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对中国加入WTO带来的负面作用的管理策略

"高考一战定乾坤"的看法是不对的，因为还是有许多其他的出路存在。"入世定乾坤"也是不对的，因为这只不过是许许多多个角力回合中比较重要的一个而已。正如中国不能指望在加入WTO以后，一次性解决中国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准入问题一样；西方同样也不能指望通过此一途径达成他们的"所有目标"。

加入世贸以后，中国一定还有许多调整政策的机会，即使在理论上没有机会，美国那些白人民兵也一定会奉送无数次政策调整机会的。对于这一点我个人怀着无比的信心。从加入世贸的协议看，对中国而言确实不是一个"平等"乃至"双赢"的安排，但是美国和西方能够抓住多少机会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和所有的"言必称西方"的学者专家不同，笔者对西方人的办事能力持有深刻的疑问。中国企业和西方企业竞争力的差别，并不反映基本面的差别，而是社会政策环境方面（特别是金融支持方面）的东西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只要政权还掌握在中国人手里，WTO的负面作用就不一定不能避免。反过来只要是买办当家，不加入世贸一样不能保护民族利益。中国有机会调整政策和承诺，而且不会对国际信誉造成不良影响，请务必相信那些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的后代，一定会不断地给中国制造政策调整的机会，他们能够而且必然会不停地破坏信誉和承诺的，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不停地演出这样的悲喜剧，他们还将继续表演。

1、 加入世贸对中国经济的正面意义

个人认为，加入世贸对中国经济没有宏观方面的促进意义，仅仅具有中观层面的意义，能对外贸行业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政策法律环境，能够让中国在西方的反倾销反补贴官司赢面上升，如此而已。

但是笔者基于西方人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意愿，实施他们在世贸协议所捞到的优势；而且鉴于以后还肯定有政策调整的机会，笔者在宏观和战略层面仍然支持以现在的条件加入世贸。

2、 中国加入世贸的战略意义和政治意义

中国人口规模巨大，走根据四小龙经验总结出来的"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很有点"大象进浴缸"的味道，而且很快就一头撞上了"西墙"。中国产品在西方近二十年来所遭遇的不公正的反倾销壁垒，和中国加入世贸的艰难曲折的历程，就是这种发展思路的谬误的自我暴露。在发展的道路上，中国必须走西方所从未经历过的艰难之路，毛泽东时代的有益探索，使我们今天能够大致看到这一道路的大致轮廓。

特别是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围堵的目标这一事实，与中国外贸依存度太高的现实，形成极大的反差和不协调。中国必须调整自身的经济结构，更多地适应国内的市场和需要，为中国人民服务。在这样的调整过程中，若遭遇制裁或者是禁运，会导致"硬着陆"的苦痛，加入世贸有助于减低这一风险，"软着陆"的概率增大。

3、 WTO是最重要的国际舞台

如果说冷战是以东西方对抗为特点的话，今天的国际政治确实是已经走出了冷战，现在国际政治的基调是南北关系。中美的冲突早已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美国要遏制中国的经济成长。单极化和全球化的荒谬和不理性的地方，并不是军事政治领域，而是西方企图把二战以后发展起来的不合理的南北关系，加以固定化和扩大化；现在的南北关系主要特点是：发达国家联合起来依托技术优势对发展中国家执行垄断价格，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只能以竞争性价格出售自己的产品。

如果中国不加入世贸，而仅仅是一个体制外的批评者，就难以达到最好的效力，中国应该加入其中与第三世界国家一道，团结协作为改变不合理的南北关系而努力。单极化和全球化的内涵是极为不合理的金字塔结构，与世界上4/5的人口的根本利益是不协调的，中国必将能够团结而且也一定能够团结第三世界国家，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为全人类的公平和平等作出贡献。否则中国仅仅凭借自身的力量，在体制外与美国和西方的经济技术优势抗衡，是没有希望的，中国应该而且必须争取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奋斗。

所以从长远利益和战略利益方面考谅，中国也不能放弃WTO这个舞台。和那些少林铁拳派要造航母的人相比，这是武当绵掌工夫。

4、 中国的外资政策需要调整

按照微观观点来看待中国经济，和西方富裕地区进行直观比较，中国最大的差别是工厂太少而且规模也不够大，在工厂里上班的工人比例也太低，所以中国显得落后贫穷。这其实就是邓小平改革思路的全部依据，实际上直到今天，中国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还是以这样的观点来指导决策工作的，正是这样的思路导致了外资政策的偏差，以为中国的问题仅仅是因为工厂不多不大，建工厂最缺乏的就是资金和技术，所以招商引资工作在各地都是政府非常重视的工作。对外资的让步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早已超过政策许可的范围，一些地区还往往打出这样的口号如：只要来衡阳，一切好商量。

实际上技术和资金问题早已不是制约中国经济的瓶颈，在八十年代就发生过120条彩电生产线和上百条汽车生产线的大手笔引进事件，在九十年代发生的通货紧缩和整体市场供过于求的现实，更是能够让人头脑清醒。目前的外资政策，只能说是邓小平所激起的地方主义和眼前利益主义，所带来的地方利己主义潮流的惯性运动。这早已经远离了中国经济的现实。

直到今天，人们终于认识到市场才是最宝贵的发展资源，而且在资源和环境的制约下，今天的中国市场容量是中国民众50年的艰苦奋斗的成果。而作为一个公开的秘密，外资之进入中国市场，并非邓小平极其后任的政治经济政策具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只要看一看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的争执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而是中国市场容量带来的利润前景的吸引力。在精英主义发展路向的指引之下，中国的市场容量成长正在受到威胁，产品在质量和档次上"与国际接轨"，最终导致价格也一路攀高，已经把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排斥在消费群体之外。

这在另一方面也能够很好理解为什么我们的正规厂家，其产品终于失去农村市场，而大量的乡镇企业产品却通过多种渠道行销中华大地。正如武汉汉正街的老板们所宣称的那样，我们的产品在"性能价格比"上优于大商场的货物。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国家的法律技术监督体系并没有同步延伸到新兴的乡镇企业，客观上给职业制造"假冒伪劣"者以"低风险和高收益"的机会。脱离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去盲目追求高指标，并不能真正带来普遍的进步，反而给居心不良者以可趁之机。

对中国的发展而言，最重要的恰恰不是竞争力问题，而是适用技术和产品推广问题。不是少数人超英赶美问题，而是多数人应该能够享受到基本技术所带来的便利。技术引进应该适合中国的国情，而不是贪大求洋。总而言之，中国的发展应该回归到以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为目标，而不是为"适应国际市场"而发展。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笔者主张对中国的外资政策进行调整，首先要取消各种优惠；其次要进行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引导；在出让市场的同时，必须而且应该考虑一个外资企业本身，能够给中国和中国人带来多少实质性的利益和技术进步，否则就应该坚决予以限制。这实际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问题，WTO无论其规定了何种条款，都不可能予以限制和取消。实际上WTO连单纯的贸易问题都难以解决，如发达国家搞的那个不得人心的《多种纤维协定》，就是采用了各种壁垒措施中最不得人心的数量限制手段，而发展中国家并非必然不能利用这一点。

二○○○年十二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