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的战役，自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历时六十六天。国民党军先后投入七个兵团、两个绥靖区，三十四个军，八十六个师，共约八十万人，出动飞机高达2957架次。解放军参战部队华野十六个纵队，中野七个纵队，连同华东、中原军区地方部队共约六十万人。战役中共消灭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及其所指挥的五个兵团部，二十二个军部，五十六个师、一个绥靖区，正规军连同其他部队共555099人，约占其参战兵力的69%，其中俘虏320355人，毙伤171151人，投诚35093人，起义改编28500人。国民党少将以上高级将领被俘124人，被击毙6人，投诚22人，起义8人。以上战果还不包括其溃散和逃亡人数。主要缴获有火炮4215门，轻重机枪14503挺，长短枪151045支，飞机6架，坦克装甲车215辆，汽车1747辆，马车6680辆，炮弹120128发，枪弹2015.1万发。

解放军阵亡25954人，伤98818人，失踪11752人，合计136524人。敌我伤亡比为4.06：1。武器装备损失计有坦克1辆，山炮、野炮、榴弹炮共34门，迫击炮、步兵炮共219门，掷弹筒26具，轻重机枪1884挺，长短枪14588支，各种炮弹679943发，各种枪弹2014.9万发，炸药（缺双堆集战场统计数字）97025斤。在大决战的三大战役中，淮海战役解放军的伤亡最大，超过其他两次战役伤亡的总和，占大决战总伤亡的53.8%，各种武器的损耗和弹药的消耗也最大，其中火炮损耗占总损耗的48.6%；长短枪损耗占总损耗的69.4%，轻重机枪的损耗占总损耗的61.8%，炮弹的消耗占总消耗的68.7%，子弹的消耗占总消耗的62.7%，炸药的消耗占总消耗的57.4%。歼敌总数则最多，占总歼敌数的35.8%，缴获则最少，淮海战役的激烈可见一斑。

其中华野歼敌约44万，约占淮海战役歼敌总数的80%；华野伤亡约9.1万，约占淮海战役解放军总伤亡人数的67%。

在战役期间，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地的人民用极大的物力、人力支援了战争。这四省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其中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只8539艘；筹集粮食9.6亿斤，运送到前线的粮食4.34亿斤。

民工的支前是战役中最动人心弦的一幕。到了战役的第三阶段，参战兵力与支前民工的比例高达1：9。这种空前浩大的人力动员，解放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承受能力，如民工支前负担最重的鲁中南区，以第六分区的统计为例，该区共出动49万民工（常备民工17万，临时民工32万，许多临时勤务尚未计算在内）占其总人口300万的16%以上。按惯例，人民负担战争的人力一般不能超过总人口的12%，即八个人中抽一个民工，除去老弱妇孺，几乎是动员了全部的青壮年男性，而此次动员的民工高达总人口的16%，可以说超出了最高的负担界限。而象永城、夏邑、宿县几乎是全民动员。人民提出的口号是“倾家荡产，支援前线，忍受一切艰难，克服一切困苦，争取战役的胜利。”

淮海战役的失利，军事上使蒋介石在南线的精锐主力损失殆尽，尤其是嫡系部队中的骨干，黄维的第12兵团和邱清泉的第2兵团全军覆没，其中还包括被称为“五大主力”的第5军和第18军。（五大主力其他三支部队分别是1947年5月在孟良崮被歼的整编第74师、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役中被歼的新1军和新6军）从而也就失去了蒋介石赖以支持战争的中坚力量。淮河以北完全被解放，淮南大部也为解放军所控制，解放军已直逼长江，下一步攻击矛头直指蒋介石统治的核心地区——江浙沪地区。就全国战局而言，辽沈、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军五大战略集团中最强大的战略集团徐州集团和东北集团已不复存在，华北集团也危在旦夕，尚存的华中、西安两集团，在解放军不断打击下，也受到很大削弱，而新组建的京沪杭汤恩伯集团，实力很弱，这三个集团已构不成主力集团。黄河以北绝大部分已是解放区，黄河以南到长江以北，基本是解放区，国民党只得凭借长江天险占据江南半壁，但随着精锐主力的丧失，也已缺乏足够的兵力来组织起有效的防御。

国民党政治上的危机随着军事上的失败，进一步加剧，派系间的权利争斗，趋于白热化。白崇禧利用国民党政权极为不利的形势，于1948年12月25日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并随即得到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参议会的支持。在此形势下，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发表新年文告，提出与中共和平谈判。然而此时，要和要战的主动权已不在国民党手中了。行政院院长孙科未经蒋介石批准，就率行政院迁往广州，宣布迁政府于广州，并表示反对与中共谈判，号召继续与中共进行战争，企图在外国势力支持下，经营华南。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南京、上海，已是人心浮动，惶惑不安。各轮船公司奉命在南京、上海集中船只，以供国民党政府紧急征用。各级政府官员，争相逃往香港、台湾。国民党中央党部仅剩十余人，立法院80%的立法委员逃离了南京。就连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也忙于撤退人员及家属。李宗仁回忆到：徐蚌会战已近尾声时，中共全盘胜利已成定局，京沪震动，人心惶惶，国内外许多民意机关，甚至统兵作战的高级将领，都认为前途无望。

四面楚歌的蒋介石，在这样局面下，只得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经过精心策划和部署，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引退，将总统之职交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自己回到家乡浙江溪口，在幕后遥控指挥。

对于淮海战役，国民党军统帅部在战后检讨中，不得不承认：国军遭受之失败，影响全局，最为重大，尤其是华东地区。由于国军在徐蚌决战中，主力兵团全部被歼，致使国军再无力与共军主力决战。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将军在给美国陆军部的报告中说：由于国民党政府在长江以北的失败所造成的耻辱，纵令时间容许，国民党政府是否能在华南取得必要的支持，动员这一地区的人力，以重建其军队，实属极端令人怀疑。国民党的完全失败，已是不可避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则认为：将介石的军事力量实际上是崩溃了。

淮海战役的意义就如毛泽东在战役结束后的第四天，即1949年1月14日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所说，现在，人民解放军无论在数量上士气上和装备上均优于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至此，中国人民才开始吐了一口气。现在情况很明显，只要解放军向残余的国民党军再作若干次重大攻击，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亡。

淮海战役是解放军在兵力、装备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同国民党重兵集团展开的决定性的战略决战，最后以解放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解放军在兵力、装备都不占优势，战场情况复杂多变的条件下，能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是中央军委、总前委的正确决策，华野、中野的密切配合，指战员的英勇作战，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的结果。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迹，八十年代，美国西点军校专门派出考察团来到淮海战场旧址进行实地考察，对这一结果的评价是“不可思议”。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是统帅部的决心一变再变，各兵团互不配合，最主要最关键的原因是国民党政府失去了人心。对于这一战役，作战双方对胜败的原因都进行过总结。

国民党军方面，徐州剿总司令刘峙认为此次战役，战略之失败多于战术，战术之失败多于战斗。他总共列举了十三条失误，主要有：对进退大计，迟疑不决，结果临时应战，而不是有计划、有准备的会战，以致形成兵力、态势上的劣势；顾虑长江与淮河防务，结果处处顾虑，处处薄弱，以致分散了兵力；战区间协同不良，兵力转用欠灵活，尤其是黄维兵团未能及早东进参战，失去战机；杜聿明放弃徐州，本属冒险，却不能发挥勇敢果断精神，以迅速的行动击破共军，以致陷全军于危殆；各部队长个人之间，平时精神上有隔阂，战时不能有效协同，以致虽有大军，也难发挥最大合力。

国民党统帅部战后检讨说：失败的主要原因，乃为战略错误，其次为战术缺乏改进，难以支持战略。其他如持续战斗力之保持，战斗力统合发挥及反情报等方面，均有重大错失。

共产党方面，1949年1月20日粟裕在华野前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淮海战役的胜利，有中央军委、毛主席、总前委的正确领导，后方党政军民的全力支援，各兵团、各兵种的协同作战，到会各同志机动灵活的指挥，全体指战员不辞辛劳的英勇作战。

陈毅在1951年2月11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介绍淮海战役情况，概括说明决战胜利的原因：一是敌人错误判断，认为我们没有力量，不会集中兵力与他决战。二是在战役战术上分批分割歼敌，主要以近战夜战，发挥我们的长处。三是庞大深厚的民力支援，实际上成为五百万对八十万，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四是战役过程很艰苦，好比钝刀切脖颈，难以一下把敌人歼灭，是靠战士勇敢、献身精神和天才的创造力来完成战略战役上的正确决策。五是发挥了政治攻势的作用，在战役中敌军有五个师起义，一个师投诚。在俘虏政策上，实行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对敌人实行分化。在这些原因中，人民的支援才是胜利的根本保证。正如中野在《双堆集作战总结》中所说的，作战中的物资供应，是达到较圆满之要求的，无论在粮食弹药的接济，还是医疗救护等方面，都未感到意外的特殊困难，这是此次作战胜利的有力保障，没有这种保障，要想取得这次作战的胜利，是无法想象的。陈毅对尤金特别强调，五百万支前民工，遍地都是运粮食、运弹药、抬伤员的群众，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优势。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