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人格、武功崇拜及愛國

任不寐

最近眾多媒體紛紛披露了大陸一家民調機構的一份調查報告，該報告稱有80%強的被訪民眾主張“對台動武”。 這的確是一個非常令人深思的現象。如果這一結果是可信的，那麼它尤其令人深思。

◆反思“戰爭人格”

自90年代初以來，一種“熱愛戰爭”的思想開始在全社會出現並不斷蔓延。在反思“文革”的短暫的人道主義 思潮被抑制之後，我擔心，“階級鬥爭”所根據的“武打精神”或“要武嘛”（毛澤東）這一野蠻傳統正逐漸 以“民族主義”的新形式借屍還魂。重新在荒無人煙的民族精神的空中祭起“槍桿子理論”，無論是一種後意 識形態合法性的救援，還是一種政治訛詐，在一個和平主義和人道主義成為“世界精神”主流的新時代，都可 能是一種返祖現象。

戰爭人格是一種原始文化，從赫拉克利特經黑格爾的渲染，希特勒把它民族化了，斯大林把它國家化了，毛澤 東把它階級化了——在李逵、關羽“砍人頭如切菜”這樣的傳統審美文化的共同援助下。現在，東方世界的精 明人正努力把它企業化和商業化。戰爭究竟是什麼？我建議廣大讀者去讀一讀東史郎的日記。我贊同羅斯福的 一篇著名演講：我痛恨戰爭，因為戰爭是無數孤兒寡母，是無數斷壁殘垣……

有一位偉大的智者曾說過：“動物撕打，而人類契約”。另一位學者說：“只有當人不再殺人才得以為人”。 那些動輒喊“殺”喊“打”的人，面臨着重大的進化的任務；讓我們為他們的靈魂日夜祈禱——主是仁慈的， 一定能寬恕他們，因為“他們說的他們並不知道”。“戰爭狀態”的邏輯結論之一是敵人的存在。“敵人”一 般在國境線之外，但由於政治文化自身的局限性，“敵人”更多“存在”於日常生活的周圍。虛構內部敵人是 20世紀最野蠻的政治迫害形式之一。敵人意識因暗示了“非敵人”的人的（對敵人的）專斷或特權地位而為卑 賤者所鍾愛。當有人鼓吹“祖國的藍天”在等待紛飛的炮火時，我懷疑，事實上可能是他自己在盼望，在那樣 的天空裡，他不僅可以口頭斥責、污衊別人“正中美國人的下懷”，而且他應該“有權”對他人實行“專政” 。我認為一切鼓吹戰爭的人有一個幻覺：“局外人幻覺”。即想當然地預定戰爭中的一切災難都發生在別人身 上，那個永遠失去父親的幼兒肯定是另外一個倒霉蛋的孩子。如果沒有這種局外人幻覺，如果“幼吾幼及人之 幼”，除了幾個瘋子以外——因為他們有病——絕大多數“戰爭主義者”都會馬上閉嘴。人類正這樣日益分化 為兩種人：對他人受到傷害而感到自己痛苦的人，和因他人受到傷害而感到自己幸福的人。前者被稱為人道主 義者，後者有各種冠冕堂皇的旗幟。現在令我感到痛苦的是：我們的社會，或者由於歷史傳統，或者由於強制遺忘的現實環境，根據那個民意調查結果，第一種人似乎占“公民”的20%，而後一種人占80%.我似乎記得一位 領導人說過，跨進21世紀，我們必須清楚我們在世界文明史上所處的位置。但是，我們處於什麼樣的文明的位 置上呢？除了上面充分展示的“野蠻”，還有更普遍的“謊言”，二者構成我們的“文明”的內核，因為二者 竟然成為了生活的“常識”。人反駁說，面對“日寇”的暴行難道我們不能“打殺”嗎？我認為這是偷換概念 ，因為我批判的是“熱愛戰爭”這種“文化”，並不是無條件地鼓吹取消“抵抗暴政權”。不過我必須提示的 是，“日寇暴行”一直在人道主義批判的範圍之內。同時，中國人對中國人的“日寇暴行”同樣存在，同樣是 惡。

不過對於絕大多數“忽然想參軍”或突然渴望殺人的人，我們不能太認真，因為稍一沉思我們就能發現鼓吹戰 爭狀態的人多是一些不負責任的人，我們能發現他們的偽勇敢和真精明：“增加發行量”和“收購注意力”是 他們真正的商業目的；這種商業動機在一種政策環境（同時也是市場環境）中受到了鼓勵。你不能在他們那裡 找到理性、良心和責任，那從來不是他們的長項。他們理直氣壯地認為責任是愚蠢，而無恥才是成熟。他們能 夠在良知的普遍怨恨中眉開眼笑地數錢。

但偽戰爭販子“收購注意力”的商業努力顯然取得了某種成功，因此我們必須深入反省一種被稱為民族文化的 東西。“王朔挑戰金庸”所引發的文化爭論為文化反思提供了某種啟示。

◆反思武打文化

自從1999年11月1日《中國青年報》文學版刊發了王朔《我看金庸》一文之後，各種傳媒競相炒作，學界對此卻 反應不一。大體說來，圍繞“金王之爭”至少存在三種觀點：“修理王朔派”、“聲援王朔派”和“不以為然 派”。

很多學者屬於“不以為然”派，他們認為“金王之爭”如果不是媒體炒作，就是王朔自我炒作。有學者認為， 即使對金庸作品進行“文學批評”，比如批評金庸“妖魔花”了中國人，那麼進行這樣的批評也輪不到王朔， 因為在王朔的作品裡，中國人也好不到哪裡去，可以說是被“痞子化”了。很多學者認為，“目前中國有很多 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因此沒有必要參與這種瑣碎無聊的文人口舌之爭”。但顯然，如果一定要學者們在金王之 間有所褒貶，可能大多學者會對金庸寄以同情。

在“修理王朔派”和“聲援王說派”之間，這場爭論可以說還未開始就勝負已判：修理派一直擁有壓倒多數的 優勢。加上中國文字經過大批判的千錘百鍊所累積的“修理”（批判）優勢（動機分析與“就是——判斷”） ，王朔似乎已經被“修理”得體無完膚了。

多年來，我一直在批評金庸的小說。我感到動輒對人喊打的人和批王朔的人之間有某種文化上的聯繫，這種聯 系根源於一種共同的“民族文化”：力量崇拜（以暴力和狡猾為主要手段的“權威人格”，可參考法蘭克福學 派對“權威人格”的定義）。“武術”是暴力的藝術移情或文學抒情。

我的觀點是：首先，我認為，王朔是一個很真誠的人，這種誠實在一個被謊言管理的社會顯得尤其可貴。“動 機分析”——如普特南對“相對主義”的批評——是一種“精神自殺”。它使任何學術批評都不可能，而“批 評者”本人也必然面臨相同的“分析”。其次，王朔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一個涉及中國文化的自我反省的 大問題。考慮金庸小說的“普及率”，考慮中國“武打小說”在世界文壇上的“獨樹一幟”，我認為，王朔的 批評從一個新的視角重新提出了中西文化比較問題，它也可能幫助剛剛興起的中國學界對中國人懺悔意識的呼 吁。我擔心，金庸的作品可能影響（正面的或負面的）幾代人，因此對這樣一種關乎重大的文化事件進行反省 是非常必要的。我認為甚至可以把這場爭論看作是“第二次新文化運動”發生的先兆。“五四”新文化運動批 判的是“舊武打文化”，它的核心思想是：蠻不講理的“在朝”的法家現實進行儒家的“文學”抒情，其邊緣 文化是“在野”的法家的綠林精神或“梁山精神”以及與此相關的“神人”（克里斯瑪人物）偶像崇拜。新的 武打文化以“歷史主義”和“本質主義”給力量崇拜“賦予了新的”合法性“，但我們仍然能發現，”力拔山 兮氣蓋世“與”槍桿子裡面出一切東西“二者之間共通的文化資源。現在我們面臨着對”新的武打文化“和” 舊的武打文化“共同反思的任務。

但令人遺憾的是，或者由於高，或者由於膽怯（主要是懼怕”群眾“），文化反省的任務一直被擱置了，剩下 的只是學術表演。儒家文化是法家現實的文化表演，以儒家為文化反省對象的”現代思想“是新的文化表演。 今天，我們一起沉陷到一個化裝舞會之中，為了顯示我們的”成熟“或我們的出類拔萃，我們一致同意，舞會 外面的現實是”俗文化“或”亞文化“。在我看來，法家比儒家更能代表曾經真實存在過的”中國文化“，而 ”武打文化“是法家思想最精製的大眾文學形式。

我同意這種觀點，“王朔沒有完全批評到點子上”——據我所知，他也不是最早最深刻地審視金庸作品的人— —但他開了個頭，他無意中提示思想界應該有更多的人認真思考和解釋這個“武打時代”（從小說到銀屏，從 成年人到兒童，從文學到政治，從拳頭到嘴巴，從古至今，等等）或武打文化。所以我認為有必要對這樣一種 文化進行還原，進行“考古研究”（福柯）。我們不能對一個文學批評提出超越它本身的要求，儘管我同意， 對文學批評仍可以進行文學批評和學術批評。

最後，我贊同我的朋友朱學勤先生說的：好像我們中國人都是“吃狼奶”長大的，因此“有話不好好說”。以 批評精神超越大批判精神和罵人精神，是這次討論的方法論方面的意義。大批判或罵人是“語言武打”，是語 言的“蠻不講理”或“話語力量崇拜”（它比“話語霸權”更原始）。從“金王之爭”的兩派的大批判語言中 ，我們恰恰看到了“武打文化”對我們靈魂的毒害。要治理批評精神的貧困，應該支持和歡迎各種公開的辯論 。至於王朔所使用的“批評”語言，是歸與一種個人的語言風格，還是斥之為“刻薄”或“過分”，我尚未想 清楚，故不敢置評。

我不否認“金大俠”的才思敏捷，但他的基本認識論是“善惡二元論”；他的基本方法論是“打”；他的基本 價值觀是“好人打壞人，活該”，這是滅絕人性的“大興慘案”的罪魁禍首之一的謝富治的原話。如果在紅衛 兵精神和金大俠精神之間作區分，可能區別在於紅衛兵是“國家鐵拳”的一部分，而“神鵰俠”的鐵拳屬於他 自己。

“善惡二元論”是極權主義的道德合法性，“打”是野蠻民族的野蠻傳統和極權主義唯一的政治安排。我確信 金庸的作品是偉大的，只不過是並僅僅是在中世紀時代是偉大的，或者，只有在仍舊生活在中世紀法則之中的 人們中間，它才是偉大的。這個法則是：一切圍繞生存資源和政治資源展開的競爭和衝突其最普遍或唯一的解 決方案是：“打”。這是動物世界的普遍生存原則。“武打小說”僅僅是對這一動物原則的“楊朔式抒情”； 人比動物虛偽，他可以“以打為美”。“我把那傢伙打了一頓”，幾乎所有的人都這樣自豪而幸福地炫耀說， 卻絲毫不覺得丟人。

這樣的動物或惡棍象莊稼一樣遍及我們的四周。“專政不是繡花，為什麼不槍斃一些反革命？”這話是姚文元 說的，但以同樣的口吻談論問題的人絕不僅僅是姚文元，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姚體”是全民語言。前幾 年就有這種“呸式”語言：“國家給他們（台灣人）捎個話，這事就這麼定了！沒什麼好商量的，國家是干什 麼吃的？！”（《中國可以說不》）最近，我經常在朋友那裡聽到同樣的抱怨：“為什麼不打台灣？！如果我 是領導人的話……”我每次都非常詫異他們談論戰爭和暴力問題時那如此輕鬆和權威的神情。我非常慶幸他們 沒有真正成為“國家領導人”，而真正的“國家領導人”一直在主張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我為大陸的兒童 和台灣的兒童（據說他們也是“我們中國人”）能因此免遭失去父親或被炮火撕碎他們幼小的軀體和靈魂的悲 慘命運而慶幸。

暴力的平常心是“武功崇拜”（是以打為常識、為美、為“贏”的原始精神）的惡果。擁有“武功”的人是習 慣“捎個話”而不願意講道理的。“蠻不講理”，這個詞很精彩，因為“蠻”，所以“不講理”。能夠蠻不講 理一直是一些中國人的人生理想。如何才能“蠻”？“武功”（拳腳的與槍炮的，或舊式的與新式的）而已。

“武術之鄉”還有一個基本經驗：“落後就要挨打”。這個“打文化”的經驗顯然是狹隘的，因為如果的確如 此，由於世界上永遠有發達國家和落後國家，那麼世界應該每時每地都是戰爭；但我們知道，這不是事實。不 僅如此，這個“經驗”可能還意味着強大的國家或個人“應該”欺負“落後”的國家和個人。我不想為此舉例 ，如果你是一個誠實的人，你可以反省你自己，你可以正視你的周圍。

我們能否僅僅以“審美”的理由來為金庸的作品辯護呢？我贊同經濟學家應有“人文關懷”，那麼作家不更應 有“人文關懷”嗎？“打得很美”，“美”在何處呢？如果說武打小說是“成人的童話”，我不理解，何以我 們成人特別喜歡“童話”，並且喜歡“打人”的“童話”？我常常想“基督山伯爵”的復仇方式在金庸先生那 里將完全是另外一種方式，即“武打方式”而不是“經濟方式”：伯爵遇到高人苦練打仗的本事（我們稱之為 武功）或“苦練殺敵本領”——當然，無一例外地周圍跟着一大堆不食人間煙火的女孩子——然後伯爵下山殺 死了仇人。這就是兩種文化的不同。文學不僅僅審美的，也是一個民族精神的窗口。金庸先生僅僅是反映或迎 合了“打”的傳統，而不幸的是，這個傳統是反人道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我建議王朔在批評金庸的同時應該更 多地反省我們的文化，反省中國的文化：何以有如此眾多的人迷“武”戀“打”？

“成年人的童話”？它實際上成為了童年的常識。成年人不應該因自己這種變態的審美造成的兒童的童話的消 失而集體懺悔嗎？我們在“成年人的童話”中想象自己把別人打敗了，我們因“孤獨求敗”而無限幸福，—— 何以我們高人一等並恃武力為所欲為就感到美或幸福呢？這不正是法蘭克福學派所批判的“權威人格”嗎？

記得晚清時期有一個外國傳教士感慨說：幾千年來，中國沒有一個成年人為孩子們寫過一部童話故事。審視我 們的歷史，我只能贊同他的發現。“愛國主義者”或“純文學家們”辯護說，但我們有“成人的童話”。金庸 以前，有孫悟空大鬧天宮，有關雲長過五關斬六將，有諸葛亮火燒赤壁……全部是散發着血腥氣的“打殺英雄 ”，區別僅僅是用木棍、用大刀或用“計謀”。這種“成人的童話”已經成為兒童的實踐：我們都記得，在我 們的童年，我們最經典的遊戲項目絕大多數是從這樣的口號開始的：“衝啊，殺啊……”現在到校園裡，甚至 到幼兒園裡我們會看到，那些活潑的孩子們最經常的遊戲是彼此比劃從武打電影中學來的招術，嘴裡有節奏地 喊着：嘿、嘿、……文革時期有一著名口號：“刺刀見紅”或“殺！殺！殺！“那些”武力審美派“或”成年 童話派“如何理解這一切呢？”武打審美“絕不僅僅是”純文學“的，它是歷史，也是現實，也是政治，也是 生活。區別僅僅是打人的姿勢和打人的工具。

兒童的成長過程是對成年世界的模仿過程。我希望成人記住自己的責任和自己的社會角色。“成人的童話”的 惡果是普遍的成人世界的偽幼稚和兒童世界的偽成熟。這種“人生季節的顛倒”（周作人）在中國社會隨處可 見，我猜想，這是中國人對一種偽成熟的真幼稚或真原始的偽現代的政治生活的文化適應：“中國功夫”是對 “棍棒統治”（孟德斯鳩）的文學適應。被奴役和攻擊的人往往更喜歡奴役和攻擊他人，如果他不能現實地奴 役和攻擊，他就想象自己的奴役和攻擊。我們也可以說，文學是願望的達成；武打小說是被武力奴役者的“精 神勝利法”。審美的藝術？我想起中國人對女人小腳的病態的審美來了。那時“80％”的人是“喜愛”小腳的 或“以小腳為美”的，儘管被活生生摧殘的女孩不喜歡；現在，“80％”的人是“喜愛戰爭”的，儘管那些在 戰爭中失去雙親的哭泣的孩子們不喜歡——一種猥褻的審美已經漸漸死去，一種野蠻的審美卻還在生長……語 言文字都變成了武器——武器的作用是殺人，而語言文字的作用是證明或表述“為什麼殺人”以及“如何殺人 ”。如果說語言和文字是文明的載體，那麼，武打語言和文字承載着一種什麼樣的文明？

當個人武打“打下了江山”以後，對“打”的金庸式抒情就深化為意識形態抒情，這個意識形態的核心就是國 家暴力的合法化以及以國家等大詞為藉口對暴力賦予正價值，國家暴力往往對個人進行合法的迫害和謀殺。

◆“愛國”——給殘忍提供的機會

自古以來由於“莫非王土”的皇權自私，中國意識形態有一種“大一統”拜物教。它認為，如果在個人生命和 個人權利與“國家統一”目標之間二者擇一，必須選擇後者。我的看法正相反。我這種觀點並不是偏激或“異 端”，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國家僅僅是個人自由和自我完善的工具”，但這一“工具”畢竟還束縛 個人自由，因此，“國家應該不斷消亡”。在馬克思看來，“國家尊嚴”這個概念是可笑的，因為如何說工具 ——比如一把鋤頭——有“尊嚴”呢？如果“國家”不斷“尊嚴”，那麼“國家”如何“不斷消亡”？

波普爾說：國家是一種必要的痛。“痛”何以尊嚴？國家價值在個人價值面前如此，國家統一的價值就不證自 明了。作為工具價值，統一是必要的，是一種善，但當且僅當國家統一是通過契約自願聯合而不是通過征服強 制一統時，統一才是善，儘管不是至善（至善是個人自由）。

托斯妥耶夫斯基曾舉例說：如果你為了一個“社會工程”，必須用坦克壓到前面一個正在握緊小拳頭的吃驚地 望着你的孩子，你能相信你的那個“大義名分”的目的的合理性嗎？“對台動武”不正是面臨相同的問題嗎？ “武力不是用來對付平民的”，在所有的戰爭中，“正義的”與“非正義的”，這個口號都被用來覆蓋每一顆 炮彈，但每一顆炮彈在爆炸的瞬間都雄辯地證明了這句話永遠是一個謊言。人是政治的動物，因而人類可以這 樣劃分為兩類：通過暴力和機遇完成政治安排的人和通過和平協議和深思熟慮完成政治安排的人。文明與野蠻 ，判然有甚於是乎？

◆向孩子懺悔

戰爭人格和武打文化代表了一種瘋狂的成人文化。他們缺乏對戰爭中的不幸者最起碼的同情心，特別是對失去 父母的可憐的孩子——無論是自己的孩子還是別人的孩子——的同情心。如果我們感同身受地想一想可憐的孩 子們，我想一切對父親和母親的政治迫害和戰爭殺戮都可以避免了。可惜的是，我們這個民族向來是蔑漠視兒 童的；我以為，漠視兒童是戰爭主義和各種暴力理論的根源：漠視兒童而不在意他們失去親人的苦痛，漠視兒 童而把他們當做工具或炮灰。當一名戰士將一個“敵人”擊斃的瞬間，他應該聽見那個敵人的女兒的啼哭聲， 那種哭聲與他自己的女兒完全一致。當一位法官或警察將一名“鬧事者”咣噹一聲關進監獄時，他應該看見有 一個孩子在睡夢中流出的眼淚。

歷史上的中國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易子而食”、“賣兒賣女”、“棄嬰溺嬰”之國，這早已不是什麼秘密了。 通過媒體我還知道，1999年11月10日，澳大利亞移民局繼15（？）個國家之後，與中國民政部門又達成了“棄 嬰領養協議”，中國民政部門要求每個國外的領養人贊助“福利院”4800餘澳元。有資料顯示，90年代以來僅 僅被國外領養的中國嬰兒每年就有6000人以上，其中有4000餘是女嬰。最近廣東一些媒體紛紛報道了湖北省通 山縣浩路鄉雨山村小學的“現代溺嬰”慘案：這所學校10年來一直要求學生每周三下午上“勞動課”，“勞動 課”的主要內容就是上山砍柴，向學校交燒柴。1999年5月5日，6個孩子在砍柴中落水而死。由縣教委、民政局 、保險公司等有關單位出資，每個死難學生家屬獲得3000元的安葬費、2000元的保險費，外加大米150公斤。這 就是生命的價格。我又想起據有中國特色的訓練孩子表演的“雜技”藝術，而在更多的國家，那種藝術更多是 馴獸表演。

這種“審美”是否太病態了呢？如果我是一名觀眾，我將在那些幼小的變型的軀體面前感到痛苦，感到自己有 罪。

我想，正是如此蔑視生命、不尊重人和把兒童作為工具（意識形態工具、傳宗接代的工具和發財治富的工具） 的民族才可能擁有那個80%的狂熱。因為漠視生命，所以“熱愛戰爭”（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所以“不怕 犧牲”。因為瘋狂自私，所以“熱愛別人戰爭”，所以“不怕別人犧牲”。這就是80%背後如此平常如此殘酷的 靈魂。

我希望有一天，所有的象公牛一樣撕打在一處的父親們握手言和，所有的象野鴨一樣叫喊助威或向勝利的公牛 嗲聲嗲氣的母親們微微有些臉紅。那一天，80％的人對“以打為美”、對“拳腳工夫”都困惑不解，所有的人 們——如一位偉大的詩人所說的——“一致同意：從此，人類結束戰爭”。如果個體生命的價值高於一切，那 麼一切戰爭都是不合法的；如果人在本質上是一個宗教動物（柏克），那麼一切武打精神都是反人類的，至少 是反文明的。我永遠也理解不了熱愛戰爭的人，就象我永遠不能理解“打審美”的“文學理論”。人類的心靈 是如此的不同，在80％的“群情激憤”中，我能否擁有“少數人的權利”？在一大堆憤怒的群眾和一個孤弱無 助的孩子之間，我寧願作一個“極少數人”。我唯一的力量或反抗方式是我的“軟弱”——我以此意識到自己 與野生動物的不同；以此意識到自己生活在計算機時代而不是義和團時代；以此才略有勇氣直面人生地平線上 如星星般剛剛睜開的純真的眼睛。

把剛剛出生的孩子放到一個嚴重污染（心靈的與物質的）而打成一片（喊打聲和槍炮聲）的世界，我們這些成 年人是有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