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所謂蘇聯模式，也稱斯大林模式，指的是蘇聯在30年代確立起來的一種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思想及外交體制。具體到這種模式的經濟方面或者說蘇聯的經濟模式，我認為，它就是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純粹的、非商品的、非市場的”社會主義理論與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軍事共產主義實踐相結合。實現這種社會主義的基本標準不是生產力發展的水平，也不是人民群眾生活的富裕程度，而是以行政手段對經濟活動的控製程度。

它具有哪些特徵呢？

第一，單一的公有制。到1937年，蘇聯工農業中非公有經濟所占的比重已經微乎其微，在工業總產值中，公有經濟在工業總產值中占99.8%，在農業總產值中占98.6%，在商品流通中占100%。與此相適應，在階級結構上除工人階級、農民和知識分子之外，蘇聯已不存在其它階級了。

第二，非均衡的經濟結構。蘇聯工業化的基本特徵就是優先發展重工業，忽視輕工業和農業，在重工業中又優先發展軍事工業。在第一個五年計劃（1928～1932）期間，工農業總產值中工業產值占70.7%，其中重工業與輕工業的比重由1928年的60.5：39.5變為46.6：53.4；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1933～1937），重工業增長速度為19％，產值增加了1.4倍，輕工業增長速度為14.8%，產值增加了1倍，但農業產值只增加了54%；在1938年開始執行的第三個五年計劃中，規定生產資料產值增長107％，消費品產值增長72％，農業增長52％，軍事工業投資占整個工業投資中的25％以上。

第三，排斥價值規律的指令性的計劃經濟。所謂指令性，是指國家的計划具有法律效力，國有企業由國家經營，企業生產什麼、生產多少、產品供銷、價格等統統由國家規定，企業沒有任何自主權。這種經濟與商品經濟完全對立，認為商品經濟和市場調解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必須保證國民經濟中的公有部分戰勝私營部分。

第四，以高度集中的行政手段管理經濟。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決策權、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支配權全部集中在中央，黨和政府通過發布命令、作出決議的辦法和採取行政組織手段，與各企業和經濟組織發生關係，組織社會經濟生活。

最後，在對外經濟關繫上，將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對立起來，恪守“一國建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兩個平行市場”教條，長期處於封閉和半封閉的狀態之中。

這種經濟模式雖然在一定時期對蘇聯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也存在着種種類似定期不定期發作的病毒般的缺陷。蘇聯高速發展的重工業，尤其是軍事工業，是以犧牲輕工業和農業並且歸根到底是以犧牲人民群眾物質生活的低水平為代價的。1953年時，蘇聯工業總產重中，生產資料的產量已經超過了70％。至於說農業，更是長期低迷不振，1933－1940年間糧食平均年產量還趕不上1913年的水平；1952年，蘇聯農業機械化率雖然已高達87％，但人均占有糧食只有432公斤，而1913年人均占有540公斤。其結果又在較高的層次上重現了軍事共產主義的弊端。

2、新中國成立前夕，1949年６月30日，毛澤東在《論人民主專政》一文中說，“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年和二十八的經驗，中國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所以，“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既然在社會發展方向上選擇向蘇聯“一邊倒”，因此，蘇聯的經濟模式也成了中國人信奉的圭臬。對此，毛澤東1953年2月在政協第四次會議上講的一段話最有代表性和權威性，“我們要進行偉大的國家建設，我們面前的工作是艱苦的，我們的經驗是不夠的，因此，要認真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無論共產黨內、共產黨外、老幹部、新幹部、技術人員、知識分子以及工人群眾和農民群眾，都必須誠心誠意地向蘇聯學習。我們不僅要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而且要學習蘇聯先進的科學技術。我們要在全國範圍內掀起學習蘇聯的高潮，來建設我們的國家。”

長期以來，人們更多地是從外交角度來理解、論述“一面倒”政策。

的確，這個政策最初與“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一起並列為三大外交方針。

但是，這只是一層含義，而且在實踐上中蘇完全站在一起的時間並不長。更深層次上，“一邊倒”政策所表明的實際是把中國社會發展道路鎖定在蘇聯模式上面。

3、奪取政權不易，鞏固政權更難。經過二十多年的浴血奮戰，中國共產黨人終於掌握了國家政權，可在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方面卻是一點經驗都沒有，頭腦中實際上一片空白。所以，向蘇聯學習的重點實際上在於經濟建設方面。另外，就其背景而言，還有三點也必須考慮到。一是中國經濟發展水平極其落後。建國前，“在國民經濟中，個體農業手工業占90%，近代工業只占10%。工業的成份主要是輕紡工業、食品工業，缺乏重工業的基礎。1936年，在工業總產值中，生產資料工業產值僅占23%，消費資料工業產值占77%。基本上沒有製造業，汽車、拖拉機、飛機等都不能生產。中國雖稱‘農業立國’，但農業生產水平很低。解放前糧食最高產量只有2774億斤。”

二是中國當時所面臨的國際環境十分險惡。一方面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軍艦進入台灣海峽，國民黨乘機叫囂反攻大陸；另一方面中國志願軍10月赴朝參戰，直接與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撕殺。中國共產黨人此時所面臨的難題仿佛是十月革命後布爾什克黨人所面臨的難題的“克隆”。三是主要在蘇聯的支持和幫助下，經過三年（1950～1952）的努力，中國迅速地恢復了在建國前遭到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到1952年底，全國工農業總產值比1949年增長77．5%，其中工業總產值增長145%，農業總產值增長48．5%，工農業主要產品的產量元均已超過歷史最高水平。

這樣一來，在經濟上學習蘇聯似乎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其最集中的表現就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編制和實施。

五年計劃本身就是蘇聯的發明創造。蘇聯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是1925年開始編制1928年開始實施的。關於它的意義和作用，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史》說，“宏偉的建設任務和極其偉大的社會經濟改造任務不能僅限於年度計劃範圍。這些任務需要制定相應的遠景計劃。蘇聯1928/1929—1932/1933年度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就是這樣的計劃……在為期五年的遠景計劃中可以反映社會物質生活成熟的要求和相當準確地預料這些要求的進一步發展，正確地確定國家增長的實際資源，擬定具體的生產計劃和建設計劃以及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和國家各地區之間的基本比例。在五年計劃中可以相當精確地規定技術進步的方向，運用新技術和先進工藝的可能性，確定提高國民經濟各部門技術水平的經濟效果。因此，五年計劃成了蘇聯國民經濟遠景計劃的一種主要形式。”

到1955，蘇聯已經實施了5個五年計劃，經濟模式的方方面面也就在這過程中固定了下來。

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是從1951年春天開始由中央財經委員會着手編制，前後共編制了5次，直到1954年，也就是第一個五年計劃執行了二年多才最的編制完畢。

1952年8月，中央財經委員會編制出了由《關於編制五年計劃輪廓的方針》和《中國經濟狀況和五年建設的任務》組成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輪廓草案，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在此基礎之上寫出了《中國經濟狀況和五年建設的任務》報告，對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出了綜合性的全盤設想。根據這個計劃，“集中主要力量進行以蘇聯幫助我國設計的156個建設單位為中心的，由限額以上的694個建設單位組成的工業建設，建立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發展部分集體所有制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並發展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建立對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初步基礎；基本上把資本主義工商業分別地納入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建立對於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作為第一個五年計劃重要載體的156個項目主要由三部分構成的。其中前50項是1950年蘇聯利用向中國提供3億美元貸款援建的，它們涉及到了國民經濟中最重要的部門，主要煤炭、電力等能源工業、鋼鐵、有色金屬、化工等基礎工業以及國防工業；

另有91項是根據1953年兩國政府代表團達成的協議蘇聯援助中國新建或改建的工程項目；最後的15項是1954年赫魯曉夫率領政府代表團訪華期間追加的。在這三部分中，最值得說的還是中間那91個項目的確定。

為了與蘇聯共同商討第一個五年計划具體內容並且主要是為了得到蘇方的支持和幫助，1952年8月到1953年5月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蘇聯，就上述問題與蘇聯方面進行協商。代表團由周恩來親自率領，副總理陳雲和中央財經委員會副主任李富春為副團長，成員主要是負責能源、冶金等重工業部門的領導和負責國防工業部門的軍隊方面的領導。這充分說明了中國當時急於發展的是重工業和軍事工業。代表團於8月17日到達莫斯科，周恩來與斯大林進行了兩次會晤，9月22日同陳雲、粟裕等先行回國。具體協商事宜由李富春負責，最後取得了成果就是1953年5月簽訂了《關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援助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發展中國國民經濟的協定》。根據協定，到1959年連同以往三年實施的50個項目在內將幫助中國新建和改建141個大型工程。

根據從頭到尾參與了此事的人的回憶和有關156項建設工程的文獻，這次訪問的以下兩個方面特別值得注意：第一，學習蘇聯五年計劃的編制經驗。袁寶華在文章中回憶說，“我們代表團此次去蘇聯的目的，就是要談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中請蘇聯幫助設計和援助的項目。所以，為了使我國的五年計劃同蘇聯的第五個五年計劃大綱相銜接，我們開始學習和討論蘇聯的五年計劃大綱草案。”第五個五年計劃（1951～1955）是蘇聯戰後第二個五年計劃，主要是在第四個五年計劃（1946～1950）的基礎之上，完成與改組戰後經濟和恢復受害地區固定基金有關的大規模的再分配過程，重新編制速度和國民經濟的比例關係。

“學習和討論蘇聯的第五個五年計劃大綱草案，使我們比較系統地了解除了蘇聯五年計劃的制定方針和內容，有益於我們充實和完善我們的五年計劃。”

光是自學不算，中國代表團還專門聽蘇聯專家講課。“1953年1月26日確定了講授的內容，並從1月30日開始聽。從1月30日到2月26日，在近一個月的時間裡，由蘇聯計劃委員會的14位副主席和主要委員分別給我們講課，前後共講了20多次。我們十幾個人，分頭把聽課內容詳細記下來並加以整理，編輯成一本書，就是後來由國家計委出版的《關於經濟計劃問題》。蘇聯專家講授的主要題目有：國民經濟計劃工作的組織和國民經濟計劃的平衡方法；工業生產計劃；黑色冶金計劃工作；燃料工業計劃；電力；機器製造；基本建設計劃；勞動計劃；幹部教育及技術人員與工作的分配；人民財政收支計劃；商品周轉計劃；生產費與周轉費計劃；農業計劃；財務計劃；物資技術供應與物資平衡計劃；統計工作；新技術計劃。”

第二，在與蘇聯正式進行談判之前，中國代表團中負責工業的成員實地考察蘇聯的重工業。他們主要是參觀大型企業，如莫斯科的斯大林汽車工廠、紅色無產者機床廠、第一滾珠軸承廠、變壓器廠、煤氣廠、電動機廠，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烏拉爾重機廠，卡敏斯克烏拉爾加的烏拉爾鋁廠，下塔吉爾市的人造樹脂廠和冶金廠等等。“參觀工礦企業，使我們對現代化的大工業有了切身感受，並學習了他們管理企業的經驗。雖然時間不長，確實增長了不少知識。”這不是袁寶華一個人的感受，由於他們都是新中國工業最早的開拓者，所以他們的切身感受在中國工業發展中實際都物化了。

另外，1953年6月，也就是在中國政府代表回國之後不久，＂中央要求國家計委，參考蘇聯國家對計委提出的意見，對五年計劃綱要再修改一次。蘇聯當時已取得社會主義建設比較豐富的經驗，而我國卻剛剛開始編制中長期計劃，十分缺少經驗，他們所提出的意見無疑是有益的。＂

這當時在中國大概是很普遍的看法。

1953年9月3日，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李富春專門就與蘇聯政府商談對中國援助問題向中央政府作了一個報告，主要講了三個大的方面，一是關於第一個五年計劃的任務和方針問題，二是與蘇聯政府商談的結果，三是當前任務。在當前的任務中，李富春提出，第一，要以蘇聯幫助我們建設與改造的141個企業為骨幹，配合國民經濟的各個方面，按照國民經濟按比例發展的法則，來制定我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第二，加強基本建設工作；第三，蘇聯花了很大力量為我們設計的141個企業，並幫助我們建設，為此她將派大批專家來中國，因此我們必須做好一切建設上的準備工作；第四，學習蘇聯，培養人才。

這樣，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之後，蘇聯的經濟模式也基本上在中國確立起來了。

4為了配合經濟上學習蘇聯，新中國在1951年底到1952年對高等學校進行了調整，使之為發展工業、特別是重工業服務。新中國高等教育基礎主要有兩部分，一是解放區的各種幹部學校和“人民革命大學”，另一部分是舊中國的高等院校。第一部分原本共產黨創辦的，是培養共產黨幹部的搖籃。為了有計劃地培養和訓練大批能夠勝任軍事、政治、經濟、黨務和文化教育管理工作的幹部，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各解放區創辦了許多各種各樣的幹部學校。其中不少就是高等院校，如華北聯合大學、白求恩醫科大學、北方大學、山東大學、華中建設大學、魯迅藝術學院、抗日大學、東北軍政大學、東北大學、中國醫科大學、西北人民革命大學、西南人民革命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等等。由於特殊的出身，這些大學向蘇聯學習就成了自然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蘇聯的教育理論和經驗、教學大綱和教材甚至教學管理方法最早就是從這些學校實行並傳播的。

第二部分則是舊式大學。這些大學的特點，一是辦學主體多元化，除了國立的之外，還有很多私立的。“50年代初，中國有私立高校65所，占全國高校總數的28．65%，學生約2．1萬人。”

二是受西方影響比較大。這種影響一方面來自西方教會，當時外國教會（主要是美國的教會）資助中國的高校24所，占全國高校的10．55%，學生約1．4萬餘人；另一方面來自美國，“1947年美蔣簽訂了《中美文化協定》，並成立美國在華教育基金委員會，利用美國剩餘戰時財產售與蔣介石政府所得的二千萬美元充作研究、教授及他種教育之用，如在中國各大學推行英文教學，協助美籍教授來華講學等等。”

這些大學無論在學校結構與管理方面，或在教學內容顯然都是西方式的。

建國後，中國政府先是在1950年要求各私立大學在辦學宗旨、學制、課程、教學及行政組織上，都要遵照教育部頒布的《高等學校暫行規程》和《專科學校暫行規程》；接着，在1951年又收回了教育主權，實行宗教與學校分離，將由外國教會資助的大學一些收歸國有實行公立，如輔仁大學、燕京大學、協和醫學院等，另一些改為中國自辦，維持其私立性質但由政府資助，如東吳大學、嶺南大學、震旦大學等等。

綜合起來看，第一部分成立時間比較短、正規性差，第二部分成立時間長、正規性強，但受西方影響較大。另外，在專業分布上，文科和理科多，工科少，而重工業和製造業幾乎是空白；在地區分布上，高校主要集中在京津滬和沿海地區，中西部地區不多。高等教育的這種局面顯然與向蘇聯“一邊倒”的總體精神不符，與以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為核心的經濟發展計劃更不相適應。在這種背景下，1951年底到1952年，國家對這些舊式的高等學校進行了院系調整，其目的就是學習蘇聯高等教育的體制和適應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

從總的方針看，這次調整是“以培養工業建設培養工業建設幹部和師資為重點，發展專門學院和專科學校，整頓和加強綜合性大學，逐步地創辦函授學校和夜大學，將工農速成中學有計劃地改屬各高等學校，作為預備班，以便大量吸收工農成份的學生入高等學校。專門學院和專門學校又分多科性和單科性兩種，它的任務是根據國家的需要，培養各種專門的高級技術人才。綜合性大學的任務，主要是培養科學研究人才和中等學校、高等學校的師資。”

調整的具體過程，這裡毋須多談，但應指出其學習蘇聯的特點。第一，取消了私立大學，所有大學都為公立，由國家統一管理；第二，變西方式的大學—學院—系三級管理為蘇聯式的大學—系—教研室三級管理；第三，文理科與工科分開。舊式的綜合性的大學，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南開大學、天津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大學等基本上都是由文學院、理學院、法學院、醫學院、工學院組成的。調整之後，這些大學都“偏科”了。以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為例，經過調整，北京大學集中了文理各學科，成為沒有工科的文理綜合性大學，清華大學則集中了工科，成為沒有文科的理工綜合性大學。第四，工科院校的地位更加突出，分工更加詳細。除了清華大學、浙江大學、天津大學等著名高校的工科大大地加強之外，原來一些綜合性大學的工學院分離出後進一步成立了許多專門性的工科院校，農、醫以及法、經和師範也都單獨成校。到1953年，工科院校38所，占全國高校的20．65%，工科專業102種，占全國總專業的47．4%。第五，工科院校的專業設置突出重工業，礦業、動力、地質、冶金、機械類占工業專業的39．9%，而化工、糧食、輕工紡織等輕工類只占11．32%，它們的教學計劃和所用教材基本上照搬蘇聯的。

第六，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大大地被削弱。在工科及工科學生大量增加的同時，“文、政法、財經等科的學生卻急劇減少，1947年三科學生占大學生總人數的47．6%，1952年下降為22．5%，1957年更是僅占9．6%。”

蘇聯經濟模式在中國安家落戶，對於中國迅速地恢復並建立起自己的獨立工業體系，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使中國的經濟發展帶有很深的蘇聯二三十年代的特點。由於實心實意地地學習這種經濟模式，所以，當50年代中期蘇聯開始自我進行調整時，中國黨認為它搞“修正主義”，並就此與蘇共展開爭論。在批判“修正主義”的過程中，中國將蘇聯經濟模式的種種弊端也推到了頂峰。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實際就針對蘇聯模式而言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不了解蘇聯經濟模式在中國是如何確立的，也就無法深刻地理解今天的改革開放、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意義。

明明是從蘇聯原樣抄襲過來的東西，現在倒好像成了國粹，成了某些人士的至愛，萬萬動不得。

現在，連它的老家都在正兒八經地搞市場經濟、對外開放了，我就不明白我們幹嗎要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