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刚刚跨进21世纪，中美关系就出现了令人不安的情况。2001年"4·1撞机事件"、美国在数量和质量上的突破性对台售武、两国军事交流的中断、美国指责中国向巴基斯坦扩散导弹技术和人权纠纷等问题使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中美两国之间所存在的战略性分歧。美国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渐趋强硬姿态使这些战略分歧更加难以解决，也给21世纪中美战略关系的和平调整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影。短期来看，中美关系因反恐怖问题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仍面临着美台发展军事合作、不扩散和人权等问题的冲击；长期来看，两国战略关系自冷战结束后十年来正在调整和重新定位，必将对东亚地区国际关系乃至世界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力。本文将结合中美关系中的现实问题，探讨21世纪初中美战略关系的演变、定位和未来发展趋势。

　　一、冷战结束以来中美战略关系及其发展环境的变化

　　冷战结束十多年来，经济全球化浪潮迭起，不仅大大推动了国家间的经济依赖和竞争关系，而且也加强了各国之间的政治、安全、文化等领域的互动关系。与此同时，各国的综合国力此消彼长，正在改变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国际格局的重心。很显然，中美关系的变化是冷战后国际关系调整的缩影。与冷战时期相比，21世纪初的中美战略关系及其发展环境都已经发生彻底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冷战后期为了共同对付苏联威胁而建立起来的"中美安全战略合作关系"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战略竞争与合作关系"或称"建设性合作关系"。中国经济的持续性增长、军事力量的加强和国际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尤其是中国在90年代后期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所起到的"定海神针"作用都充分证明了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当前，在人们普遍预期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因"9·11事件"而走向衰退的情况下，中国成为吸引国际资本的"黑洞"。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相信，中国在21世纪成为世界性强国是不容置疑的。

　　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国家实力的消长和竞争逐渐改变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战略基础。"在中国问题上，尼克松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1)中美两国就当今世界形势、国际秩序、国际安全等问题存在着很大分歧和"结构性矛盾"，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思维有引起中美对抗的可能，美台关系在新世纪也有所加强。因此，"在今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所面临的已经不是一个低外部威胁的环境了" (2)中美两国互不信任感和敌意增强。哈里·哈丁教授最近认为，如果中国认为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威胁到了中国的国际环境，美国在加强针对中国的"围堵圈"的话，对美国的支持就会下降。(3) 反恐合作并不能像冷战时期中美联手对抗苏联威胁那样成为支配整个中美关系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中美经贸关系自两国建交以来突飞猛进，成为冷战结束以后两国关系稳定的战略性基础。按照美国方面的统计，1979年双边贸易额23.5亿美元，1996年为635亿美元，2000年为1,164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截至1999年底，美国对华协议投资金额为523亿美元，实际投资额为256亿美元，除港台地区外，位居各国对华投资首位。显然，尽管存在贸易逆差、最惠国待遇、知识产权等摩擦，但中美密切的经贸关系在多次政治和安全危机中对稳定两国关系大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4·1撞机事件"没有恶化两国经贸关系，反而促使两国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中美经贸关系一直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战略基础，其作用在冷战结束以后表现得更加明显，这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冷战时期建立在中美两国"三个联合公报"基础之上的台湾问题自90年代中期已经因美国单方面挑衅行为而难以维持现状，也使中国实现统一越来越困难。最近几年，我们面临内部分裂势力的挑战在日益增强，突出表现为台独势力的兴起和壮大，直接给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带来重大威胁。周建明认为："台湾问题已成为对中国外部安全、内部稳定和未来发展构成严重挑战的因素，它已严重影响到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这是中国在面对21世纪考虑大战略时不得不重新考虑的因素。" (4)台湾问题的危险性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台独势力上台，千方百计阻挠和延缓两岸统一进程；二是美国干预程度的加深，使台独受到鼓舞，铤而走险；三是大陆对台湾当局失去耐心。形势的发展会使大陆感到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按照"一国两制"模式实现和平统一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尽管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很小，但"台湾分离主义势力的发展将使我国卷入局部战争的危险不断增长。"(5)

　　第四，21世纪初的大国关系与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之初截然不同。中国的崛起已经开始引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大调整。中俄关系、中欧关系、中日关系、中印关系、和美日关系、美欧关系都跟着调整。在关系许多大国利益的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两大问题上，中国对欧洲国家和日韩两国的争取工作很有难度。比如，如果说欧洲国家挑起自身防务是反对美国领导的话，不如说是美国在"民主和平思想"主导下和美国利益不受损害的情况下主动将欧洲主导权让位于盟国，一心一意专注亚洲和中国问题。美国对欧洲主导权的变化并不担心，反而是欧洲国家担心美国在欧洲发生军事危机时是否能兑现安全承诺。在亚太地区，新的地缘政治关系已初见轮廓，大陆国家日益面临来自海洋国家的压力和挑战，从而使中国、俄罗斯和其他一些陆地国家越来越相互靠近，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等国却加强了军事合作。许多人担心，由于美国执意发展导弹防御计划，不可避免地引发核军备竞赛，尤其亚洲地区的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巴基斯坦、伊朗、甚至中国的台湾地区都会卷入这场亚洲"核化"竞赛中。(6)可见，21世纪的大国关系仍旧处于重新定位的过程中，大国均势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二、正确理解和判断中美战略关系

　　鉴于中美战略关系的基础及发展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就要用务实和客观，而非主观和理想化的态度看待21世纪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对中美战略关系给予重新定位，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判断和处理两国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

　　第一，中美两国之间的危机是国家实力变化和战略利益冲突的结果。客观上，在维持或打破有利于西方国家的国际政治现状问题之间，中国不得不选择后者，这不是以中国意志为转移的。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其国际政治、军事、文化方面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自然导致外界的不信任、疑虑、甚至攻击。摩擦和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7)

　　中国处于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在这期间，中美关系更加不稳定。中国对北约东扩非常忧虑，对美日同盟关系的加强非常担心，对美国向台售武非常愤怒，将美国的这些外交行动看成是霸权主义行为，是遏止中国的具体表现。而美国将中国2000年国防白皮书中强调的军事现代化发展战略看成是针对自己的。中国自认为是"成长中的国家（growing power）"，而美国将其看成是可以挑战其世界和地区霸权的"大国（great power）"，这种国家实力定位的差异很容易导致两国在台湾和南中国海问题上发生冲突。

　　最近几年中美两国之间发生的政治和军事危机基本上属于正常现象，是必然趋势中的偶然事件。布什政府上台只不过加速了两国根本战略利益冲突和战略关系的调整。台湾问题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说明了中美两国国家利益的冲突起了很大作用。

　　第二，美国人对"中国威胁"的认识正在由模糊走向清晰。毋庸置疑，中美两国互不信任感和敌意有所增强，美国借助台湾、人权、不扩散等问题牵制中国实力的增强和影响力的扩大，中国也不可能回避与美国在这些问题上发生摩擦和冲突。从冷战结束初期开始流行、至今阴魂不散的"中国威胁论"已经从原先的学界辩论题目成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中"默认的"的重要决策考虑。最近，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歇默认为，在未来20年中，"只要中国人均GDP达到现在韩国的数字（8,600美元），其经济规模就将是现在日本经济的2.5倍，是美国的1.3倍。如果中国人均GDP达到日本的一半，则其经济规模将是日本的5倍和美国的2.5倍。要知道，在冷战大部分时期，苏联经济规模仅仅是美国的一半。"(8)因此，如果不能减缓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美国到时是难以对付来自中国的调整和威胁。可见，这种"中国威胁"不仅来自中美较易合作的经济领域，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来自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军事实力的进步。中国对经济发展的军事意义以及军事现代化目的所做的任何解释都不能减轻美国对"未来中国威胁"的担心。

　　第三，美国的对华政策体现在台湾问题上显得越来越具有进攻性、挑衅性和遏止性。美国将中国实现统一看成是中国挑战美国在亚洲战略利益和领导地位、实现"军事扩张"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美国的对华强硬派在台湾问题上做出的结论是：中国统一台湾必将打破中美战略关系的现状，从而危及到美国在东亚地区乃至全球的战略领导地位；即使不能阻止中国实现统一，也要长期维持中国的分裂状态，消耗和抵消中国大陆的综合实力增长。这种结论所导致的政策是：在军事上大力支持台湾，迫使中国不能用武力手段统一，而只能使用和平手段。其后果是台独势力推动"实质性台独"的信心大大增强，使两岸关系停滞不前。中国政府和人民不可能接受美国这一长期决策，因为它们使中国实现和平统一变得更加困难。

　　第四，中美经济关系是维持两国关系长期稳定的战略基础。中国加入WTO之后，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领域和范围、广度和深度都有了历史性突破，两国总体关系的结构和内容必然发生质的变化，贸易纠纷和经济摩擦固然会增多，但经济相互依存度的加强也制约两国战略矛盾所带来的政治后果。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的扩大，中美两国人民的直接接触、文化交流和技术转移也将随之增加。中国加入WTO还会进一步加强中美两国间的相互依赖感，促进两国更加密切地在事关全球经济稳定、安全和繁荣的广泛领域里进行合作，从而有助于加强两国共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中美经济关系中已经不再存在美国自七十年代末以来根据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审议中国最惠国待遇（后称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给中美关系所带来的不确定因素，而真正有了可预知性。同时，日益密切的经济关系使两国政府与利益团体和中间机构相互之间有了更多的沟通内容、制约因素和影响能力，对稳定两国政治关系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长远来看，中美经济关系得到扩大的政治意义要远远大于其经济意义本身，也就是说，它逐渐成为稳定两国总体关系的基石。

　　第五，中美多边安全合作较为顺利，维护国际安全成为两国的战略共识。中美两国作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全人类的前途与命运负有共同责任，在维护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促进地区和全球经济增长与繁荣、以及打击国际犯罪等方面，都具有广泛而重要的共同利益。冷战结束十多年来，中美两国在多边安全问题，如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促进柬埔寨和平进程、联合国维和行动、全球核禁试、打击国际贩毒等都有成功合作的先例，"9·11事件"后的事态发展更加说明，中美在开展反恐合作、维护世界安全方面有着重要的共同利益。

　　在当今谋和平、求稳定、促发展的时代潮流下，中美两国的多边安全合作进展顺利，最近几年发生的双边政治和军事危机都未能破坏两国多边合作的大局。

　　三、影响未来中美战略关系发展的突出矛盾

　　自从2001年初布什政府上台以来，中美战略关系中存在的矛盾逐渐凸现出来。虽然"9·11事件"使中美两国找到了恐怖主义这一共同敌人，虽然中美关系中也存在地区安全、防止导弹技术和核技术扩散、跨国犯罪、环境保护等战略性合作领域，但是，在美国发展NMD计划、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等战略领域的分歧没有任何解决、甚至缓解的迹象，这将长期影响中美关系的大局和地区安全。

　　（一）美国NMD计划与中美军事安全关系

　　美国以防御所谓"无赖国家"的导弹威胁为借口研制和部署导弹防御计划无疑对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它不仅大大动摇国际社会在军控领域长期努力的成果，引发地区性、甚至全球性军备竞赛，而且肯定会削弱中国自身的战略性武器的威慑能力，迫使中国采取对策，加强军事实力，从而引起链式反应，出现"安全困境"，恶化中国周边安全形势。(9)

　　2000年3月14日，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沙祖康就反导问题发表谈话时指出，中国认为美国实施NMD计划将对国际安全产生也一系列深远的消极影响，同时，NMD将损害中国的国家安全。为此，中国坚决反对美国部署NMD系统。中国不想与美国发生对抗，也无意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但是不会允许自己的合法自卫手段遭到任何形式的削弱或者剥夺，更不会坐视自己有限的战略核力量受到威胁。(10)可见，军事战略形势的不利变化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在美国军事卷入中国台湾问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的情况下，美国的这一计划无疑给4·1撞机事件后两国紧张的军事关系雪上加霜。

　　美国国防部于2001年10月1日公布《四年一度国防评估报告（QDR）》指出，"从孟加拉湾到日本海的东亚沿海地区是特别具挑战性的区域"，认为亚洲也可能出现一个以强大资源为后盾的军事竞争者，并因此计划增加西太平洋的军事力量。(11)按照这种战略评估结果，中美军事安全关系中自然就埋下来随时爆炸的地雷。实际上，布什政府上任后，便停止执行早先克林顿政府与中国商定的2001年军事交流计划，改为逐项检讨，撞机事件发生后，两国军事交流进一步受到影响。在2001年，美国与中国几乎没有高层互访，较重要的交流项目仅有军舰靠港访问和为防止再次发生类似的撞机事件而召开的国防海事磋商特别会议。最近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2002年两国军事交流仍将维持逐项检讨。

　　去年年底，中美两国就美国导弹防御计划和退出反导条约进行了多次双边协商，中国除了阐明自己的立场，争取美国做出一定让步外，难以阻止美国NMD计划。最近，美国政府宣布调整核战略，主张在削减核弹头的同时，研制开发高科技常规武器和部署NMD系统，并不排除恢复地下核试验的可能，给中、美、俄军事安全关系又增添了变数。

　　（二）台湾问题

　　正如前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判断和决策使中国走向和平统一的道路更加曲折，也使台独势力分裂祖国的信心得到增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立场决定着美国对华战略的性质和实质，从而决定着中美关系的性质和状态。"(12)在这种背景下，慎重处理台湾问题至关重要。中国不要在当前美国一国主导国际政治的情况下对其在台湾问题上做出大的让步抱有幻想，但也不要认为中美关系会因台湾问题而全面恶化，过高估计军事冲突可能性。

　　台湾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国内政问题，美国势力的卷入使其更加具有长期性。很多人希望2001年开始的反恐怖合作可以缓解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可事实恰恰相反，美国政府已经多次表示，不会因反恐怖合作而牺牲台湾的利益，美台军事合作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美国对台军售势在必行，台湾军事人员赴美国受训加紧进行。2002年元旦过后不久，一连有4个美国专家代表团访问台湾，人数多，级别高，评估对台军售和两岸形势，有人甚至提出美台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的建议。美国政界、学界、舆论界也正在就"一个中国政策"的含义进行辩论。短期来看，虽说美国总统布什访问中国可以缓解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但是在台湾当局高层人士访问华盛顿、美台加强军事合作等问题上仍将有一番较量。美国对台政策已经做出了重大调整，目前看来，这种调整更加有利于台独势力的膨胀，更加不利于两岸的和平统一。"如果美国不放弃这一战略意图并在这一错误的轨道上越走越远，那么中美关系不但不会改善和发展，而且必然在国家根本利益上展开对抗。"(13)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台湾问题只是美国用以遏制中国崛起的一个战略筹码，这是一个可以长期使用的筹码，使用的时间越长，就会延长中美两国在其他领域合作的时间，也就是说，延长了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摊牌"的时间。"和"则"三赢"、"战"则"三损"，美国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客观上讲，美国主要还是防止中国使用武力实现统一。因此，在台湾当局难以宣布独立的情况下，这种战略合作与斗争的困境就会长期维持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方面，它拖延了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时间，另一方面，它有利于中国发展国家实力。

　　（三）人权问题

　　人权问题一向是中美关系中的麻烦。克林顿政府上台初期就非常强调人权问题，布什政府上台以来虽然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但并不表明人权问题已经不如以前重要了。实际上，中美两国的人权问题交锋不断。2001年3月美国再次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攻击中国人权问题，撞机事件后的美籍华裔学者在华被捕事件、宗教问题等都曾严重影响中美关系。20世纪末美国国会就是否给予中国永久性贸易地位的辩论中，大多数议员提出的是人权问题。人权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又一个长期存在的"马蜂窝"，美国反华人士随时"捅"一下，两国关系就会倒退。

　　更有甚者，美国有将中国的"疆独"、"藏独"问题看作是人权问题的趋势，而这种做法显然涉及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直接破坏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稳定。人权问题走向"安全因素化"不利于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事实上，尽管中美反恐怖合作会长期进行下去，但是由于在反恐怖任务和原则上的认识差异，这种合作显得"底气不足"。2001年10月上海APEC会议期间，美国总统布什就明确表示，反恐怖"不能把所有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等同起来"，"对恐怖主义作战不能当作压制少数集团的借口。"

　　四、扩大合作领域，建立战略对话机制，稳定中美关系

　　美国政府中影响布什决策的切尼、拉姆斯菲尔德与沃尔福威茨等人，具有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主张加强美国实力，推行美国单边主义政策，不容任何势力挑战美国全球性领导地位。"现实主义权力政治"将主导美国对华战略和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战略应对措施也必须建立在"务实外交"的基础上，要努力稳定和扩大中美合作领域，稳定和缩小战略性分歧，从战略的高度处理中美关系大局。

　　第一，在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时代，多边安全是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在中美双边安全和军事关系多次发生危机的情况下，中国采取的立场和政策要有利于逐步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和推动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在多边安全和军事问题上，中美两国的合作空间是巨大的，中国的合作姿态和政策有利于中国自身和中美关系的稳定。

　　中美关系中的许多危机还只是出现在双边层面上，而且中国的政策非常克制，这说明中国无意与美国展开对抗，中国所需要的是美国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如果因双边问题而在多边安全问题上和美国展开对抗，将会导致中国战略重点的失衡。同时，如果因双边问题而在多边安全问题上和美国展开对抗，那就正中美国的保守派和对华强硬派的下怀。再者，中国国内经济改革处于关键时刻，这时和美国发生正面冲突（不管因台湾问题还是其他地区安全问题）都可能中断改革开放进程，导致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动荡局面。目前，中美两国在反恐怖问题上的大力合作为改善"4·1撞机事件"以来陷入困境的中美关系提供了契机，我们应积极寻求扩大在其它多边安全问题上的合作空间，如反扩散、经济安全、和能源安全，还有其它跨国安全问题，如非法移民、国际有组织犯罪、环境安全等。保持长期合作局面有利于中国对外战略重点的顺利实施。

　　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不是十年或二十年才能完成的，后冷战国际体系仍会维持很长时间，在这期间，中美两国合作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第二，保持中美经贸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是21世纪两国领导人的艰巨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两国经贸关系不出现转折性倒退，中美关系就不会全面恶化。两国领导人所要做的是防止军事安全问题成为经贸斗争的理由，同时防止经贸关系成为军事安全斗争的筹码。中国入世，将使美国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推进中美经济交流，加强中美关系中的经济因素，使两国关系具有更加坚实的基础。应该看到，由于中美经贸领域、范围和内容的扩大，两国的贸易摩擦和经济纠纷增多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中美政治和军事关系的"稳定器"。难以预料的是"经济关系的政治化"问题与"政治军事关系的经济化"问题。如何避免和防止"两化"问题是中美外交中的一大难题。

　　第三，努力建立中美战略对话机制，促进两国政治和安全互信，避免误解和误判。早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两国政府和学界就已经在讨论建立两国战略对话机制问题，而且在1997年10月29日的《中美联合声明》就曾明确表示建立"高层对话和磋商机制"，就政治、军事、安全和军控问题进行磋商。近几年来的双边危机说明这种对话和磋商机制效果不佳，很容易导致两国政治互信度进一步下降，带来战略和政策上的误解和误判。当然，建立高层对话机制存在一定的难度。如最近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曾主管东亚事务的前任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提出了签署中美第四个联合公报的建议，立即遭到了美国一些人士的批评。实际上，霍氏建议的目的就在于建立中美新的战略互信机制，他说，"美中之间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种关系并没有固有的稳定性，在表层以下隐藏着太多可能使关系破裂的问题。""签署新的公报也许并不足以防止未来发生对抗，……但对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大有裨益，或许还有助于台湾与大陆进行更富有成效的对话。"(14)

　　除了加强第一轨道对话机制外，还要加强第二轨道和第三轨道的对话渠道，发挥学界和民间非政府机构的沟通作用，使官方和非官方对话机制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因此，在建立战略对话机制方面，如何落实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上海APEC会议上达成的共识，大有文章可做。

　　总而言之，21世纪的中美关系充满了竞争、斗争与合作，它不仅影响到亚太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而且对世界和平与安全都有重大意义。在中美关系仍将维持"斗而不破"局面的情况下，我们要对两国战略关系重新定位，找出主要矛盾和共同利益，寻求各种扩大合作、缩小分歧的机会。因此，从战略高度判断和处理一些个案对于中美关系与世界和平都具有深远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意义。

　　本文得到同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注释：
(1) Jim Mann, "On China, No Return to Nixon Era", LA Times, Feb. 7, 2001.
(2) 周建明：《评》，载《国际观察》，2000年第5期，第41页；还可参阅其文章《必须从最坏的可能性来考虑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注意观察美国战略动向》，载《环球时报》，2001年5月11日。对中美战略（结构性）矛盾的分析，可参阅楚树龙：《中美对国际战略问题的看法、立场和主张》，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7期，第48－52页。阎学通：《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分析与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2期，第5－10页；《历史的继续：冷战后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6期，第1－12页。
(3) Harry Harding, "Smooth Sailing Now, but Don't Be Sure It Will Last",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 18, 2001.
(4) 周建明：《评》，第41页。
(5) 阎学通：《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分析与思考》，第7页。
(6) 美国专家学者中有许多担心亚洲国家因美国NMD计划而"核化"的问题，并对NMD计划提出批评。有关文章可重点参阅：Joseph Cirincione, "The Asian Nuclear Reaction Chain", Foreign Policy, Spring 2000, pp.120-136; John Deuth, Harold Brown, and John P. White, "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Is There Another Way?" Foreign Policy, Summer 2000, pp.91-100; Lgor Ivanov, "The Missile-Defense Mistake: Undermining Strategic Stability and ABM Treaty, Foreign Affairs, Sept./Oct., Vol.79. No.5, pp.15-20 " Samuel R. Berger, "Is This Shield Necessary?", Washington Post, Feb. 13, 2001.
(7) 关于中国崛起的国际影响，可参阅阎学通等著：《中国的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章和第7章。
(8)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uture of the American Pacifier",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October 2001. P.55.
(9) 关于中国针对美国NMD计划的应对策略，可参阅朱锋著：《弹道导弹防御计划与国际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77－697页，第10章第5节。
(10) 转引自：朱锋《弹道导弹防御计划与国际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91－692页。
(11)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Defense Depart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Sept.31 2001. P.4.
(12) 楚树龙：《冷战后中美关系的走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页。
(13) 楚树龙：《冷战后中美关系的走向》，第284页。
(14) Richard Holbrooke, "A Defining Moment With China,"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 2002; 有关签署第四个联合公报不合时宜的美国声音，可参阅Letters to the Editor of Washington Post, "Our Relations With China," by William R. Hawkins and James Lilley, January 7, 2002; James Mann，"We Don't Need a New Accord With China,"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1, 2002.

　　（初稿于2002年1月15日，定稿于2002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