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水扁大陆政策两大主轴：模糊与对立

邵宗海（台北）

　　政党轮替已经两年，陈水扁的大陆政策给予外界的印象似乎是毁誉参半。持正面肯定的看法是陈水扁的大陆政策进退有据，尊严维持，而且弹性运用得当。不认同他大陆政策者则是认为他政策方向未明，而且摇摆不定，根本是在制造对立的敌意。

　　其实，这些正反两面的看法都有他们的依据，而且基本上并没有太大事实的差距，因为陈水扁过去两年大陆政策的战略主轴正是“模糊企求”与“对立塑造”。所谓“模糊”就是让对岸摸不到政策底线，以便台北有更宽敞的进退空间。而所谓的“对立”，则是在两岸互动方面，尽量制造让北京有压制与破坏台湾的形象，使得台湾民众持续对北京怀有敌意，进而对阿扁寻求连任时转化有更强民意的支持。

寻求模糊空间的运作

　　由于解读他大陆政策的人，会从不同角度或价值切入，因此所得之结果就会有上述戏剧化那么强烈正反两面的评价。我们试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陈水扁几次重要大陆政策宣示之时，他是如何一方面寻求模糊空间的运作，但另方面又是刻意的扩大台北尊严立场，期以挑起北京强烈回应，进而达到台湾民众对中共厌恶的结果。

　　首先，是陈水扁就职之初的520演讲，宣示了著名的“四不一没有”的看法。对一个充满台独理念的总统当选人，又难免会受到其所属政党主张台独党纲的影响，肯在外界疑虑之际，提出这么多“排除对台湾不利”的保证，当然赢得外间的喝采。认为他不仅超越国民党时期所遗留的障碍，而且也似乎褪卸了他原本倾向台独的外衣。

　　其实，根据陈水扁大陆政策“模糊”与“对立”两大战略主轴的运用，真相恐怕并不是外间所得那么有限的了解。我们试以“四不一没有”其中不会宣示台湾独立一事为例，可以发现阿扁大陆政策的考量实际上有他更广泛层面的涵盖：一、阿扁先建立起对北京不主动挑衅的立场，希望藉此善意的表达来争取国内民众以及美国的支持，若能因而获得北京相同态度的回应，那更是这项宣示最大的边际效益；二、宣示不会宣布台湾独立，并不代表民进党愿意走向统一。在两端之间，其实仍有许多灰色空间可以挥洒，其中之一便是台湾继续维持现状。对阿扁来说，这既没接受中国大陆统治，也符合台湾多数民意的胃口，而且有更宽敞的后退空间可以纵横；三、北京当然也会预想到阿扁如此模糊政策的寻求有其模略打算，因此它的回应当然不会有绝对的正面，而这正是事先已有的预判与期待。因为只有北京如此拂逆阿扁的“善意”才能让阿扁团队可从容导引台湾民众对中共当局更加厌恶，进而对北京的敌视所缔创的两岸对立，有利于阿扁在2004年连任布局，因为一切两岸僵局均是中共的横蛮所造成的说法将具有其说服力。

　　其次，我们再检视陈水扁最近有关三通的谈话，也是基于这样战略运作的考量。再详细地说，台北会对三通或直航松口，当然是因为国内产业界的压力太大。因此阿扁的盘算便是如能搁置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双方进入官方谈判，藉此因而建立台湾的主体性与对等政治定位，这则是最理想的结果。万一试探对方的过程中不尽然圆满，也希望藉由政策模糊措施，导致双方无法进行谈判，但最后又可归咎于北京的蓄意破坏，让台湾民众的责难焦点集中在对岸身上，至少这也是政策原先的期待。

回避“一个中国”的原则

　　因此，这是为什么陈水扁总统再5月10日宣告三通一事可委由民间出面处理时，稍后陆委会则补充说必须由官方主导谈判的原因所在。因为对阿扁来说，它的政策放松与弹性均可在谈话中充分显现，外间对他自然有正面的评价。至于政策执行层次中加上“官方主导”这句话，对不甚了解内情的外界也容易以“涉及公权力”这样的解释交待。但是对北京来说，如果协议由于涉及公权力要彼此官方层级来签署，但阿扁的一番“委由民间出面处理”又可回避一个中国原则，到时协议的签定反而导致是二个主权国家谈判的结果，得不偿失的一方反而是大陆这边，北京当然在这样放话过程中尽其可能的杯葛与刁难。

　　但是，当阿扁追求的只是“善意”放尽，若能再凸显中共专制横蛮的形象之时，那则是整盘棋局的理想境界。这就是在本文一开头所说陈水扁的大陆政策维护其模糊底线，常有其正反两面不同的解读结果出现。

　　凭心而论，大陆政策一直确有其“模糊”的需求背景，那不仅在平衡台湾统独立场的情绪，也是在寻求台北有更弹性运作的空间。但是对陈水扁所领导的民进党政府而言，如相较于过去国民党执政时期，两岸互信的程度可能更呈现不足，而北京对阿扁的疑虑之心更甚于其他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味的制造更多的模糊空间，恐怕首当其冲的是两岸已经恶化的情势，对台北来说当然会弊多于利。若再将“两岸僵局”塑造成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的敌视，期以“两岸对立”来加强或凝聚对自己支持的民意，那么阿扁这样的盘算即便得逞，恐怕最大输家不是他的竞争对手，而是全体台湾2300万民众。

·本文作者为政治大学中山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