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和阿合买提江、包尔汉两副主席一起公开会见乌斯满的代表后，这位代表又向张派来负责招待他的人表示，说还有机密事，要单独向张主席报告，张又叫刘孟纯和他秘密会谈。据刘告诉我，这次会见，除谈了一些阿尔泰区的情况外，主要有两点：１．说苏联借口和盛世才签订的条约，派了一批人到富蕴县开采钨矿，有将近百辆卡车昼夜不息地把矿砂运走，乌斯满反对，想用武力将他们赶走；２．请求迅速以边卡部队名义派部队入阿尔泰支援，并接济枪械弹药。

张治中召陶峙岳、刘孟纯和我商讨这个问题，我和刘孟纯均主张充分利用他们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尽可能接济乌斯满的枪支弹药及其他必要物资，但不赞成派部队进入阿尔泰，因距离过远，补给不易。至于苏联在那里开采钨矿一 事，主张通过外交途径慎重处理，反对乌斯满想用武力驱逐的意见。当时张治中原则上同意这样做，但他又恐怕被伊方发觉，引起摩擦，使许多问题，不易商讨解决，因而他有些犹豫。最后，他指示先拨发乌斯满一些弹药及一些日用品等，交那代表带回去，并叫刘孟纯答复乌斯满提出的两个问题：第一，关于苏联派人开采富蕴钨矿问题，我们可以向苏联方面提出，但须在中苏经济合作谈判成功后再提。乌斯满切不可采取武力行动，以免引起意外纠纷。

第二，关于边卡部队问题，根据和平条款，是属于三区问题的一部分，须与三区军队改编问题同时解决，边卡部队目前不能派遣。

乌斯满的代表得到答复，并领到一些弹药物资后，于８月２８日离开迪化回阿尔泰去。及至９月３日，乌斯满又派第二 个代表来了，名字叫拉提甫，说是因第一次派来的代表出发后久无消息，所以再派他来，路上也没有遇到回程的代表。

这位拉提甫代表带来乌斯满的信件，比上次代表带来的更具体，其内容主要有：第一，请政府即派军队开入阿尔泰；第二，请政府接济枪支１０００枝到２０００枝；第三，请派代表和电台常驻阿尔泰；第四，请省府将阿尔泰专区经费直接发给；第五，请省府拨发粮食布匹茶叶等。

乌斯满为什么要接连派代表来见张治中呢？我于１９４７年冬在奇台和他会面时，他曾和我详细谈过，现记述其大意于下：“我们在新疆的哈萨克族人，与苏联的哈萨克共和国的哈族本来是同一血统，苏联革命后，对在俄国境内的哈族人残酷镇压，有许多人被杀害了，财产被没收了，宗教信仰被剥夺了，现在新疆的一些哈族部落是由俄国逃过来的，因此我们哈萨克族人非常害怕和仇恨苏联（就我所知，十月革命在中亚细亚俄国境内也进行着一场残酷的阶级斗争，那些少数民族的部落首领和一些宗教头子等，为了他们的阶级利益，反对和害怕这种革命，是自然的）。当１９４４年伊犁事变发生的时候，我曾和伊犁的一位哈族首领爱力汗订过一个密约：１．要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反对使新疆脱离中国的任何企图；２．坚决维护宗教信仰。这主要的两点获得了爱力汗的同意后，我才参加伊犁的事变，成为他们的支持者。但事变发生后不久，爱力汗发现事变集团的一些重要负责人，有的是苏联人，有的加入了苏联籍，例如军事指挥官伊斯哈克江，就是苏联的柯尔克孜族人，是苏军中的一个军官；其他好些人或者是长期住在苏联，或者是在苏联求学，大多入了苏联籍。他们受苏联驻伊犁领事馆的指挥，他们发动事变，成立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爱力汗和在伊犁一带的一些哈族首领，不同意他们这样做，大多被他们逮捕了。阿合买提江等人知道我和爱力汗的关系，知道我不同情他们的主张，觉得我不愿意受他们的指挥，就想收拾我，他们拉拢阿尔泰区的另一个哈族头目达里力汗来和我捣乱，想以达里力汗来代替我，所以我要请求中央政府帮助我，我一定要和他们斗争到底。”

乌斯满第二次派来的代表拉提甫提出的具体要求，张治中召集我们商讨过好几次，有时讨论到深夜一两点才散，最后，张治中改变了他先前的犹豫态度，决定尽可能地支持乌斯满。他指示刘孟纯把阿尔泰区专员公署的行政经费直接发给，不再经过伊犁方面转发，把阿尔泰行政区的专员印信交代表带去，并拨发阿尔泰专员公署一部分粮、布匹、茶叶及其他日用品等。这些措施，并在省政府会议上公开宣布。同时，张治中又指示陶峙岳和我，发给乌斯满部步枪４００枝（或者是３００枝，确数记不明确了），轻机枪１０多挺，以及必需的弹药等，并命军务处（即是军统局派在新疆的特务机关，这个军务处名义上属于新疆警备司令部的一个处，实际上受西北行辕迪化办公厅的直接领导）处长佘万选派一个电台随拉提甫一道到乌斯满那里去（我记得这一组电台一共去了３个人），随时报告那边的情况。张治中并指示我和陶峙岳，这一工作要绝对机密地进行，万不可使阿合买提江等人知道。关于派部队进入阿尔泰区一事，我们也作过认真的研究，不是不想派去，而是限于当时的军事力量不够，尤以补给运输上的困难，只好作罢了。

张治中为什么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改变了他先前的犹豫态度呢？主要是他和阿合买提江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常张治中的目的，是希望伊方和他通力合作，逐步消除民族间的歧视，各民族间和睦相处，在南京国民党政府的领导下，把新疆建设成为一个他所标榜的所谓“三民主义的新新疆”。逐步地实施县级以下的地方自治，发展新疆的经济、文化、交通、运输以及普及教育等事业。并要求伊、塔、阿三区的武装力量，接受改编。取消三区的特殊化。关于新疆的国防，完全交由中央政府驻新疆的军事指挥机构负责处理。

阿合买堤江等人的目的，则是要求国民党军队撤出新疆，要求在喀什、阿克苏等地成立民族部队，要求将中央政府的直属机关一律改属省政府，要求撤换除伊、塔、阿三区以外的其他七个区的行政专员，推荐他们的人到南疆各县去担任县长等职务……至于取消三区的特殊化，以及三区武装力量的改编等问题，则根本采取拒绝态度。并以迪化维吾尔文化会为中心，经常组织一批人游行示威，到省府请愿，要求这样那样，南疆有些地区亦常发生游行示威等种种事情。张治中所要的是社会的秩序和安定，阿合买提江等人所要的是煽起各少数民族起来驱逐国民党政府在新疆的势力，甚至有人还是要驱逐和消灭在新疆的汉人。

由于伊方的要求过多，而且涉及一些根本性的重大问题（例如要国军撤出新疆等问题），使张治中深感难以应付，利用乌斯满来分化和牵制伊方以减轻其压力，这是张治中当时站在南京政府的立场和他自己的切身利害，必然不可避免地要采取这种手段的。

张治中把经费物资等直接交给乌斯满，引起伊方的严重不满，而暗地接济乌斯满枪械弹药以及派去电台，也不可能不被伊方侦知的。伊方对乌斯满不同意他们的政治主张以及乌斯满为人的跋扈，早已不满，原来是想利用达里力汗来削弱和牵制乌斯满，同时仍然想拉拢和团结他。及至乌斯满两次派代表到迪化，并得到张治中的支持后，就把乌斯满当成敌人看待，认为非彻底消除不可了。

１９４７年２月，伊犁方面从伊宁、塔城等地调集３个骑兵团，并附以炮兵，归伊斯哈克江指挥，向阿尔泰进兵。乌斯满势力仅１０００多人，自然不敢与之对抗，曾通过我们派在那里的电台，一再要求派兵前往支援，我们经过多次研究，认为如派少数兵力去，不能与伊方匹敌，反有被消灭的危险；如派较大的兵力（一个骑兵师左右的力量）去，补给大成问题。

同时考虑到如果伊方再增兵，则和平局面就会破裂，所以没有答应乌斯满的请求。当时也考虑到乌斯满势力被伊方消灭或驱逐后，奇台一带有被伊方势力从阿尔泰南下袭击的危险，为预防万一，当命驻在奇台的骑兵第一师（这个部队是属于青海马步芳的，１９４５年冬开入新疆，师长为韩有文）派出一 个连开往北塔山戒备，侦察伊方军队的行动，并相机与乌斯满部取得联系。

乌斯满在伊方军事势力的压迫下，于１９４７年２月间退出承化（即阿勒泰县府），退到青河以北的温都哈拉附近与伊方势力周旋了一个时期，以力量悬殊，遭受相当损失，到３月间被迫退到苦儿图，伊方势力继续进迫，４月中旬又退到大石头与乌龙布拉克一带。这两个地点均在北塔山的西端，距离骑一师马希珍连据守的阵地约有２０多公里。我当电饬马连长与乌斯满密切联系，并予以必要的支援。同时我又电知派在乌部工作人员转告乌斯满，表示慰勉。嘱暂在北塔山附近休整，不要急图反攻，所需粮秣及必需日用品，当迅即运送救济。并要他尽可能地侦察伊方的军事行动，随时电告。

乌斯满退到北塔山附近后，曾写一封信给迪化行政专员哈德万。这封信是对全国同胞及伊斯兰教徒发的，在这封信中有如下的语句：“我们哈萨克族同胞为了争取民主自由与和平，首先举起了革命的旗帜，我乌斯满在８年以前就领导着哈萨克族的优秀青年与盛世才暴虐的黑暗政治奋斗到现在，我们以为和平条款签字，民主的新疆省政府成立，我们革命的目的，就算成功了一半，其余应该努力的一半，就是在和平保障之下，实施各项建设。岂知我们的革命就在此时变了质，为革命而牺牲奋斗的哈萨克同胞反而成了被清除的对象。现在已经有不知来历和没有番号的强大武力，自本年２月１日起开始向我们阿尔泰区进攻，我乌斯满被民主的新疆省政府任命为阿尔泰区的专员，我是国家的官吏，有守土的责任，为了执行和平条款，为了奉行施政纲领，保障国家领土，拥护张兼主席建设新新疆的政治主张，我们阿尔泰区的哈萨克族同胞，坚决对一切破坏国家统一，摧毁宗教的恶势力，予以严重的打击……希望全国同胞，尤其是伊斯兰教胞，不论在物质上或精神上给我们哈萨克族同胞以最大的援助。”

这封信曾译给张治中看过，他不许发表，因为恐怕刺激伊方，引起和平的破裂。同时他更恐怕刺激苏联，因为信中说到有“不知来历和没有番号的强大武力”，似系影射苏联。

中蒙军队激战北塔山

北塔山是译名，曾被译为拜塔克山、拜山、巴他克山等名称。北塔山的位置约在北纬４５．３°，东经９１．１°，海拔１５００公尺左右。距离奇台约２００多公里，为迪化、阿尔泰、哈密三区间的要隘。其北面为蒙新边界的阿尔泰山，西南临准噶尔盆地。从奇台北上青河、富蕴等县必须从这里经过。山的西面有大布逊，是个小市镇，为牧民的交易场所，在杨增新、金树仁时期，大布逊一带驻有军队，防备山北的哈萨克窜扰奇台等地。盛世才时期，在这里设有警察派出所，历任所长多为哈萨克族人。迄１９４０年阿尔泰山东部发生事变后，北塔山形势更加重要，１９４１年以后，盛世才为了控制东部阿尔泰山并向青河、富蕴等地出兵，从奇台北山旁将军戈壁东部修了一条汽车路，直通喀喇同克，北塔山便是这条汽车路上的要站。１９４４年冬季乌斯满率部在阿尔泰地区暴动后，很快就席卷富蕴、青河，并将北塔山的警察所捣毁。

北塔山东西长约３０华里，南北宽约２０华里，山上都是高大的原始森林，山坡是草地，山上山下都有泉水。气候变化很大，冬季积雪很厚，夏天晚间在山上也要穿皮袄。

自奇台至北塔山之间约２００公里的地区，沿途都是茫茫的戈壁，没有什么人家。

从北塔山向东北行，距离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最近的地方——察汗通古，按中国《申报》馆出版的地图比例计算约有４００多华里。过去新疆的统治者，一直在北塔山东北的布尔根，设有一个设治局。

１９４７年４月１５日乌斯满退到北塔山附近后，由于他在阿尔泰哈萨克族中的号召力，归附于他者日渐增多，由原有的１０００多人，增加到３０００多人，吃的方面大成问题，要求救济的电报，不断拍来，张治中命省政府及新疆供应局（这个供应局是属于军事系统的）拨发粮食及其他物资运去，伊方表示不满。他们指斥乌斯满为反动分子，是贼娃子，是强盗。他们开除了乌斯满的阿尔泰区专员的职务，由伊方派达里力汗继任。新疆省政府为了了解问题的真相，曾由省政府会议决议推包尔汉副主席，保安副司令党必刚等人于４月４日飞到承化进行调查，在那里只呆了几天就回来了，听说带回了一些当地居民控告乌斯满的文件，并向省政府汇报了情况，详细情形我不大清楚。

乌斯满是不甘心于他的失败的，退到北塔山附近后，仍不断向青河一带进行游击，成为威胁阿尔泰的不可轻视的力量，所以伊犁方面对他仍深具戒心。

当时我派在北塔山担任戒备的马希珍连占领的阵地，是在北塔山最高峰——阿同敖包（汉语）与北坡二层山峰——恰里台，大小胡较尔台一带。他们用石头和木料，构筑了相当坚固的阵地。

１９４７年６月２日外蒙的边防军派来代表两人（着普通便服，未着军服）到北塔山见马希珍连长，说马部所驻的一带地方是属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要马连在４８小时内退出，马连长答复他们说：“我们这里离你们外蒙古边界还很远，从来没有听说这带地方是属于你们的，我连奉命驻守此地，有守土之责，没有上级命令，我们是不能退出的。”双方争论很久，马连长叫两个代表暂留，候打电报向上级请示。马连长认为外蒙古边防部队的要求完全无理，所以也没有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只作为一个寻常的事件来处理，这个请示的电报经过其师部军部的辗转，送到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时，已是冲突发生后几天了。实在的，他们也绝没有料想到外蒙古军队会越境突然向他们进行攻击的。

１９４７年６月５日黎明，外蒙古军队一营，附有炮兵一连，突然向马希珍连进行猛烈攻击，除炮兵集中火力轰击阵地外，并有涂有红五星标志的飞机５架投弹轰炸和低飞扫射我守军阵地，这些飞机还向乌斯满部驻地的大石头、乌龙布拉克一 带投弹多枚。马连官兵英勇抵抗，他们凭借工事沉着固守，当外蒙军冲到阵地前时，投掷大量手榴弹，使外军遭受损失，攻势顿挫，就这样，打退了外蒙军的数次冲击，一直到黄昏，战况才缓和下来。外蒙军原以为一举就可消灭马连，没有想到会遭到如此顽强的抵抗。这一天的战斗，我马连伤亡士兵１０余人，马被炸死数匹，外蒙军的伤亡较我为大。

马连长当晚以紧急电向其军长马呈祥（骑兵第五军军长）报告外蒙古军队向他突然进攻及战斗经过和伤亡情况，在电文中指明那五架飞机是苏联飞机，并请求派兵增援。马呈祥军长于６月６日清晨持电来向我报告，我认为问题重大，立即召集参谋长沈静、副参谋长罗开甲、供应局局长夏日长、供应局参谋长罗文山及部分参谋人员开会，研商对策，当决定：１．命驻奇台的骑一师第二团团长韩藩即率该团主力（留一个连在奇台北面担任警戒）前往北塔山增援。

２．派供应局参谋长罗文山前往奇台负责办理对北塔山部队的补给事宜，抽调一个汽车连（约有可用卡车１０多辆）和一个骆驼大队并组织当地的一部分大车，专任该方面的运输。

３．命骑五军驻在迪化附近的部队，立即调一个团开往阜康，准备支援奇台方面。

４．为预防伊、蒙互相勾结向我大举进犯，立即命令各部队提高警惕，加强戒备。

５．组织一个参谋组（由总部及骑五军参谋人员组成）前往北塔山了解情况，并调查自奇台至北塔山一带的军事地理。

６．嘉奖英勇保卫祖国领土的马希珍连，发给该连官兵奖金。

７．将外蒙军队向我进犯情形，分别电南京国防部及兰州西北行辕报告。

我把紧急措施处理后，即从总部所在地——东花园，走到新大楼去见张治中，向他报告北塔山方面发生的情况，及我所作的几项重要处置，他听了这个消息，感到十分惊异，随即把副参谋长刘任、秘书长刘孟纯叫来，我们几个人商谈了一回，谁也没有想到外蒙军的行动是属于边境纠纷的问题，当时只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是伊、蒙配合，目的在于消灭乌斯满的势力。

第二种看法：认为可能有较大的企图，先消灭乌斯满部后，由北塔山南下，袭扰我奇台、镇西、七角井一带，截断我通往兰州的交通线，然后从正面玛纳斯河发动攻击，胁迫我答应伊方所提各项条件。

张治中侧重于第一种看法，我和刘任较为侧重于第二种看法。

张治中同意我所作的各项紧急处置，并嘱将所得情况随时报告他。

外蒙军于第一次攻击失败后，于６月６日进行了一天的调整和准备，７日晨８时，先以飞机在我阵地上空侦察后，随即投弹轰炸，与此同时，其炮兵亦集中火力向阵地轰击，约一个多小时后，他们的步骑兵便开始接近我阵地，在对面山腰里，他们的重机枪以炽盛的火力掩护其突击部队前进，我守兵很沉着，一再击退了他们的进攻。先是马希珍曾派其副连长到大石头与乌斯满联系，告知外蒙军进攻情形，乌斯满对他说：“我知道外蒙军的情况，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等到他们再来侵犯时，我来帮你们打，一定把他们打败。”他的态度和语言充满了狂妄和自信。到７日这一天，当外蒙军再度向马连进攻时，乌斯满果然自动地率部参战，先在北塔山的北边山腰地带与外蒙的骑兵部队激战，互相冲杀，这样，也就掩护了马希珍的左翼。乌斯满率部百余骑与外蒙军队激战几小时以后，他本人突然单人匹马，风驰电掣般地奔向外蒙军重机枪阵地，挥刀砍死机枪射手两人，夺得重机枪一挺，又迅速地跑回来了。

７日这一天的战斗是相当激烈的。外蒙军志在必得，所以攻势较５日那一天猛烈，曾几次突入我守军阵地，而守军马希珍连知道他们离此一步，即无死所，决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因此全连官兵百余人均抱定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战斗意志很旺盛，同时他们也知道增援的部队快要到来，只要能坚持一两天就行了。加上这一天有乌斯满部的助战，战斗到黄昏，终于打退了外蒙军的多次攻击，而保持了原来的阵地。８日上午外蒙军又在其飞机炮火的掩护下发起进攻，突击两三次，均被我守军击退，而这时我增援部队骑二团已经陆续到达了。是日午后，我军开始反攻，聚集在山麓的外蒙攻击部队，看见形势不利，遂撤退到北边高山去了。

这几天的战斗，我军共伤亡２０余人，被炸死马１０多匹，外蒙军遗弃在我阵地前的尸首３０多具，其受伤人数，估计较阵亡人数要多二三倍。

我军掳获蒙军小炮１门，轻机枪３挺，步枪２０余枝，手枪两枝，无线电机一部，军旗数面，以及文件地图等。乌斯满部缴获的，未计算在内。

被击毙的外蒙军遗尸中，有上尉军官一人，可能是个连长，在其图囊里有作战命令等文件，我得知后，即嘱马军长转知韩团派专人送来迪化，经派人翻译（我看过那份文件的原文，不是通常所见的蒙文，而是用俄文字母拼的）后，是一个外蒙边防军中校某某（其姓名记不得）所下的命令，并附有这个部队的编组表一份和进攻部署的要图一张。记得这个部队的编组大致于下：三个步骑兵连、一个重机枪连、一 个小炮排（有两公分的小炮２门）、一个通讯班，并配属一个山炮连（有火炮４门）。因此判断向北塔山马连进攻的外蒙军，大约是一个加强营。

这份作战命令的第一条就说：“北塔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被华军侵占，驱逐华军，巩固边防，是我们的神圣任务。”其余各条，则是赋与各单位的作战任务。我们看了这份作战命令的文件后，才发现这次冲突，还包含着有所谓边境问题。

我们将外蒙军向北塔山进犯及有苏联飞机助战种种情形，电报南京国防部，国民党政府利用这一事件，大肆宣传：政府所属各报，如《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等，均在第一 版用大字标题，同时一再发表社论，谴责苏联和外蒙的侵略行为；国民党政府的各院部，也对这件事表示异常关切，立法院和行政院均曾就此事开会讨论；国民党中央党部并指示各地的“民意机关”、“文化团体”等纷纷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同胞注意，并力主中央采取强硬外交政策。青年党的头子曾琦除发表谈话攻击苏联的侵略行为外，并赋诗登在上海、南京的一些大报上，我记得有这样两句：“北塔山同长白山，胡兵忽寇玉门关。”

北塔山事件发生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分别向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提出严重抗议，苏联政府于６月２１日由其驻华大使馆参赞费德林递交我外交部复文一件，否认苏联政府曾参与北塔山事件。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６月２２日由其驻莫斯科公使以复文交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傅秉常，坚持北塔山系在蒙古共和国疆界之内，中国军队侵入蒙境，才引起军事冲突等语。同时据合众社伦敦６月１６日电：莫斯科电台广播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声明称：蒙古边防守军乃因华军越入蒙古境内，遂被迫在飞机掩护之下，加以击退。该电台否认华方所传进攻中国疆界之说，并斥为捏造之言，显有挑拨的作用云云。据该电台广播６月５日事件的真相称：中国军队一个分遣队，进犯蒙古人民共和国疆界，在梅尔丁戈尔河（译音）一带边境，布置１６公里长的阵地，掘设壕沟，并于袭击蒙古边境哨兵时，调兵增援，蒙古边防军司令曾派人往见华军部队长，要求退出蒙古境内，但遭拒绝，使者并被其扣押，因此蒙古边防军遂被迫采取击退侵犯者的措施。边防军部队一营，在蒙古空军飞机数架掩护之下，迫使进犯者退出蒙古人民共和国。蒙古边防军在采取此项军事行动时，并未越入中国境内。华军撤退后，乃在６月９日在华军营地内发现蒙古军使及边防军士兵４人的尸体，身上皆有严刑拷打的伤痕。蒙古人民共和国已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硬抗议，并保留要求中国政府严惩罪犯，及赔偿蒙古所受损失的权利。

这种说法，显然是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想以此来掩饰它的侵略行为，因我们当时派到北塔山担任警戒的，只有一 个骑兵连，这个连离其后方基地达２００多公里，何致于更前往蒙古边境袭击蒙古边防军哨兵？我派到北塔山去调查情况的参谋，曾一再向马连官兵询问有无离开北塔山再向北面去活动的事，他们都坚称没有过，掘设壕沟，布置阵地，均在北塔山，蒙古人民共和国答复中国政府的抗议，坚持说北塔山系在外蒙疆界之内；外蒙边防军司令的作战命令，说北塔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被华军侵占，他们的任务是要驱逐华军。这就充分说明进攻的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而不是中国军队，外蒙军多次进攻不能得逞，在我军阵地前遗弃尸体多具，在６月８日晚，蒙军派兵将尸体拖回去，绝不是什么“华军撤退后，在华军营地内发现蒙古军使者及边防军士兵的尸体……”。外蒙军原派来的使者两人，我好像记得马呈祥军长说过他们（指马希珍连）曾怀疑那两人是间谍，因而在战斗中他们将其杀害是很可能的，关于这两个人究竟是如何处置的？其情形我记不清了，至于说到苏联飞机参战之事，因为当时在新疆部队的官兵，都不认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式样和飞机标志，看见涂有五星红旗的就认为是苏联的。当马希珍这个电报送到新疆警备总部时，关于苏联飞机问题，我们也曾讨论过，并报告了国防部。

还有一种说法，说是乌斯满部退到北塔山附近后，曾有些哈萨克人一度侵入蒙古境内，劫掠蒙古人的牲畜并捕人等行为，因而引起这次冲突。但以后我和乌斯满会面向他询问时，他坚决否认有过这种事。纵使有这种事，亦绝不能认为这是外蒙古边防军采取的自卫行动，因外蒙军司令曾通牒马希珍连限４８小时内退出北塔山阵地，随后在其作战命令中又明确地写着：“北塔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被华军侵占……”这样，问题就很简单，如果承认北塔山是属于我国的领土，则外蒙军向北塔山的进攻就构成了一种侵略行为，决不能以其他理由来冲淡和掩饰这一事件的本质。

北塔山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的心情是复杂的，矛盾的。他自己贸然发动的内战，不到一年功夫，损失甚大，军事上节 节失败，形势日益不利，现在又爆发了北塔山战争，他深恐伊蒙结合，进兵迪化、哈密，那时无力支援，势必丢掉新疆，会更加动摇他的统治地位，感到很苦恼；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是一个机会，除指使国民党的宣传机构，大力宣传苏联和外蒙的侵略，想借以转移国人的视线，借以打击中共外，他又决定派国防部长白崇禧专程去新疆调查北塔山事件并视察驻新国军，想把这次事件更加扩大，以取得美国及国际上一 切反苏势力的同情和支援。

蒋要派白崇禧去新疆，是６月１２日决定的，并定于１３日起飞，同时以电报通知了张治中。张治中于６月１２日深夜收到蒋的来电后，深为焦急，立刻打长途电话去南京，但是叫不通，随即拍发了一个急电给蒋介石和白崇禧，请白千万不要来，说来了会对新疆局势极为不利等语。电报发出后，张治中彻夜未眠，等待着南京的消息。６月１３日上午８时左右，白崇禧的行李已装上飞机，随行人员及送行者亦多到了机场，当白崇禧正预备乘车前往飞机场时，收到张治中的电报，他很不高兴，但张既来电阻其行，只得请示蒋介石，蒋亦收到了张的电报，遂嘱白中止新疆之行。１９４８年春我到南京，有一天白崇禧约我到他家里吃饭，谈及这件事，白激愤地对我说：“文白（张治中的别号）说是怕刺激苏联，不让我到新疆去，这真是从未听说过的怪事，新疆是中国的领土，我作为国家的国防部长，到自己国家的领土上去旅行视察，难道也要经苏联的批准才行吗？……”张治中为什么要力阻白崇禧去新疆呢？据他对我说：“白健生以反苏反共著称，现在北塔山事件又牵扯到苏联，他一来，必然引起苏方的严重不满，我们都知道阿合买提江等人所代表的伊犁势力，是有其背景的。

现在我们和伊方，正处在紧张和微妙的阶段，白健生在这个时候到新疆来，不啻火上加油，会使局势更为不利……”等语。

６月８日我北塔山守军击退外蒙军的攻击后，战争并没有从此结束。他们的飞机在六七月里，几乎是经常在北塔山上空盘旋侦察，曾有两三次竟然飞到奇台上空侦察，在６月１５日、１７日、２０日均继续有小规模的战争。到６月２６、２７日两日，外蒙军又发动较大规模的进攻，其飞机在我阵地及其附近投弹甚多。这两天的战斗，较６月七、八两日战争的激烈程度，有过之无不及，幸我守备兵力已增强，阵地工事，利用山上的大树木做掩盖，也已大为强固。对方投掷的轻磅炸弹及炮弹，已经不能摧毁我阵地，所以外蒙军的进攻，又一次被我守军粉碎了。这一次我守兵仅伤亡七八人，外蒙军死伤的在３０人以上，在北塔山北面的山麓胡芝尔特附近，外蒙军遗尸１０多具，还有几匹马也被击毙了。到７月３日，又有一次激战，其飞机投弹颇多。据当时任骑兵第一师师长的韩有文来信，就他的回忆，自６月５日发生冲突后，前前后后一共有过大小战斗２０多次，一直到１９４８年９月以后才未再有战争。

乌斯满部约有二三千人，是在１９４８年４月间离开北塔山附近的大石头、乌龙布拉克一带南下到奇台附近居祝缴获的外蒙军的文件地图旗帜等，我曾派专人送到南京国防部，成为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驳斥外蒙抵赖向北塔山我守军进攻的侵略行为的有力证据。

镇压吐鲁番暴动的经过

当新的省政府刚刚组成的时候，阿合买提江便利用张治中亟图求安的心情，首先推荐伊方的阿不都热合满为吐鲁番县县长，当时我对这一决定是有意见的，曾对刘孟纯（刘是西北行辕秘书长兼新疆省府秘书长）说：“吐鲁番是通往哈密及内地交通的咽喉，也是国军补给的基地，为什么把这样重要的一个县，交由伊方的人担任县长呢？”刘说：“我也觉得不妥，但主任（指张治中）觉得省府刚刚组成，阿副主席第一次推荐县长，不便拒绝，所以就通过了。”我说：“这样一 来，吐鲁番地区恐怕从此多事矣。”

阿不都热合满接任吐鲁番县县长后，即以三堡（吐鲁番南面的一个乡镇）为中心、积极从事组织活动，策划武装暴动。同时，由于吐鲁番是维吾尔族人居住较多的地方，伊方人员大力宣传，煽动他们起来反对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吐鲁番发生武装暴动的根本原因。

１９４７年４月１６日，张治中邀同阿合买提江副主席王曾善厅长（民政厅）、赖希木江副厅长、艾沙委员、屈武委员以及监察使麦斯武德，外交特派员刘泽荣等人，由迪化飞到阿克苏，继到喀什、莎车、和田等地视察，回程时又访问了库车、焉耆两地，走遍了南疆五个行政专区，历时２３天。在这五个行政区里，除焉耆区以回族、蒙族人较多外，其余四个区的居民大部分是维吾尔族，尤以喀什区为最多，计有９０多万人，成为南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阿克苏区专员为色以提，是当地的一个大阿訇，也是一个大地主；和田区专员为郝登榜，是个地主，善汉语，是一个汉化的维吾尔族人；莎车区专员为周芳刚，是汉族人。焉耆区专员为左曙萍，也是汉人。这四个区的行政负责人与驻军密切配合，使得伊方派去活动的人，很不容易开展工作。所以张治中等到这四个区视察时，一切平静无事，邀来谈话的人，都表示拥护张主席和省府的施政纲领，既没有控诉，也没有请愿，张治中感到十分满意。１９４６年７月１日新疆的省府成立未久，张治中即同意阿合买提江和包尔汉的提议，在省府会议通过任命阿不都克日木买合苏木为喀什行政专员，这个人是当地有名的亲苏人物，也是伊犁革命派的同情者。伊方派去的大批人员在他的庇护下，很快地发展了“东土耳其斯坦青年团”的组织和其他各种活动。在张治中未到喀什以前，我们早已接到驻在喀什的四十二军军长赵锡光的好些电报，说维吾尔族青年经常有组织地游行示威，对驻军采取敌视态度，形势十分不稳等等情形。张治中等到喀什后，住在老城的专员公署里（喀什有两城，一为老城疏附，一为新城疏勒，两城相距九公里。老城较大，大部分是维吾尔族人居住，是商业的中心，行政机构亦多驻此。新城主要为驻军和一部分汉人居住），在第二天的群众欢迎大会上，张治中和阿合买提江、麦斯武德讲话后，有几个维族青年登台讲演，痛斥汉族官吏过去对新疆的残暴统治，要求国民党军队撤出新疆，要求成立地方民族军队，要求严惩他们认为是反动的地方领袖人士等等，群众对这些讲话，给以热烈的鼓掌和支持，并要求张治中答复。张企图说服他们，但说得舌敝唇焦，只是枉费，群众的情绪越来越激昂，对张提出更多的责难和吼叫。这样持续了四五个小时，无法解决。张治中只得黯然下台离去。待到５月初，张等自和田返喀，仍住专员公署，当晚７时起即被群众五六千人所包围，要求张治中答复前次所提各条，并新提了若干条。

张治中对他们作了长篇讲话，主要阐明拥护国家统一与民族意识的关系，但这些话对群众不起任何作用。他们所要求的是具体问题具体答复，而内中涉及关系重大的问题，例如要国民党军队撤离新疆，成立民族军队等问题，则又是张治中所不能轻易作答的。僵持到深夜１点多钟，群众仍然不散，而且声势愈来愈汹涌，弄得张治中毫无办法，想找阿合买提江出来解围，但阿合买提江早已离开专署，不知在何处？由于群众的态度愈加激烈，张治中的侍从人员深恐发生暴动，危及张的生命，有一人从专署后院的一个侧门溜出，跑到电话局（因这时专署的电话已被请愿群众所控制）打电话给在新城的赵军长汇报情况。赵锡光知道此时如贸然派兵前来弹压，可能发生严重后果，乃自己乘车前来探看情形。他走到专员公署门前，看见人山人海，声音鼎沸，知道不能进去，立即绕到后院从侧面进入。张的侍卫人员见赵来，大为喜慰，乃悄悄地告诉张治中。张与请愿代表们谈判了一整夜。弄得精疲力竭，正苦于无法解脱，乃托词入内，即随赵锡光从后门溜出，乘车奔新城。这时，已是天将破晓矣。张到新城后，虽然松了一口气，安全也已无问题，但张对阿合买提江和行政专员阿不都克日木买合苏木所给予他的窘迫和难堪，是十分愤激的，因此他决定立即离开喀什，他叫赵锡光派车到专员公署接其他同行的人来新城，规定于８时起飞（飞机场在新城南门外），而这是阿合买提江等所没有料到的。当阿合买提江赶到机场后，张立命同行者登机起飞，地方官员没有一人赶到送行。

张治中于５月上旬回到迪化后，态度大变，他回来后的当天晚上，对我和刘任（西北行辕参谋长）、刘孟纯说：“这些家伙简直不可理喻，他们把我苦心谋求新疆的和平当作怯懦，对我们着着进逼，除非我们全部撤离新疆，否则是不会满足他们的欲望的。”我问今后打算怎样做？张治中毫无踌躇地说：“对他们必须采取强硬态度，决不再容让。我们对新疆各少数民族中的人士，凡愿意拥护国家，服从中央（指南京政府）的，我们应尽量扶植他们，信任他们；凡反国家，反政府的，我们必须约束他们，制裁他们……”。我们对张治中过去作法的过分容让，早有不同意见，现在看到他态度改变，并且这样坚定，当然很高兴，一致表示拥护他的主张。在当天晚上我们就商定了撤换喀什区专员阿不都克日木买合苏木，在维吾尔人士中物色一个适当者继任。

张治中回省城后，曾邀集阿合买提江、包尔汉两副主席，伊敏厅长、赛福鼎厅长、赖希木江副厅长、艾沙委员、屈武委员、刘孟纯秘书长、王曾善厅长、刘泽荣特派员等，座谈了３天，企图扭转局势，消除双方剧烈的斗争，张的最后结论是：新疆虽然存在许多矛盾，但是一切可以用和平方式解决，而不必“再革命”、“再暴动”。张又说：“新疆人民不需要战争，把战争强加在人民头上是一定要失败的。我们一定要正本清源；着重法治，放弃主观；着重国家民族利益，放弃派系私见；尊重民主领导，放弃政治斗争和一派控制；消除矛盾，使言行、内外、上下归于一致，这才是光明远大的前途。”张治中提出要求伊方放弃政治斗争，这是阿合买提江等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的目的还远没有达到。而他们深知欲达到其目的，只有通过斗争（包括武装斗争）才能实现。

张治中没有和阿合买提江等人进行协商，就于５月１０日前后电蒋介石请辞新疆省政府主席的职务，并推荐当时担任新疆监察使的麦斯武德继任。麦斯武德是新疆伊犁人，维吾尔族，曾留学土耳其，他过去因反对盛世才的统治，被迫逃亡内地，在国民党政府里搞了１０多年，任过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等职务，自张治中到新疆负责后，他才回到新疆，并由南京政府派任新疆监察使。

麦斯武德和当时任建设厅长的伊敏及省府委员艾沙等人在政治上是属于泛土耳其主义。这一派人是反对阶级斗争的学说的，对苏联式的革命，深存戒心。他们在开始时曾极力鼓吹民族思想，为伊斯兰教徒争自由与独立，有些人还是革命暴动的思想领导者和组织者，但随后他们感觉到新疆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独立，又害怕苏联式的革命，因此主张在中国的名义下来设法实现新疆的民族自治。这些人，曾主张更新疆省为突厥省（关于这个问题，伊敏和艾沙曾对我谈过好几次，他们说“新疆”这两个字是意味着汉人新扩张的领土，含有殖民主义的意义），经常向汉人介绍突厥的历史与文化，坚决反对汉族的同化政策。不脱离中国，不搞独立运动，反对汉人统治，反对阶级斗争，是这一派人的基本纲领。

南京国民党政府于５月１９日批准张治中辞去新疆省府主席的兼职，并任命麦斯武德继任新疆省府主席。这一决定立即遭到伊方的强烈反对。５月２０日迪化市街上就发现了反对麦斯武德的传单标语。张治中于２１日约见阿合买提江，把国民政府的决定告诉他，他立即表示不同意，举出许多理由，要求张治中继续担任主席的职务，一直到省长民选时为止。张则表示命令已经发表，无法改变。

５月２８日麦斯武德举行就职典礼，伊方的省府委员都没有参加。在典礼会上，喀什的省参议员乌斯满以代表的资格发言，要求张治中把自己亲手签订的和平条款与省府施政纲领彻底执行等语。用意很明显，就是不赞成麦斯武德当主席。

麦斯武德就职后，紧接着就有属于伊方的省参议员４０余人致书张治中，认为和平条款尚未贯彻，省政府的任务尚未完成，省府不应该改组；又说省府副主席及委员们事先都不知道，省参议员亦未同意，更换领导是不适当的，坚决请求不要变更。张治中复信则说和平条款并不因主席的更换而不能贯彻；中央有权更换所任命的委员和主席，中央任命麦斯武德为主席，是符合新疆人民愿望的合理措施，要求中央变更命令绝不可能等语。

与此同时，另有属于哈密、阿克苏、和田等区的参议员六七十人联名致书张治中，表示拥护中央决定，欢迎麦斯武德充当省府主席。

这样，东土耳其斯坦主义者和泛土耳其主义者（又称突厥主义者）在反对或拥护麦斯武德当新疆省府主席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伊犁方面的一家报纸，曾尖锐地抨击张治中的这一作法是中国传统的“以夷治夷”政策的发挥。

伊方除在其所控制的三区举行大规模的反对麦斯武德运动外，在其他七区，也通过他们的组织，进行了广泛的反对运动，表现得最激烈的，是喀什和吐鲁番、托克逊、鄯善等地。在喀什所采取的方式，是集会讲演，游行示威。而在邻近省会的吐、鄯、托三地，则采取了军事行动。这是吐鲁番暴动事件的又一近因。

由阿合买提江所推荐的阿不都热合满充当了吐鲁番县县长后，即以三堡为基地，积极组织“东土耳其斯坦革命青年团”，编练青年，并通过在迪化的阿合买提江等人在政治上便利的掩护，不断地秘密运输武器。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早已获有情报，并曾一再向张治中汇报，判断可能发生变乱。张治中一开始不相信他们会这样做，以后则指示注意侦察和防范。

自５月２８日麦斯武德就任省府主席后，紧接着于６月５日爆发了北塔山事件，我们曾抽调驻在迪化附近的一部分部队开往奇台一带，伊方更是认为有机可乘，遂决定开始发难。自６月中旬至７月上旬，相继发生下列事件：１．在吐鲁番的新城附近，一再抢夺国民党卫兵枪支，并有一名士兵负重伤。

２．十几人一群，二三十人一群，在吐鲁番附近拦劫军车，阻挠运输，并劫走车上的军粮、器材等，先后发生四五次。

３．阿不都热合满等人经常召集群众在吐鲁番县维文会开会，煽动民众不要把粮食出售给政府……积极鼓动当地人民起来仇视汉人，驱逐驻军。

４．托克逊在吐鲁番西面６０华里，是通往南疆的要地。伊方也派人在这里组织了一股力量，以托克逊城西约１００多华里处的阿拉沟为基地，由阿合买提江派来的伊方干部海米提为首，聚众四五百人，有枪四五十枝，不时侵扰公路，阻止南疆的粮食运往北疆，有一次被他们打死打伤旅客各一人。同时他们也夺取伊拉湖附近民间的粮食马匹等。托克逊县政府曾派人前往劝说招抚，他们提出要国民党军撤离吐、鄯、托三县，罢免麦斯武德省府主席职务等要求，因而未获结果。

５．在鄯善方面（鄯善在吐鲁番东面约七八十华里）亦于７月８日有武装群众百余人，围攻连木沁警察所，杀戮全部官警，夺去该所所有的枪支马匹；旋又围攻汉墩警察所，该所官兵早有准备，据守碉堡内抵抗，未能得逞。这一部分人乃集结于东西克可牙尔山地，从事游击活动。鄯善县政府派员前往劝抚，他们自称是“革命军东土耳其斯坦游击队”，提出七项要求，主要的仍是要国民党军撤离吐、鄯、托三县，并罢免麦斯武德省府主席职务，与托克逊阿拉沟的那一部分如出一辙。

６．７月１０日在鄯善洋海附近又有２００余人突然袭击该地警察所，击毙警察数名，夺去枪数支，并将县府在该地的库存粮万余石洗劫一空。

这段期间这些小股力量的种种行为，从其演变进展来看，是脉络相贯的，可看出阿合买提江等人制有一定计划，企图以此试探张治中的反应如何？这些事件不断发生后，我曾向张治中建议：１．立即撤换吐鲁番县长阿不都热合满；２．命令当地军警对这些“暴徒”进行镇压；３．酌量增加吐、鄯、托三县的驻军兵力。张治中深恐这样做，便会和伊方完全决裂，使新疆一年来的和平局面将不能维持下去，因而表示犹豫。指示我们容忍，再静观一下，看看伊方的下一步行动再说。我根据张的指示，分电各军师团长，要他们尽可能地容忍避让，来维持新疆的和平，同时要他们保持高度的警惕，严密戒备，如“暴徒”敢于袭击驻军，则坚决予以还击。

阿合买提江等看见张治中没有采取镇压措施，又无想谈判的表示，认为张是处境困难。因当时国共战争打得很激烈，国民党军队节节失败，国民党政府无力西顾，张的任务是力求稳定新疆局面，所以不敢采取镇压措施，害怕破裂，使战端重开。他们基于这样的判断，决心进一步发动攻势，企图打击一个谈判的局面来。

７月１２日晚在托克逊的一股力量突然围攻库米什，企图消灭该地驻军，截断南疆交通。库米什是托克逊至焉耆公路上的一个市镇，在托克逊西南约１００多华里，当时驻有一二 八师的两个连。一二八师师部驻在焉耆。

７月１２日吐鲁番县县长阿不都热合满、副县长巴武东等离开县城，潜赴三堡，会同由迪化派出的维文会主任科员那满江等，指挥吐鲁番、鄯善两地力量，计有有组织的武装步骑战士约六七百人，加上纠集起来的群众共约千余人，拥有轻重机枪２０多挺，步枪五六百支，于１３日上午４时开始袭击胜金口。胜金口位于吐鲁番东面约３０公里，是通往鄯善、哈密的要地，由胜金口沿公路向东行，两边便是连绵不断的高地。同时在胜金口附近有一座重要的桥梁，为维护交通安全，我们派有步兵一营在此驻守。这些部队住在山口公路两侧高地自己修建的碉堡里。当时在吐鲁番、鄯善两地共驻有约４个营的兵力（包括驻胜金口的一个营在内），归第七十八 军所属的一七六师师长田子梅指挥，师部驻在吐鲁番。

吐、鄯、托三县武装集中力量攻打库米什、胜金口两地，这着棋是相当厉害的。因为这些地方是南北疆交通的枢纽，是新疆的中心地带，这次暴动如能成功，可以影响南疆、东疆等地相继发生变乱，可以威胁迪化，可以与伊、塔、阿三区成夹攻之势，把国民党驻新部队截分成三部分，陷入极端不利的形势。

据守库米什、胜金口的部队要求给予紧急支援，各军师团长纷纷来电请求坚决镇压，尤以第七十八军军长叶成自其驻地——呼图壁赶来见我，涕泣而道，如再不采取坚决镇压措施则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矣。我根据这些情况和各级部队长表现的情绪，向张治中作了汇报，请求他当机立断，勿再犹豫。张治中知道吐、鄯、托三县是联系南疆东疆咽喉之地，决不能被伊方控制，而自断其生命线，乃毅然决然地对我说：“坚决镇压，彻底肃清，交你全权处理。”张治中这种坚定的态度和语气，使我感到安慰。因我那时负全疆军事指挥之责，在那样复杂的情势下，如因过分退让而坐失广大土地，对南京中央政府无以交代，所以时怀危惧。我深恐张还会反复，乃进一步问他：“如果阿合买提江等要求你不要用兵，请设法和平解决，你何以对付？”张答：“我自会对付。你照我的话去办就行。”我在张治中那里辞出后，回到警备总部，立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参加者有：骑兵第五军军长马呈祥、第七十 八军军长叶成、骑第四十六师师长罗恕人、供应局局长夏日长、本部参谋长沈静、副参谋长罗开甲等人，听取参谋处的情况报告后，会议决定部署如下：１．立即电令库米什、胜金口两处驻军，坚决抵抗，固守待援。

２．命马军长即电驻在托克逊的冶长寿骑兵团，除留一部守备托克逊县城外，由冶团长亲率主力迅即赶往胜金口，击破“暴徒”，并加以扫荡。

３．命叶军长即电驻在哈密的一七八师师长莫我若派出步兵两营乘汽车（当时在哈密驻有一个汽车兵团）赶往胜金口支援，会同冶长寿团击破该股“暴徒”并消灭之。

４．电令驻焉耆的一二八师师长钟祖荫指派一位团长率相当兵力，立即往援库米什，并消灭该股“暴徒”。

５．命驻迪化的四十六师立即派出步兵一营由供应局备车运往达板城（达板城位于迪化至吐鲁番公路的中间，离迪化约有八九十公里）以南一带高地布防，截击流窜的“暴徒”。

６．将情况电告各地驻军，要他们提高警惕，严密戒备，如发现有暴动的可疑行迹，应立即予以镇压。

我记得这次会议大约是７月１３日晚１２时左右开的。会议决定后立即付诸实施。

７月１４日上午８时左右，包尔汉副主席来访，说有要事急需和我面谈，我已猜到八九分，抱定决心不妥协退让，见面后闲谈了好一回，还没有涉及正题。包尔汉原希望我问他来访的目的，便可乘机转到话题来，我则装作若无其事和他闲聊。他忍不住了，突然问我：“最近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我说：“包副主席所指的是什么呢？”包尔汉说：“我听说在吐鲁番、托克逊一带发生民众闹事，还听说从迪化运送军队到那边去，不知实在情况究竟怎样？”我说：“那边是发生了问题，是有组织的暴动，不是普通一般性的闹事。”包尔汉问：“我想请问宋总司令，你打算怎样处理？”我反问他：“包主席见过张主任没有？”包尔汉说：“我刚从张主任那边来，并曾向张主任建议，不要采取武力镇压，最好是和平解决。”我问：“张主任怎样答复你？”包尔汉说：“张主任说他对情况也不大清楚，他要我来问宋司令并商谈一下。”我说：“自从阿不都热合满任吐鲁番县长以来，积极从事各种组织活动，特别是秘密地搞地下武装，我们早已侦知。最近一个月，他们拦劫军车，阻挠运输，掠夺国军卫兵枪支，袭击警察所，并对群众进行恶意宣传，挑拨民族间感情，威胁民众，拒绝售卖粮食于政府……他们的种种行为，早已激起部队官兵的极大愤怒。新疆警备总部本着张主任的意旨，勖勉全体官兵，以极大的耐心，忍辱避让，俾使新疆已奠定的和平基础得以巩固。

现他们竟然明目张胆进攻国军，企图消灭吐、鄯、托三县的驻军，截断南疆东疆的交通，犹如扼住一个人的咽喉一样，想这样来置我们于死地。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除了坚决抵抗，坚决镇压以外，是没有其他办法的。”包尔汉听了我带有激昂情绪的一段话以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慢吞吞地说：“我看最好是不要流血，可否由省政府和警备总部会同派人前往调查一下，再研究解决办法。”我站起来严肃地对他说：“这没有商谈的余地。”包尔汉看见我这样坚决的态度，知道说亦无益，遂告辞而去。

镇压暴动的经过

库米什方面：７月１２日晚有自称为“东土耳其斯坦游击队”约二三百人，突然袭击库米什，遭到当地驻军的抵抗，攻击者由于缺乏作战训练，又没有重兵器（如迫击炮、机枪等），只凭一股勇气，多次向驻军猛扑，伤亡颇大，均被击退，到１３日下午又增加了２００多人，继续向驻军攻击，战斗了一 个整夜，仍未奏效。１４日一二八师派来的增援部队赶到，将该股武装完全击溃，除毙伤及俘虏外，全都溃散了。公路交通始告恢复。

胜金口方面：７月１３日晨，有组织和具有相当训练的武装六七百人，占领胜金口南北高地，持白色方形的“东土耳其斯坦游击队”旗帜多面。拂晓前向胜金口驻军袭击，驻军据守碉堡抵御，这些碉堡多半是用大石头或砖块修砌起来的，相当坚固，碉堡周围又挖有外壕，堡内储存有相当数量的粮食弹药，守军官兵都是从内地到新疆去的，都是汉人。他们知道，如果不坚决战斗，被“暴徒”攻破，就绝无生路，唯一的就只有拼命抵抗。这些游击队较库米什方面的那部分作战能力要强得多，而且携有轻重机枪２０多挺，手榴弹颇多，攻击相当猛烈，一步一步地逼近碉堡，向守军投掷手榴弹多枚，企图炸破碉堡或使碉堡部分倒塌。但因碉堡做得相当坚固，未能实现其目的；相反地，守军在碉堡内用机枪扫射，并投出手榴弹，使攻击者伤亡惨重。据守军营长程某（忘其名）事后告诉我：估计当天（１３日）击毙了１００多人，伤者可能更多些。１３日的战斗延续到黄昏，游击队向驻军的多次攻击，均未奏效，阿不都热合满等继续从各方纠集力量，增加到千多人，将胜金口严密包围，并将吐鲁番、鄯善之间的电话、电报线加以破坏，将胜金口附近公路桥梁烧毁，企图延缓我军的增援，以达到其消灭胜金口驻军的目的。１３日夜间，这些“东土耳其斯坦游击队”，又有数百人接近碉堡，并有些人用梯子越过外壕，靠近堡下，反复猛扑，志在必得。这样，使守军遭到相当伤亡，指挥员也有些沉不住气了，曾使用无线电话报告战况并请求紧急救援。１３日晚激战彻夜，喊声震天，守军在“离此一步即无死所”的激励下，终于打退了游击队的多次进攻。但攻击者只是遭到挫折，并不想放弃围攻胜金口的计划，所以他们仍继续纠集力量，调整部署，准备再次发动攻击，以期一举歼灭守军，但增援部队适时赶到，打破了他们的企图。驻在托克逊的骑五军直属骑兵团，除留一连守备托克逊外，其余由团长冶长寿率领于１４日上午２时左右出发，以急行军向东疾进，６时左右即已到达胜金口附近，正值“东土耳其斯坦游击队”攻势顿挫的时候，骑兵部队行动迅速，很快就夺取了胜金口南北一带高地，并向麇集在几处的游击队冲杀。同时，由哈密用汽车运输的先头营，亦于６时左右赶到了胜金口以东地区，占领高地，逐次向胜金口逼近，形成东西和内外夹攻之势。阿不都热合满等人看见形势不利，乃分股向洋海、二堡、三堡、木头沟、苏巴什等方向退去，原驻胜金口的守军与增援部队会师后，立即分头尾追，这些游击队在胜金口遗尸２００多具（多半是被骑兵部队打死的），随后追击队伍又在胜金口东北的群雄村附近消灭了一股约七八十人，其余的大多逃散了，剩下有４００余人向东西克可牙尔山窜去。东西克可牙尔山位于鄯善东北奇台西南之间，地区颇广，形势重要，新疆历次发动的暴乱，多以此为起点。残余的“东土耳其斯坦游击队”进入山里后，又突于１６日向七角井驻军围攻，守军沉着抵御，双方激战了一 整天，至１７日晨，由鄯善派去增援的队伍赶到，东西夹击消灭游击队２０多人。他们见势不佳，乃又回窜入东西克可牙尔山，并经常阻断吐鲁番、鄯善与奇台、木垒河间的交通，仍然是相当大的威胁。我根据这些情况，乃命驻在鄯善、七角井、奇台一带的部队，各抽出若干兵力分路入山搜剿。自２０日起，至２３日止，先后在宽沟、克可牙尔山等地与游击队遭遇，发生战斗，被毙俘百余人。残余不足３００，无心恋战，乃急急经七泉湖、热水泉、煤窑沟向西流窜。２４日夜间，游击队在三个泉子与派在该地担任堵击的四十六师部队发生战斗约一个小时后，乘夜继续西窜，于２５日窜抵小羊湖，又与我另一部分堵击队伍遭遇，双方激战两个多小时，游击队又被毙俘数十人。至此，这个“东土耳其斯坦游击队”的残余，仅存百余人矣。据俘虏供称：“他们几天来，每天要走１００多里，多半是夜间沿着山沟里走，因山地居民少，很不容易找到吃的，弄得饥疲不堪。在这残余的部队中，以伊犁派来的人占多数，他们宣称只要脱离国军的包围圈，就可沿着天山向西窜到乌苏去。”２５日由小草湖续向西窜的百余人，当天窜抵阿拉沟，并在托克逊西南３０华里处，阻击商车一辆，有旅客４人遇难。２６日晨窜抵托克逊西边的布尔城，除向居民索取粮食外，并把这个村子的马匹全部掳走。驻达板城的部队与驻托克逊的部队分别自东南方向追剿游击队残部，于２９日在布尔城与柯尔城中间地区以及柯尔城附近山地，先后遭遇，经过几次的小战斗，又毙俘５０余人，残余不足百人沿着天山向西窜走了。听说这部分人不久到了伊犁，被当地群众当作英雄，给予热烈欢迎。

吐鲁番暴动平定后，根据张治中的指示，由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会同新疆省政府组织了一个宣慰团，共有２０余人，由警备总部政治部主任梁客浔率领，前往吐、鄯、托三县，安抚民众，办理善后等事宜，他们在那里住了一个时期，其工作的详细情形，我不大清楚。

镇压吐鲁番暴动后，麦斯武德派了人去当县长，该县的警察局长，则是由军统系统的人去担任。听说这个特务利用这一事件，在吐鲁番县继续逮捕了许多人，并残酷地杀害了一些人，此事我和张治中事前都不知道，及到我们得知后，张治中曾严厉责备当时担任军务处（实即军统的新疆站）处长佘万癣副处长饶铁珊等人，但亦无补于事了。

吐、鄯、托暴动发生后的第二天下午４时左右，张治中亲自来到我的办公室询问情况，并对我说：“为预防其他地区相继发生暴乱，应采取预防措施，除提高警惕，严密戒备外，对于在各地进行‘东土耳其斯坦’组织活动的重要分子，应查明加以逮捕管制。喀什为南疆重镇，尤宜特别注意……”他随即在我的办公桌上亲自写了两份电稿，一份是发给驻在喀什的第四十二军军长赵锡光，一份是发给驻在和田、莎车、阿克苏、焉耆、哈密等地的部队头目的。电文的大意，和他对我的讲话大致相同。各军师团长根据张治中的手令，在南疆、东疆各地进行了逮捕，就我的记忆，在喀什一地，逮捕了四 五十人，在其他各地，共逮捕了二三十人，总共约有七八十 人。１９４８年７月我离开新疆时，这些人大部分均未释放，以后是交由陶峙岳负责处理的。张治中亲笔所写的逮捕令电稿以及镇压吐、鄯、托暴动经过的全部案卷，我也均亲自移交陶峙岳接收。

吐、鄯、托暴动事件平息后，自然给阿合买提江等人以重大的打击，他们认为和张治中已无继续合作的可能，遂于８月上中旬，原由伊方参加省府的委员及工作人员，相继离开迪化回伊犁去了。至此，这个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派和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东土耳其斯坦派合作组成的省政府，仅仅１年零１个月的时间，便宣告破裂了。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６册Ｐ９２—１２８，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