具和操作員進行投放，丹麥、希臘、挪威則通過常規空中支援為核打擊任務提供支持。其他北約成員國則參與核計劃制定，但並不直接或間接參與行動。這套機制已存在近60年，經歷了冷戰、後冷戰和大國競爭再起，如今仍然在運作中。也正是在北約共享核機制的框架下，德國建立起了相應的戰術核打擊能力，並在安全環境惡化的今天，着手對其進行重塑。

第一、二代戰術核打擊能力

聯邦德國擁有戰術核打擊能力的肇始，是以在物質層面獲得“潘興”中程彈道導彈的所有權為標誌的。1955年12月，美國代表在北約理事會上公開宣布，在最近幾年內為北約盟國提供戰術火箭武器，即，既能運載常規彈頭又能運載核彈頭的“有限射程武器”，包括“誠實約翰”無控制導地對地火箭和多用途的“奈基”式防空導彈（這種配有核彈頭的防空導彈也可以用來對地攻擊），用來裝備北約成員國軍隊，其中包括聯邦德國國防軍。此後，短程戰術核武器的進步和中程彈道導彈的明朗前景為歐洲的核防衛提供了新的可能，也正是從這時開始，北約歐洲盟軍最高司令勞里斯·諾斯塔德將軍提出並大力宣傳2項重要的核建議：其一是在歐洲建立美國的核武器儲備以提供彈頭，使更多的歐洲國家擁有更多形式的原子武器的投射能力；其二是發展北約的彈道導彈，以抗衡蘇聯導彈對歐洲的威脅。1957年3月中旬，諾斯塔德訪問聯邦德國，並與其總理阿登納、國防部長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進行了秘密會談。21日，他在波恩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說：“希望北約歐洲成員國軍隊在和平時期受到熱核戰爭的戰術和技術訓練，運用運載核武器的手段和戰術經驗來武裝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參加國一事能夠在美國現行法律範圍內進行。”他在說這話的時候還暗示，聯邦德國力求獲得核武器的願望一旦提出，就會得到他的支持。

諾斯塔德是北約的最高軍事指揮官，又是掌握着先進核武器的美國的將軍，他在北約核力量建設問題上的態度對北約的核力量建設進程影響極大。4、5月期間，北約軍事委員會華盛頓會議提出了一個《MC70計劃綱領》規定，在1958~1963年期間，北約將在中歐配備30個師，並為所有這些師和北約的空軍配備戰術核武器。按照這個計劃，聯邦國防軍每個師都應配備1個“誠實約翰”導彈營，每個軍配備1~2個“中士”導彈營。此後儘管歷經挫折，為重建後的德軍每個師、每個軍都配置“誠實約翰”、“中士”導彈營的想法沒能實現，但作為北約“快速反應預警力量”的一部分，西德卻在1966年得到了更新型的“潘興”中程彈道導彈，並用這些“潘興”導彈組建了2個空軍聯隊。需要說明的是，到1966年，這2個西德空軍的“潘興”導彈聯隊與3個美國陸軍“潘興”地地導彈營一起，在指揮上統一受駐紮於西德境內斯韋比施格明德基地的美國陸軍第56野戰炮兵群前進指揮所控制，實際上是由美軍直接指揮的一支西德軍隊，只是在形式上保留西德空軍的建制。

當然，與美國陸軍的“潘興”地地導彈營不同，西德空軍的“潘興”導彈聯隊在編制上有所區別。起初，每個“潘興”導彈聯隊下轄4個裝備8個發射架的導彈連，後來變更為下轄6個裝備6個發射架的導彈連。這樣一來，儘管部署計劃經歷了大幅縮水，但部署在西德的“潘興”彈道導彈在規模上仍然相當可觀——駐西德美軍共擁有108個發射架，2個西德空軍地對地導彈聯隊則擁有72個發射架，這就是聯邦德國的第一代戰術核打擊力量。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潘興”彈道導彈系統被升級為“潘興”1A，至1983年為止，北約共在西德境內部署了180枚“潘興”1A，其中108枚屬於美國陸軍第56野戰炮兵旅營轄的3個導彈營，72枚屬於2個西德空軍導彈聯隊的8個連。美國陸軍第56野戰炮兵旅的前進指揮所設在西德斯韋比施格明德軍事基地，下轄的3個導彈營則分布在巴登符騰堡州。至於西德空軍的2個導彈聯隊，一個駐紮在拉文斯堡以北萊希河畔的蘭茨貝格森林裡，另一個駐紮在艾弗爾河和下萊茵河之間的阿爾斯貝克。

儘管在性能上，較之其取代的“紅石”中程彈道導彈、“潘興”1及其改進型“潘興”1A取得了長足進步，並且圍繞其部署激起了一系列政治上的波瀾，然而我們卻依然要很“遺憾”地說，作為早期的機動固體動力中程彈道導彈，“潘興”1及其改進型“潘興”1A卻並非一種可靠性很高的實用性武器。這一點從其糟糕的試驗記錄中不難得出結論。從1971年9月至11月，先後對“潘興”1A型導彈作了6次驗證性飛行試驗，失敗2次。1974年，“潘興”1A導彈系統又做了一次重大改進，即採用能自動確定發射車方位的自動定位系統和自動程序裝置。這樣導彈就可在事先未經測量的陣地上發射。導彈發射人員利用與自動定位系統相配合的連續轉換裝置，就可以在同一個發射控制車上測試並發射3枚導彈，而無須在每枚導彈發射後收放電纜，這是“潘興”1系列最後一項重大設計改進。從1977年11月至1978年5月，該型號共試射了5次，其中成功4次，失敗1次，但只有2次達到了設計精度要求。在第一次飛行試驗中，彈頭在再入時雖曾捕獲目標並沿正確彈道飛行，但由於軟件設計不夠精確以及天線的擺動軸承產生故障，使天線的旋轉受到阻礙，最後導致停止轉動，使雷達圖像無法和預先存貯的目標圖像進行對照。彈頭的脫靶距離達659米。第2次是成功的，完全達到了預定要求，脫靶距離接近設計要求，約為40米。第3次由於計算機故障導致飛行失敗。第4次飛行直到雷達天線進行最後兩次圓形掃描時還很順利，但是就在彈頭即將命中目標的短暫時間內，制導與控制系統部分失靈，致使彈頭脫靶距離增至118米。第5次試驗是完全成功的，彈頭落在距命中點25米的範圍內。也正因為如此，聯邦德國的“潘興”1A最終在1985年撤裝，接替其執行戰術核打擊任務的，是由45架帕納維亞“狂風”及其攜載的B61自由落體核航彈（早期是B61-7，後來是B61-11），這就是德國的第二代戰術核打擊系統。

不過蘇聯解體後，國際格局變為單極結構，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北約的主要威脅實際上消失了，美國在北約的核武器也一度銳減到不到200枚，北約核共享機制存在的軍事意義價值不大，更多的是體現了其政治意義，兌現美國的核保護，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冷戰後德國擁有戰術核打擊能力這一事實幾乎被人所忽略了。直到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前後，所謂大國競爭再起的趨勢開始明朗，情況才發生了變化。

德國第三代戰術核打擊能力

由於冷戰的結束，“狂風”戰鬥機早在1992年就已經停產，但是德國空軍直到當前仍然維持着“狂風”戰鬥機的運作。不過，德國空軍中這些“狂風”戰機狀態很差，現役的85架“狂風”戰機能夠保持作戰狀態並可隨時部署的飛機僅有30架，其中作為戰術核彈運載投擲工具的“狂風”戰機數量更少，很可能只有個位數，主要集中於德國空軍第33戰鬥轟炸機聯隊。這些飛機已經服役將近36年，亟待替換。

正在前文所述的原因那樣，美國在北約的核政策以及之後出台的核共享機制，最主要是為應對蘇聯的陸上常規兵力，而不是針對蘇聯的核力量。因為這些核武器大部分都是短程的，對蘇聯的核心地域威脅不大，但它所表達的政治意義是華約部隊的任何常規進攻都將很快牽動北約的核力量。而在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在歐洲的陸上常規力量一度被認為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上都已大不如前，雖歷經多次改革調整，但俄軍常規兵力仍有諸多不足，難以對北約形成有效挑戰。北約應對俄羅斯常規軍事力量入侵的理由已站不住腳，其戰略目的客觀上已經發生改變，而北約核共享機製作為一種應對手段，在原來目的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其實際作用必然大打折扣。然而，2014年爆發的克里米亞事件乃至2022年爆發的俄烏衝突，改變了西方國家乃至北約對俄羅斯威脅程度的判斷，顯然克里姆林宮整合後蘇聯地緣空間的決心和力度都大大超出了此前西方的預計。在這種情況下，北約核共享機制再次從一種象徵性的政治儀式轉變為一種實質性的軍事事項，也就成了一種必然。德國的戰術核打擊能力由此開始了現代化升級的過程，具體來說，這是指由新一代的B61-12核航彈和F-35A隱身戰鬥機構成的新一代戰術核打擊系統。美軍此前部署在德國的B61-11核航彈重約545千克，長3.7米，彈體直徑約0.34米，彈尾直徑約0.57米，爆炸威力從300噸到30萬噸TNT當量，其間有5種不同的方案選擇。它採用空氣動力翼系統以提高命中精度，頭部裝有約1厘米粗的鋼頭錐，有一個113.5千克重的平衡器。由於彈殼是針形的，所以在重力的作用下，彈頭可以鑽進深達15米的地下爆炸，但目標偏差超過40多米，所以美軍一直在致力於改善B61的投擲精度，其成果就是B61-12。

B61-12是一種利用JDAM關鍵技術對老式的B61重力核航彈進行重大升級的產物。受益於JDAM的技術成果，B61-12主要是通過一個“簡單”的“制導尾翼工具包組件”（TSA）完成了從非制導彈藥向制導彈藥的跨越。也就是用一個內置制導控制系統的尾翼組件，替換掉B61上的原有尾翼部件。TSA主要由制導控制部件（GCU）、炸彈尾錐體整流罩、尾部舵機、尾部控制舵面和電纜組件等構成。GCU是B61-12的核心部件，包括GPS接收機、慣性測量部件（IMU）、任務計算機和電源模塊。各集成電路裝在截頭圓錐體內，外部裝上錐形保護罩，以防止電磁干擾和其他環境因素影響。GPS接收機採用2個天線，分別裝在炸彈尾錐體整流罩前端上部（側向）和尾翼裝置後部（後向），以便在炸彈離機後水平飛行段和下落飛行段時截獲並持續跟蹤飛機上GPS接收機所跟蹤的4顆衛星。IMU由2個速率陀螺和3個加速度計以及相應電子線路構成，是一種低成本的捷聯式慣性測量裝置。在結構上，IMU與GPS接收機採用緊耦合的結合方式，適用於具有較大機動過載和立體彈道的高動態使用環境，以保證獲得更高的制導命中精度。任務計算機根據來自GPS接收機和慣性測量部件（IMU）的炸彈位置、姿態和速度信息，完成全部制導和控制功能的解算，並輸出相應的控制舵面偏轉信息，控制核炸彈飛向預定攻擊的目標。加裝了TSA後，B61-12命中精度比上一代非制導型號110~170米的圓概率誤差有大幅度提高。在美國官方宣傳中，B61-12的圓概率誤差可以達到30米以下，可以有效針對敵軍加固的發射井和地下掩體。更重要的是，在精度大幅提高的同時，B61-12還具備一定的防區外打擊能力。這是由於B61-12安裝有自旋火箭發動機，主要用來姿態控制，利用繞自旋軸旋轉所獲得的陀螺定軸性，使炸彈在自旋軸方向上定向，從而控制炸彈的章動，提高了下落過程中的穩定性。自旋火箭發動機配合4個內製導系統控制的可操作尾翼葉片，使B61-12能進行一定距離的彈道滑翔，增加了射程，“防區外打擊能力”不是誇誇其談。由於當量在300噸到50千噸之間可調，B61-21是美國空軍核武器現代化的核心項目，從F-16C/D、F-15E、F/A-18/E/F到B-2和B-21，美國空軍計劃將B61-21與所有核攻擊機進行匹配。但F-16C/D、F-15E、F/A-18/E/F都是非隱身戰機，B61-21隻能攜載於翼下掛架，生存性不高，突防能力低。至於B-2和B-21雖然隱身性能全面，是專門設計的核攻擊機，能夠用內置彈艙攜載B61-21，但這兩種轟炸機又只擁有亞音速飛行能力。所以，將同時具備超音速性能和隱身能力的F-35納入B61-21的投擲平台，整個戰場核打擊系統的靈活性和有效性將得到明顯提升，這是意義重大的。

2020年12月23日，外媒首次曝光了一段美國空軍F-35A投擲B-61改進型核炸彈的視頻。相關報道稱，“美國桑迪亞國家實驗室、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和美國空軍合作，於近期完成了F-35A戰鬥機新一輪飛行試驗，此次測試是F-35A聯合攻擊戰鬥機整合最新型B61-12核彈測試的一部分。F-35A戰機首次在超音速飛行狀態下，從內埋彈艙中投擲了一枚B61-12惰性彈（即沒有核裝藥的實彈）。”這段視頻很快得到了試驗參與方桑迪亞國家實驗室的證實。桑迪亞國家實驗室發布消息說，這次超音速投彈測試是於2020年8月25日在托諾帕試驗場進行的。該試驗場是一個秘密測試點，位於內華達試驗和訓練靶場的西北端。多年來，這裡一直被用於各種核武器試驗，以及其他敏感武器的研發和試驗與評估活動。在測試中，F-35A戰鬥機從3 200米的高空投擲了B61-12戰術核彈，核彈大約飛行了42秒後擊中了靶場中的指定目標。桑迪亞國家實驗室B61-12系統團隊經理史蒂芬·薩繆爾斯補充說：“這是首次測試所有相關系統，包括B61-12戰術核彈與F-35A戰機之間的機械、電氣、通信和投放系統。此次飛行測試實驗是F-35A戰機和B61-12戰術核彈項目的關鍵組成部分。”托諾帕試驗靶場負責人布萊恩·阿德金斯也在另一份聲明中表示：“我們在托諾帕試驗靶場按照規定的交付標準成功地進行了這一首次、具有歷史意義的F-35A投擲B61-12戰術核彈飛行試驗。”

低可探測性飛機極高的戰場價值早已被實戰所證明，這類飛機最早投入實戰是在1991年爆發的海灣戰爭中──在這場戰爭中，數量有限的F-117戰鬥機承擔了對40%的戰略目標的空襲任務。自那以後美國空軍就堅信，其作戰部隊都應該被定義為具備“隱身”能力，目標是將隱身轟炸機和戰鬥機定位為美國空軍21世紀軍力結構的核心。轉眼30年的時間過去了，今天的美國空軍正在實現其當年的理想——全速運轉的F-35生產線直白地揭示着這一點。有意思的是，儘管作為一架空中優勢戰鬥機，人們對F-35是抱有疑慮的——戰鬥機必須具備一定的性能和機動性，如速度、過載、轉彎率、轉彎半徑、加速度、爬升率，而F-35身上所有這些方面的性能指標沒有發生很大的變化，雖然比上一代飛機更好一些，但也沒有好太多。但倘若換一個視角看問題，人們或許會得出些很不一樣的結論，事實上在對F-35飛行員的採訪中，我們反覆聽到的一個詞是“高生存能力”。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F-35戰機要想從其主要任務——突防敵人精密複雜的防空系統——中生存下來，就需要讓這款第五代戰鬥機具備以下特點：隱身性以及一系列令人驚嘆的無源和有源傳感器為飛行員提供態勢感知能力。F-35可以在足夠遠的距離上“看到”威脅來自何方（前方、後方或機身下方），提前規避威脅或將其毀傷。面對多種威脅，機載傳感器組件的後端軟件可以提供如何一一應對的先後順序。更重要的是，F-35對大多數厘米波段或分米波段的搜索跟蹤雷達具有很好的隱身特性，儘管仍然可以被俄羅斯、中國等的米波雷達發現，但在大多數情況下，F-35都會是一個具有高生存率的空中打擊平台。“如果你真的能很好地管制自己的信號特徵，並且你以與其他平台相協調的方式進行管制，那麼大多數時候，敵人都不知道你在哪裡。更何況，F-35的APG-81AESA雷達陣面擁有1200個發射/接收模塊，它的對空探測性能可能不及F-22的APG-77雷達，但APG-81雷達擁有同時進行合成孔徑雷達地圖測繪（SAR）和地面移動目標指示（GMTI）的能力，而APG-77雷達卻並不具備。”這一切令人們非常確信，無論F-35能否扮演好空中優勢的角色，它都將成為有史以來最具能力的戰術核打擊系統，這也令德國最終選擇F-35A作為其新一代戰術核打擊系統運載投擲平台有了充足的理由。2023年3月14日，德國國防部長克里斯汀·蘭布雷希特在柏林與德國空軍參謀長英格·格哈茨在一份聯合聲明中說，德國將採購35架F-35戰機，這些飛機將在2030年取代老化的“狂風”戰機，執行北約框架下的核打擊任務，屆時，德國將完成其戰術核打擊能力的重塑。

餘論

德國正在推進其戰術核打擊能力的重塑，但這並不是一件令人感到欣慰的事情。一方面，美國將在德國部署、由德國軍隊在戰時負責投擲的B61-12核航彈，威力在300噸至5萬噸TNT當量之間調整，因此被看作是戰術核武器，但在提高精度後，其打擊效能極大增強，理論上最大只有5萬噸TNT當量，實際卻相當於36萬噸TNT當量，遠超戰術核武器的威力級別，摧毀導彈發射井和地下指揮中心、核武器庫等戰略目標也綽綽有餘，而且還可由戰略轟炸機投射，執行戰術和戰略雙重打擊任務，顯然已不能再算是純粹的戰術核武器了。正因如此，美國決定在德國部署B61-12，有違核武器發展和削減的相關條約，且戰時可能因對手誤判而導致戰爭升級，讓以往的“遊戲規則”受到挑戰。另一方面，這一舉動本身，已經在對惡化國際安全局勢產生影響。隨着北約的擴張，核共享機制也被更多意欲擁有核武器的國家納入視野，刺激其擁核野心，這將深刻影響國際和地區地緣安全環境。2021年1月，美芝加哥國際問題研究所（CCGA）舉辦美國盟友和核不擴散專題研討會，美前國防部長黑格、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英前外交大臣里夫金德共同擔任會議主席，包括韓國前國防部長李相熙、前外交部長尹炳世、日本前原子能委員會委員長阿部信泰等參加。在研討會向美國政府提交的《核不擴散和對美國盟友的安全保障》報告中，建議成立類似北約核計劃小組的亞洲核規劃小組（ANPG）。事實上，在2022年9月，日本自民黨政調會長高市早苗已經要求黨內反思不引進核武器的原則，意圖讓日本採取北約模式。韓國新任總統尹惕悅也承諾打造面向未來的韓日關係，這符合美國戰略意圖，有望使美日韓軍事一體化提速。亞太地區已是核不擴散問題的重點地區，印巴核問題、朝鮮核問題均是地區安全的隱患。日本、韓國已經是核門檻國家，引入北約核共享機制只能加劇亞太的核擴散隱患，不利於地區和平穩定。韓國軍事專家金鐘大警告，如果真走到美日韓核共享那一步，亞太將發生第二次薩德事件，徹底葬送東北亞戰略平衡與和平。

結語

儘管德國不是有核國家，但從冷戰時期起，德國軍隊就需要承擔一部分北約的核打擊任務。德國過去十幾年時間裡，都在考慮採購新型戰機以替換老舊的“狂風”戰鬥轟炸機群。為此，在是否採購美制F-18E/F戰機問題上曾經糾結了許久，但在俄烏衝突爆發以後，德國最終下定決心採購F-35A，用來投擲美國提供的B61-12核航彈。事實上，根據新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國際體系對當今世界的發展以及國家間的互動發揮着決定性作用。而核武器的出現，標誌着一種以普遍核威懾結成的聯盟體系的誕生。國家之間通過一系列的相互核威懾求得一種穩定關係，安全作為國家第一需要的內在邏輯沒有改變。美國作為第一個擁有和在實戰中使用核武器的國家，以核力量捆綁國家間關係，拓展其國家利益和勢力範圍的內在動力沒有改變。蘇聯解體後，北約加速其向東擴張的步伐，而北約核共享機制也在其中發揮着推波助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